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的组织环境及发展路径
傅利平 华 珍 何 峰
摘 要： 藏传佛教寺院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它既有开放系统的特点，又具有封闭系统的特征。它一方面受到外部宏观、微观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内部管理层又不断在做出应对和调整。本文以组织理论作为视角，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寺院的组织环境，进而探讨现阶段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寺院组织 开放系统 封闭系统 组织环境 发展路径
一、引 言
任何组织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和运行的，环境的形态及变化会直接影响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发展方向。对组织的研究发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个研究组织内部环境到兼顾研究组织外部环境研究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由于西方社会发生了经济危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点的现代社会转型要求组织管理实践以“效率”为核心，因而出现了研究组织内部环境的自然系统理论，其目的是发挥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和协作理论来提高组织的效率。① 梅约提出人际关系理论，强调了组织中人的重要性。马斯洛、阿德福等分析了组织中人的需求、动机和激励问题。D·麦克格雷戈和C·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主要研究了组织中群体关系。巴纳德提出了组织协作理论。弗利特提出了伙伴关系理论。以上组织理论充分分析了组织内部关系，然而对组织理论的讨论也都局限在组织内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多方面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日益紧密。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开始向多元化和包容化发展，社会的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组织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和多变，对组织的研究也开始从单纯研究组织内部效率向研究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发展。组织理论研究史上出现了研究组织外部环境的开放系统组织理论。② J·加尔布雷斯(J.Galbraith)、洛尔施(I.W.Lawrence)和劳伦斯(P.Lawerence)等提出了权变学派理论研究的是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西斯尼克等人提出了制度学派理论，指出组织是一个有机体，其发展演变是组织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迈耶、D·迪玛奇奥(D.DiMaggio)等提出的新制度学派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适应外部环境才能生存，因此研究组织现象首先要研究组织环境。以上组织理论均强调组织适应环境的重要性。 经历了组织理论的不断更新，多数学者基本认可的观点是：研究组织必须兼顾内部小环境和外部大环境两个方面，才能得出全面和客观的推论。汤普森（Thompson）在其《行动中的组织》（Organization in Action）一书中提出研究组织要结合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两种方法，开放系统方法认为影响组织的所有变量是无法预见和控制的。组织在整体上依赖于外部的大环境，组织的发展要通过内部制度层面处理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自然系统，组织是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合起来的整体，内部的管理层面的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技术层次来应对和消除组织与外部环境交流时出现的不确定性，从而保持组织的稳定性。[1]宗教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它是“宗教信仰者在其中过宗教生活、进行宗教活动的机构、团体、社会或其他形式的群体”[2]。本文以藏传佛教寺院这一特殊的组织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自然系统理论和开放系统理论考察寺院组织与外部环境在信息、物质和能量方面的交流状态和组织内部各要素、各组成部分的存在和互相的状态。开放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寺院组织外部环境是动态的，而封闭理论视角下寺院组织内部环境是静态的。把动态和静态的组织环境结合起来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将呈现相对完整的寺院组织存在的状态和运行的规律。
历史上，帕森斯根据组织的功能和目标把宗教组织分类为具备“文化”和“揭示”等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埃特奥尼(Amitai Etzioni)以组织权利类型把宗教组织分类为具备劝导和感召功能的道德类组织。在我国，以组织性质和机构编制等为标准将宗教组织归于人民团体类的社会组织，其特点以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为主。就藏传佛教寺院来看，历史上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桑耶寺建立以来，其内部结构以佛、法、僧三个元素作为必备的条件，形成了独特的寺院组织结构。个体的寺院又通过师承关系或主属寺的关系联系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独立又合作的关系。当前，在我国宗教政策的指引下，藏传佛教寺院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以及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要求，要从内而外实现内部自我管理和外部管理。在组织理论基础上分析藏传佛教寺院的内、外部环境，不仅具有拓展和丰富组织研究方法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性实践探索的现实意义。
二、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外部环境
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外部环境基于组织各种资源支持，经过组织的内化和转换的过程，将其再一次投入于外部环境中。卡茨(Katz)和卡恩(Kahn)的《组织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中提出应该以开放系统的理论运用在组织研究中。[3]他们所阐释的开放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开放的系统，它侧重考察组织与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研究组织的运行规律。通过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发现它具有开放系统组织的基本特性。寺院组织不是孤立的，它与周边特定的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谓特定的外部环境包括其它种类的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经济、政治等方面。理解藏传佛教组织的外部环境可以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两个方面结合分析。
（一）宏观环境
1.经济环境
藏传佛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因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藏传佛教自产生到发展，其寺院组织的一切宗教活动与社会经济结合在一起。在旧社会中，宗教被统治阶级作为维护其政权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寺院组织也被卷入世俗社会，从僧侣个人到寺院集体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因此，寺院组织对利益的追求是宗教世俗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选择。寺院内部人员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各类佛事活动的组织也离不开经济实力的基础。例如甘肃拉卜楞寺这种规模较大的寺院，每年的佛事活动很多，时间累计大约160多天。靠传统的施主布施已经不能满足各种活动的需求。寺院创新自养的途径是无法改变的发展趋向。社会的经济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着寺院经济。外界的经济环境、制度决定着寺院的经济形态。在民主改革以前，封建私有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寺院里的财产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活佛手中；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下，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行，寺院组织的资产也随之属于僧侣公共所有。寺院组织通过寺管会的统一组织将寺院共有资金统一调配，使寺院资产大幅升值，实现寺院经济实力的增强。寺院根据自身所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将从事经济活动也逐渐成为常态。拥有耕地、森林、草山、牲畜等生产资料条件者，通过承包、抵押、租赁等方式实现增值。对于缺乏生产资料的寺院，则涉足商贸流通领域，实现投资少、方式灵活地进行商贸交流活动。
在市场经济环境的推动下，很多寺院从自身的优势出发，积极开展生产和服务事业。不仅减轻了周边地区信徒群众的供养压力，而且逐步开始有了以寺养寺的能力。早在1988年，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的35座寺院中就有27座经商，德格县57座寺庙中近一半经商。[4]又，青海省塔尔寺年收入220万元左右，保障了寺院各项日常开支和小型维修的需要，改善了僧人的生活，基本实现了自养。现在全寺有工艺僧、医僧和寺属企业中合作僧人220人，占全寺发证僧人的55%。[5]又，云南省松赞林寺仅2009年旅游门票收入1760万元，2011年达到2700万元，2012年至3800万元，僧人每年可以从寺院领取2—4万元生活补助，寺院的修缮、佛事活动的支出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给寺院所在地的村民小组每户每年5000元的分红。[6]综上所述，寺院组织在考察所处地域的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具备的条件，在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同时通过各种经济实体和经营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符合自身发展方向的营利模式，就会达到既能实现自身发展又实现与社会相协调的目标。
2.政治环境
佛教自传入藏区，就与政治力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首先，寺院组织对政治环境既有依赖性又有妥协性。国家机构对寺院组织的合法性要求是寺院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释迦牟尼创建佛教的早期就阐述了佛教发展要顺应当时当地的国法、各种法会的时间都要根据国情和民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的重要性。我国东晋时期的汉传佛教高僧释道安也曾经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后来又有东晋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著《沙门不敬王者论》阐述佛教事实上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其中更不能离开政治权力的扶持。清代藏传佛教高僧丹达拉然巴在其著述有一部分内容是专门阐述关于僧人受戒仪轨，其中提出戒师须询问受戒者是否有过违背国法和犯罪的历史。如果有之，则不能受戒。僧人受戒原本需要得到父母应允，否则不能受戒。但是，如果受戒之事是因受命于当政的帝王或头人，则父母应允之规定也可放宽。[7]总之，不论是释迦牟尼的语录，还是戒律中的相关规定，僧人和寺院需要依赖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寻求生存和发展。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是政治力量。就藏传佛教寺院来说，它对政治环境的依赖和妥协，曾经体现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教合一”制度，藏传佛教与地方政权紧密结合，地方政权借助佛教壮大了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力，藏传佛教各教派又通过地方或中央政权获得了发展自身组织的机会。1958年宗教改革以后，寺庙组织的封建政治特权被废除，一部分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各级政协组织及国家权力机关中任职，发挥着一定的参政议政作用，他们逐渐开始适应宗教权威削弱的现实情况。藏传佛教界人士不再只是单纯代表信教群体，而是作为更广范的人民意愿的代表。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藏传佛教和其他宗教都面临着全面世俗化的趋向，据笔者在2012年青海省黄南州部分寺院和周边地区的调研结果显示，村落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及草场纠纷等原本只有寺院组织派僧人进行调节的情况已经变得很少；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中迎请僧人的现象也在逐渐变少；村落和寺院的佛事活动中借故放弃的情况有增多的趋势。[8]这些现象都表明，随着寺院组织政治权力的削弱，世俗化和社会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Ⅰ、Ⅱ、Ⅲ导联其中之一呈现近似一直线，其余两个导联P-QRS波形一致，提示N导联夹接到上肢。Ⅰ导联呈一直线，提示R、L导联夹接到下肢，F导联夹接到上肢；Ⅱ导联呈一直线，提示R、F导联夹接到下肢，L导联夹接到上肢；Ⅲ导联呈一直线，提示L、F导联夹接到下肢，R导联夹接到上肢。
1.宁玛派
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是典型的以家族沿袭方式进行传承的教派。该教派的传承是以昆氏家族为核心发展起来的，该教派中成员都认同昆氏家族的子孙血脉都是至高和神圣的。昆族修学的内容主要是卓弥译师与其弟子的“道果”教法，还包括宁玛传承、西藏新传秘法的理论。萨迦派的传承是亲缘相传，在寺院中的组织也要依靠家族式的神权作为保障。萨迦寺的寺院组织形式试以萨迦寺为例，它划分为四个喇让二级组织，即细拖喇让、仁庆岗喇让、拉康喇让、渡却喇让。各喇让都是由座主管理，座主也是以父子相传的形式沿袭下去。随着历史的发展，只剩下渡却喇让延续到后代，其在后期又分成了彭措和卓玛两个颇章。这两个颇章的座主由各自的长子担任。[12]由此看来，萨迦派的寺院组织形式主要是以家族沿袭的方式开展的。
（二）微观环境
1.人员
AHP法的研究中，重要的问题是两两相对的重要性判断，对这个重要性的判断标准学术界一般采用萨迪提出的1～9标度方法，本文也以此为标准，其含义见表1所示。
居士，指的是在家学佛的信徒。一般是围绕着一个有学识和名望的僧人，有一群居士共同学习和活动。由于给他们教授佛法的僧人是归属于某个寺院，所以居士群与寺院在各种法会和慈善活动中都在频繁地互动。居士群体自古以来就是寺院组织外围的拥护力量。考察古时候藏传佛教的居士，他们当中有帝王、大臣、富商等，他们信仰佛教且有能力供养僧人。他们以维护佛法、财物供养、翻译佛典等方式与寺院组织保持关系。新时代的居士群体的特征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范围不仅仅是具有财物供养能力的人，居士身份开始平民化。他们一般是跟随一位僧人学习佛法，其形式除了面授，还通过QQ、微信等方式进行音频和视频的授课。居士群体有时候也被普通信徒家庭请到家里诵经。随着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到寺院出家为僧的人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居士群体规模和数量的日益增长。从笔者在青海省西宁市区和黄南州地区对居士群体的调研情况来看，居士群体在社会上的活动和与寺院的互动量大幅增加。寺院组织的各项宗教活动越来越离不开居士群体。
2.还俗僧人群体
所谓还俗僧人是指因为自身违反戒律后主动离开或被清除出寺院组织的僧人，他们虽然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不再受到寺院组织制度的约束，但是其脱离的性质与行政组织开除职工或企业组织中解雇员工是完全不一样的。笔者在青海省黄南地区就还俗僧人与寺院的关系进行调研时发现，还俗僧人离开寺院以后，与寺院的关系依然密切。甚至，有些曾经在寺院时默默无闻的人，在离开寺院组织以后，反倒热衷于加入寺院的各项活动中。这些活动主要表现在两各方面，一是他们中的多数离开寺院以后开始经商，拥有了很好的收入，他们愿意为寺院建设和各类法会提供钱、物的资助。二是对寺内的佛事仪轨进行指导帮助。其主要原因是寺院的新一代僧人尚年轻，对传统的佛事仪轨程序和经、咒的念诵方式不了解。而还俗僧人群体中的多数是在寺院里学习多年的年长者，对寺内的活动及其程序非常熟悉，比在寺年轻僧人的经验充足。所以，寺院组织在很多活动中，不得不邀请还俗僧人入寺进行相关的指导和教授。这种互动方式在小型寺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寺院组织方面来看，需要为寺院建设或法事活动筹集资金的时候，首先寻求资助的群体除了普通信徒和居士群以外，还有还俗僧人群体。据笔者对黄南州隆务寺及其几座小型属寺僧人的访谈记录来看，近些年来还俗僧人的数量呈逐年剧增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居士群体对寺院组织的影响力将日俱增。
无论从语言转换还是跨文化交际上看，译者的主体性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查明建等（2003：22）对译者的主体性做出如下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三、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内部环境
寺院的内部环境是与寺院的建立及其组织目标有直接关系的具体运转环境，其中有些是可衡量的有形要素，有些是不可衡量的无形要素。藏传佛教寺院组织中的人员、经典文献、制度文件等要素是有形的、可以衡量的，它们决定了组织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而寺院组织的运转和传承的机制是无形的，无法准确地描述和衡量，它决定了寺院组织对内部各种资源的配置，也支配着组织内部人员行动和组织的运转效率。对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研究，不仅要以开放系统方法研究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且要以封闭系统方法研究组织内部各要素和各组成部分的存在状态和相互关系。
（一）可衡量的有形要素
寺院组织外部环境中除了组织所处的政治、经济等宏观的环境，还包括一些微观的环境，其中包括由各寺所属地区的信徒群体、居士群体、还俗僧人等直接与寺院组织活动发生关系的小型群体构成的微观环境。
岩性、构造、地貌及水系，是贵州观赏石资源形成的重要控制因素。形、质、色、纹、韵四种审美元素在贵州观赏石资源上体现得十分充分和典型。其中，“色彩”是贵州观赏石的显著特点，可概括和解读为“十大色系”，展现出观赏石资源中“多彩贵州”的无限魅力。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古老的一派，它比其他教派早出现30余年。他们传承的内容主要是以吐蕃时期翻译的旧密咒为主。此派传承是通过秘密传授的方式，一般严格禁止所传承的经典和密教进行翻译。早期的宁玛派传承是通过父子兄弟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宁玛派的传承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在家修行者，被称之为“额巴”，他们的传承是以父子相传模式为主。二是寺院内的师徒传承模式，寺内试行勘布负责制，由获得堪布学历的僧人负责传承和组织活动。宁玛派的寺院组织从总体来看，显得比较涣散。所以，我们认为宁玛派的传承和组织从总体来看依然是父子相传模式作为主导。
2.制度
寺院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也要以良好的制度建设来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这就要求他们制定出一套既遵循藏传佛教发展规律，又与国家的各种政策和法规相协调一致的规章和制度。寺院组织既然是始终处于动态的环境中，内部管理层就要通过一定的技术层面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外部因素对组织运行的干扰，从而实现组织的稳定。所谓技术层面就是要以制度的形式进行调控。寺院内部制定的寺规是用来规范僧人的活动和行为，也是一种缓冲的机制。汤普森提出了一个层次模型，即：（1）所有组织在本质上是开放的系统；（2）所有组织必须通过精心设计合适的结构来适应环境。组织通过不同的机制来“缓冲”过度的外部扰动对于“技术核心”的影响。[11]寺规在藏文中称之为“加优”
它是戒律在寺院组织中的表现形式，是在佛教戒律的基础上，结合寺院生活的具体情况作的具体规定。以青海塔尔寺为例，近年来不断加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标，陆续制定了《寺院工作制度》《塔尔寺管理制度》《塔尔寺僧人管理制度》《塔尔寺财务管理制度》等十余项规章制度。对比规模较大的寺院，那些小型寺院的寺院规章制度种类不多，但是寺规里面的各项事务和项目非常细致入微。据笔者2013年对黄南地区隆务寺及其属寺的调研情况，发现一般寺院都有两份寺规：一份寺规一般是历史文档，不会对其进行修改变动；另一份寺规一般是现行文件，由寺管会每年根据寺院内、外环境和僧人们的生活、学习条件的变化做不断的修改。前者是由寺院里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堪布或活佛编写的，其内容是以上师前辈的颂词、寺院组织的师承情况以及对僧人的修习次第、衣食住行、佛事仪轨等作的规范及惩罚方式等内容；后者的规定事项和项目更加具体和现实。尤其对违反寺规的惩罚手段和方法、布施的分配等做了详细规定和说明。
亳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代背景下，译介与国际传播亳文化，是亳州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亳州的重要一步，对传承创新特色区域文化，提升皖北文化软实力，助力皖北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市强省建设，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不可衡量的无形要素
藏传佛教由于教义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教派。不同教派的传承模式和寺院组织模式都是不同的。不同的经典和教义传承模式是他们各自具有的特征，这些要素即是一种不可测量的、但却代代流传下来的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无形的、很难被精确描述的运行机制。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刚刚经过机构改革的税务部门是否能够迅速适应新的征管要求，配套政策能否按时出台，对于财税部门和立法机关而言，无疑是一场考验。
其次，政治环境对寺院组织既有约束性又有适应性。政治环境对寺院组织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权对寺院组织的规范化。在汉传佛教来说，两晋时期建立了僧官制度，由政府委任僧人担任各级僧官，帮助政府管理宗教事务。在之后的历史中逐渐建立了完善的僧官体制，逐渐增加了俗官与僧官一起管理宗教事务。藏传佛教亦是如此，历代中央政府给藏传佛教领袖封赐名号、给与其名誉和财物两方面的支持。例如元朝忽必烈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大元帝师，使他拥有统辖僧尼和掌管佛教事务的权力；明朝帝王先后封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和其他宗教领袖。借助帝王政权的帮助，噶举、萨迦、格鲁派的势力在地方的影响力都得到大幅的提升；清朝时期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分别建立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而新时期我国的政治环境下，国家对寺院组织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对寺院法制化的管理。当寺院组织与国家、社会的矛盾突出时，国家会通过制定相应的宗教政策，对寺院组织的规模和发展方向进行规范。寺院组织被纳入了国家管理体系当中，法制化和社会化的寺院管理模式已经开始成为政府对寺院组织的常态管理模式。法制化管理就是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政策等规范性文件，对藏传佛教中涉及国家利益和宗教界权益关系的问题进行行政性管理。针对寺院的组织管理工作出台了《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并在各地寺院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针对关于宗教佛事活动的规范，设置和完善活动申请和审批的手续和流程；针对僧职人员管理出台《教职人员登记管理办法》《修行人员管理办法》《藏传佛教教职人员证》等法规；针对活佛管理事务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另外，还有一些针对寺院财物、涉外事务等方面作具体规范的法规和政策。
在组织中，管理者关注的重点往往落实在组织的内部环境上。充足、合格的组织成员是组织是否成熟和具备未来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藏传佛教寺院组织中除了一般僧人之外，还有根据组织结构的需要而安排的各种级别的管理人员。大型寺院组织的世俗事务和教育系统按照两套管理层级设置了不同职务。以甘肃省拉卜楞寺为例，随着修习制度的不断完善，僧侣职务逐步细化。该寺嘉木样活佛在以前的组织结构基础上组建了蹉钦措兑和仲贾措兑两个组织，即上、下议会。上议会系嘉木样的佛宫组织，由囊佐、司食、经务、秘书、承宣、嘉木样代表、管家等官员组成，负责嘉木样本人及嘉木样大师的内外事务。下议会为全寺权力结构，有总法台、总僧官、财务长、亲王管家、僧众代表6人、秘书等组成，负责全寺宗教财务、司法等一切事务。[10]寺院内部僧人的数量、管理层级和职务的划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划分大、中、小型寺院的重要指标。
阻尼系数比是评价悬架性能好坏的重要参数之一，是悬架“软”或“硬”的标志，也是振动衰减快慢的标志。为缓冲由不平路面传入的向上冲击，减振器的回弹(拉伸)阻尼力一般大于压缩阻尼力，其值在6比4-8比2。
1.居士群体
2.萨迦派
政治环境对寺院组织的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对寺院建设、人员生活等方面的支持。当前，随着我国开展和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寺院组织逐渐参照社区管理的办法，开始施行社会化的管理。僧人作为普通公民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僧人和普通公民一样获得生存、安全、生活等方面的保障，这也是国家惠民政策得到落实的表现。以甘肃省甘南州为例，截至2011年1月，全州参加医疗保险的农牧民有51万，其中僧尼有4517名，占全部僧尼的46.18%；截至2010年底，全州有2600名僧人纳入养老保险，67座寺院的养老保险正在办理当中；截至2012年底，已有6339名僧尼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占全州僧尼人数的64.81%。[9]总之，广大僧尼在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下，基本解决了生活、看病、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3.格鲁派
格鲁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是出现最晚的一个教派，所以他吸取了各教派的经验，在寺院组织形式上比较成熟，寺院组织以学经制度为核心形成了严格的组织层次和机构。以拉萨色拉、哲蚌、扎什伦布三大寺为例，寺院从高到低分别包括措钦、扎仓、康村、弥村四个组织层。各地的寺院组织层级组织形式都各有不同，但是主要形式上参照拉萨三大寺。格鲁派的传承和寺院组织主要依靠活佛制度作为其主要的传承方式。其中主要又以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起着主导作用。达赖活佛转世系统至今延续到14世，班禅活佛转世系统至今已经延续到了11世。围绕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各地各寺都出现大大小小不同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的教义传承及寺院组织主要是依靠活佛转世系统进行的，活佛制度不仅是传承的途径，也是保障格鲁派寺院组织稳定的保障机制。
藏传佛教有六大教派，各教派都有各自组织内部长期形成的传统的传承方式，这些传承方式是依据各自教派寺院组织具体的需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其中，宁玛、萨迦、格鲁派的组织形式相对其他教派来说，特征比较突出，形式相对稳定。当然，这三大教派的传承模式和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也有交叉和融合的地方。不能简单地总结哪一教派就是哪种传承模式和组织结构。这三大教派中都存在堪布负责的制度，都有活佛传承的制度，活佛传承过程中也交叉着师徒传承的形式。但是，各种传承制度在不同教派中出现的时间早晚是不同的，本教派的注重面不同。即使有多重传承方式和组织机构的形式共存，也存在着主次的区别。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大教派互相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各自的传承模式和组织结构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教派内部的这种传承方式是寺院组织内部环境的重要要素。但是，我们在考察寺院组织内部环境各种要素时，发现这些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传承方式的轮廓和界限是模糊的，并不能像组织中的人员和制度等要素一样去具体测量和描述，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去分别探讨。不同的传承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对维持本教派的组织结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察寺院组织内部环境时，我们必须把他们也作为重要要素进行考察。
四、当代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发展途径
根据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特殊属性、面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各要素及各部分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律，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组织的发展应遵循如下途径：
（一）外部适应途径
藏传佛教寺院组织是既封闭又开放的特殊组织形态，其发展应随着外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环境的改变而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顺应当前国家的各项宗教政策和法规，积极走法制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继续提高寺院自养能力，建立多元的经济创收机制。坐落于旅游景区的寺院，建立健全相应的旅游管理模式，建立寺内导游、寺院特色产品销售、寺内生活体验等活动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拥有草山、耕地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寺院，完善租赁和承包等机制；涉及慈善活动的寺院组织可以分片划区、任命负责人的形式，对各种寺院内外的慈善活动进行规模和时间的规范，使慈善活动高效有序。
（二）内部调整途径
当下的多数藏传佛教寺院还在沿用传统的组织架构来管理组织人员，寺院中某些传统要素固然不能更改，例如对佛事仪轨、经典教义和戒律等内容。但是，一部分要素是完全可以根据国情、民情的发展、社会的风俗日新月异而做出相应调整的内容。对内部管理层的人员职务进行分工明确，对财务职能部门、学经职能部门和弘法职能部门进行职能的划分。寺院组织管理层在学习佛教教义本身的同时，可以学习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了解管理学的一些原理。在管理方法上积极应用电脑网络等先进技术，对资源进行配置和利用，促进寺院组织的完善和有效运转。通过掌握管理技能，寻求现代管理理念与佛教教义相融合的方法、手段和途径。如此，寺院内部管理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随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寺院组织适时学习和应用先进的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来管理寺院组织和僧侣，将传统的寺院清规与现代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高效管理模式是当代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
2) 当不确定加箱或减箱事件发生时见图2b)，进入下一阶段t=t+1，更新集装箱序列和船舶贝内箱位序列，减箱事件对应的集装箱c4和箱位p6从序列中被删除，加箱事件对应的集装箱c7被添加到集装箱序列。
此外，这里特别针对社工组织中一线社工的“双重角色”进行说明。一线社工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指的是专业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和行政管理者的角色。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讲，具体可以体现为：最终决定开展何种服务往往是行政指标的要求和服务对象的需求评估相结合；一线社工需要承担组织初期发展所需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除了专业服务的文书外各种通讯记录、新闻稿件的撰写等等，即社会工作实践很可能渗透着行政判断和程序而非完全是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判断，这些尤其值得反思。
五、结 语
所有组织都是在不断适应和调整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组织被动地适应环境只能被环境制约。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的特殊性，也有共性。寺院组织管理层积极更新管理理念、改善管理技术，对寺院的发展至关重要。新时期，我国藏传佛教寺院的组织环境是复杂而多变的，尤其外部环境更加具有不确定因素。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发展，全球化导致的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更加突出。寺院内外部的具体环境逐渐发生变化，藏传佛教寺院组织成员对物质和精神等层面的需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藏传佛教本身也逐渐开始走向倾向于世俗化的道路。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在新时期寻求生存和发展，需要主动了解、认识、分析和判断与组织相关的环境，准确评判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发展的需要，进而作出对应的调整，实现寺院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在保持佛教原本教义和寺院传统管理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管理模式、积极变革和管理，才能提升寺院组织的运转能力，并促使藏传佛教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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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9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5—0030—07
作者简介： 傅利平，女，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珍，女，藏族，青海民族大学与天津大学联合培养，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何峰，男，土族，青海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梵藏汉佛教‘止观’经论原典整理和研究”(项目批准号：17BZJ021)阶段性成果。
标签：寺院组织论文; 开放系统论文; 封闭系统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发展路径论文;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青海民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