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1]2004年在《企业家行为规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中外企业家行为规范的比照,总结了西方企业家的优点,为我国企业家建立良好的行为规范树立标杆,变他律为自律,成就这个庞大的“人心工程”;并从实证分析角度论证了社会信用体系建立问题,制度的完善,完善社会“道德工程”和政府监控职能会使我们的企业经营更为规范,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打好基础。本文在绪论中主要介绍了企业家和行为规范的概念以及行为规范与文化的关系;在接下来的第二、叁章中用实证列举的方法介绍了中国企业家的行为规范现状,并做了原因分析;第四章中用比较列举的方法介绍了从西方人的价值观(源于圣经)来看企业家所应具备的行为规范;第五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企业家业绩分析与评估模型;后面的几章里论证了我国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就企业家行为规范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分析。本文的分析结果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为切实改善企业家内心状态和社会信用状态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
孙大鹏[2]2005年在《制度缺陷框架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制度改革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而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没有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刻变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真正确定。国有企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产权制度改革，目前仍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市场叁者之间的关系，市场化的问题却没有用市场化的方法去解决。 国有企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市场经济的共同产物，其对经济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体现对社会再生产的直接参与和对社会再生产的主动调节。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它在整个经济中若超过一定比重，必然造成整个经济的体制性无效率。因此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一般竞争性企业将是我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主要为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职工的积极性，二是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总体上是不成功的。管理层收购实质上能够有效解决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但它不单纯是一种解决经营者激励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它对中国企业来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性意义：这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轨迹，即从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回归。 管理层收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变革的方式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英国以来，伴随着欧美的公司分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私有化的全面展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以及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结构和法人治理领域的深度变革和巨大变化，管理层收购被西方众多学者、股东和企业家等视作提高公司质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而广为使用，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时兴的全球化趋势。实践证明，管理层收购在国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降低代理成本、激励内部人积极性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目标企业绩效多方面的提高。 管理层收购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层收购是经营者实现企业真实价值的一种
张明贵[3]2003年在《城市规范研究》文中指出当今城市管理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促使我们必须考虑城市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此，饶会林教授提出了城市政府管理的五职能学说，即：导引、规范、治理、服务和经营。本文所述的城市规范，即饶教授所说的五职能之一，本文所有的研究都据此展开。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城市规范就是根据城市导引的需要，通过制定法规、政策、行政条例和规章制度等成文法的有形文案，以及主动引导民间自发形成的风俗、道德、习惯等无形约束，对城市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的社会活动及行为进行边界约定与预警的一项基础性管理职能。规范实际上就是“游戏规则”，它的突出特点在于限制性和强制性。城市规范职能就是根据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制订相应的规范，实际上就是指制定相应规范的行为过程。 本文以城市规范的界定为起点，重点研究城市规范的含义、本质及其缘由，并进而探讨城市政府行为规范、城市企业行为规范、城市市民行为规范的理论依据与制度设计，从而为新时期的城市政府管理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武器。 规范从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文化，从城市规范的形成来看，规范是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结果；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理想状态的城市规范是城市中的各种利益主体长期利益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从公共选择角度来看，城市规范是城市中的各种利益主题集体选择的结果。由于组成城市政府的个体本身也是“经济人”，并由于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被俘虏成为城市规范的常态。 城市规范设计，就是根据城市规范的本质，通过对城市规范的理论依据、形成过程、功能作用等的研究，对城市政府、企业、市民的行为规范加以制度设计，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政府行为规范设计，就是划清政府职能、职权和职责，使应管尽管，不该管者不越雷池一步；并且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如城市政府官员的自律规范等，达到减少政府官员的“不规范”行为(腐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政府的工作成本之目的。城市内容提要政府官员自律规范，这是建设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的必要条件①(饶会林，2002)。城市企业行为规范设计，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抑制企业行为的负的外部性，激励企业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行为，以实现城市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城市市民行为规范设计，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广大市民之间的和谐共存，保持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本文共分7章，第1章主要研究什么是规范和城市规范，并对城市规范的分类、城市规范体系以及城市规范的作用进行了简要的探讨。第2章着重对城市规范进行经济学分析，从累积因果、博弈论以及公共选择等方面探讨了城市规范的本质和城市规范的形成，以及城市规范的一般状态。在此，笔者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城市规范处于被俘虏的状态，并不能完全代表城市公众的整体利益。第3章探讨了城市规范的形式，主要围绕有形城市规范和无形城市规范展开，并探讨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出了城市管理的“礼治”思想，即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按照城市规范进行治理的城市治理模式。 第4章探讨了城市外部管理规范，即城市管理体制及其改革，分析了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即部门管理和层次管理的弊端，并在饶会林教授城市矩阵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分级自主管理的思想，即围绕政企分开、政市分开，扩大城市自主权，还市于民。同时在探讨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制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的建议。 第5、6、7章主要是围绕城市内部行为规范展开探讨，分别研究了城市政府行为规范建设、城市企业行为规范建设以及城市市民行为规范建设，并进而提出了相关的规范设计建议。万
张斌[4]1998年在《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规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激励的运行制度和整体的配套政策环境建设不尽完善,长期以来形成的国企经营者群体经营能力参差不齐,相当的经营行为表现扭曲,规则建设滞后和经营者行为扭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微观经济运行质量.
唐曼萍[5]2010年在《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中的主要经济成分,为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重要微观经济基础。作为国有企业核心人力资本的高管人员是国有企业本金营运实现保值增值的关键要素,是企业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并实现长远目标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不断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高管人员的企业家才能对企业运营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基于代理动机和“经济人”特性而做出损害企业价值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自利性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财务行为影响了高管人员企业家才能(或精神)的充分发挥。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高管人员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企业利益,实现股东、债权入、企业员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财务目标的负责任财务行为。这两种不同的财务行为基于不同的动机对企业价值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也构成了现实研究中一个有趣的话题。但从国内外现有对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研究的文献看,学者们多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研究高管人员基于代理动机的财务行为,并且国内的这方面研究都还不够系统和完善；而缺乏对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且为主流方向的社会责任动机下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马克思的人性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经营者财务理论等理论基础上,选择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主题——高管人员代理动机的财务行为和高管人员社会责任动机下的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本文结合中国转型经济改革的背景,利用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代理动机下的高管人员过度投资行为和在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丰富了这方面的理论文献；本文还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立足国有企业经营的实践,创新的提出了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实践对国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从而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而从实践的角度看,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治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代理性财务行为有用的制约因素,从而为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的公司治理提供思路；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还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的激励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比较现实的激励措施。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1)财务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与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研究概述。我们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从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的内涵、行为特征、表现方式、与国有企业价值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的研究概述。(2)代理动机下高管人员过度投资行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从过度投资行为的概念、特点、后果、动因及其度量等方面对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分析过度投资行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3)代理动机下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对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行为作了多维度的系统分析,并进一步构建经济模型对是否存在自由现金流量的在职消费行为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了各制约机制对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4)代理动机下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分析。在对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概念简析基础上,分析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实质是管理层权力私人收益的获取。其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具体方式有贪污挪用、用企业资产资金行贿、变相管理层收购、贱卖国有资产、利用国有资产私营、异质性激励、侵占无形资产和吃回扣等八大常见的侵占方式。侵占行为有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法律效应；而影响高管人员侵占行为的因素,既有高管人员自身个性特征和诚信度的影响,又有公司内部产权制度、高管人员任命机制和薪酬契约的影响,还有外部宏观环境中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产权市场和外部审计监管力量的影响。(5)社会责任动机下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的分析。首先讨论了社会责任的内涵,阐述了社会责任财务观提出的时代背景、人性基础和社会背景以及社会责任财务观对高管人员理财行为的要求；从对股东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两个维度分析了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的表现；并从高管人员的心理因素和制度环境因素两个维度分析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从内在的心理因素影响看,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主要受高管人员“社会人”的人性特征和其较高层次的需求影响；而从外在的制度环境因素影响看,又主要受我国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国有企业文化的感召和社会对高管人员价值评价体系等几方面的影响。最后,我们结合“5.12”汶川大地震,从震中抢险救灾和震后恢复重建两个维度具体分析了“东汽”高管人员在灾难面前的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6)对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不同动机下的财务行为治理规范进行了设计。从约束高管人员代理动机的财务行为规范设计和激励高管人员社会责任动机的财务行为规范设计两个方面,从企业内部治理制度设计和企业外部宏观必要环境构建两个维度探索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财务行为治理和规范的思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本文以唯物辩证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的“二元特征”,克服了传统“一元化”理论的片面性。现有中西方研究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的文献主要基于代理动机来分析高管人员降低企业价值的财务行为,而本文突破这一传统的“一元化”理论,还提出了高管人员基于社会责任动机而提升企业价值和实现利益相关者财务目标的财务行为,从正反两个方面完善了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研究,使高管人员财务行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视野。(2)本文从高管人员的个性特征分析过度投资行为,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指明了方向。现有对高管人员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公司股权结构制衡机制和宏观投融资体系与制度层面的解释,本文突破宏观研究的层面,而从微观层面探讨了高管人员个性特征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过度投资行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3)本文探讨了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抑制过度在职消费行为指明了方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自由现金流量的视角检验了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的存在,并发现公司制约机制对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有制约作用,从而为过度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找到了理论支撑。(4)本文构建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为高管人员侵占行为的治理找到了理论依据。通过研究,我们阐述了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内涵和特征,概括了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主要方式,分析了高管人员侵占国有资产行为的实质和效应,探讨了侵占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为高管人员侵占行为的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的思路。(5)本文突破现有研究,提出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并在系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弘扬正气、科学理财提出了政策建议。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法人社会责任的履行,而对高管人员社会责任及其社会责任动机下的财务行为研究不足。本文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根据高管人员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财行为实践,提出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主要通过高管人员提升企业价值和实现利益相关者财务目标的理财行为体现出来,这与现有中西方普遍的高管人员基于代理动机而降低企业价值和制约利益相关者财务目标实现的财务行为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本文对“5.12”汶川大地震中“东汽”高管人员的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危机状况下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会基于社会责任动机而做出提升企业价值和实现利益相关者财务目标的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这对弘扬正气、科学理财提供了有力的例证,这对我国国资管理工作中如何做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的科学引导是一个有益的启示。(6)本文提出了约束高管人员代理动机的财务行为规范设计和激励高管人员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的行为规范设计,为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的思路。在对高管人员财务行为治理规范方面,本文突破现有的公司治理思路中仅对高管人员代理动机下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且侧重于物质激励的方式,而补充还应对高管人员社会责任动机下的社会责任财务观行为进行合理的引导和重点加强精神激励,并结合企业微观层面和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层面探讨了高管人员财务行为规范化的设计。
高小玲[6]2006年在《企业道德风险及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美国和西欧一些大公司相继爆出了丑闻，日本企业的腐败问题也日益深化，中国上市公司的丑闻和违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这些不成熟与成熟市场频频出现的企业败德行为导致了极大的社会后果，使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新的企业竞争本质上是争夺企业利益相关者“注意力”的竞争，企业竞争重点的根本变化要求企业更加注重自身行为的伦理取向。因此目前关于企业伦理的讨论成为全球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热点。尤其是从成熟的西方市场总结出的伦理理念是否也适合于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企业，伦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是一种奢侈品，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综观现有的企业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研究，理论上关于企业能否成为道德主体还存在长期的分歧，研究者要么陷入用企业成员个人美德代替企业道德的危险，要么陷入企业泛道德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存有不现实预期的困境。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企业伦理研究的基本假设，本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企业能不能作为道德分析单位、中国企业道德风险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得到限制一一即中国企业的伦理道德风险如何进行治理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本研究依据富兰克.H.奈特(2005)关于风险研究的思路，设定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的有效防范和治理需要论证和研究的相关主题是：1、澄清“企业是道德主体”，论证企业与伦理道德能在企业实践层面进行结合，以明确企业道德风险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企业。2、融合理论规范和实证经验的方法，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论证企业道德风险是社会建构和企业自主共同作用的结果。3、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结果，寻找影响企业道德风险的企业内外部因素，并相应提出中国企业道德风险的预警指标与治理机制。本文根据文献检索、理论推导和专家访谈，构建了企业道德风险影响模型，并发展了测量工具，在获取2004年A股市场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企业道德风险的假设及有关中国企业的细分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或得出：1、企业是道德主体、可以作为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单位企业伦理事实的实质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在理解这种关系的探索中可以形成企业伦理、企业是能成为道德主体的概念。以往四重视角下的企业与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研究能够作为支撑企业是道德主体命题的最初理论基础。道德与理性的元关系分析显示，理性和道德的关键特性类似。而且多元理性与企业战略通过同构法能建立对应关系，企业道德能够与企业整合，企业是道德主体，能够成为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研究对象。2、企业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经验研究方法可以在实用层面共生从企业伦理道德研究对象的双重特性——既要研究企业伦理行为之事实和道德起源与目的之事实；又要研究企业道德价值——中本研究总结出，企业伦理道德研究本质上是整合性的，需要规范研究和经验主义两种方法论的融合。这两种方法论也能够融合，不过其融合的层次是经验和规范主义两者处于“共生关系”。体现这种共生关系的最一般主题是人性，最直接的主题是特殊的承诺、协议和契约。综合社会契约理论就是运用契约的“宏观”和“微观”两种形式来达到“规范”与“经验”之间的共生共演。同时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也能引用到企业伦理研究中，来化解伦理道德研究中规范和经验方法的尖锐对立。3、中国企业道德风险实证的结论(1)企业内部要素中的企业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差、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高级经理人员激励契约、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对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产生存在影响，与企业道德风险行为之间具有显着的负相关性。(2)企业外部变量中的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地区信用、企业声誉变量(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每股净利润)对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产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3)企业内部因素中的企业性质、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契约，与外部因素中的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企业声誉变量、企业盈利能力同步进入企业道德风险最终计量模型。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在复杂多变环境下运作的上市公司企业道德风险的最重要因素是高级经理人员激励契约，接着依次是企业性质、企业声誉变量(公司资产自然对数，企业盈利)、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4)综合(1)、(2)、(3)可以得出结论：一定程度上现阶段中国企业道德风险行为是企业“自主意志”(反映在内部要素上)和“社会建构”(反映在外部变量上)的结果。(5)不同性质的企业，影响其道德风险行为的因素存在差异。与民营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存在显着相关的变量有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契约、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政府干预指数、企业偿债和盈利能力；与国有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存在显着相关性的变量有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数、政府干预指数、法治水平、地区信用、企业声誉、企业偿债能力。民营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产生主要与企业内部因素有关，而后者主要与企业外部因素显着相关。(6)股东所有权集中度是约束上市公司企业道德行为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这从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道德风险在1％的显着水平上负相关；以及对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与企业道德风险的显着负相关关系得到支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差与企业道德风险在5％的显着水平上负相关，也说明了中国的股东制衡效果不佳。(7)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与企业道德风险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社会信用、声誉机制在转型期约束中国企业行为中已经发挥出作用，企业声誉机制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其作用发挥还很有限。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等外部治理环境对于企业道德风险的产生作用显着，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的经济盈利与公司道德风险的发生具有密切的负相关关系。本文在这些结论和发现的基础上继而提出了中国企业道德风险治理机制，并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局限和可能的发展。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1、突破了前人研究在未解决企业和伦理何以结合的前提下，就直接探讨两者如何结合的问题，在事先论证企业是道德主体、企业伦理何以与企业实践整合的基础上才提出如何结合的方案，这可能是企业伦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创新。2、另外一个有意义的创新可能是方法论的创新。本文在系统考察企业伦理研究的两种主流方法论——规范和经验方法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两者之间是“共生关系”，即规范或者经验企业伦理在应用各自概念和方法论上的独特研究结果时互相依赖，并就此阐释了“关系主义方法论”体现了这种融合。3、本研究提出企业道德风险是社会建构和企业自主能动的共同产物。从道德风险的外生源和内生源两个视角探讨影响企业道德风险的因素并加以实证分析，这里体现出本文对企业道德风险的全面系统考察。而且笔者依据中国企业的实证结论，针对不同的类型的企业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这又体现了在系统考察下对特殊性的考虑。4、在具体方法上的突破。本文采用了解构还原方法、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尤其是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最新数据，采用Logit模型，进行了企业道德风险实证研究，这突破了传统企业伦理研究仅采用单一的理论逻辑推演的局限。
徐习兵[7]2013年在《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企业集团在运行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财务控制方面。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我国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仍不够合理,集团对子公司的财务控制效率较弱,如集团治理结构的缺陷制约着财务控制效率,权限分配不当导致经营失控,管理层诚信缺失和企业文化建设不足导致控制低效等等；其二,我国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体系对保持和培育集团核心能力及学习能力的重视不够,我国企业集团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这些问题制约着集团的经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企业集团财务控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纳,把握目前研究现状以及研究中存在的可取与不足之处,接着对企业契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权变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归纳与整合。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集团财务控制进行基础性分析。具体分析时,沿着“本质—目标—方式”的逻辑思路,首先从企业集团成因入手,在企业契约理论和能力理论视角下探讨企业集团的本质。集团的本质决定了财务控制本质,财务控制本质决定了财务控制目标,财务控制目标决定了控制方式。在探讨了集团本质和财务控制本质属性基础上,对财务控制主体、控制客体、控制目标、控制方式等基本要素进行了重构和拓展。接着,对集团财务控制绩效进行分析,从财务控制主体、控制客体、控制目标、控制方式、控制环境等基本要素入手,对财务控制绩效影响因素及如何提高财务控制绩效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分析中始终以财务控制绩效为主线,将现代企业前沿理论的相关论点经“打磨”后“串”在了一起,形成本文较具特色的研究结论。然后,以哇哈哈集团和太阳神集团为主要素材,对企业家能力结构与财务控制绩效进行案例分析,以验证财务控制绩效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并试图探讨企业家能力结构与财务控制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家能力结构中哪些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然后对理论分析中的主要观点提出研究假设,并以母子公司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对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证实研究假设中所提出的结论。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对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优化进行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使研究更系统、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学。本文在吸收与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企业契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权变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归纳与整合,将这些前沿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融入到集团财务控制这一传统研究领域之中,试图对集团财务控制理论进行重构与拓展。在研究内部控制结构上,通过理清内部控制、管理控制和财务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企业整体视角构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明确财务控制在整体控制体系中的定位。在研究控制要素时,开创性地将企业能力引入到分析中,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忽略能力要素的缺陷：财务控制客体从物质资源扩展到包括知识和能力等无形资源；财务控制方式不仅包括标准控制,还包括针对无形资源的非标准控制方式；财务控制目标从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深入到企业能力目标；财务控制主体的能力结构特征作为关键要素进行重点分析。在研究控制绩效时,从财务控制主体、控制客体、控制目标、控制方式、控制环境等基本要素入手,对财务控制绩效影响因素及如何提高财务控制绩效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分析中始终以财务控制绩效为主线,将财务控制方式、控制行为背后的契约关系、企业上层的权力结构以及控制主体的个体特征等有机串在一起,并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本文较具特色的研究结论。本文提炼出“控制环境—控制行为—控制绩效”的研究框架,不仅可为企业集团如何设计和优化财务控制系统框架提供理论指导,还为诊断企业集团财务控制问题提供了思路、启示和理论依据。在研究控制优化中,本文还尝试构建了基于企业能力的集团平衡计分卡考核体系。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研究视野和内涵,丰富了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研究文献,还为深化和系统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理论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2、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研究方法,突破了国内现有集团财务控制研究大多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局限,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研究结论不仅科学,也更具有说服力。本文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集团财务控制控制绩效的关键变量,如母公司管理者能力、母公司管理者诚信与道德观、母公司企业文化、子公司治理有效程度等等,并提炼出研究假设。接着以母子公司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不仅弥补了以往学者对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绩效影响因素缺乏实证研究的缺陷,还为后续的理论研究提供有力的实证基础。3、在研究结论上,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对能力的控制权是企业权力来源之一；企业行为是权力导向而非效率导向,权力建立在依赖性基础之上；能力要素所有者要获取企业控制权,其前提条件是企业对能力具有依赖性,市场竞争机制能使企业对能力要素具有依赖性。案例分析表明：洞察能力、学习能力、战略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诚信,是企业家最为重要也是不可缺少的能力和品质。在企业家能力结构中,洞察能力和学习能力是根本和基础,洞察能力和学习能力越强,战略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也会越强。在战略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中,战略能力更关键、更具有稀缺性。实证研究表明：在母公司管理者能力、母公司企业文化、母公司管理者诚信和子公司治理有效程度等控制环境中,母公司管理者能力对于控制行为和控制绩效的影响是最强的。母公司管理者应持续加强战略能力、管理能力、洞察能力和学习能力等能力的培养,锻炼心智模式,针对自身能力的不足有意识进行弥补和完善,保持各种能力平衡性。控制环境(软控制)通过控制行为(硬控制)部分中介作用于财务控制绩效；控制环境对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绩效的作用效果强于控制行为。这一结论对于我国企业集团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目前处于转轨时期,各方面制度还不健全,要弥补契约不完全对交易效率的影响,集团需要重视文化、声誉、诚信和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才能保持和增强集团的生命力、核心能力和可持续竞争优势。制度越不完全,企业文化、企业家声誉、企业家的能力也就越具有发挥空间。
陆平[8]2010年在《企业和谐文化体系设计与测评研究》文中提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竞争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建立与企业成长和发展相适应的企业文化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管理上的突破。正如《财富》杂志所说: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卓越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企业经营战略也无法成功。本文的研究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该理论中的“和谐”概念与系统和谐性的思想。本文第叁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介绍了企业和谐文化体系建设中关于文化体系设计、文化建设实施和建设成功测评的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也在于此。对于企业和谐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本文的思路是:统一认识、树立核心价值观,发展领导的示范作用践行企业文化,通过营造企业和谐文化气氛、实施民主参与的管理机制和对全员的培训,全面深入的建设企业文化,最后,对企业文化进行考核,从制度上来推进和控制企业和谐文化体系建设。这是基于“和则”与“谐则”手段提出的建设思路。企业文化体系建成后,其是否和谐,还需要通过测评来考查。本文引入和谐管理理论中的“和谐度”测评方法,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数学方法计算企业系统的和谐度。其中,指标的选取与和谐度的计算公式是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企业文化和谐度测评的18个指标是在以下基础上筛选出来的:第一,国内外企业文化测评指标研究的理论成果;第二,和谐理论中关于和谐度测评的四个维度;第叁,“和谐”的内涵和“企业和谐文化”的内涵。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关于和谐计算公式,本文借鉴了企业文化量表测评和统计学相关原理。最后,本文通过一个实证分析—石家庄移动企业文化调研,来证明本文所提出的企业文化系统和谐度测评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调研中,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文献、实地考查的方法,对石家庄移动企业文化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进而得出石家庄移动企业文化史和谐文化的结论。本文的结论部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的努力方向。
韩璐[9]2012年在《企业家特质与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叁十多年的蓬勃发展,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腾飞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吸纳人口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说过：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正是由优秀企业家所创造的日新月异的产品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而在优秀企业家的引导、规范下形成的企业的行为规范、理念又扩展为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在面对战略战术、风险控制和信息利用上不同的选项时,不同的人格特质会让企业家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使企业效益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对企业是否能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作为对企业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企业家个性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小企业的成长,决定着经济的兴旺和发展。因此研究企业家特质与中小企业成长的关系,是一个立意深远的课题,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外对该课题的研究还存在某些缺陷,如从定性的角度对企业家某些特征研究的较多,而对企业家特质进行定量实证分析的则相对较少,宏观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比较多,而专门针对中小上市公司企业家的系统分析较少。笔者以此为切入点,以679家中小上市公司的资料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来剖析中小上市公司企业家的特质与企业成长性的相关关系,探究具备什么特质的企业家会给企业带来高成长。笔者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研究综述了企业家与企业家特质、企业成长性、企业家特质与中小企业成长性的相关理论,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接下来分析了企业家特质的要素构成,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家特质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构建二者关系模型；然后利用SPSS18等软件工具对上市公司企业家特质和成长性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假设并分析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出,企业成长性与企业家战略规划能力、风险意识、社会资本和管理有效性正相关。因此,笔者建议从四个方面提升企业家特质促进中小上市公司成长：在保持风险意识方面,要“一叶知秋、如履薄冰”、“未雨绸缪、相机而动”；在提高战略规划能力方面,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物尽其用、优势互补”；在提高管理有效性方面,要“目标导向、制度先行”、“全程管理,物(人)尽其用”；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要“有礼有节、注重国情”、“言行一致、互利共赢”。为通过提升企业家特质促进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指明了方向。
杨洁[10]2006年在《民营企业家行为研究》文中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叁分之二来自非国有经济，其中个体民营经济已同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叁大非公经济力量。民营企业已成为构成我国企业体系的主体，在扩大就业、促进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失败的经历，对私营企业家“原罪”的追究事件的发生，使民营企业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民营企业家有些正在创业，有些在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基本完成之后，正面临着企业全面的转型。在这关键时期，民营企业家的行为表现至关重要。近两叁年来，不少民营企业家遭遇困境、死于非命，民营企业家正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创富阶段的生存危机。每年我国资本外逃高达170～400亿美元，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市场潜力非常大，企业发展机会很多，民营企业家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是不会选择在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半途而逃的。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市场伦理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所处环境恶化，生存状态堪忧。关注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行为、生存状态是当前政府、理论界等各个社会层面都要做的事。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民营经济的研究中，关于企业家行为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企业家是企业的领军人物，笔者认为研究民营经济，离不开对民营企业家的研究。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经验证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只有优秀的企业家才能成就优秀的企业。中国加入WTO之后，民营企业家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和资金，不是产品性能和营销模式等“硬件”，而是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经营理念、思维方式、行
参考文献：
[1]. 企业家行为规范研究[D]. 李洪林. 天津大学. 2004
[2]. 制度缺陷框架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问题研究[D]. 孙大鹏.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3]. 城市规范研究[D]. 张明贵.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4]. 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规范研究[J]. 张斌. 上海经济研究. 1998
[5]. 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行为研究[D]. 唐曼萍.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6]. 企业道德风险及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D]. 高小玲. 复旦大学. 2006
[7].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研究[D]. 徐习兵. 武汉大学. 2013
[8]. 企业和谐文化体系设计与测评研究[D]. 陆平. 河北工业大学. 2010
[9]. 企业家特质与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性研究[D]. 韩璐. 山东大学. 2012
[10]. 民营企业家行为研究[D]. 杨洁. 四川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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