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振江[1]2003年在《刘绍棠小说的燕赵文化精神》文中提出刘绍棠13岁开始发表作品，15岁成名，被誉为“神童”作家。刘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刚健、苍凉之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独创了风格卓异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还提出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乡土文学理论。描绘、讴歌美好的生活，挖掘大时代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展示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刘绍棠乡土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即表现、赞颂人世之美，即人的美，乡土生活的美，风光景色的美。在艺术形式上，刘绍棠弘扬了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追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同时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含蓄、优美、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和音乐性，受到广泛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 本文从文艺地缘性理论入手，以此视角观照燕赵文化对河北作家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发掘燕赵文化潜意识以及在刘绍棠文学创作中的显现。强调地缘文化是以“文化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由于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历史文化浸润，每一个文化区域都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其深层结构，即地域的文化潜意识，不同区域的作家受其影响自然有着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由此，本文努力解读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某一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将刘绍棠研究置于燕赵文化发展的历史流脉之中，对燕赵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质进行逐层梳理，加以阐释和评价，这本身即是在大文化观念观照之下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又具有可继承可延续的稳定性因素。在对刘绍棠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阐释时，本文首先认真梳理了燕赵文化性格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变异过程，在这种梳理之中概括出孕育其中的燕赵风骨“慷慨悲歌”的内涵(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环);这一切成为阐述具体文学现象审美价值的坚实支撑。在此基础上，又详细阐述了燕赵文化的子系统—北运河文化，然后，结合文本分析了刘绍棠小说创作浓郁的燕赵风情，纷繁的世俗生活图景及鲜明各异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作家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
王瑞迪[2]2018年在《论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文中认为刘绍棠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不可忽视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四十八年的创作生涯里,他笔耕经营九点六平方公里的故土,为世人留下了六百余万字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新时期以来,重返文坛的刘绍棠不忘初心,他以极其深厚的语言功力,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北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在尽力挖掘家乡人情美、人性美的同时,也使其小说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美学风格。纵观刘绍棠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笔者发现作家深受北运河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总是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因此,本文试图以刘绍棠新时期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的视点切入,分析其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创新,并重新审视刘绍棠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对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现象进行论述。引言部分主要介绍刘绍棠的创作经历,并梳理刘绍棠小说的研究现状,指出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从而引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选题意义。正文一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探讨地域文化与刘绍棠创作。首先对地域文化概念进行界定,并从整体上探讨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接着分析北运河文化的具体形成过程,然后简要地指出其对刘绍棠小说创作的影响;最后从乡土文学传统、童年经验以及“乡恋”情结这叁个角度具体论述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地域文化书写的成因。第二章以细读文本为主,分别从北运河的风土人情、文化性格以及语言特色这叁部分对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进行梳理、归纳、分析,试图全面展示其作品的北运河文化特色,深入挖掘小说中的地域文化意蕴,以此彰显刘绍棠所建构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第叁章主要阐释刘绍棠北运河文化书写所形成的两种美学风格——柔媚清丽和阳刚劲健。本章结合作者的审美个性和具体文本,从风景风俗画的描写、诗化意境的营造、抒情语言的运用、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叙述语言的运用这六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两种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内涵。事实上,在新时期的刘氏小说中,这两种美学风格的相遇和碰撞不仅凸显了刘绍棠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更体现出他对北运河文化书写的执着和坚守。结语部分主要对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进行总结,探讨其新时期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重新衡量作家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价值。
许佳佳[3]2012年在《民俗文化视阈下的刘绍棠乡土小说》文中指出刘绍棠是中国当代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着名作家，他自称是个“土着人”。无论是早期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运河滩上》、《田野落霞》，还是80年代后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作者都把自己的眼光集中在京东运河滩上，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展现家乡的美丽景色、风土人情，反映时代风貌。他以约700万字的乡土小说创作和一整套完美的乡土文学理论构建了自己独居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林斤澜曾赞颂他：“写的是古朴的风俗，却永有清新的芬芳，写的是那一块贫穷苦难的乡土，读来却体贴心甜。”刘绍棠的小说格调清新淳朴，结构简洁完整，情节新颖曲折，人物鲜明独特，语言明丽流畅，乡土色彩浓郁，读来引人入胜，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本文即是以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为切入点，结合刘绍棠的具体小说文本和相关研究资料，在界定民俗文化定义的前提下，梳理总结出其作品中丰富的民俗事象并探讨小说民俗文化观的形成原因，进而对刘绍棠小说中的民俗文化描写进行思考并给予价值评判。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构成。引言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刘绍棠及其乡土小说做简要的介绍，然后梳理刘绍棠小说的研究现状，指出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从而引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选题意义。正文部分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民俗文化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论述。本部分以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为参照点，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探讨民俗文化的具体内涵。共分叁节：第一节，民俗的定义及其文化属性。第二节，民俗文化与小说的关系。第叁节，刘绍棠对民俗文化的认识，为下文的阐释作理论铺垫。第二章：具体阐述刘绍棠小说中民俗事象的艺术表现。本部分以细读文本为主，根据第一章对民俗的分类入手，分别从日常生活的“风俗画”、深层内在的民间信仰、“妙趣横生”的语言叁部分对刘绍棠小说中具体的民俗事象表现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充实论文。第叁章：探讨刘绍棠小说民俗文化观的成因。其原因主要归结为四点：一是故乡生活的体验；二是古典文学的熏染；叁是先驱作家的指引；四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说明刘绍棠走上民俗化乡土文学创作道路的必然性。第四章：民俗文化“审视”下的思考。本章节是论文的升华，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前叁章系统的分析，思考并总结出刘绍棠小说中民俗文化的价值所在：民俗化审美特质和北运河民族文化精神的传达。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对刘绍棠小说创作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价值评判，在反思其小说创作缺陷和不足的同时肯定他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中的文学成就和特殊贡献。
朱妍妍[4]2014年在《异曲同调的田园牧歌》文中认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废名开创了小说领域的田园诗风，之后的文坛延续了这一风格的优秀作家与经典作品众多，而汪曾祺和刘绍棠便是这一领域无法绕过去的两个作家。他们一个被誉为“京派”的最后一个小说家，一个是“荷花淀派”的中流砥柱。在新时期之初，汪曾祺与刘绍棠将眼光投向被大多数作家所忽视的乡土文学，致力于对家乡风土民情的描写，讴歌乡下人民健康纯美的人性，以一曲曲纯净优美的田园牧歌为躁动不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虽然同为田园牧歌式乡土小说，两人的作品仍存在着许多异同。本文便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并期待从不同方面探讨影响二人创作风格形成的因素。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对乡土小说及田园牧歌式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做了简单的梳理，引出本文所要比较研究的两位作家——汪曾祺与刘绍棠，进而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由叁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从题材选择、思想主题、人物形象叁个角度对汪、刘二人相同的创作取向进行比较分析。共有叁小节：第一节，相同的题材选择；第二节，共同的思想主题——爱与美；第叁节，相似的人物形象类型。第二章：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二人作品的不同之处进行具体阐述。共有两小节：第一节，不同的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影响两人作品的两种不同文化风格——吴越文化与燕赵文化；第二节，不同文化的表现形态，以文本细读为研究方法，对二人小说中人物精神气质与小说中“水”之意象以及小说语言风格的相同与不同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第叁章：探讨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分析影响两人创作风格的因素。共有叁小节：第一节，成长环境——“士大夫”与“农民的儿子”；第二节，生活经历——磨难之后的豁达、感恩；第叁节，学习经历——京派与“荷花淀派”。结语：总结全文，对汪曾祺与刘绍棠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价值评判，肯定他们在中国乡土文学中的成就与贡献，同时也对他们在创作上的局限进行反思。
翟翊翔[5]2014年在《论刘绍棠小说创作的民族化追求》文中指出文学的民族化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并影响着现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是最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文学，或展现中国东南西北各式乡土场景，或描写独具民族性格的人物角色，或突出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风格，宣扬和继承中国文化艺术的民族传统。本文对现当代文学中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颇具特色的作家刘绍棠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其小说创作中民族化追求的表现和原因，并从中得出启示。本论文分为五大部分。绪论部分论述刘绍棠的小说创作情况以及刘绍棠小说研究现状，指出刘绍棠小说创作的民族化追求研究选题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章阐释文学民族化追求的相关理论。首先分析了别林斯基、鲁迅、毛泽东等人的代表性文学民族化理论，指出文学的民族化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需要借鉴国内外优秀成果来实现民族化追求。其次论析刘绍棠本人的文学民族化追求理论观点，凸显刘绍棠民族化理论的独特内涵。他强调展现农村的乡俗风情以及主张语言的民族化等，推出了创作中所恪守的民族化理论原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第二章从叁个方面论述了刘绍棠文学民族化追求的表现。第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描绘，表现为乡村生活和民间文化两方面，分析了刘绍棠小说中乡村生活的环境、情态、变迁等，以及戏剧唱词、年画、说书、民俗等民间文化对刘绍棠小说创作的影响。第二方面是对刘绍棠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任侠贤淑的运河女性和慷慨豪气的燕赵男儿两类形象探讨了刘绍棠小说对民族人物性格的塑造。第叁方面从民族形式的运用方面展开，分析刘绍棠小说民族化的形式，它表现为通俗性与传奇性的结合，小说创作技法的借鉴吸收，语言的民族化。第叁章探讨了刘绍棠文学民族化追求的成因。地域文化的熏陶、创作主体的民族审美意识以及鲁迅、赵树理和孙犁等现当代乡土小说作家所形成的民族化追求传统影响了刘绍棠的文学民族化追求。结语部分阐述刘绍棠小说民族化追求的得失。肯定刘绍棠小说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化追求方面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陈夫龙[6]2018年在《刘绍棠乡土小说的侠文化解读》文中认为刘绍棠乡土小说以通州作为主体叙事空间,在刚柔相济的侠义叙事中,构建了一个快意恩仇、自由自在的民间江湖,塑造了一系列勇武任侠、多情重义的侠者形象,彰显出豪气干云、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形成了汪洋恣肆、健劲峭拔的艺术风格。他的侠义乡土文学的艺术建构,不仅拓展了乡土文学的表现领域,深化了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涵,而且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刘绍棠对故乡风土人情的诗意描摹和对侠者形象的激情书写,离不开他的原发于大地民间的侠义情怀。而这种侠义情怀,正是刘绍棠执着于侠义书写、构建诗意民间江湖的精神动力。
戚小雪[7]2017年在《论刘绍棠小说的诗化风格》文中提出刘绍棠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乡土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带着运河泥土的芬芳,以清新质朴的笔触描摹运河的风土民情,充满积极明朗的格调和婉转抒情的浪漫色彩,形成了独具刘绍棠特色的审美特性。长期以来,学界对刘绍棠小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刘绍棠小说的“诗化”特色也在部分文章中有所提及,但整体看来,此部分研究仍显得分散,所以,系统地研究刘绍棠小说的“诗化”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刘绍棠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叁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探讨了刘绍棠小说的研究现状,发现刘绍棠小说的诗化风格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并且对“诗化小说”提出论者的定义,表明刘绍棠的小说是具有诗意特色的;正文分为叁章。第一章对刘绍棠小说的诗意内容进行研究,分别从“风景”、“风俗”和“风情”叁个方面证明其小说的诗意美。刘绍棠善于以京东北运河为中心,多维度地描绘运河滩的风景,形成一幅幅诗意的山水写意画。他用满怀诗意的眼光看待故乡的风土民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朴素的美,歌颂农民积极浪漫的精神和正直善良的品格。第二章重点分析刘绍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刘绍棠将运河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纳入一个“大家庭”之中,让人物关系归于和谐、圆满。他对女性形象和儿童形象尤其关注,喜欢用美好的意象衬托女性形象的美,歌颂她们身上的美好品格。对于儿童形象的塑造,刘绍棠更是满怀希望和憧憬,赞美儿童形象天真、活泼的自然天性,寄予作者对故土、对祖国的关切之情。第叁章对刘绍棠小说的语言进行分析,刘绍棠的创作以京东北运河农民口语为主体,借鉴古典文学语言表达的精炼性和形象性,并受外国小说的影响,让他的小说语言充满了节奏感和音乐感,各式色彩词汇的运用产生绘画般的效果,乡土民间口语的表述方式让小说更接地气,充满了运河的“旱田瓜味儿”。结语部分,将刘绍棠小说的诗化风格进行系统性的总结,阐述刘绍棠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局限。
韩妍[8]2018年在《刘绍棠乡土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刘绍棠师承孙犁,是浪漫派乡土小说创作大家。他倾其一生精力创作的大运河乡土文学系列小说对运河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出发,立足于小说文本,深入剖析其乡土小说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叙述方式及审美风格等方面的问题,力图挖掘出刘绍棠后期乡土小说总体呈现出来的风貌特征及其小说隐含的作家的世界观。本文分为前言、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前言部分对中国乡土小说发展脉络和作者基本情况作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就相关研究作了文献综述,表明了自己论文的创新点。第一章论述了刘绍棠乡土小说的人物塑造。刘绍棠后期小说呈现出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物设置“无主角”、人物心理“静止化”叁个特征。小说重人物轻情节,体现了“心理性”的人物观。第二章论述了刘绍棠乡土小说的情节模式。刘绍棠后期小说总体呈现出叁种叙事序列:“童年叙事序列”、“右派叙事序列”和“‘离去——归来’的爱情叙事序列”。这叁种情节模式成为了刘绍棠小说不可或缺的叁大元素。第叁章论述了刘绍棠乡土小说的叙述方式。刘绍棠后期小说采用了“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双重叙事”等多元视角,为其小说增添了更深的艺术魅力;他对小说叙述距离的有机控制,使读者与叙述主体之间得以交流融合,隐含作者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得以全部彰显。第四章论述了刘绍棠乡土小说的审美风格。刘绍棠乡土文学创作的审美观经历了从“颂歌体”到“抒情体”的变迁。其对小说中的“黑暗”事件采取的隐形化处理手法,加之对传统乡土小说田园牧歌风格的继承,使得其乡土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了“抒情式的运河牧歌风格”。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刘绍棠的大运河文学虽然数量庞大,但却终究未能在乡土文学大流中崭露头角。这一方面与作家创作的观照对象和创作的个性化追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关于人性思考的浅薄分不开。正因如此,刘绍棠乡土文学终究成为了承前启后的过渡文学。
崔志远[9]2012年在《燕赵的豪侠——刘绍棠“运河文学”形象与京剧行当》文中研究说明刘绍棠在20世纪50年代便蜚声文坛,形成了诗情画意的创作风格,被视为"荷花淀派"的"掌门弟子"。新时期复出的刘绍棠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构建起他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该体系着意书写运河滩粗犷豪放的男子和多情重义的女子,发掘勇
宗文萍[10]2017年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乡土文学教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的一代逐渐对脚下的土地、对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及其蕴含的深厚文化产生了疏离感和陌生感,失落了的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而扎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乡土文学,有着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它以浓郁地方特色和强大的本土性引领人们加深对故土和民族的感情。重视教材中的乡土文学作品对于弘扬民族精神,提升学生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学生精神文明根基以及培养学生价值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人教版、苏教版、鄂教版初中和高中语文教材所编选的乡土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乡土文学的概述、教材的作品、乡土文学的教学情况以及教学的策略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首先明确了乡土文学的概念,了解了它的研究现状,勾勒了它发展的脉络并探讨了它对青少年成长的意义。其次,通过图表统计的方法梳理分析了几个版本教材收录乡土文学作品的数量及选目变化,认识了乡土文学丰富且复杂的存在形式,指出了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教材作品比较的基础上,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学生;访谈的方法调查了教师。发现了目前乡土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教师语文素养不高、学生缺乏兴趣以及学校缺少相关的活动等等。基于此,笔者以语文课程标准为指导,结合青少年当前的认知水平,针对目前乡土文学教学中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教学建议,以期能在理论建设和实践操作层面为一线的中学教师提供一个乡土文学教学的可行性方案。
参考文献：
[1]. 刘绍棠小说的燕赵文化精神[D]. 葛振江.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论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D]. 王瑞迪. 安徽大学. 2018
[3]. 民俗文化视阈下的刘绍棠乡土小说[D]. 许佳佳. 河南大学. 2012
[4]. 异曲同调的田园牧歌[D]. 朱妍妍.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5]. 论刘绍棠小说创作的民族化追求[D]. 翟翊翔. 湖南大学. 2014
[6]. 刘绍棠乡土小说的侠文化解读[J]. 陈夫龙.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
[7]. 论刘绍棠小说的诗化风格[D]. 戚小雪.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8]. 刘绍棠乡土小说研究[D]. 韩妍. 贵州大学. 2018
[9]. 燕赵的豪侠——刘绍棠“运河文学”形象与京剧行当[J]. 崔志远.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2
[10].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乡土文学教学[D]. 宗文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刘绍棠论文; 文学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 燕赵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语言特色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