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求结构失衡及其程度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程度论文,需求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1-0064-10
一、引言
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问题就被提出来，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需求结构失衡问题一经提出就很快形成社会普遍共识，一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投资需求非常强烈，但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相对较弱。其主要表现就是投资需求占社会总需求比重逐年增加，2010年全社会投资率超过了45%，相反，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呈总体下降趋势，2010年居民消费率已下降到35%以下。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通过跨国数据比较，为上述需求结构失衡推断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经验证据。也有学者根据社会最优积累率理论对我国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的适度水平做出估算，结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前述经验推断。然而，就在社会普遍认为我国存在严重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的同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看法①，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我国长时间存在严重需求结构失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过去3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少说明，我国即使存在需求结构失衡，也不会像统计数据反映的那么严重。然而上述判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尽管如此，这部分声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需求结构失衡的判断依据，这个依据要能反映需求结构变化遵循的一般规律。本文主要任务就是在已有文献基础上，从跨国证据中总结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并依据这一规律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及其程度做出判断。
二、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了吗？基于已有文献的综合分析
从逻辑上说，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至少需要一个依据或者说至少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个依据或标准给出了最优需求结构的基本特征。所以探究这个依据或标准自然成为判断我国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逻辑起点。那么这个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呢？已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给出答案，一部分文献通过数据的跨国比较建立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另一部分文献则依据黄金率资本存量建立社会最优积累率，然后在一系列假定下反推社会最优消费率，从而建立社会最优需求结构。
在探究需求结构变化一般规律的文献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是Kuznets(1971)[1]和Chenery和Syrquin(1975)[2]，虽然这两项研究不是专门讨论需求结构问题，但在归纳不同总量指标的收入转换效应时提出了消费需求和资本积累、国民储蓄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数量关系。其中，Kuznets(1971)[1]继承了克拉克有关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成果，通过20多个国家数据的对比分析，归纳出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发生增长结构形态变化的一般规律。然而，由于受到数据限制，库兹涅茨对各国经济结构定量分析采用的主要是横截面数据。正是这种数据限制，库兹涅茨的研究在应用于各国整个时期内经济结构变化分析时受到了很大约束。基于库兹涅茨的研究，Chenery和Syrquin(1975)[2]做了进一步深化。他们不仅将样本数量扩展到101个国家，而且将研究时段扩展到21年，讨论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社会资源配置在收入转换过程中的变化特征。和库兹涅茨研究方法不同，后者不仅使用了比较分析方法，而且采用了计量方法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估计。根据人口规模，研究对大国和小国做了明确区分，给出了大国和小国投资率、私人消费率、储蓄率等结构指标在不同收入下的大致水平和一般趋势。根据Chenery和Syrquin(1975)[2]的研究，两个结论对考察我国需求结构变化具有启发意义。一是资源配置在1950年至1970年的总体变化规律，其中私人部门消费率呈整体下降趋势。二是社会资源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最优配置随收入变化而有所不同。
参照上述两项研究，一些文献通过跨国数据的对比分析对我国需求结构，主要是消费率合理性做出判断。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2004)[3]通过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发展阶段相近国家、发达国家历史数据等比较，指出我国消费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较低，也在相对水平上处于同一类国家的最低水平。王子先(2006)[4]通过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对比，认为我国消费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明显偏离世界消费变化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蔡跃洲、王玉霞(2009)[5]在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时，通过跨国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我国合意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并将这一区间与现实数据比较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明显失衡。晃钢令、王丽娟(2009)[6]则完全基于Chenery和Syrquin(1975)[2]研究，但针对其中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和资源流入三项指标，结合我国实际做了相应调整，研究认为，我国消费率基本处于钱纳里和赛奎因模型可以解释的范围。类似研究还包括Willem Buiter和Minggao Shen(2010)[7]等。除了通过跨国比较获得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的判断依据，一些学者还通过不同发展模式下需求结构应该具有的特征分析，研究我国消费投资结构。例如李建伟(2003)[8]通过对工业化进程关键特征的分析指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提升，投资率会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结束，投资率消费率会逐步趋于稳定。曾铮(2011)[9]在比较典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时也指出，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相应的经济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和发展特征会存在明显区别。和文中提到的四类经济发展模式相比，我国现阶段投资消费结构基本与其经济发展模式相吻合。
根据上述文献，关于我国投资消费结构是否失衡，结论是模糊的。实际上，一个经济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投资率和消费率，与这个经济体内在的结构特征有很大关系，同处一个发展阶段的两个经济体，可能因为其内部结构差异，投资率和消费率就可能不同，所以，从理论上说，需求结构具有明显国别特征和阶段特征。正是需求结构的这一特性，一些学者对跨国比较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例如刘立峰(2004)[10]认为通过国际比较很难为消费率定一个合理标准，合理的消费投资关系必须视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情而定。许永兵、南振兴(2005)[11]也指出，仅靠简单的国际对比就认定我国消费率严重偏低有误导之嫌。郭兴方(2007)[12]同样对通过跨国比较建立全球统一的消费率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翻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卷，很难为消费率找到一个统一合理的标准。然而，尽管跨国比较的经验标准可能存在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方法和尝试。问题的关键是，在进行跨国分析时，需要更加细致，尽可能考虑不同国家内部结构特征。
跨国经验除了存在上述局限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跨国经验只是通过数据比较和一般统计分析，得出消费投资结构只是反映需求结构和各种经济总量间某种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反映数据变化的某种共同趋势，并不表示一种社会最优结构。跨国经验的这一内在不足促使人们探寻社会最优需求结构。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在拉姆齐研究基础上就开始探究最优社会积累率。例如1961年经济学家费尔普斯根据索洛增长模型提出了著名黄金律法则。根据该法则，在一个经济体内，如果资本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该经济体资本存量就处于最优水平。黄金律法则意味着，在假定储蓄能够转换为投资的情况下，社会最优资本存量水平一旦确定，社会最优储蓄率和消费率也就相应被确定。尽管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在费尔普斯(1961)[13]基础上，对黄金律法则做了不同修正，但这一法则确定的基本数量关系依然成为判断经济动态效率的关键依据。根据费尔普斯(1961)[13]的黄金律规则，1989年，Abel et al.(1989)[14]将不确定性引入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了一个更简便的经济最优资本积累率判断标准，即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的AMSZ准则。
AMSZ准则的提出不仅拓宽了黄金律法则的应用，而且使研究结论更加精确。后续有关经济动态效率和最优资源配置结构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应用这一准则。自本世纪初，AMSZ准则也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经济动态效率的判断。例如Leonard和Prinzinger(2001)[15]通过使用AMSZ准则计算出1980年至1996年间我国净现金流为负。史永东、杜两省(2001)[16]在讨论资产定价泡沫对经济的影响时，也曾利用AMSZ准则判断过我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利用这一准则的文献还包括史永东、齐鹰飞(2002)[17]，袁志刚、何樟勇(2003)[18]，吕冰洋(2008)[19]、黄飞鸣(2010)[20]等。然而上述研究在讨论经济动态效率时并没有给出我国经济需求结构失衡与否的直接判断依据，虽然这些文献关于资本积累是否过度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消费率合理与否的判断，但对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我国，这种推论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借助黄金律法则，一些学者在最优积累率基础上继续分析最优消费率应满足的条件。例如孙烽、寿伟光(2001)[21]借助拉姆齐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对我国最优消费路径进行了估算。顾六宝、肖红叶(2005)[22]基于消费者跨期选择推导出最优消费路径的条件等式，并通过数值模拟测算出我国最优消费率的大致范围。吴忠群、张群群(2011)[23]综合费尔普斯等人关于黄金律的论述，建立了最优消费率应满足的条件，并给出我国最优消费率的估算水平。
相比较跨国经验，基于黄金律法则的最优结构分析更具经济合理性，但问题同样非常严重。一是依据黄金律法则推导社会最优资本配置结构需要一系列严格假定，这些假定在现实中是否满足值得怀疑。二是依据AMSZ法则建立最优资本积累率判断依据如何克服市场缺陷产生的影响。即使不考虑上述两个方面问题，还有一点同样令人怀疑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就是利用这一方法估算的我国最优消费率，不同文献存在很大差异。两种方法的比较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很难说一种方法较另一种方法为优。除了上述两种方法，近年来，一些文献试图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建立最优需求结构判断标准。例如贺铿(2006)[24]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剩余这一客观现实，通过历史数据比较，建立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变动区间。周泳宏、唐志军(2009)[25]则结合我国地区间巨大差异这一现实基础，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统计分析给出我国投资率的门限特征。许月丽等(2010)[26]针对我国不同部门投资特征差异，借助一般均衡模型建立存在异质投资下的最优投资等式。然而，和前述两种方法一样，虽然这些文献考虑了我国某一方面的结构特征，但还是存在较大片面性。不过，尽管如此，已有文献无疑为我们观察我国需求结构提供了某种依据。
三、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跨国经验
前述跨国证据虽然表明，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但这并不表明，需求结构变化没有规律。实际上无论是早期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还是近期跨国比较分析，消费率变化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消费率高低与经济增长率同样高度相关。本节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思路，依然通过跨国数据比较分析获得需求结构在各经济体变化中的共同特征。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本节并没有包括那么多国家样本，而是在前者国家样本基础上做了一定删减，剔除所有发生过内战的国家、面积较小的岛国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国家，最后样本国家数量是43个。除此之外，考察时间段也存在明显差异，可以说本文所考察时间段是前者1950-1970年的一个自然延续，即1971-2009年。考虑到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仅考虑收入转换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内在缺陷，本文在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基础上，将反映经济内部结构变量纳入计量分析模型，以尽可能反映内部结构差异对需求结构的影响②。
图1至图2从直观上刻画了不同国民收入水平下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的一般特征③。从中看出，居民消费率总体上随收入水平变化呈下降趋势，相对于居民消费率，投资率变化则比较稳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征也非常明显，即在收入水平达到2000美元之前，消费率与投资率界限非常清晰，消费率显著高于投资率，当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尽管消费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水平，但与投资率之间的界限同样明显。但在2000美元至5000美元这个区间，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消费率和投资率差异较小，有相当部分国家居民消费率低于40，但投资率超过40的国家依然很零星。上述特征与人口规模变化没有明显关系。如果按照这个规律，尽管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到40%以下，但并没有超出收入转换效应可以解释的范围。
上述截面数据分析说明，居民消费率变化具有显著收入转换效应，但不具有规模效应。接下来，我们考察相同收入水平国家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特征。图3描述了与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较为接近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特征。从中看到，居民消费率变化的收入转换效应同样非常明显，但和截面数据反映的情况不同，投资率变化总体上却呈上升趋势，相比较而言，政府消费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后基本保持稳定。和上述时间序列数据反映的一般特征相对照，除了政府消费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外，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模式明显存在偏离。图3显示，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上遵循居民消费率变化的一般模式，但在经历了跳跃性下降后，开始偏离。相比较，我国投资率变化却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偏离投资率变化的一般模式，不仅水平更高，而且上升速度更快。表1对上述变化模式和偏离情况做了一个总结。从中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我国需求结构偏离程度是非常明显的。投资率不仅初始水平较高，而且上升速度几乎是一般模式中投资率变化的2倍。
图1 大国收入变化与需求结构变换
图2 小国收入变化与需求结构变换
图3 相同收入国家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模式
由于上述比较没有考虑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所刻画的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可能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下面通过对国家做更进一步细致分类，考察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在不同类型国家(地区)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特征。图4刻画了不同地区需求结构变化一般模式，纵轴度量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之商，横轴表示时间。从图4看出，分地区比较与混合分析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尽管居民消费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这种特征在不同地区并不是普遍的。其中北美地区居民消费率是整体上升的，所以需求结构表现出偏向居民消费率特征非常明显。和北美地区一样，拉丁美洲地区需求结构也是整体表现为偏向居民消费率。为何两个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地区会有基本相同的需求结构变化模式。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实际上两个地区需求结构的内部变化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表现。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偏向居民消费率的需求结构表现为投资率下降和居民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最终遭遇金融危机。拉丁美洲地区，偏向居民消费率的需求结构表现为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上升，但前者上升幅度小于后者，经济增长最终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这两种需求结构变化模式，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消费过度型，后者称为消费早熟型，两种模式都遇到一定问题。相比较，欧元区需求结构虽然也表现出一定的居民消费偏向型，但这种偏向主要因为投资率快速下降。这种需求结构变化模式的增长表现是经济增长比较平稳，但速度较低。最后再看东南亚地区，该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总体表现为投资偏向型，投资增长率在1997年之前上升较快，从而挤压居民消费率，但2000年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投资率略有下降，居民消费率由下降逐步转为上升，尽管幅度较小。两者综合效应使得1997年之后东南亚地区需求结构逐步从投资偏向型转向居民消费偏向型。这种需求结构变化模式遭遇的增长问题是，增长率在需求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较大波动。和上述四种模式相比，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模式比较接近东南亚地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模式开始偏离其原先轨迹，而我国则继续保持投资偏向型需求结构变化模式。
图4 分地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比较
前述分析表明，需求结构变化存在明显收入转换效应，但其变化模式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为将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考察，我们比较了人均国民收入1000—4000美元之间不同地区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具有某种规律。从表2数据反映的情况看，有两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是居民消费率年均变化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二是投资率平均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关系。前者呈明显反向关系，即居民消费率年均变化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后者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投资率平均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从数据反映的需求结构区间特征看，地区间没有某种一般模式可循。从规模因素看，表3显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需求结构在1000—4000美元期间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投资型偏向，这种需求结构偏向的增长效应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较为显著的。
四、我国需求结构失衡测度：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
前面主要是通过典型事实对比分析探究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结果表明，虽然需求结构变化存在某种收入转换效应，但整体上我们还很难通过简单数据分析获得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或特征。理论上，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变化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应该具有某种共性特征，比如投资有利于增长，消费从短期看不利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较快时期，投资率应该相对较高，居民消费率相对较低。现实数据反映出的模糊结果主要源于国家间内部结构特征的巨大差异。为节省篇幅，接下来我们仅针对居民消费率展开讨论，分析居民消费率变化的各种可能因素。表4总结了一些可能因素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程度，从中看出，经济内部结构影响非常显著。从这个表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规律。
然而表4只是反映了变量间相关程度，无法揭示这些结构因素对居民消费率的真实影响。为此，我们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因素作用居民消费率的方向和程度做统计分析。为了能与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保持一定可比性，我们选择了前者的计量模型，即不仅考虑收入转换和规模的水平效应，也考虑其二次项效应，同时在前者模型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结构因素水平效应的考察。受篇幅所限，表5仅报告了大国估计结果。由于我国人口规模过大，所以为尽可能消除单个样本奇异数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全样本和大国中排除了我国。另外，为避免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影响，在结构因素中只选择了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估计结果看，绝大部分变量的影响非常显著。除极个别变量符号在全样本模型和大国模型间存在差异，大部分变化都不是很大，这在一个方面也说明，模型结构基本上是正确的。从各变量估计系数看，收入水平效应为负，但二次项效应在全样本和大国之间存在差异，全样本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大国模型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说明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是非线性的。再看规模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人口增加会提高居民消费率，但当人口规模达到一个水平后，居民消费率反而会随人口增加而下降。根据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资源流入流出也会影响一个经济体内部资源配置。为此模型中我们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获得的估计结果与前者基本一致，资源流出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最后看各种结构因素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增加结构因素明显改善模型拟合效果，尤其对大国而言。从估计系数看，工业化并不利于居民消费率增加。服务业就业比重越高对居民消费率影响越是有利的。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比较特殊，在全样本模型中，系数符号为负，而在大国模型中却显著为正。这种差异可能与城市化发展模式有一定关系。从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关系看，较高增长率需要较低居民消费率予以支撑，这一结论与前述一系列数据分析基本一致。
注：表中第1栏各字母分别代表常数项、国民收入对数、国民收入对数平方、人口对数、人口对数平方、出口占GDP比重、进口占GDP比重、工业增加值占比、城市化率、服务业就业占比、经济增长率，其中国民收入为2000年为基期的人均美元数，人口以百万为单位。T1、T2、T3分别表示时间变量，以消除时间因素的影响，其中档时间为1971年至1980年时T1取1，否则取0，当时间为1981年至1990年时，T2取1，否则取0，当时间为1991年至2000年时，T3取1，否则取0。
图5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离一般模式的变化路径
根据表5估计结果，我们基本上可以建立起居民消费率与收入效应、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关系等式，这个等式实际上暗含了居民消费率变化一般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将我国实际数据带入，图5描述了各种情形下的拟合值和实际值差距。从图中看，大国样本拟合效果要比全样本拟合效果好，考虑结构效应拟合效果要好于未考虑结构效应拟合效果。这种差异说明，单纯参照钱纳里和赛奎因估计方法，忽视结构因素，可能无法刻画一国需求结构真实变化规律。通过对比拟合结果与实际值，我们发现，从一个较长时期考察，无论是全样本模型还是大国模型，我国居民消费率都存在一定程度偏离，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我国需求结构有失衡表现。但当我们对比需求结构变化的时间路径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显著特征。一是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前20年，偏离程度大约在10%左右。二是近年来虽然居民消费率依然低于模型的拟合值，但偏离程度有所减弱，并主要表现为斜率上的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总量不断扩张，也表现为内部结构的不断改善。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强了国家实力，但依赖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让人们对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同时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挤压也让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和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担忧。如何实现增长结构的再平衡，成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我国需求结构存在严重失衡，但却很少有研究给出合理需求结构形态。而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从横截面数据看，还是从时间序列数据看，要想能够从中找出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似乎很难。因为国家之间的内部结构差异非常大，巨大的国家间差异模糊了需求结构变化所体现的一些关键特征。所以希望通过建立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模式为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建立某种标准似乎是徒劳的。但尽管如此，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基础上，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需求结构变化所具有的某种规律性。这其中包括需求结构变化的收入效应和结构效应。正是基于这种规律性的发现，我们在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基础上建立了需求结构与收入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结构效应之间的某种关系等式，并依据这一等式所体现的需求结构变化所具有的一般规律，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及其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上述规律，但严重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不仅如此，其偏离现象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好转迹象，如果剔除其中的水平因素，近年来的居民消费率偏离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曲线斜率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我国需求结构之所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差异很大，可能是源于我国高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以对这种看似失衡的需求结构表现，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经济高增长必然付出的代价，也是与高增长相匹配的结构模式。
注释：
①张军(2010)提出，假如世界消费占比的平均值是70%，中国可以如此大幅度偏离这个均值而经济居然不出问题吗？陈平在2009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也指出,通过提高消费刺激增长是一个伪命题。王庆(2009)同样认为我国投资过热和消费不足被夸大了。参见张军.为什么消费不足可能是个伪命题[N].经济观察报，2010-01-29；王庆.中国消费不足、投资过热现象被夸大[N].华尔街日报，2009-12-03。
②本节所有数据都是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OECD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其中绝对数据都采用了GDP缩减指数缩减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值。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则是以1964年为基期。
③图1—图2是基于2008年数据的横截面比较，所有国家2008年名义值都缩减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美元值。为了尽可能扩大样本数量，图中包括了WDI数据库中剔除2008年缺失数据的所有国家样本。另外大国和小国的区分根据人口规模，以5000万人口为分界线，5000万人口以上为大国，5000万人口以下为小国。两个图中的横轴为GNP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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