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日本论文,时期论文,侵华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昭和研究会作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就一直关注战争的进展，特别担心战争呈长期化态势，将使资源匮乏、人力资源有限的日本处于不利地位，危及在中国已取得的“特殊权益”，甚至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为此，提出“东亚协同体论”。“东亚协同体论”以东西方文明对立、中日“同文同种”为前提，打着“民族协同”的旗号，企图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引导”到对日“合作”、“协同”上，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彻底征服中国。“东亚协同体论”是日本著名的侵略理论，从思想上给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支持。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①然而，总体上说，学界对“东亚协同体论”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尤其对与政府决策的关系、“东亚协同体论”对“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影响等，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本文在使用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力图系统阐释“东亚协同体论”的背景、基本内容、目标，揭露“东亚协同体论”智力协助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 一、昭和研究会与“东亚协同体论”的提出 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是日本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民间“国策”研究机构，“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而广为人知。②昭和研究会的组织者后藤隆之助是近卫文麿好友，曾为“大日本联合青年团”③干事，与右翼团体玄洋社骨干分子杉山茂丸、志贺直方等交往甚密。1933年在志贺直方的建议和支持下，后藤隆之助组建事务所，年末改称昭和研究会。后藤隆之助回忆道：“我是在志贺的经济援助下离开青年馆，成立了研究所。”④昭和研究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做日本政府智库的目标。 昭和研究会会员主要来自日本知识界，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立即诉诸国联，期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变。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表决《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报告书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日本的行动是侵略中国，但是，否定了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敦促日本撤兵。日本在国联大会表决时，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称：“远东纠纷之根本原因，在于支那(原文如此，下同)无法律之国情及不承认对邻国之义务，皆唯自己意志行动之不合理现状所致。至今为止，支那长期懈怠作为独立国之国际义务，致其最近邻之国家日本，蒙受了莫大损害”。⑤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帝国政府认为已经无与国联合作之余地，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⑥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不安，他们当然不是尊重中国主权、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是担心如果退出国联，可能招致在国际上的孤立，危及已有的“特殊权益”。于是“为国家前途而忧虑的青年、有识之士汇集一堂，挺身而出组成团体，为研究国策出力”，⑦昭和研究会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国家命运的旁观者，在关键时刻应有所担当，为国“分忧”。这里所谓为国“分忧”就是为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利益出谋划策，以自己的学识支持侵略战争。《昭和研究会设立趣意》⑧开宗明义，“集合各方面的智慧与经验，实行各方面的总动员，充分融合政界、军界、实业界、学界、评论界等思想，综合社会各界的经验和智慧，以确立日本的政策”。⑨研究会每周举行会议并在讨论基础上撰写报告，报告有以昭和研究会事务局名义形成的，也有以分委员会名义形成的。研究会根据报告内容，决定公开或“保密”，将可以公开的报告印刷成册发行，扩大研究会的社会影响。保密报告则直接“送给近卫公。会员还通过私人关系送给近卫公身边的人，送达总理官邸等处”。⑩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又在内部设立一些新机构，如昭和亲睦会(1938年2月)、昭和同人会(1940年2月)、东亚俱乐部(1939年4月)以及昭和塾(1938年2月)等。从昭和研究会的背景、宗旨、主张及其组织机构等可以看出，它是为了确保并逐步扩大日本在中国侵略利益而成立的，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制定周密的侵略政策。 昭和研究会对外声称不持任何特定立场，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含了社会上左、中、右翼各派人物。研究会有腊山政道、高桥龟吉、后藤文夫、山崎靖纯等知名学者，也有三木清、尾崎秀实等左翼知识分子，持中间、右翼立场者居多。三木清是日本著名哲学家，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卢沟桥事变后，他从民间学者变成近卫的智囊，是战争形势下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既然谁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不如积极地挺身而出，参与解决现实问题”，(11)从承认“现实”、把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角度来协助日本政府。三木清撰写的《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从哲学角度论述“东亚协同体论”的必要性，是昭和研究会关于“东亚协同体论”著述中理论水平最高的，被视为“协同体论”经典著述，在协助“建设东亚新秩序”、支持对外侵略方面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当时，日本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军部的一意孤行，又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内心充满矛盾与纠结，在“举国一致”进行对外侵略的形势下，他们最终选择了站在政府一边，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上。这些左翼知识分子“有意”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开始了思想和行动的“转向”。(12)正如昭和研究会会员战后回忆中所言，研究会中“有人接近社会主义，有人与纳粹思想很近。在协同主义最大公约数下，组成了昭和研究会”。(13)在日本，除共产党外，劳农阶级政党、左翼知识分子基本都放弃了一直追求的民主、自由理念，在关心国家命运的旗号下，支持建立“一国一党”的法西斯独裁体制，滑向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动道路，支持破坏人类和平、正义的侵略战争。 昭和研究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与日本财界、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藤隆之助早就预测到：“近卫先生早晚会掌控政权。为那一天的到来，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政策，现在就需要做相应的准备”。(14)第一届近卫内阁解散后，后藤隆之助最先料到近卫文麿将再度出山，并为近卫再度组阁做准备。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后藤隆之助提出建立强有力政府、抑制军部势力等改革主张。近卫根据他的建议，开展了“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昭和研究会提出“支那事变爆发，我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国难，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制定紧急对策、探讨根本方针”，(15)他们要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研讨寻求解决战争之道，协助政府制定维护在中国侵略利益的政策，发挥作为“国策”团体的作用。 昭和研究会有担任权力中枢要职者，直接参与了日本内外政策的制定。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马场锳一任内务大臣，有马赖宁担任农林大臣，大谷尊由担任拓务大臣。常任委员贺屋兴宣先后担任过近卫文麿内阁和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被誉为“理财圣手”。他制定的奖励储蓄、战时财政等政策，从财政经济上支持侵略战争。笠信太郎是近卫文麿的顾问，近卫早餐会(16)(水曜会)成员之一，长期担任《朝日新闻》社论主笔，对“东亚协同经济”颇有“贡献”。风见章是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书记官长、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有田八郎曾经担任广田内阁、平沼内阁、米内内阁的外务大臣。尾崎秀实则长期担任近卫的私人顾问。昭和研究会成员参与权力核心，是日本制定侵略政策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其对侵略战争的责任绝不亚于军部法西斯分子。 昭和研究会不只是在书斋里、在远离战场后方研究对策，而且还主动到中国内地考察，1937年10月，后藤隆之助、酒井三郎等到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提醒日本政府，民族主义在中国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出路就是要根本消除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于是，昭和研究会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论”，可以说“东亚协同体论是事变的直接产物，是面对事变后所产生的严重形势而提出的”。(17)他们在实地走访、调查基础上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比“扩大派”“一击”使中国屈服等更有欺骗性，危害也更大。 “东亚协同体论”代表性著作有：昭和研究会编写的《日本经济改组试案》、《政治机构改革大纲》，三木清的《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续篇》、《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客观基础》，山崎靖纯的《作为长期建设目标的东亚协同体论之根本理念》，高桥龟吉的《我的实践经济学》等，分别从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阐述了“东亚协同体论”。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版了一些昭和研究会会员撰写的回忆性著作，包括后藤隆之助监修的《昭和研究会》、酒井三郎的《昭和研究会——某些知识分子的轨迹》、内政史研究会编的《后藤隆之助氏谈话速记录》等。2004年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整理出版了7卷本《昭和研究会资料》，收集了昭和研究会当年所有公开和保密的文件。 “东亚协同体论”内容庞杂，概而言之，就是建立以中日协同经济体制为核心、以文化提携为纽带、以地域合作为基本框架的“东亚协同体”，实现所谓的中日两国“民族协同”、“经济合作”，进而达到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的。“东亚协同体论”发展了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的亚洲主义，以日本最终独占亚洲、称霸世界为根本目标，也使亚洲主义从民间走向官方。“东亚协同体论”使用了“协同”、“合作”等词汇，却隐含着维护和扩大日本侵略利益的实际目的，是协助战争的侵略理论。 昭和研究会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实现了全民族抗战，这对日本十分不利。同时他们看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团体和派别，始终有“离心”与“向心”两种倾向，认为日本利用这些矛盾，就可以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从支那社会构成来看，统一战线中包含着勉强的、不合理的成分，存在着可能破裂的危险因素”。(18)他们希望日本政府采纳“东亚协同体论”的主张来扩大中国统一战线的“离心”力，把握“民心”，使形势朝着日本希望的方向发展。昭和研究会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虽已萌生民族意识，但是，在一般百姓心中，国家、民族意识仍然比较淡薄，更重视个人利益。日本应乘机施以“恩惠”，启发其“亲日”感情，“说到底，支那人是求利的，给其利益就能使他们走向亲日。救济支那民众的生活，就可以收揽人心，进而统治支那”。(19)昭和研究会以为打着“协同”、“合作”旗号，兼之以小恩小惠，就能消除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他们只看到中国不同阶级政治诉求、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低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在中国的影响，以为给中国人“利益”就可以瓦解其抗战意志，低估了中国人的民族觉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中华民族整体与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起来，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认识到日本的目标是要灭亡中国。中国自古就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无论是代表中国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执掌国家大权的中国国民党，都以抗日救亡为第一要务。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尽管仍存在不同的政治诉求，以致经常发生分歧、矛盾、摩擦，甚至国民党还制造了像皖南事变那样的反共高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保证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直至最后取得胜利的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东亚协同体论”也注定不能达到日本早日结束战争、维护在中国侵略利益的目的。 总之，“东亚协同体论”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提出的，其目的是瓦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把中国民族主义从对日抗战转向与日“合作”，以隐蔽的手段达到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东亚协同体论”反映了战争形势下日本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是亚洲主义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演进与发展，从思想、文化上支持了侵略战争。 二、“东亚协同体论”与卢沟桥事变 昭和研究会希望“东亚协同体论”能够帮助日本早日摆脱长期战争的泥沼，达到发动战争的目的，也借此证明其作为近卫智囊的存在“价值”。1937年7月15日，昭和研究会发表《北支事变对策(草案)》，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不扩大战争等对策建议。其“不扩大”并非放弃侵略政策和侵略利益，而是认为以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华北局势而言，就地解决事变更有利于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特殊权益”。12月，昭和研究会发表《支那事变解决及战后北支经验的一般方针与对策(草案)》，提出中国应放弃一切抗日政策，在华北划定“非武装地带”等危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它从“东亚协同体”的角度阐述卢沟桥事变的意义，将卢沟桥事变说成是亚洲民族解放的起点，日本的目的在于“帮助”中国驱逐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以“协同”、“合作”的旗号瓦解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控制中国，变中国为其完全的殖民地。 首先，渲染东西方文明对立，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各国摆脱西方压迫的先声，是日本“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否定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昭和研究会为侵略战争寻找借口，阐述卢沟桥事变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他们歪曲事实，鼓吹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目的不是侵略中国，而是要“领导”亚洲实现民族解放，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各国走向民族独立的第一步。日本为什么要“帮助”中国？是因为日本一直念及中日两国人种相同、文化相近的情谊，一直努力“帮助”亚洲各国实现民族解放，“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帝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20)他们攻击中国人不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和“苦心”，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日本。日本却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甚至不顾因此导致的与列强冲突。卢沟桥事变“从半殖民地支那驱逐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层面上讲，具有进步意义，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自卫战争”。(21)昭和研究会不仅否认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侵略亚洲的事实，而且“独辟蹊径”地从东西方对立的角度，阐述卢沟桥事变的“进步”意义，妄言“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对支那的战争真是圣战，不是旧观念与政策指导下的战争，包含新的、积极的内容”，(22)认为是建立东亚新关系的纽带，需要东亚各国协助，建立新的协同关系。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昭和研究会却否认日本灭亡中国的图谋，反而指责中国人不理解日本，“误会”了日本的“好意”，以为只要充分阐述卢沟桥事变的“进步”意义，中国人就会改变以往的“误解”，放弃抗日政策，与日本共同对抗西方列强。“东亚协同体论”预设东西方文明对立的前提，把日本打扮成东方文明的代表，来“帮助”中国摆脱欧美列强的压迫。昭和研究会无视日本已经大举进攻中国，企图彻底“征服”中国的事实，鼓吹侵略“有理”、“有功”，暴露了其从思想上、文化上征服中国的本质。 昭和研究会把日本描绘成与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压迫的“弱者”，以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声称“暂不说遥远的过去，就是近一、二个世纪，东洋遭受西洋各国的统治。东洋完全隶属于西洋的统治之下。日支关系的复杂性就是因为东洋隶属于西洋引起的。与这种隶属性相联系，日支事变就不仅是日支两国的问题。东亚协同体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从东洋隶属于西洋这种现实中产生的”。(23)按照这一理论逻辑，中日两国都有摆脱西方压迫的要求，卢沟桥事变“顺应”了世界潮流的发展，是中日携手抵御西方列强的起点。昭和研究会挖空心思地为侵略找理由，表明了其作为近卫的智囊，具备偷梁换柱的“本领”。 昭和研究会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侵略战争赋予“进步”意义，把卢沟桥事变与世界历史趋势联系在一起，认为卢沟桥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发事件，是满洲事变以来东亚历史转换的继续，更是现实世界矛盾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体制走投无路，不适应生产力、军事力的众多小国分立，西洋列强统治下的世界出现矛盾，世界历史将进入大转换时代”；(24)认为卢沟桥事变“顺应”了东方各国反抗西方列强的历史潮流，世界历史将进入东方主导的新时代。这里的所谓“东方主导”实际就是日本统治亚洲，继而称霸世界。卢沟桥事变时，日本打着消灭共产主义的旗号，这也是为了投西方列强之所好，尽量避免因战争影响列强在华利益而引发的干涉，巩固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的统治。其特别提出中日两国不仅要反抗西方列强压迫，还要警惕苏联共产主义对东方的渗透；在日本“带领”下实现亚洲的复兴，“现在大陆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民族解放，让亚洲各国完全脱离欧美的羁绊；二是防止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25)认为亚洲各国不仅要反抗欧美列强的压迫，还要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对东亚各国的“侵蚀”，实现亚洲的民族解放，从这个意义上可赋予卢沟桥事变以世界历史意义，并“以事变为契机阐述日本精神的新发展”，(26)让“无比优越”的日本精神“普照”东亚乃至世界，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洋”。近代以来日本与俄国都觊觎中国东北，并因此在中国进行日俄战争。日本虽然最终获得了在东北的侵略利益，但是，对苏联“南下”一直保持“警惕”，这里昭和研究会提出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威胁东亚，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并使东北成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 昭和研究会认为未来世界将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所主导，要把东方文明推广到世界各地，取代西方文明。“东亚思想不是单纯的地域主义，即地域分离主义、地域闭锁主义乃至地域便利主义，或者是更简单的地理上的宿命论、风土主义等，那样就不会有世界史上统一的理念。特别注意不能将东亚仅仅限于地域主义，仅从地域考虑就难符思想之名。日本只有打出世界史发展统一的理念，才能使本次事变获得世界史的意义”。(27)昭和研究会鼓吹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优秀，日本掌握了东方文明的精华，是“领导者”，从文化、历史发展上寻找卢沟桥事变的“进步”意义，目的不言自明。日本知识分子明明知道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不去批判、反对侵略，谴责日军的在华暴行，反而从思想、文化上鼓吹战争，千方百计地为反人道、反正义、退步的侵略战争“找理”，成为人类进步、文明的破坏者。但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无论昭和研究会使用多么漂亮的词语也改变不了侵略的事实，无法阻止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继续，更无法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 其次，鼓吹建立“东亚经济协同体”，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维护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积蓄进一步扩张的经济潜力。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为了在经济上保障战争的继续，除在国内实行“国防献金”、“战争储蓄”等强制措施外，在中国占领区实行了比以往更加疯狂的掠夺。昭和研究会深谙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认为战争是以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资源匮乏的日本，更要随着战争的进展不断控制占领区经济，从而支持不断扩大的侵略。他们为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打出了抵抗西方经济压迫的招牌，鼓吹现在东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与西方抗衡的经济实力，需要建立东亚经济协同体制。他们提出东亚各国应顺应潮流发展，建立区域经济协同体制，彻底打破西方列强对东亚的经济压迫和束缚。“东亚经济协同体”是“多个国家或者民族结合起来，统一综合运营的经济”，(28)现阶段主要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这是东亚“经济协同体”的基础，通过实行通货合作，日“满”华“三国”在人力、物力、资源、技术等方面分工协作，实现所谓的“共存共荣”。同时，昭和研究会也认识到日本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列强有差距，日本要达到称霸亚洲的目的，就必须在经济上掠夺东亚各国的资源、人力、物力，为此，他们提出建立日、“满”、华经济协同体，打出西方列强对东亚经济压迫的口号，实际为日本经济掠夺和压迫披上“合理”外衣。 “东亚协同体论”中的“东亚经济协同”就是在日本的“领导”下统一规划东亚各国的经济，实行有效的分工合作，其实质就是服从日本的战争需要，便利日本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协同”愿景，“建立中日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提高东亚区域经济圈的实力，使东亚区域经济得到有效的综合发展。日本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东洋经济协同体中核心精密工业、机械工业、兵器工业，为满支提供优秀的技术及资金。强化满支与日本不可分关系，根据以对苏国防为中心的适地产业原则，积极建设重要产业，为日本及全支那提供原料资源。支那与日本互助提携，首先开发国防产业，复兴经济，为日满供给原料及劳动力”。(29)按照这种分工，中国只是日本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供应地，不能发展现代工业，无法建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防力量，将永远被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在日、满、支区域经济圈内，确保粮食等农作物的自给化、增加出口农作物，为此，要进行农业开发、生产，综合统制配给，改善生产条件”。(30)这里所谓的“改善生产条件”不是为了提高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而是为了适应日本战争政策的需要，“综合统制配给”就是由日本控制农业生产到分配的各个领域，更加有利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工业矿藏、农产品和人力资源，破坏中国的经济，企图摧毁中国的抗战力量，并积蓄进一步扩张的实力。昭和研究会为经济掠夺提出参考、决策建议，鼓吹中国应实行与东亚经济协同体相适应的关税政策，“支那现有的进口税率需要按照日满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合理改正。支那原则上不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31)所谓关税适应东亚经济协同体发展的需要，实际就是适合日本对中国商品、资本输出及经济控制的需要，适应扩大战争的需要，“首先要从国防和经济的角度，去思考日满支区域经济以及更广泛的东亚地域经济。从国防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有长期构想，从大陆作战与大洋作战两个方面来考虑”，(32)就是为进一步扩大战争提供经济上的保障。昭和研究会断言“东亚经济协同”范围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扩大，参与的国家将越来越多。也即日本在占领地“以战养战”，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增加经济掠夺地域，形成战争与经济掠夺的循环。 再次，鼓吹日本有能力担当“东亚协同体”的“领导”，中国应在日本的“领导”下实现自身的“解放”，实际是在“解放”的旗号下，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昭和研究会鼓吹建立“东亚协同体”是东亚解放的有效途径，以形成对抗西方列强的强大力量。“东亚协同体”首先是中日之间的“合作”，从中日两国的国力来看，“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当然也是亚洲的强国。日本与支那大陆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英美等国”。(33)中国整体国力衰弱，没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只有“以日本为盟主，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东亚的经济、政治力量，开发满、支经济，提升满、支国民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34)昭和研究会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但目标一直没有实现，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命脉被西方列强所控制，如果中国接受日本的“领导”，就可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解放。昭和研究会表面上似乎是肯定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实际则是认为中国人缺乏取得民族独立、自主建设国家的能力，如果接受了日本的“领导”，就可以赶走西方列强，实则要取西洋列强而代之，隐含独占中国利益的侵略目的。 “东亚协同体论”继承了近代以来日本亚洲主义以“连带”、“携手”扩张日本利益之衣钵，维护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认为中日是“东亚协同体”建立的关键，强调“东亚协同体”须有中国人的协助、参与和支持，中国参与“东亚协同体”，日本控制东亚就更有希望了。昭和研究会的平野义太郎还提出在中日协同基础上的超民族的大地域主义概念，要超越国家界限，把国防、财政、外交等放在东亚大地域单位内考量，同时保证地域内各民族内政、经济、文化、传统等最高限度的自主独立，是超民族的协同体，它“与帝国主义不同，帝国主义引起母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对立，而大地域主义则以国防、财政、外交为大地域单位，最大程度地保留地域内各民族内政、经济、文化、传统的自主独立，是新的政治原理”，(35)在“大地域主义”下，把东亚各国、各民族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实现日本对亚洲的统治。大地域主义自诩超越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地域内统一规划国防、财政、外交，其实就是让东亚各国把最基本的主权交给日本，听任日本的摆布，实则是“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翻版，其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亚洲，扩张日本的权益。 最后，强调“文化协同”在战争中的作用，声称要弘扬东方文化，为日本发动的野蛮侵略战争打上“文化”的标签，以达到彻底征服中国之目的。昭和研究会深谙“文化”等软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很多人有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到中国游历、考察的经历，是“中国通”。他们意识到侵华战争并非只是两国军力的较量，文化、民心等非军事因素对战争走向将起重要作用，提醒日本政府重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企图通过建设中日共同文化，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感情，来赢得中国的“民心”，达到发动战争的最终目的。昭和研究会认为“和平”、“文化”与战争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战争时期，更应该加强中日文化沟通，形成符合协同主义的新文化。昭和研究会的文化沟通是以鼓吹日本文化优秀为前提的，故意贬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他们认为日本文化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在世界各国文化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日本文化是以世界无与伦比的一君万民国体为基础的，是协同主义的根本所在。日本文化具有特殊的包容性、进取性和智慧性”。(36)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文化中同时存在着最古老和最新鲜的元素，它既积极吸收西洋文化，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东洋文化，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的代表，东洋文化所有重要的因素都在日本得以保留，并发挥着作用”。(37)昭和研究会并不否认日本曾经学习过中国文化，促进了列岛的进步，但是他们批判中国文化进步缓慢，“现在日本文化优越于支那文化”，(38)中日之间的战争正一步步从武力争夺演变为长期的文化斗争。日本要在文化斗争中取胜，一方面要挖掘日本优秀文化，在东亚传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须使中国人认识到中日文化“提携”的意义，“东亚协同体论提倡日支文化提携，相互尊重民族的差异、社会发展的现实、文化传统的差异，才可能实现文化提携”。(39)所谓文化提携就是把日本的文化观念、神国思想强加于中国，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昭和研究会提出“文化协同”是“东亚协同体”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东亚协同体不仅包括区域经济，还应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方面形成日、满、支紧密结合，协同体才名实相符”，(40)文化相对于军事、经济等而言，具有渐进、隐性等特点，文化协同是长期的任务。这里强调文化与政治、经济、国防的联系，表面上尊重中国文化，实际为日本文化“领导”中国文化，进而把中国抗日引向对日“合作”服务，其以“文化”为名，试图消除中国人抗日斗争的目的昭然若揭。 昭和研究会认为卢沟桥事变为向中国大陆传播日本文化提供了绝佳机会，“要把日本精神扩大到东洋连带可能的范围内，东洋连带与东洋和平，都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实现世界康宁必不可少的”。(41)他们认为日本文化具有“包容性”、“进取性”、“智慧性”，鼓吹应从弘扬新的东方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卢沟桥事变对于东亚“解放”的意义。显然，昭和研究会的“文化协同”就是鼓吹日本民族、文化优秀，要求中国等东亚国家在思想上认同日本文化，接受日本的“领导”，便于长期统治东亚。 昭和研究会提出“东亚协同体论”，就是在“文化”、“文明”的幌子下，维护并扩张日本的侵略利益，支持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和破坏。它认为“亚洲各国民理解协同主义，就能团结一致”，“超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全体主义的新思想是协同主义”，(42)战争中精锐武器、先进科技固然重要，但要让中国人从心底敬佩日本、服从日本“领导”，就需要重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才是根本的、最终起作用的因素。“文化是根植于我们身体中的文化力，事变(战争)时间越长越显示出其力量”，(43)文化沟通可以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亲善”，比政治、军事、经济更重要。“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文化与政治具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民众”。(44)昭和研究会重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提醒日本政府最终解决战争，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征服人心，文化、文明更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合作”，都无法改变事实，昭和研究会旨在彻底征服中国的“文化沟通”、“协同”也不过是痴人说梦，无法泯灭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其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文化协同”水火不容，要推行“文化协同”需要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教育方针、政策、教学内容、生活习惯等，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感情，增加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昭和研究会提出“扫除排日侮日感情，首先要安定支那民心。实行亲日教育。改订教科书，普及日语研究；改良对支文化设施，增设类似同文书院等学校，改进教学内容，协助电台、报纸、杂志、电影、演剧、音乐等改进基本设施和栏目内容”。(45)通过学校、社会教育等途径，宣扬“亲日”思想，妄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所谓“文化协同”，“毋庸讳言，客观上起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作用”。(46) 总之，卢沟桥事变后，“东亚协同体论”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美化为“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借助东亚各国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潮流，从而使日本打着“领导”、“解放”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实施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文化殖民，其用心极其险恶。从中可以看出，“侵略有理论”的制造，完全是为日本军事侵略的实施服务的。 三、“东亚协同体论”与“建设东亚新秩序”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其国小、资源匮乏的问题日益突出。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帝国所期待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政策，变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与建设新秩序，我方也并不拒绝”，(47)打出与中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旗号。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提出“在互惠的前提下，实行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在此原则下，“建设东亚新秩序”。(48)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49)近卫文麿在广播讲话中专门对“东亚新秩序”做出解释，声称日本“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与中国携手，促进中国的新生，共同分担建设‘新东亚’伟业，确立东亚新的和平体制，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东亚各国的自主联合”。(50)“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表明，日本对华政策从注重军事进攻发展为加强“政治诱降”，从“破除”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展到“创立”以自身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阶段。 昭和研究会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提出，表明日本政府吸纳“东亚协同体论”的主张，对于消除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把中国的抗日引向“协同”有重要意义，也体现了其作为近卫智囊的价值。昭和研究会开始大力阐释“东亚协同体论”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联系，“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更希望以此诱使中国政府改变抗日政策，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使日本尽快摆脱长期战争的泥沼，为称霸东亚、继续扩张积蓄力量。昭和研究会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对策建议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鼓吹“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表明了日本与中国“合作”的“诚意”，希望中国呼应日本的政策，使日本早日摆脱长期战争泥沼。昭和研究会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可以让中国人理解日本“帮助”中国的“真心”，使其改变抗日政策，转而与日本共同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昭和研究会认为要让中国理解“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目的，理解日本为东亚安定和解放的“苦衷”。“日本首先打出东亚新体制，具有不可磨灭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要冲破建立在殖民地统治基础上文明末路的具体方案”。(51)昭和研究会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可以让中国人认识到与日本携手“合作”，是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途径，一厢情愿地估计中国将抛弃以往的抗战政策。然而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提出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予以驳斥。12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说，指出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52)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53)揭露“东亚新秩序”是欺人之谈，“善邻友好”是牺牲中国自由独立的神圣权力，中国抗战就是要争得民族解放。毛泽东指出：“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54)他认为日本调整对华政策是阴险政策，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戳穿了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本质。昭和研究会认为，蒋介石不予理会“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日本已经无法与之“合作”。他们向日本政府建议：一方面应继续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加强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直至其彻底崩溃，“击溃中国抗日政权，促进支那民众从抗日的妄想中觉醒，消除欧美苏联等对中国的策动，只有遵循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原则”。(55)“东亚新秩序建设，不言而喻只能与防共亲日立场的新支那协同。转移到中国内地的蒋政权，通过国共合作，已经根本变质。现在蒋政权不可能与共产党分离，因此，根本不可能建立以蒋政权为防共核心的东亚新秩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蒋政权为对象调整日支关系，直接交涉或者通过第三国交涉，均无可能”。(56)另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国民政府的分化工作，策动亲日分子在中国“建立亲日的新中央政权，必须认识到汪精卫的重要地位。建立新的中央政权，是帝国新秩序建设不可或缺的抉择”，(57)这个新的亲日政权应包括临时、维新、蒙疆等各个政府，统一中国境内的所有防共亲日要素，汪精卫是不二人选。在日本的诱降政策下，对中国抗战前途抱悲观态度的汪精卫集团，脱离抗日阵营。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国内外陷于孤立境地，甚至政令不出南京城门。昭和研究会却以为诱降汪精卫脱离抗日阵营，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巨大成功，对于彻底解决侵华战争有重要意义，进而大肆渲染汪精卫与日本“合作”的意义，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顺应”亚洲各国摆脱西方列强压迫的要求，“符合”亚洲历史发展趋势，并在中国得到部分实现，今后将继续推进。同时他们也看到“东亚协同体论”在中国影响有限，现在“以重庆为核心的国民仍然在激烈地抵抗，表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58)要让重庆政府意识到“东亚新秩序是东亚各国相互密切联系的纽带，而且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联系，是来自内部的最紧密的关系；东亚新秩序非排他的，是世界新秩序的一环。东亚各国保持其独立性，清算一国榨取他国的帝国主义殖民地”。(59)要使重庆政府有此“觉悟”，由抗战转为“合作”。日本采取“封锁中国沿海、占领重要港口，向重要据点进攻”，“占领援蒋通道、向支援蒋介石的国家施加压力等等，这些都不是为了消灭支那，而是为了日本和支那的生存”，(60)为使中国从欧美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他们认为汪精卫与日本的所谓“合作”开了个好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日本的目的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现在采取的武力手段是迫不得已，东亚的“协同”指日可待。当中国放弃对日抗战，中日就能实现“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就有希望。 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承担的责任，率先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并全力实施。“东亚新秩序”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一环，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密切相关，“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建设欧洲新秩序如车之两轮，东洋政治局势已经与欧美政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应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为达到目的首先要解决支那事变”。(61)鼓吹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相互“理解”与“提携”，发挥在“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世界新秩序”中的核心作用，不仅可以实现东亚民族协同，而且可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从西方列强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建立日本领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就是要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实现日本独霸东亚乃至世界的野心。 其次，强调“东亚协同体”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作用，要求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适应日本侵略的需要，支持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昭和研究会鼓吹“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新的使命，为了确立东亚永远和平的基础。为适应日本扩大战争的需要，要深入研究东亚新秩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探究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的诸问题，提出具体方案”，(62)适应日本调整侵略政策的需要，全方位地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要早日结束对华侵略战争，需要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提出“为了扩大生产力，急需要发挥北支物资的作用”，要继续调查中国华北地区“煤炭、铁、粘土页岩、煤液化、电力、盐、棉花等各类物资状况，制定具体方案”，(63)分阶段推进经济协同，实行就地掠夺，以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他们制定了逐步推进“经济协同”的计划，首先与伪满洲国、华北、蒙疆地区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其次是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最后推进到南洋地区。这种经济联系就是统治、掠夺沦陷区的资源、人力，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 昭和研究会把经济与日本的政治、战争需要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协同”不仅是为了获得更多资源，更重要的是其政治和国防意义。从政治上看，日本要独占中国，需要东亚地区形成同质的政治合力，加强日、“满”、华的政治联系，因此要继续研究中国的政治状况，扶植亲日政权。从国防上看，“东亚经济协同体”首先考虑日本对战争资源的要求，“经济协同”的范围“以日满为基础加上北支组成一个经济单位，北支以外地区从属之，其次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直到新喀里多尼亚的广义上的南洋都包含在这个经济圈内，进而强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暹罗的关系，直到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各国”，(64)要从经济、政治、国防等方面加强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从而有效地控制中国，并继续扩大侵略。 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是“东亚新秩序建设唯一的实力者，并负有道义责任、处于新秩序建设领导地位的日本，要注意打开围绕支那事变的国际关系是今后确立日本世界政策的问题”，“现阶段日本的世界政策目标是，废除使东亚特别是支那陷于半殖民地状态的列国在支政治权益(租借地、租界、治外法权等)，废除旧东亚和平体制的九国公约，代之以新东亚和平机构取得国际承认”。(65)这里的“领导”实际就是殖民统治、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的代名词，表明了昭和研究会企图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建立日本控制东亚乃至世界霸权秩序的野心。 再次，突出强调“文化协同”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作用，加强对占领区民众的殖民奴化教育，巩固日本在东亚广大地区的统治。昭和研究会在配合日本政府“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宣传时，更加强调文化的作用，重视所谓东亚“道义”的文化建设，声称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它重视“道义”，融合了中日两个民族的理想，所以，中日两国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携手”，复兴东亚精神文明。“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就是沿着解放与共同两个方向重新建设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是：解放是手段，共同是目标。共同是东亚社会及民族生活的传统原理”，(66)这是东洋文化的精髓，确立“东亚新秩序”需要复兴东亚文化，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到废除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在东亚创建新秩序必然需要在广泛的领域内实行文化协同。现在文化协同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方面，文化协同也更加艰难”。(67)昭和研究会认为，现在世界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折阶段，是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时期。目前东西方都出现了要求打破旧秩序的呼声，在西方是德、意，在东方是日本。在“破旧立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协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东亚新秩序的文化协同，就是振兴以日本文化为经，以王道文化为纬的新东方文化。从日本的角度看，东亚新秩序建设，就是首先在东亚大陆弘扬我国的理想精神”。(68)“文化协同”是要中国承认日本文化是东亚文化的精髓，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复兴东亚的希望。实际就是要中国甘心受日本的压迫，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权益，灭亡中国的文化。 为给中日“文化协同”找到历史根据，昭和研究会还搬出了孙中山，鼓吹“考虑以民族问题为基础的大亚洲主义(参照孙中山1924年11月在神户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样就可以认识创建东亚新秩序的意义”，(69)要赋予大亚洲主义以新的意义，促进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携手”创造适合新秩序建设的东亚新文化。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附会日本侵略理论，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人的惯用手段。笔者已做过分析，不再赘述。(70)用孙中山的思想来论证日本文化侵略的必然性，其用心极其险恶。 昭和研究会认为不仅要从理论上阐释“文化协同”的意义，还要在学校、社会教育等方面加以贯彻实施。他们提出在伪政权控制区，要实行普遍的“亲日”教育，修改“排日”教科书，普及日语，并建议在东京成立文化工作中央部，统揽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个“民族”(即日、“满”、华——引者注)。伪满洲国、汪精卫伪国民政府都要把文化作为工作内容，对各级文化工作进行指导，增加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消除“西洋势力进行的宣传、教化机构，即报纸、电台、宗教、学术、社交团体对吾人的不利影响”，(71)提出为加强文化协同影响力，制作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解放、共同”目标的标语。昭和研究会认为，文化对安定民心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工作应与治安恢复、经济振兴相结合，促进新秩序建设。“在目前阐述东亚新秩序内容的语言中，‘东亚协同体’之理念最能体现其理想主义方面的特征，与倡导东亚新秩序的近卫思想最为接近”，(72)鼓吹“东亚协同体论”表达了亚洲各民族摆脱西方殖民的理想和日本“帮助”邻国的“善良”愿望，昭和研究会不仅充当日本对外侵略的智库，而且还亵渎中国等亚洲国家文化，把凶残说成善良、侵略说成文明。 昭和研究会为了推行“文化协同”，设计了各种文化殖民方案，从学校到社会、从宗教到风俗、从学术团体到民间社会，全方位地灌输“中日亲善”。然而，中国人是不可能被打着“文化协同”实行文化侵略的论调所迷惑的，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关内日本占领区，日本“中日亲善”教育、文化渗透与文化殖民都受到中国人的抵抗，其以“文化”配合武力进攻、占领区统治的目的始终没有实现。 四、提出新体制构想，强化对“共荣圈”的统治 1940年8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要纲》，将“建设东亚新秩序”发展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准备夺取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所言“大东亚新秩序”之地域是“以日满支为基础，包括太平洋上的德国曾经委托统治的各岛、法属印度及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等”，(73)即“日满华及东经90度至180度之间、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各地区”，(74)在这些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昭和研究会紧密配合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鼓吹日本向南方进军、扩大“东亚新秩序”范围的合理性，认为“东亚”不仅包括亚洲地区，还应包含南洋广大地区，南洋与日本有着深厚渊源，“历史上的南亚地区特别是南洋与锁国前的日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德川三百年的冬眠时间里，欧美势力占领了这些地区”。(75)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仅要在东洋驱逐英美资本主义势力，而且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打破欧美压迫东亚民族的旧秩序，彻底“解放”中国与“南方”各国、各民族，“东亚新秩序”发展到“大东亚共荣圈”是“历史的必然”。“支那问题与南方问题的基本意义是民族问题，这些地区一直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呻吟，各民族的自我解放是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支那民族的解放和自立，日支两个民族实行正确的协同，是确立东亚共荣圈的基础”。(76)昭和研究会从协助“东亚新秩序”政策到大力吹捧“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希望“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都配合日本的战争需要，提供日本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所必需的资源，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控制新的占领地。 昭和研究会认识到解决侵华战争与日本“南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有密切关系，在解决侵华战争与日本“南进”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认为“支那问题与南方问题不是选择哪一个的问题，是日本以国家命运相赌的问题，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同一个问题”，(77)侵华战争、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大战争是相互关联的，要以同一个指导精神、同一个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创造“世界新秩序”有利于早日结束侵华战争，而结束侵华战争可以为“南进”提供更多的经验。要以同一个指导精神、同一个方式去应对解决。因此，提出“东亚共荣圈并非日本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日本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为了东亚各国的自立和繁荣”。(78)昭和研究会紧随侵略脚步，研究日本扩大侵略的“正当性”，并希望政府在“南进”时，不放松解决中国问题。如果能够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就可以积蓄更大力量“南进”，确保日本侵略战争顺利进行。 昭和研究会认为，现在东亚很多国家受到西方的压迫和欺骗，采取依靠欧美的外交政策，日本有责任“唤醒”这些受压迫的邻国，实现东亚的“解放”，确立东亚“和平”与“稳定”。“毋庸置疑，八纮一宇、世界一家的理想靠我国来强力推进，东亚建设是我国的历史责任，是百年大计”。(79)一方面，把向南洋广大地区的扩张说成是“解放”；同时提醒日本政府不要忘记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是扩大战争的基础。 昭和研究会强调建设东亚新秩序既包括对外政策，也包括国内政治改革，国内政治改革与军事上的“南进”，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两个条件。他们主张强化政府的权力，掣肘狂妄的军部，统合国民力量，以造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雄厚基础。“在中日战争期间曾出现多次解决事变的机会，但是，这些计划都被军部破坏了”。(80)昭和研究会认为军部只知道使用武力，忽视了政治、民心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导致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解决中日战争绝非单纯的武力问题。昭和研究会提出抑制军部权力，建立直属天皇的“国防御前会议”，对现有政党进行重组和改造，效仿德国在日本建立“一国一党”的集权体制等政策建议。他们认为现在日本政党“浮在国民各阶层的上面，不能提出打开非常局面的政策，他们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为此相互竞争，分散了国民的力量。因此，必须建立集合全体力量、代表全体意志的政治力量”，(81)实现举国一致。昭和研究会的这一建议得到近卫文麿的支持。1940年10月12日，以首相近卫文麿为总裁的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近卫新体制运动正式启动。近卫提出：“大政翼赞会的宣言、纲领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践大政翼赞之道’。翼赞运动非部分团体参加的，而是全体国民的运动，国民要时刻怀着对上御一人(指天皇——引者注)的奉公赤诚，这就是实践大政翼赞臣民之道，也是本会成立的唯一宗旨”，(82)以集中全体国民力量，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大政翼赞会在东京设立本部，各道府县、郡市、町村成立支部，直到1945年6月13日才解散。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等先后任大政翼赞会总裁。 为全力投入近卫新体制运动，昭和研究会于1940年11月19日宣布自动解散，其骨干纷纷转到大政翼赞会各部、局任职。后藤隆之助担任大政翼赞会的组织局局长；常任委员后藤文夫担任大政翼赞会中央协力会议长，东条内阁时期担任大政翼赞会副总裁。原昭和研究会会员以“大政翼赞”的形式继续做政府的“智囊”，协助侵略战争。在近卫新体制下，日本国内禁止一切政治结社，民政党、政友会等既存政党，为了在新体制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自动解散，与大政翼赞会合流。1942年4月30日，在日本第21次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又组成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有81.8%顺利当选为议员。 大政翼赞会成立后，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社会团体都被纳入“大政翼赞之道”，1942年5—6月，在大政翼赞会旗下，成立“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国会”、“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等外围组织。12月23日，又成立“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国民被编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组织，相互监视，其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等受到限制，事实上造成“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近卫新体制运动使日本陷入空前的疯狂状态，一切不满战争的言论、团体都遭到排斥和镇压，“左翼”人士和政党纷纷“转向”，坚持反战的日本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昭和研究会提出的大政翼赞运动，立即由日本政府推行。通过这一运动，日本强化了法西斯集权体制，甚至连名义上的政党也化为乌有，“举国一致”的疯狂战争状态进一步强化，给亚洲邻国造成更大灾难。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昭和研究会为代表的日本部分知识分子主动替政府“分忧”，“为了向东亚新秩序建设的进步方向发展，学者抛弃了过去的静观态度，以自己的知识和智力在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建言，协助新秩序”。(83)他们打着东西方文化对立、东亚命运相关的旗号，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打上“文明”、“解放”、“协同”的标签，成了侵略战争的助推器。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审判，昭和研究会骨干成员支持战争的责任被追究。他们或受到解除公职处分，或被远东国际法庭定为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判刑。昭和研究会发起者后藤隆之助被解除公职。在处分撤销后，他又发起组织昭和同人会，负责编辑、出版近卫文麿传记。常务委员贺屋兴宣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无期徒刑，10年后获释。1958年，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是岸信介首相的经济顾问，后担任池田勇人内阁法务大臣，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等重要职务，属于自由民主党的右翼。1962年，他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与板垣征四郎之子联合起来，多方为“表彰英灵事业”奔走，企图实现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达到以国家名义保护靖国神社的目的。他是日本少有的战前、战后担任内阁大臣的官员，一直坚持反共立场，阻止中日邦交正常化。常任委员后藤文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拘押在巢鸭监狱，后免于起诉，195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常任委员高桥龟吉被解除公职，1956-1973年任拓殖大学教授，通商产业省顾问。常任委员腊山正道一度被解除公职，后担任御茶水女子大学校长。昭和研究会委员、近卫秘书风见章也一度被解除公职，1952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日本社会党顾问。1958年7月，与中岛健藏等联名发表“反省侵略中国的声明”，主张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总之，战争结束后不久，昭和研究会会员多重新活跃在日本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他们对战争及“东亚协同体论”有过一些追忆，只有少数人明确表示反省侵略战争，多数人故意模糊、回避战争性质，认为近卫首相没有抑制住军部的一意孤行，而做出扩大战争的决策，最终导致日本走向失败，这“既是近卫的悲剧，也是昭和研究会的悲剧”。(84)他们不是反省“智力”协助战争的责任，而是为日本战败惋惜。 战后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从“改革”到“扶植”的演变，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没有受到彻底清算，这也是日本错误史观存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昭和研究会及其“东亚协同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认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复杂形势，了解知识分子与战争的关系，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史桂芳《东亚联盟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中日战争时期的东亚联盟论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等做了系统研究，指出东亚联盟论与日本战后军国主义暗流之间的关系；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对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产生、主要流派等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指出亚洲主义在理论、行动方面的作用；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对近代日本扩张理论做了系统梳理，但没有涉及东亚协同体理论；史桂芳、王柯《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从知识分子与战争的角度，探讨了协同主义思想；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亚洲主义相关思想、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分析。日本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荒川幾男《1930年代昭和思想史》(東京：青木書店，1971年)；久野牧《1930年代の思想家》(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東京：講談社，1985年)；馬場修一《1930年代ある日本知識人の勤向》(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紀要》19号，1969年)；竹内好《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東京：築摩書房，1961年)；等等。他们对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演变有所涉猎，对日本知识分子与亚洲主义关系做了一些分析，但基本都没有对“东亚协同体论”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关系进行研究。 ②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1巻《昭和研究会資料(1)》，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2004年，解題第1頁。 ③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1924年田中义一创立的全国性青年组织，是支持田中义一的组织。 ④神戸大学図書館蔵、内政史研究会編：《後藤隆之助談話速記録》内政史研究会資料第66集，内政史研究会内部資料，1968年，第30頁。 ⑤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78年，第264頁。 ⑥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第269頁。 ⑦昭和同人会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会》，東京：経済往来社，1968年，第1頁。 ⑧趣意”的中文意思为宗旨。 ⑨昭和研究会：《昭和研究会設立趣意並に事業要項》，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1巻《昭和研究会資料(1)》，第48頁。 ⑩昭和同人会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会》，第15頁。 (11)三木清：《知識階級のに輿ふ》，《三木清文集》第15巻，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第241頁。 (12)“转向”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杨宁一在《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指出“转向”用以概括20世纪30年代左翼和民主力量的一些代表人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向法西斯投降，或者进而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现象。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13)昭和同人会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会》，第305頁。 (14)馬場修一：《1930年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動向》，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紀要》19号，1969年，第101頁。 (15)昭和研究会編：《昭和十四年度研究大綱》，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4巻《昭和研究会資料(4)》，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2008年，第17—18頁。 (16)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参加的聚会，于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后成立。 (17)橋川文三：《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巻，東京：有斐閣，1978年，下冊，第358頁。 (18)尾崎秀実：《民族運動の特質》，《尾崎秀実著作集》第2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270頁。 (19)昭和研究会：《一体支那はどうなるのか》，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1巻《昭和研究会資料(1)》，第58頁。 (20)多田駿：《对支基礎的観念》，《東亜聯盟》1940年2月号，第140頁。 (21)昭和研究会：《支那事変に对処へ根本方策に就て》，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2巻《昭和研究会資料(2)》，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2005年，第486頁。 (22)昭和研究会：《新段階の東亜政治》，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4巻《昭和研究会資料(4)》，第392頁。 (23)昭和同人会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会》，第239頁。 (24)昭和研究会：《国民運動とは何か 東亜協同体建設への道》，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3巻《昭和研究会資料(3)》，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2006年，第279頁。 (25)昭和研究会：《昭和研究会常任委員研究会記録》，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1巻《昭和研究会資料(1)》，第46頁。 (26)三木清：《現代日本に於ける世界史の意義》，《三木清文集》第14巻，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第145頁。 (27)三木清：《東亜思想の根拠》，《三木清文集》第15巻，第309頁。 (28)昭和同人会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会》，第243頁。 (29)昭和研究会：《東亜経済共同特質及び世界意義》(未定稿)，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4巻《昭和研究会資料(4)》，第288頁。 (30)昭和研究会：《長期建設下農業政策要綱試案》，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6巻《昭和研究会資料(6)》，東京：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2009年，第97頁。 (31)昭和研究会：《日支貿易政策要録》，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3巻《昭和研究会資料(3)》，第367頁。 (32)昭和研究会：《東亜ブロツク経済研究会第十回会議記録》，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3巻《昭和研究会資料(3)》，第418頁。 (33)尾崎秀実：《最近の段階における日支関係》，《尾崎秀実著作集》第1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66頁。 (34)昭和研究会：《ブロツク経済の生成と其の意義》，兵頭徹、大久保達正、永田元也編：《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第33巻《昭和研究会資料(3)》，第205頁。 (35)橘檏、細川嘉六、平野義太郎、尾崎秀実等：《東洋社会の構成と日支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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