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网络组织治理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网络组织的形成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有效发挥网络组织配置资源的独特功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网络组织的治理。西方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分析范式，从不同视角对网络组织进行治理进行了探索。本文着重分析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现状，以说明目前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内容，并进行必要的评析。
网络组织以其显著的协同效应引起了理论界与实业界的高度重视，学术界对网络组织的研究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量关于网络组织的研究文献都论断网络组织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但是，网络组织与协同效应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网络组织并非天然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仅仅形成网络就自然地产生显著的绩效是没有道理的（Duhaime，2002）。为此，西方学者对网络组织治理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由于在研究中运用了不同的分析范式，故出现了诸多混乱现象。本文着眼于分析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现状，以说明目前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内容，并进行必要的评析。
一、网络组织治理的内涵
在散见于诸多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的文献中，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一是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二是网络组织治理（governance of network organization）。Jones等（1997）在其著名论文《网络治理的一般理论》中对前者作了界定，他们对理论界九种描述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网络治理是一个有选择的、持久的和结构化的自治企业（包括非盈利组织）的集合，这些企业以暗含（implicit）或开放式（open-ended）契约为基础从事生产与服务，以适应多变的环境，协调和维护交易，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契约是社会性联结而非法律性联结。从其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主要是对跨组织集合这一新型组织形态进行描述，而并没有涉及这种新型组织的运作行为，其实质就是网络组织，即区别于市场与层级的网络规制。关于网络组织治理，西方学者并未给出严格的定义，Bryson和Crosby（1992）认为，网络组织治理是在单个组织无法独自完成各自使命的情况下设计有效的制度来进行治理。Messner（2000）等认为网络组织治理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作用的自治行为主体之间的谈判。Milward和Provan（2002）提出（网络组织）治理是一个与为管理规则及联合行动创造条件相关的较为宽泛的概念，通常包括企业、非盈利组织以及公共部门的代理人。从所涉及到的关键词来看，主要有战略伙伴管理（Forrest，1992）、管理网络（Campbell和Wilson，1996；Dyer和Singh，1998）、治理网络（Beidenberg，1996；Adobor，1999）、网络组织管理（Snow，1992）、治理网络组织（Milward和Wilson，2002）、网络组织治理（Rhodes，1996；Pierre，2000；Arcari，等，2001）；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到对网络组织及其具体模式如何进行治理或管理的问题。其实，治理与管理是有区别的，管理针对的是层级组织，更多地体现权威与权力的内涵，而治理则是权力的回归，更多地体现自组织式的自我作主的自然法则。在网络组织及其运作具有明显社会性的情况下，“管理”一词已无法揭示其中的丰富内涵。因此，网络组织治理是对网络组织进行治理，治理的主体是网络合作的诸结点（共同治理），治理的客体是网络组织这一新型组织形态，治理过程是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自我治理。正如Kooiman和Vliet（1993）在界定治理概念时指出的那样，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要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
二、网络组织治理的重要意义
网络组织与协同效应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网络组织并非天然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分担研发成本、分散经营风险、增强核心能力等协同效应的获得只是合作各方的心理预期，要使这一预期转变为现实，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对网络组织进行治理。国外学者对网络组织治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予以极大关注。早在1964年，A.H.伊治昂尼就隐含地提出了网络组织治理问题。他在《管理科学评论》发表的题为“现代组织”的论文中指出，不能把经济的相互作用交给市场去自由发挥，制定更多的手段来协调相互作用是必要的，这样不但使每个组织满意和提高效能，而且能促进组织间的关系。Nohria（1992）直接了当地指出，在网络组织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鸿沟，网络组织的研究要面向实践者直接考虑的实际问题，极力主张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problem-centered research）。Goldman等（1998）认为宣传和使用虚拟组织概念十分容易， 但虚拟组织的组成与运作并不简单，它的一些优势也造成了实施上的困难。Campbell和Luchs（1998）通过分析联盟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分歧、矛盾和文化差异、信任等问题，指出了治理的必要性。 O’Connell（1999）在研究公共治理时提出了“间接义务”（indirect accountability），并应用于网络组织治理。他的研究表明，多重联结的网络组织治理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增进信任，防范“道德风险”、“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提高网络组织的运行质量，保证有序运作；三是促进结点协同互动，挖掘蕴藏在结点之间的潜在价值。由于网络组织本身和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网络组织治理环节的多样性，网络组织的治理远不是通过少数几个环节或子系统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各有关方面密切联系、交互影响，因而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性创新。西方学者对网络组织治理意义的关注表明，网络组织的研究已从内涵特征、成因、理论解释、显著优势等描述性研究转移到运作实践领域的操作性研究。
三、网络组织治理的关键要素
1.网络组织的治理结构
网络组织治理的最大挑战在于相互之间的关系领域，因而合作关系的治理成为网络组织治理的关键内容。Johannisson（1987）是较早研究治理结构的学者之一，他将网络组织分为生产网、象征网（symbol net-work）和个人网， 并指出网络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结点的地位及其在联结特性中的表现方式，认为在关注组织过程时网络演进动力变得相当突出，生产网中预动行为（proaction）占优， 象征网中逆动行为（reaction）占优，个人网中互动行为（interaction）占优。Gulati（1998）从社会网络观对战略联盟网络的形成、治理结构、动态演化及绩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首次提出治理结构是用于组织伙伴关系的正式契约结构（formal contractual structures），并以外生资源依赖（exogenous resource dependencies）和内生嵌入驱动（endogenous embeddedness dynamic）为起点分析了联盟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虽然Gulati也承认联盟网络有别于市场与层级组织，但将治理结构定位于“正式的契约结构”似乎值得商榷。一般来说，网络结构是自组织演化的结果，并随着内外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还在不断演化，因而网络结构通常表现为非正式的企业间跨边界合作。如果说网络联结也存在契约安排的话，那么更多的是以信任为基础的隐含契约或心理契约，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契约关系。Rubinstein和Firstenberg（2001）的大脑型组织（the minding organization）研究， 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了网络组织结构由无序到有序的自发演化过程。这一点与Snow关于网格组织（cellular organization）的研究观点基本一致。上述研究揭示了网络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方向，即结点间的联结方式及其自组织演进过程，呈历史形态的时间以及关系的演进引起了更多的关注（Sheppard和Tuchinsky，1994）。
嵌入理论在西方学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网络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Messner等（2000）概括了网络结构的三个特征：行为主体间的水平联结、 跨组织关系和行为主体的互动。Baumhe和Ingram（2002）综合了Granovetter的弱联结（weak ties）理论与Burt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s）理论，从企业与网络的嵌入、探索性与开发性的行为模式两个方面将网络组织结构分为四种形式。Ahuja和Carley（2002）主张要从概念上澄清、实证上检验虚拟组织网络结构的三个维度：层度（degree of hierarchy）、集中化（centralization）和层级（hierarchical levels），并总结出关于网络结构的理论：资源依赖与关联交易理论、散播理论、认知理论和网络组织形成理论。网络组织治理结构与层级组织治理结构有着根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由点到点之间的联结转移到由点通过线扩展到面的整体互动及其动态演化过程。但是，西方学者认为在结构演化的动力与路径方面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2.网络组织的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焦点。Alter和Hage（1993）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间协调理论，其核心内容是组织之间的协调是一种方法或过程，而不是结果。该理论有助于对网络组织中的合作结点协调的理解，但由于有意识地将协调结果排除在外，而无法判断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更适合网络组织。Jones等（1997）从需求的不确定性、资产的专用性、任务的复杂性与交易频率等四重维度入手，并结合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理论，提出了网络治理的社会机制（限制性进入、宏观文化、联合制裁、声誉），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探讨具有自我治理特征的宏观治理机制。Jones等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先导性， 但现实经验并不完全支持限制性进入，如强弱之间的联合、上百个企业形成的大型网络等，对其余三个机制也未进行深入分析。
Terje等（2001）在研究复杂项目组织间冲突时提出了网络机制是以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为基础的观点， 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Milward 和Provan（2002）认为，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治理机制（承诺、契约和合同），并定性地研究了治理与网络规则的含义，提出了“虚拟国家”（hollow state）概念，探讨了稳定性与网络规制的关系、制度设计与稳定性的互动效果等。Arcari（2002）等从战略密切程度与技术经济整合程度两个维度将网络组织划分为四个类型，进一步分析了财团、特许经营和长期分包的控制方式、对象与机制，还论述了其他不同的机制，如信任机制（Granovetter，1985；Killing，1988；Parkhe，1991）、分配机制（Hamel，1991；Parkhe，1993）、协调机制（Hakansson和Johanson，1988；Grandori，1998；Rank，2000）和学习机制（Grandori，1998；Nooteboom，1998）等。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治理机制问题，机制到位，就能为网络组织的有序运作创造条件，为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奠定基础。网络组织能否成功运作的关键在于，其治理机制能否保证合作各方有足够的动机不去利用它们之间不对称的信息和不完全的契约来谋取私利，能否保证合作成员同步互动且有序高效协作。这一观点与Robinsonhe和Stuart（200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认为在战略网络这种复杂的交易关系中，治理机制的存在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合作者的不同利益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将会扭曲合作行为并使战略伙伴关系失效。Parkhe（1993）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相互依存的需要与行为的不确定性交叉作用，从而产生了机会主义，因此一个重要的管理任务是创建抑制机会主义的机制。Conway等人（2001）对网络研究的分解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精辟地提出网络研究分网络与相互关系两个层面，网络层面研究网络规模、多样性、稳定性和密度，关系层面研究网络的构成要素和网络活动，而网络活动则集中于其运行机制。由此可见，学术界实际上隐含地提出了“治理机制是取得网络协同效应的前提与基础”的理论假设，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几乎不存在。
3.网络组织的治理绩效
治理绩效方面的研究相对深入，而且主要集中在网络组织的具体模式上。例如，日本的供应商与客户关系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Clark（1989）估计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发新型汽车的总研制时间（total engineering hours）要短于美国（其中的1/3是供应商的贡献），并发现供应商参与产品设计是日本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日本公司提供的零部件的缺陷率只有美国公司的1/10（Cusumano 和Takcishi，1990）。战略联盟运作绩效的研究相对集中。Osland（1993）等人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用于指导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过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绩效评价使用满意与不满意两个指标。Dunning（1998）将联盟称为折衷范式（eclectic paradigm），认为联盟企业成功与否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每一合作方的创新成长能力、各方互动合作的范围与程度、产业层面的合作效果。Kale等人（2001）认为，联盟成功与价值创造的评估在企业层面包括长期联盟成功的管理评估、价值创造的股市测度两个方面。 虚拟组织与供应链绩效也是一个研究的热点。Lummns（1998）等人在描述制定战略供应链计划的七个步骤的同时，从供应、转换、交换和需求管理等四个方面，列举了供应链绩效十个主要考核指标。Roger（1999）认为，顾客服务质量是评估供应链整体绩效的最主要手段，并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评价标准。Ahnja等人（2002）从任务特征、组织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入手， 定量地研究了虚拟组织的绩效问题。
社会网络理论是研究网络组织的一个理论支点，学者们以该理论为基础探索治理绩效问题，并取得了一些进展。Uzzi（1996）研究了结构性嵌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嵌入与网络结构会影响经济行为，组织网络在嵌入式交换逻辑中发挥作用，它可通过企业间资源整合、协作与适应来提高经济绩效，也可通过将企业锁定在网络之内，隔离来自网络之外的新的信息与机会，进而降低经济绩效。他综合组织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人种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创立了一个结构性嵌入理论框架。Gulati（1998）认为，合作伙伴之间丰富的信息交流与对机会主义行为的自然制约使得具有社会性嵌入的联盟网络表现出更好的绩效，并从汽车产业的供应关系研究中得出关系嵌入越多绩效表现越好的结论。Zaheer等人（1997）的实地调研也认为个人与组织间的信任会影响交易关系的绩效。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涉足网络组织绩效的研究，但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网络组织治理绩效的定义，造成了研究中的混乱现象。实际上，网络组织治理绩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其一，形成网络组织的动因不同，即在不同网络组织中，合作各方出于不同的目标取向来参与合作，从而增加了绩效评估的难度。其二，网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时间，需要一个成长过程，尤其是在起始阶段，往往不能产生直接的销售或利润，而成熟期的回报则要大于成长期。这就要求对价值评估采取一种全局动态观念。其三，网络组织的治理绩效不仅表现在独立结点上的绩效，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网络整体的协同效应上。因此，绩效评价不仅要在评价指标上创新，而且需要评价方法上的创新。其四，网络组织的具体模式具有多样性，包括虚拟企业、供应链、战略联盟、小企业网络、企业集群等，不同模式的绩效表现有所区别。研究网络组织治理绩效需要超脱具体模式，从网络组织整体的视角进行一般性的规律性研究。
四、网络组织治理的系统思想
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的复杂性、要素的多维性与环节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系统研究，也需要系统性创新。Barley和Jarillo 是较早将网络组织作为一个独立分析单元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Barley等（1992）提出，在网络组织中，企业不仅悬挂于多重的、复杂的、重叠的关系网中，而且网络可以表现为不同于单个企业的无形的结构模式，要探讨核心结构，就必须超越单个企业而分析系统整体。Jarillo（1993）将网络组织看作是一个系统，并指出“效率与弹性要求把（网络组织）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他通过对Benetton网络的分析得出，Benetton的效率与弹性可用以下特征来解释：它由许多单元构成，而又属于一个大型同质系统（Jarillo，1998）。复杂系统理论无疑为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西方许多学者从该理论出发对网络组织进行了探索。Lipnack和Stamps（1997）长期从事虚拟团队的研究，指出系统原则有助于我们从新兴组织形态中找到其核心特征，为我们发展及测试近20年的网络组织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结构。青木昌彦（2001）在研究美国硅谷产品开发方面的制度创新时指出，要将硅谷现象视为一种新出现的系统，构成该系统的是聚集在一起的创新企业与各种中介机构。他强调有必要从一种更广泛的观点看待硅谷现象，把它作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系统进行研究。Ashmos等（2002）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解释关系网络中的互动合作与参与决策问题。网络组织治理机制是在相互联结的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并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系统的概念已经是一个陈词滥调，试图另辟蹊径。例如，Mitchell指出，对网络化过程的理解需要从网络形态和互动关系两个角度入手。Johanson和Mattsson发展了Mitchell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关系与互动的模型，将网络结点间的联结关系与其相互作用行为有机地联系起来。Johanson和Mattsson对关系与互动的研究具有先导性，其贡献在于率先将网络组织的治理实践引入到逻辑过程的新视角。然而，他们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肤浅，不仅对关系与互动的描述深度有限，而且仅停留在上述两个逻辑环节，将互动的结果协同效应排除在外，未能构造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治理逻辑平台。治理体系方面的文献大多仅仅表明了系统的思想，而且集中在网络组织系统，尚未构建出包括不同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的网络组织治理整体框架。
五、结束语
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到网络组织治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但对治理规律的探索相对不足，尚未揭示网络组织治理的一般性规律。在企业跨边界网络化技术经济合作已成为经济活动的新实践的情况下，理论界研究滞后的现象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只有Ahnja 等少数学者研究了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文献对治理过程中的结构、机制、绩效等问题分别单独地进行了研究，既没有注意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未构建出网络组织治理的体系框架。实际上，网络组织治理的关键要素包括治理目标、结构、模式、机制、绩效、边界、环境等，而且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深入揭示这些关系是把握网络组织运行规律的基础。三是对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问题——治理机制的研究分散而肤浅，既没有构造出其整体框架，也未研究其作用机理，将机制与绩效人为地割裂开来，缺乏从系统视角与逻辑过程认识治理行为。四是对网络组织具体模式（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的治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网络组织的治理与运作特征，但其普遍性的意义还有待于检验。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其治理规律远比我们迄今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必须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交叉研究。我国企业的网络化协作实践相对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借鉴与吸收西方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这是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