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空间发展与美国的因应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策略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5-0063-07
中国早期的空间发展与美国的因应政策是中美之间冷战对峙的一种特殊形式。从1956年中国确立第一个空间项目到1970年4月24日首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中国之进入“太空时代”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相对于美苏两个空间大国而言，中国早期的空间发展还很落后，但在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中，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空间发展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阵营的严峻挑战，并将其置于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下。因此，这一特殊形势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全局意义上的美国亚洲冷战战略。更确切地说，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总体亚洲冷战政策决定了美国对华空间发展的因应策略。
从1956到1970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空间发展集中、大规模的政策考察有两次：一次是50年代后期“苏联卫星一号”（Sputnik I）上天，由于担心中国也随之发射一颗卫星而对中国做出的情报侦察与政策回应；另一次则是60年代中国尖端武器技术取得突破时，美国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忧虑并采取了相应的制约政策。然而，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即将改善的大背景下，1970年中国首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却并未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这充分说明亚洲冷战格局对美国方方面面决策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早期空间对抗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探讨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核心因素，并分析美国对华决策以及亚洲冷战政策的特征及其根源。
一、争夺“空间第三”的斗争与美国的因应策略
1957年10月4日“苏联卫星一号”的成功发射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被喻为一次“技术珍珠港”袭击。“苏联卫星一号”上天后，美国政府立刻组织情报部门对其造成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敏感地观察到，“中共的反应是很快宣称地球卫星发射是苏联军事和科学霸权超过美国的证据”[1]。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第三个发射卫星的国家出现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关乎冷战力量对比和人心所向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方面的反应来看，苏联卫星确实激发起中国领导层建设社会主义、超越西方国家的雄心壮志。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2]，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发射本国卫星的设想。更重要的是，借着卫星的东风，中苏关系乃至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团结起来。在亲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时，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扬，“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3] 616其后，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则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问题（中苏关系）和国际局势做出了重要的判断。关于前者，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以苏联为首”；关于后者，他得出的结论是“东风压倒西风”，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3] 634
事实上，中国早在1956年就确定了发展空间科学的规划，并且就在苏联卫星成功发射前后，中苏两国一直就苏联科技援助中国问题进行密切磋商。根据中共八大精神，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我们要在那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领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4] 3。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同苏联达成了出售原德国V-2式火箭的协议[5] 24。而就在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署了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政府研制原子、火箭武器等的《国防新技术协定》[6] 431。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心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
苏联卫星发射之前，美国政府对技术力量薄弱的中国空间发展并没有给予关注。而在苏联卫星接连发射成功之后，美国不仅在欧洲加强了与苏联的对抗，对中国的空间发展动向和中苏关系也表现出异常的关心。美国政府内部对于中苏之间存在的分歧早就有所了解，曾希望“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停战，共产主义中国或许会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利益”，从而“打破这种结盟”[7] PD00353。可惜事情并未向美国政府预想的方向发展，中苏关系因苏联卫星引发的政治效应而更加密切起来。由于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急需苏联的支持，苏联卫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苏之间出现的巨大意识形态分歧。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还发现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在帮助苏联重新巩固在东欧的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毛坚持共产主义一致性的苏联式强硬路线”，甚至不惜“使中波关系进入冷冻期”[8] CK3100327647。此外，从亚洲冷战的视角出发，几年间亚洲冷战形势的发展已使美国认清了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如果中共的工业化水平继续以高于其它亚洲国家的速度前进，就会对亚洲人民形成相当强的吸引力”[8] CK3100192103，并认定“中共对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施加的有力影响在未来几年会继续增加”[9] NIE 13-2-57。在此形势下，中国是否会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射一颗卫星就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从1958年起，为了侦察中国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发展，美国U-2间谍飞机使用美国或台湾的旗帜，频繁从冲绳、台湾、巴基斯坦和泰国的基地起飞对中国大陆进行间谍侦察[5] 32。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和中央情报局也不停地就中国的空间发展向艾森豪威尔进行汇报①。这种紧张氛围下，六七月份美国政府在讨论第一个详细的国家空间政策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814/1号文件（NSC5814/1）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责成其下属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OCB）尽快就可能的中国卫星发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8] CK3100114141。
1958年8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NSC5814/1号文件，该文件不仅确立了美国空间发展的总体目标，考察了美苏之间的空间竞赛，而且对中国可能发射卫星的前景表示了担心。文件中明确写道，中国的空间发展“将会增强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和欠发达国家的威信，并进一步破坏西方作为技术领袖的威望”[10] 845-863。9月19日，前述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报告最终完成。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发射卫星可能会引发的冷战“科学、政治和心理影响”，认为一颗中国卫星“或许会被视为共产主义制度能够创造快速和令人吃惊的技术成果的积极证据”[8] CK3100114141。
行动协调委员会报告更重要的部分是就美国的因应策略提出建议。同NSC5814/1号文件一样，该报告也认为“除非一个自由世界盟国取得类似的成就”，否则就不能抵消中国发射卫星可能会造成的冷战影响。根据报告，美国准备实施空间合作与发展援助的候选国有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报告明显倾向于援助日本发射卫星，因为如果这颗卫星“不是从一个亚洲国家发射的，亚洲人会对这个计划缺少认同感”，并且“提高日本的科学威信使其成为可能会获得的这种威信的中共的对抗力量……可以进一步推动日本领先于或至少等同于红色中国作为亚非世界科学领袖的地位”[8] CK3100114141。然而在9月24日行动协调委员会就此事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与会成员最终一致决定向英国提出合作发射科学卫星的建议，并准备立即派遣助理副国务卿就此事与英国国防官员进行协商[8] CK3100118089。选择英国而非日本作为美国援助的卫星发射国显然是迫不得已：首先，当时日本的技术能力不如英国，“即便有实质上的援助，日本也不可能在两年内发射一枚火箭”[8] CK3100114141，而根据美国的情报和评估，中国确定的卫星发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美国再也经不起西方世界在空间竞赛中再次失败的结果；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清楚地知道“若要援助日本发射一颗卫星就必须提供弹道导弹技术，这将导致日本获得独立的弹道导弹能力”，而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不会赞同美国援助日本发展这种项目。[8] CK3100114141由此亦可见，亚洲国家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使美国应对亚洲冷战政策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欧洲冷战。
直到1959年底，尽管中苏不合的迹象已经表露出来，美国政府仍然担心中国会在苏联帮助下于国庆十周年庆典时发射一颗卫星。与此同时，政府内务机构关于“抵消中共卫星的宣传性影响”的评估报告仍不断出台[8] CK3100232832。只是到了1960年，随着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各项合同，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美国担心中国发射卫星的心情才放松下来，但对中国导弹、火箭与核力量的发展仍然保持密切关注。
二、20世纪60年代中国尖端武器发展与美国对华空间决策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国空间发展的恐慌因中苏关系破裂而舒缓下来。此后一直到1965年，中国领导层考虑到发射卫星的技术能力仍然不足，因此，空间发展只停留在了探空火箭和导弹的研制上。对此美国方面也有所察觉，1962年中情局的一份评估报告就认为，“中国已经表现出发射地球卫星的兴趣，但没有证据显示这样一个项目的存在”[9] NIE13-2-62。然而，由于中美两国长期敌对，再加上缺乏获取中国情报的途径，美国仍然担心中国会在尖端武器技术方面给美国制造“突然的打击”（Surprise）。1963年，在侦察卫星帮助下，中央情报局收集到一些有关中国武器项目的信息图片。通过对图片的分析，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已从50年代开始了一个比我们从前想象的更加野心勃勃的尖端武器计划”，并且“中国可能会使用一个原型中程弹道导弹，加上一个二级或多级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8] CK3100130607。关于中国发射卫星的目的，评估报告认为：一是要给亚洲国家以中国力量强大的印象，“劝诱邻邦人民，北平正叱咤风云，抵制是没有用处的”；二是要向发展中国家显示“中国类型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条最快速有效地成长为现代工业、科学和军事强国的道路”[8] CK3100130607。
与此同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即将取得成功。同空间项目一样，早期中国核力量的成长也被认为主要是对亚洲国家“有重要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而不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军事地位[8] CK3100360326。美国政府许多官员认为，要抵消中国尖端武器发展带来的政治影响就必须扶植一个或几个亚洲国家在这一领域领先于中国。1962年9月，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向日本外相大平正式提出建议，希望日本在中国爆破第一枚核装置之前“在空间领域显示出某种成就”，并表示美国可以帮助日本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7] JU00172。然而此时执政的池田内阁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关系也处于相对良好时期，因此虽然美日科学家之间一直没有间断空间合作项目[8] CK3100013178，但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60年代中期，亚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动。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一枚核装置；此前8月份的“北部湾事件”导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日本佐藤内阁上台，中日关系转入“低潮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冲突亦有了全新的认识：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美国政府终于承认这场中苏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冷战中的冷战”[8] CK3100486744。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美苏关系进入相对缓和期后，亚洲的冷战形势遂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在某种程度上，1965年中国政府第二次确定卫星发射计划亦是国际国内危机的产物。在国际形势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国家生存同增强中国的威信度与号召力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的许多政策亦由此而发。1961年，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核武器越多越打不起来，“这是吓人的东西”[11] 475-476。在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援助中，中国也有一定目的性，主要“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国家作为重点，着重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样板”[12] 469。因此，1965年1月，当钱学森提出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技术条件，并要求恢复地球卫星计划时，中共中央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该计划。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着手制定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即“651计划”。即使在“文革”的混乱时期，中国“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都是加以保护的[13]，中国的卫星计划因此得以顺利实施。美国方面也观察到这一点，认为“中国的尖端武器项目（核及其运载工具）似乎没有受到文革影响”[8] CK3100401396。
当中国的卫星计划悄然恢复时，日美之间也正为对付“亚洲的共同威胁”而日渐接近。在中国拥有核武器成为现实之后，美国政府深切地感受到由于“国家面积广大、政治上的不妥协和独立的精神”，中国已经成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14] Doc.60。为此，美国政府必须“要基于新的权力平衡来建立地区稳定”，其手段是援助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地区力量，使之成为制约中国的平衡[8] CK3100002306 [14] Doc.60。正试图谋求大国地位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访美，他此行的目的是，“就远东问题，特别是共产主义中国问题，与美国高层对话”[8] CK3100059565。此前，佐藤已经通过美驻日大使赖肖尔表示，他赞同发射一颗卫星以“展示日本在亚洲的科学领导地位，削弱中共核爆破带来的影响”。美国方面很快给予回应，表示愿意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这样一项计划给予援助[7] JU00417。
在亚洲冷战对峙如此尖锐的时刻，美日两国对于谁能取得“空间第三”异常关切。美日首脑峰会时，首相佐藤被描述为“急于进一步推进日本的空间发展，急于紧随美苏之后成为这一领域的第三名”[7] JU00449。1965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一份评估报告，专门就“空间第三的竞赛”进行预测。报告认为“中共领导人几乎当然地想尽早发射一颗地球卫星，并或许愿意修改任何中程弹道导弹项目以达到这一目的”。尽管没有确实的证据，中情局还是认定“中国卫星发射计划的确定日期是1965年10月1日”，无论如何，“中国应当被视作可以在两年内把卫星送入轨道的又一个国家”[8]（CK3100507724）。
1965年11月，法国率先成功发射卫星，赢得了“空间第三”的胜利。然而这并未令美国政府轻松下来，正如早先预料的，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法国的卫星发射没能为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提供帮助。美国继续不遗余力的帮助日本，美国国家宇航局与日本科学界在探空火箭项目方面进行了全面合作[7] JU00417。1967年底，日本首相佐藤再度赴美，双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两国的空间合作问题，包括向日本提供先进的空间设备和空间技术。然而，这种层次上的美日空间合作对美国来说是个政策难题。首先，美国正在国际范围内倡导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如果同日本达成空间合作的协议，就必须给予日本同美国企业就空间技术（如先进火箭制导技术）进行直接贸易的特许权，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导弹和空间技术的扩散”[7] JU00870。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同日本在空间领域的密切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种合作与美日基本关系相一致，符合在双边事务和联合行动中密切合作以加强东亚非共产主义地位的国家政策”。此外，“空间领域的密切合作也会增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7] JU00860。其次，美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在空间技术方面援助日本会直接导致日本走上军事大国道路。“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和平核能和空间研究项目的前提下，非常有可能将日本带上获取尖端武器的道路”[15] Doc.14b。然而，“日本是在亚洲与中共竞争领导地位的重要盟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方面的成就将使日本在亚洲人眼中更有威信，特别是如果日本能够在中共之前取得（卫星发射）成功的话。”[7] JU01069考虑及此，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同日本签订了允许向日本转让美国运载火箭技术的协议。这样，在防止日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技术与对抗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之间美国政府选择了后者，在防扩散与制衡中国之间美国政府同样选择了后者。
美国空间防卫中国的一个扩大化的努力是将尖端技术的受援国范围由盟国扩大到了“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就是美国在亚洲着力扶植的一个抗衡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
冷战扩展到亚洲以后，美印关系一直是一波三折。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将印度奉行的中立主义视为“对西方军事同盟体系的威胁”[16] 198，很难将其拉入共同遏制中国的阵营中。另一方面，同样是该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已经意识到“印度的经济发展将具有国际政治影响”，因为“亚洲和非洲正观察并比较印度和中共政权能在快速工业化、人类自由和生活水平方面为其人民做什么”；“在亚洲，一个强大的印度将是共产主义替代物的成功案例，并能够逐步增强反抗中共在南亚和东南亚扩张的外部安全利益”[17] 32。因此，在美国的亚洲冷战战略中，印度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然而，美印关系发展受诸多因素制约，苏印关系和美巴结盟都是严重的障碍。美国国务院在其南亚政策文件中曾坦率承认，“我们未能联合更多当地亚洲人共同遏制中国是由于许多不可控的因素”[8] CK3100494846。
当1965年中美在亚洲的冷战敌对愈益激烈时，美国政府决心为了推行新的亚洲冷战战略而彻底改变对印政策，根本目标还是要“致力于逐步发展亚洲当地制约中国的平衡”[8] CK3100494846。从1966年起，美国政府扩大了对印度科学与技术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8] CK3100099250。根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过去几年，美印在探空火箭实验方面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且通过这一合作，印度的图姆巴发射场得到了良好改造，这使得“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在该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了”[8] CK3100077528。该备忘录还提出了未来美印在外空活动各个领域（包括提高印度卫星发射能力方面）进行合作的计划。
60年代的美印空间合作凸显了美国推行亚洲冷战政策的两难困境以及应对“中国空间挑战”的政策难度。冷战中美印关系一直复杂多变，双方互信度也很低。然而，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政府却不得不“冒着某些风险”，采取一种“更为现实的亚洲战略立场”[8] CK3100494846。为了制约中国，美国在苏印军事关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仍将极为敏感的空间技术主动呈上。与此同时，美国将高军事技术的援助范围由盟国扩大到非共产主义国家，也为未来的美国安全埋下了隐患②。
三、中国首颗卫星发射与中美早期空间对抗的冷战根源
早在尼克松就职之前，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已经走入困境。进退维谷的越南战争使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疲惫不堪。而尽管中美之间实力对比悬殊，美国却没有办法用军事或政治手段克服中国的挑战，也没有办法在亚洲扶植起一个强大的盟友来制衡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亚洲处于一种“战略上无能”的状态。这种状态加上美国人久已有之的危机感使其对所谓的中国“空间威胁”做出了过度的评估与回应。实际上，约翰逊政府时期已经考虑要“在越南形势稳定之后，美国军力退回到一个谨慎的支持性的地位”[8] CK3100494846，也即实行亚洲战略收缩。然而，直到尼克松继任后美国政府才真正下定决心改变其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1969年，尼克松在关岛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其后不久，尼克松与基辛格二人就开始秘密筹划同中国改善关系。中国首颗人造卫星正是在这样的美国政策变动中成功发射升空的，并因此引发了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此前的2月11日，日本已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如果单纯从时间上比较，中国显然已经在这场亚洲的空间较量中失利。若按此前美国的政策预期，中国一定会威信大失，而美国则会借机发动宣传攻势。然而，日、中卫星相继发射成功并未激起很大的国际政治波澜，美国的反应也相对平静。美国国务院在得知中国卫星发射的消息后，只是指示在华沙与中国会谈的斯托塞尔大使表示对中国技术成就的欣赏，并表示美国一向赞同外层空间的和平开发与利用[7] CH00173。究其根源，中国卫星发射早在美国政府意料之中是原因之一；美国政府调整其亚洲冷战战略则是关键因素。
应该说，中国卫星的发射并不出乎美国政府意料。从1966年起，美国情报部门不断确认中国会发射卫星，并且估计中的发射日期都非常迫近③。到1969年10月，美国中情局甚至对中国仍没有发射卫星表示“很困惑。”评估报告猜测这是因为中国正在筹备一个庞大复杂的空间发射项目[9] NIE 13-8/1-69。从“东方红一号”的重量④ 来看，中国推迟卫星发射的原因也许确实如此。
事实上，处于国际孤立环境中的中国未尝不想改变自身的处境，融入国际社会也一直是中国的利益诉求。早在1956年毛泽东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指出，“中国应当有一个致力于改变中国经济、科学和文化面貌的长期计划，应当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18] 63。中国早期的空间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冷战中寻求获得国际认可的政治工具：一方面，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确实对欠发达国家有极强的示范和号召作用，由此可以改善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具备一定的高科技军事能力，迫使美国在构筑国际安全体系时不得不“需要”中国的参与。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被排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积累一定的实力从而打破被封锁遏制的瓶颈已经成为中国的生存需要。中国的空间计划之所以能在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中生存下来，皆源于此。此外，在法国已经发射了卫星，日本正加紧卫星研制的形势下，也只有加大中国卫星的“重量”要求才能更好的达成上述政治目标。冷战时期美国近距离观察中国形势的眼线——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其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分析道，在中苏分裂和中国经济改革失败的形势下，“中共正给予军事工业和象征大国地位的技术以高度优先性”。“这些火箭和核项目成就，甚至中国的侵略性，都被用于强调中国不能被忽视，并因此应当被联合国和诸如裁军会议等国际组织接受。”[8] CK3100090256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自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等几次核战争边缘过后，美国政府把注意力日益转向构建一种全球安全机制。早在60年代初，美国已经觉得有必要把中国纳入核裁军的轨道上来[8] CK3100479531。随着中国导弹核力量的增强，中国加入国际安全机制确实成为美国的一种“需要”⑤。然而尼克松以前，历届美国政府往往倾向于使用围堵或惩罚的手段来“劝说或迫使中共接受核禁试条约或其它军控协议的条款”⑥。尼克松上台后，虽然美国的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其方式却已经由围堵转向了疏导。因此1969年8月，尼克松才急于向中国表示，“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仍然处于孤立状态，那么亚洲就不可能进步”[15] Doc.2。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中国首颗卫星没有引发大的政治波澜也就可以理解了。
回顾1957年以来美国对中国早期空间发展的考察、评估以及应对策略可知，美国对华空间决策是同冷战形势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紧密相连的。尽管美国政府出于对中国空间发展担忧而实施的联日联印制衡中国的政策只是美国对华冷战遏制的一个方面，却能清晰地透射出中美冷战对峙的特征和实质来。首先，美国政府对于所谓“中国威胁”的预测和评估是过度的，且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与缓和上下波动。从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门对中国空间发展的评估来看，许多预测都夸大而不切实际，这反映出美国在冷战中的一种紧张心态与遏制共产主义的“预防性”心理。其次，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成本非常高。前述美国拉拢印度留下“后患”的例子之外，日本与美国的貌合神离也使美国在出让高新技术给日本的同时失去了良好的贸易机会，而且未能阻止中国获得相应的设备。根据6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情报评估，“中国贸易的2/3是与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并且“很多已经完成和正在协商中的合同是用于进口制造和加工‘太空时代’产品所需的设备”[8] CK3100423931。在这些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日本和西欧是中国核与导弹项目的主要供应国[8] CK3100518364。最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被演绎成一场政治心理战。杜鲁门在演说中曾经提到，如果美国“在这场斗争中失败，我们将会失去人心”[19]。因此，60年代美国在亚洲实施的冷战战略远不止公开的军事敌对，更多的冷战战略意图是通过隐蔽的政治、经济、心理手段来实现的。通过在空间科技方面大力扶植日本和印度这样的亚洲非共产党国家来抗衡中国的影响，进而实现美国的冷战目标。
实际上，对于处在冷战敌对中的东西方国家来说，空间发展与卫星发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事务，甚至也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事务。特别是在冷战前半期，卫星几乎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标尺，哪个国家抢先发射卫星就证明哪种社会制度更具优越性和号召力。中国的政治倾向、中国情报的缺乏，以及卫星的这种象征意义，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早期空间发展产生恐慌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于中国早期的空间发展除了情报侦察之外并没有采取积极干预的手段，而是试图通过扶植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来抵消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其付出的政策成本也不可谓不高。
注释：
①在一份国务院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文件中，情报部门认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已经就十月一日从中国发射一颗地球卫星达成了协议”，见" Synopsis of intelligence and DOS items reported to Eisenhower" ,Aug 19,1958,CK3100233349,DDRS.
②1989年，印度成功地通过卫星运载火箭发射了烈火一型（Agni-Ⅰ）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这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将民用卫星项目转成军用导弹项目的国家。在许多美国人担心印度导弹的目标国家之一是美国时，一些政策分析人士也在反思，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是在60年代从美国手中取得固体燃料推进器的技术的。”参见徐琳：《美国助印度发展卫星科技是养虎为患？》，载《华盛顿观察》周刊，2006年第12期，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网络版）。
③如1966年的一份特别情报评估认为中国会在1967年早期发射卫星；1969年2月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将试图尽快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期间不断有类似报告出台。SNIE 13-8-66," Communist China' s Advanced Weapons Program",Nov 3,1966; NIE 13-8-59," Communist China' 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 ,Feb 27,1969,available at http://www.foia.cia.gov/nic-china-collection.asp.
④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重173公斤，超过美、苏、法、日四国第一颗卫星重量之和。
⑤在美苏进行核裁军谈判时，国务卿腊斯克坚持“任何美国削减数量的增加必须将红色中国考虑在内”。 Doc.24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ov 10,1962,FRUS1961-1963,vol.Ⅶ.
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使用外交孤立和海上封锁等手段迫使中国接受核禁试条约。Doc.283,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McNamara,Apr 29,1963,FRUS1961-1963,vol.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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