石介无神论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神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石介，生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卒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历任郓州、南京（商邱）推官。因丁忧归耕徂徕山下，在家教授《周易》，学者称徂徕先生。后得到富弼、范仲淹等人的荐引，入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学者从之甚众。为人笃学有志向，乐善疾恶，遇事敢说敢为，曾作《庆历圣德诗》，称颂一时名臣。
石介是宋初的学者、文学家，是当时著名儒家学者孙复的学生，和孙复、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为“宋初三先生”。从明代以来，我国学术界认为，胡瑗、孙复和石介三人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他们“开伊洛之先”①。石介的著作有《石徂徕集》（又称《石守道先生集》）二卷，清张伯行辑。其中《辨惑篇》、《怪说篇》，从儒家立场反对佛教、道教，具有无神论倾向；此外，也有一些反对世俗迷信的言行。
理学，是中国宋、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学术，它代表和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理学作为一种新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却具有精华和糟粕两种思想内容。理学的民主性精华，属于唯物主义、无神论体系，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国学术界并没有足够重视理学中的这种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民主性精华，对这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没有给予全面的总结与批判断承，其中就包括没有认真地总结、批判断承理学先驱者石介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我国学术研究中的这类不足之处，应予弥补。
石介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和事迹，至少在下列两个方面是很有价值的。
（一）断言世间“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
石介和胡瑗、孙复三人，作为宋代理学的先驱者，其共同点是以推崇儒家道统和辟佛、老二氏为己任。
孙复为了树立儒家道统，而坚决辟佛、老学说，宣称：“佛老之徒滥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②因此，佛、老学说是应当革除的。
石介的思想，颇受孙复的影响。
石介亦是北宋初期较重要的排佛、道论者。他看到，自汉代以来，佛教、道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盛一日，至唐宋时愈演愈烈，所谓因果报应，神仙方术以及长生不死的“黄金术”，已经成为“举世人皆惑之，以为必有，故甘心乐死而为之”③的普遍的宗教迷信。面对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石介决心进行“辨惑”，有必要对佛、道欺世惑众的伎俩加以揭露和批判，以正视听。因此，他针锋相对地指出：
“吾谓天地间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④。
石介的断言，这是他根据无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的事物，对于至高无上而又贪得无厌的封建皇帝来说，一般都是有求必得，即“无求不得其欲；无取不得其志”⑤。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他们不断索取，“则无不获也”⑥。然而，事情总不是绝对的，这些为所欲为的皇帝也有有求不应的时候。因为，凡是求成“仙”或求成“佛”的皇帝，结果都无所获，且成了后世的笑柄。他举例说：
“秦始皇之求为仙，汉武帝之求为黄金，梁武帝之求为佛，勤己至矣。而秦始皇远游死，梁武帝饥饿死，汉武帝黄金不成”⑦。
因此，石介得出结论：“推是而言，吾知必无神仙也，必无佛也，必无黄金术也”⑧。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仙、神佛和使人长生不死的黄金术。石介这种以封建皇帝为典型事例，进行剖析，从而否定神仙、否定菩萨、否定长生不死的黄金术，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石介对佛教、道教采取如此毫不妥协的态度，完全是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他声称自古以来有着一条“万世常行”的道统，即：“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⑨。然而这条道统因佛教、道教的兴起而受到了破坏，“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⑩，于是“圣人之道”中断而“王道绝矣”(11)。这不仅危害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危及到封建国家的政治，石介说：
“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12)。“佛、老害政教”(13)
石介认为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等封建礼制，都出于儒家，历代封建王朝就是依靠它而治理国家的，如果人们都崇信佛、道宗教神学，则儒家这套治国平天下之道必将沦丧，而代之以“不易吾衣冠，弃吾父子，舍我尊亲，废吾祭祀”(14)的异端之道，这关系到王权的兴衰、国家的统一，决不能苟同，必须泾渭分明地为维护儒家道统而斗争。因此，石介以韩愈为榜样，坚决排斥佛、道。他声称自古至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15)。痛斥佛、道宗教神学是“怪说”、“妖妄”，是危害儒家道统的“蠹虫”，所谓“尧舜之道其佛、老之蠹乎”(16)！“蠹虫”当然不允许存在，必须消灭之而后安。但当时已经有人要把佛、道与儒并称为“三教”，认为“三教皆可尊”(17)，石介则严厉指责这种做法是“引西方之人，加于二帝、三王之上也，欲引西方之道，行于六合之内也”。惊呼：“斯不亦骇矣乎”(18)！并且指出佛、老之书不可读，应该毁掉佛、道典籍和神象，以免“后生读之惑乱”(19)。
总之，石介反对佛、道宗教是很坚决的，言词也是激烈的。他与韩愈一样，自觉地把“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作为己任：“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20)。他甚至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能维护儒家道统和王权，他甘愿冒风险，说：“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千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21)。这种宁死而不惧的反佛、道决心，表现了无神论者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因此，当时的欧阳修就赞扬石介“尤勇攻佛、老，奋笔如挥戈”(22)。对他这种勇敢的斗争精神深表敬佩，从而说明石介的反佛道斗争在当时颇有社会影响，已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石介又寄希望于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要求皇帝、相国、中丞等达官贵人都来禁除佛、道。他在致范仲淹的信中说：“……佛、老害政教，兴作夺农时，土木耗民财，其待吾天子、吾相国、吾中丞而救乎”(23)！然而，正当北宋统治者处在内忧外患的窘境之下，需要依赖佛、道宗教“神”权来维护其统治的时候，朝庭上下，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外，大都沉溺于佛、道宗教迷信，怎么可能采取绝然相反的禁止措施呢？石介这种良好愿望，成为了“空中楼阁”。
（二）主张“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
石介的无神论还表现在反对封建世俗迷信方面，他感慨当时一些世俗迷信搞坏了民风，希望“圣王”、“贤人”去加以止之，那么“妖俗止则风淳”(24)。
在《击蛇笏铭》一文中：石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宁州天庆观有一条大蛇，长得极怪异。人们由于迷信，都说这条大蛇是蛇妖，很多人又认为是一条神龙，举州人不论内外远近，无不争先恐后前去朝拜，“恭庄肃祗，无敢怠者”。当时，龙图侍御史孔公正巧在宁州“佐幕”，亦随着郡刺史到天庆观察看，孔公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蛇不亦诬乎？惑吾民，乱吾俗，杀无赦”！于是，以手版猛击蛇头，立即将蛇击死，人们看到确是一条蛇，而不是什么蛇妖，什么神龙，便恍然大悟，“郡剌史暨州内外远近庶民，昭然若发蒙，见青天，睹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残而成其妖惑。”（《击蛇笏铭》）从此以后，当地官员和百姓不再迷信什么蛇妖和神龙了。
石介由此赞扬孙公说，龙图待御史孔公“以笏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为朝廷正人，笏方为公之良器，敢称德于公，作《笏铭》”。（同上）他很希望朝廷大臣中多出一些象孔公这样的“正人”，以他们的明断是非，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决心去治理国家，那么，鬼神迷信不难破除，社会上种种浮靡习俗也可望改变。
石还还要求禁止淫祀、淫祠。所谓淫祀，是指不合封建礼制的祭祀；所谓淫祠是指滥设的祠庙。这往往与封建世俗迷信的泛滥分不开。因此，历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无神论者大都对淫祀淫祠持反对与禁止的态度，石介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撰文说：
“若夫宽赋、遏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赋役宽则民乐，贪暴遏则下安，妖俗止则风淳，浮民禁则本正，淫祠去则教厚，幻法息则道明矣。夫乐民、安下、淳风、正本、厚教、明道，诚圣王当留意、贤人宜用心也”(25)。
这里“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都是指禁除封建世俗迷信，石介把“宽赋”、“遏贪暴”和禁除迷信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三项同等重要的政治措施，只要把这些措施付之行动。就可以出现“乐民”、“安下”、“淳风”、“正本”、“厚教”、“明道”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的实现，还得“圣王”、“贤人”等有识之士去“用心”、去奋斗，否则，是实现不了的。
综上所述，石介的无神论是继承了韩愈的道统说和排佛、道说，排斥佛、道是为了维护儒家道统和王权；反对世俗迷信是为了整顿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其批判的武器也离不开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在当时崇佞佛、道以及世俗封建迷信成风的情况下，他能不避风险地挺身而出，举起反对佛教、道教迷信的旗帜，这在反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客观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黄宗羲《宋元学案》。
②《睢阳子集补》。
③④⑤⑥⑦⑧《石徂徕集》卷之下《辨惑》，以下凡引此书者只注篇名。
⑨(10)(20)(21)《怪学下》。
(11)《读原道》。
(12)(14)《去二画本纪》。
(13)(23)《上范仲丞书》。
(15)(17)(18)(19)《上刘工部书》。
(16)《录蠹书鱼辞》。
(22)《读徂徕集》，《欧阳文忠选集》卷三。
(24)(25)《上转运明刑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