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类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其对论文,作用论文,类型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的《技术、生产率与工作的创造》报告中指出：“今天，各种形式的知识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上的赢家，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着更高的产出”。大量事实表明，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力。
一、知识与信息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人们关注的热点是信息、信息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关注的热点是知识、知识经济。知识与信息是何关系？知识经济是否等同于信息经济？前者取代后者仅仅是称谓的改变，还是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知识与信息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信息，作为组成系统元素的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系统元素所具有的普遍属性。仅就人类社会所捕捉到的信息而言，信息是人们通过感官所获得的有关客观事物的映象。信息的构成元素是数据。数据直接来自感应器。感应器是人的感官的延伸。数据是人们借助感应器对客观事物进行反映所得到的构成客观事物映象的材料，而不是客观事物映象抑或信息本身。信息是有序的经过组织的数据，是人们通过数据的综合所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映象。对客观事物的映象只是人们认知客观事物的初级形式，它孕育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是理解的前奏、前提与必要准备。一旦人们借助所获得的信息达到了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与运行规律的理解，信息便升华为知识。知识提供给人们的不再是客观事物的映象，而是对隐藏于映象背后的种种内外联系及其规律的认识。凭借着这种认识，便可以预测客观事物未来的变动趋势与结果。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彭齐亚斯所言：“知识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信息，是有关进步怎样进行的信念。”
综上所述，知识与信息二者不容混淆：第一，信息与知识分属人类对客观事物认知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二，信息的作用不同于知识的作用。前者在于消除主体对客体认知的不确定性，使主体明了客体是什么，不是什么，却不能直接向主体昭示客体何以如此的原因或根据。因而其作用必然受到双重限制：一是时效性限制。客观事物外部现象变动不居，作为客观事物外部映象的信息的作用时效必然十分短暂，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必然极易丧失。二是空间性限制。信息直接提供给人们的是客观事物的映象，而不是隐藏在映象背后的联系，故处于信息获取阶段的人们尚无法获得由此及彼、开拓、创新的能力。知识则不相同，因其是对信息理解的产物，是借助信息所达到的对客观事物内外部相对稳定联系的认识与把握，所以知识的作用时效要比信息的作用时效长久得多，前者的作用空间也要比后者的作用空间广阔深入得多。第三，知识产业的外延远比信息产业丰富。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便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并把知识产业划分为研究开发、教育、信息设备、信息服务和通讯五大类型。也就是说，除信息业以外，知识产业还包括研究开发（知识的形成）、教育（知识的传播）等诸多部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信息、信息经济的话题逐渐让位于有关知识、知识经济的话题。这种转变显然不仅仅是称谓的改变，而是人们对正在形成中的新经济形态认识深化的结果。准确地说，使正在形成中的新经济形态与工业经济形态区分开来的，不是信息成为了社会生产力的主导性因素，而是知识成为了社会生产力的主导性因素；不是信息产业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产业，而是知识产业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产业。知识经济范畴相比信息经济范畴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了正在生长着的新经济形态的本质规定，无疑是比信息经济更具科学性的表述。
二、知识的类型
知识的类型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也不尽相同。根据认知客体的不同，可将知识区分为专业性知识与一般性知识。专业性知识，是认知主体关于某特定或特类客体的知识。该类知识只能为认知主体作用于某特定或特类客体提供行动指南，而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性知识，是认知主体关于存在于各个或各类认知客体中的共性、普遍性的知识。该类知识对人们的行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也被称为通用性知识。
根据使用频率与稳定性的不同，可将知识分为常规性知识与非常规性知识。常规性知识，是指使用频繁、不易变化的知识。为了降低该类知识的使用成本，提高该类知识的使用效益，往往可以通过规范化、程序化，将其转化为一系列制度、规则、规程或应用软件，故常规性知识又被称为可程序化知识。非常规性知识，是指使用频率低，因时、因地、因认知客体而异的知识。此类知识，既不具有被规范化、被程序化的可能性，也不具有被规范化、被程序化的经济合理性，故又被称为不可程序化知识。
根据可转移与否，可将知识分为可转移性知识与不可转移性知识。可转移性知识，是指可传播给他人的知识。可转移性具有双重规定：一是该类知识产生后可与认知主体分离，通过传媒为其他认知主体获取；二是该类知识具有与认知主体分离或传播的经济合理性，知识的传播收益大于知识的传播成本。因可转移性知识可被转移双方共享，故又被称为共享性知识。不可转移性知识，是指不可传播给他人的知识。不可转移性同样具有双重规定：一是该类知识无法与认知主体分离，因而无法通过传媒为其他认知主体获取；二是该类知识即便可与认知主体分离，但由于传播成本大于传播收益，不具有传播的经济合理性，实际上也不会发生转移。因不可转移性知识不能为多个认知主体共享，故又被称为非共享性知识。
根据存在形态的不同，可将知识分为实体化知识与非实体化知识。实体化知识，是指取得了物的存在形态的知识。该类知识可进一步被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已转化为一定物质产品的知识；一类是载于各种物质媒体的知识。载于物质媒体类知识，又有技能性知识与言语性知识之分。前者，以人们的操作行为为载体，因其包含着实践者对所作用客体运行规律的理解与把握，故属知识的范畴。技能可通过模仿与训练而被传播。技能传播无疑是知识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包括以空气振动为载体的口语知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知识，以电磁波为载体的电传知识，以磁性物质为载体的拷贝知识等。已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知识与载于各种物质媒体之上的知识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知识的产物，是人们运用一定的知识作用于客观世界的结果，而不再是知识本身。后者尽管取得了物质媒体的存在形式，却仍属精神财富范畴，与存在于人脑中的知识无质的差别。目前通常将知识含量较高的物质产品与以实物为载体的精神产品统称为知识产品。为将二者区分开来，笔者主张将前者称为知识的产品，将后者称为知识性产品。并认为知识产业部门应仅指从事知识性产品生产的部门，而不应包括从事知识的产品的生产部门。任何物质产品的生产都需要知识投入，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物质产品都是知识的产品。若把知识的产品的生产也归入知识产业部门，知识产业部门与非知识产业部门的划分便不复存在。非实体化知识，是指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未能取得独立于人脑之外的物的存在形态的知识。该类知识与实体化知识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不能被物化、复制、交流与传播，因而也被称为潜在形态的知识。
按照认知阶段的不同，可将知识分为数据层知识、有序层知识与功能层知识。数据层知识，是指以数据形态存在着的知识。有序层知识，是指数据的综合、有序化、组织化，亦即信息。如前所述，数据、信息只是知识的源泉，而不是知识本身。但这并不排斥人们从原初的意义上将其归入广义的知识范畴。功能层知识，是指人们基于信息获取基础上的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对人们适应与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的知识。功能层知识还可进一步被划分为操作性知识、整合性知识与前瞻性知识。操作性知识，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行动的知识。整合性知识，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确定系统的运行目标、运行战略与策略的知识。前瞻性知识，是指导人们审时度势，正确地认识系统的运行趋势与科学地预测系统的发展前景的知识。
三、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民生产总值，是量度一个国家国力的综合性指标。如何使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对决定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主导性因素的不同解说，则形成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专业化人力资本与特殊知识积累论四大主要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派别。
资本决定论始自亚当·斯密，成熟于哈罗德与多马。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这一理论的典型形式。资本决定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快慢取决于投资规模的大小和资本产出率的高低，因投资来源于储蓄，故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这一理论解释与工业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基本吻合，故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资本产出率不变，即在剔除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产出率变动因素的前提下单纯考察投资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得出资本决定论的结论。伴随着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展开，技术进步的速度显著加快，哈罗德—多马模型有关资本产出率不变的假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索洛等人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创立了技术进步论，成为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线。其主要贡献是区分了由要素量增加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与由要素技术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水平效应”这两种经济增长的不同源泉。丹尼森等人有关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不仅证实了索洛的观点，而且表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剩余足以大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根据索洛模型可以预期知识结构相近、技术可以自由流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具有趋同的结果。但这一预期并未被证实。一部分经济学家据此认为“知识结构差别减小”、“技术自由流动”等新古典一般均衡前提不能成立，进而将增长理论研究推进到“结构主义”和“非均衡”方向，与发展经济学合流；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继续坚持一般均衡原理，试图通过发现某些潜在的经济关系来解决上述矛盾。人力资本就是舒尔茨所揭示的一项重要的潜在关系。他指出，技术进步论过份强调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因素，却忽视“人力”因素，认为由教育、卫生等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着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无论是索洛的技术进步，还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在其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是外部变量，其变动是偶然的、随机的，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能够确定技术进步的快慢、人力资本的大小与教育投入的多少。据此显然无法对20世纪以来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作出解释。为了弥补索洛的技术进步论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的缺陷，罗迈尔与卢卡斯建立了将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内在化的新增长理论，得出了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多，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增长速度便越快的结论。“新增长理论”特别强调一般知识与专业知识、原始劳动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区别，指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或真正动力是专业知识，而不是一般知识，是专业化人力资本，而不是一般人力资本，故又被称为专业化人力资本与特殊知识积累论。
从资本决定论到技术进步论，从技术进步论到人力资本论，再到专业化人力资本与特殊知识积累论，在反映了人们对现代经济增长源泉认识深化的同时，反映了知识要素正在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这一现实。
知识，何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与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笔者认为，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知识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在知识水平与技术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发现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有限的投资机会形成一个从最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到最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的集合。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人们总是把资金首先投向最有利的项目，再投向次有利的项目。随着最有利项目向次有利项目的延伸，资金的边际收益递减，直至为零，从而使投资与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但就长期而言，知识水平与技术条件却是显著变动着的。知识水平每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技术进步每发生一次大的突破，都必然发掘出新的更有利的投资机会，进而提高资金的产出效率，使边际收益呈现出递增倾向，经济活动也由此突破短期的局限、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
知识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不仅体现在资金增量方面，也体现在资金存量方面。如前所述，知识有一般性知识与专业性知识之分。当人们将新的一般性知识运用于所有的生产过程时，全社会生产效率便会得到提高，全社会经济便会得到增长。而当厂商将新的专业性知识应用于某特殊生产过程时，该生产过程的产出效率就会高于社会平均生产效率，厂商便由此得到超额利润。还应该看到，非知识性要素一经投入生产过程，其量会逐渐被消耗。知识性要素则不同。生产实践过程也就是劳动者不断获取新经验，不断积累新知识的过程。知识存量越大，新知识的生长速率就越高。伴随着生产实践的持续，知识要素的质会不断更新，量会不断扩张。知识要素的这种“自加速生长”，无需支付任何成本代价，是知识给予人类的巨大恩惠。
第二，知识投入的边际成本递减效应。与知识投入直接相关的成本包括研究开发成本、交易成本、扩散成本与应用成本四个组成部分。四项成本的习性是存在差异的。研究开发成本或交易成本，与研究开发活动或知识产权交易活动相关，与使用知识与技术要素的生产过程无关，产品的产出规模变动，并不必然导致研究开发成本或交易成本变动。扩散成本、应用成本则不相同。知识技术成果扩散范围的广狭、掌握该项知识技术成果的劳动者人数的多寡与产出量正相关，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知识技术成果的扩散成本，应用成本与产出量会发生同方向变动。据此，可将研究开发成本与交易成本视为知识投入的固定成本，将扩散成本与应用成本视为知识投入的变动成本。知识投入的固定成本与非知识要素投入的固定成本，就其不随产量变动而言是一致的，但其间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非知识要素投入的固定成本只是在一定的产出规模限度内才是固定的，一旦产出规模超出一定限度，固定成本就会转化为变动成本。知识要素投入的固定成本则不相同，因知识技术本质上是共享性资源，其使用范围与使用人数不存在限制，故即便产出规模超出一定限度，研究开发成本与交易成本仍可能不发生变动。研究成本与交易成本的这种特性，便使知识投入的长期边际成本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第三，知识投入的节约与替代效应。投入新知识或新技术，一是可以发现劳动对象的新用途，变废为宝；二是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与劳动资料的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耗费。前者，即知识要素对非知识要素的节约效用。后者，即知识要素对非知识性要素的替代效应。正是知识投入这一特殊效应，才能不断地突破实体性资源的限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知识投入的创新效应。新知识的获取过程，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不断拓展与深化的过程，无疑也是人们在新知识的导引下，不断地创造出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新管理方式、新管理手段与新管理技术，亦即不断创新的过程。
第五，知识投入的降低风险效应。人们获取新知识，是为了减少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对某事物的知识越多，对其认识的不确定性程度就越低，对其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能力就越强，进行投资的风险就越小。
四、加速知识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知识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正在被人们愈发清楚地认识到，人们也正在为推动人类迅速地从工业经济社会步入知识经济社会而努力。发展知识经济所需具备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仅就经济条件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类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产权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安排，是包括知识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初始条件。该初始条件的优劣，会极大地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经济活动性质与特点的显著变动，必然要求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知识经济活动作为与传统的农业与工业经济活动显著不同的一类经济活动，对产权制度安排具有怎样的要求？相应其要求对传统的产权制度安排应作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这是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予以解决的第一类问题。
第二，组织创新。任何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就是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经济活动的性质不同，组织形式也必然存在差异。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人依附于土地，经济活动便主要以社团制、领地制等形式组织起来。工业经济时代，机器、设备等实体性资产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人依附于机器，经济活动便主要以程序化、严格的等级制等形式组织起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等非实体性资产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机器问的联系让位于知识问的联系。经济组织形式怎样变化才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这是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予以解决的第二类问题。
第三，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创新。经济管理过程，就是对经济活动系统的不同局部、不同侧面、不同环节进行监督、激励、调节、控制，使之实现预定目标的过程。经济活动性质与特点的变化，产权制度与组织形式的创新，必然要求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采用何种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才能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予以解决的第三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