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的理想与困境——罗家伦整理整顿清华大学的前前后后(1928—193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大学论文,前前后后论文,困境论文,罗家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近代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不能不关注的重点人物。他不仅曾经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两所近代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在每一任上都大刀阔斧，着力改革，为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而且对中国大学教育有着深入的思考，贡献了自己的思想资源。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样重要的教育家，其主政大学的经历却颇为特殊，无论是执掌清华大学两年不到，还是入主中央大学10年时间，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轰轰烈烈开始，却皆以黯然辞职而收场。
翻阅史料，回到历史现场，可以看到时人对于主政清华时期的罗家伦的评价，可谓泾渭分明，尖锐对立。当然，这恰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存在，历史从来都不像教科书展现给我们的那样合乎逻辑。个体生命也正是在复杂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左突右冲，作出属于自己的道德功业文章。时下学人对于罗家伦多了些同情之了解，对于罗氏主政清华及中央大学的功过是非，有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但是，对于罗家伦主政清华兴息之忽的解释，似乎仍有未尽之处。①有研究者称罗家伦“在清华卓有建树却不见容于当时校内师生”为“诡异现象”。②笔者阅读罗家伦主政清华时的有关史料，也慨叹不已，这位被陈寅恪赞为“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的校长，③却为这所学校的上下所不容，内中缘由，值得深思，值得玩味。
不过，探讨罗氏离职的复杂原因，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本文的全部主旨所在，柯林武德说过：“哲学是反思。进行哲学思考的头脑，绝不是简单地思考一个对象而已；当它思考任何一个对象时，它同时总是思考着它自身对那个对象的思想。”④罗家伦主政清华大学短短两年中，大刀阔斧加以改造，实施了诸多改革措施。当我们置身于罗家伦清华时代的场景中，从大学改革与治理的理论视角，以同情之了解的研究立场，深入探讨罗家伦领导的清华“改革运动”的历史过程，观察其面对问题的诸般举措及影响，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示中国大学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历史面向，并为思考当下的大学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合法性焦虑
1920年代初开始，清华学校的转型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设置大学的条件较之此前大为放宽，于是一大批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掌校以来，以“兼容并包”的理念着力于改革，一时间人才荟萃，声誉日隆，“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⑤北大俨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大学的楷模。而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民初以来，屡遭外界舆论诟病，被冠之“贵族学校”，“买办学校”，“游民制造所”等。⑥在内外部压力之下，清华学校如何改革和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也很现实的问题。1922年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之后，即启动了改制为大学的具体方案，并进行校政改革。改革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因历史形成的诸多难以克服的积弊而步履蹒跚。随着1927年曹云祥正式提出辞职，校务改进的进程虽仍在丛生的矛盾中缓慢前行，而谁来担任清华校长的问题，成为各派势力竞相追逐的焦点。
1928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而非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相关说明详后)，罗家伦便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走进清华园。所谓特殊的历史背景，除了争执不休的清华校长问题外，主要还有两方面：第一，时局变迁，政权易手。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迅速形成席卷之势。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控制了北京，同年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国民政府对北京(同年6月28日之后更名为北平)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还远远不够；第二，全国教育行政制度大变更，教育资源分化重组。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提案，决定采用大学院制，并试行大学区制。这一制度实施自始，教育系统就扰攘不安，纷乱不息。1928年8月，北平大学区成立，北平各校并校工作实施，而反对并校的学生护校运动随之顿起。因之而起的纷争与风潮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派在“革命”胜利之后，争夺和瓜分教育界地盘的主导权的斗争。由于清华的特殊地位和优越的办学资源，各派政治势力和实权派人士对这块大学中仅有的“肥肉”(优质教育资源)，竞相觊觎。
如此特殊的历史背景，意味着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将面临来自校内和校外种种巨大的挑战。但对于罗家伦本人而言，被任命为清华校长最直接的问题，在于任职资格和程序方面的困扰。由美国退赔庚款而成立的清华学校，最初为1909年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专司办理考选学生赴美留学事务，由外务部、学部共同管辖，辛亥革命之后，改由外交部专辖，美国驻华公使馆对重大事宜仍有决定权。其中校长仍由外交部任命，美国驻华公使馆也有话语权。北洋政府时期，时局动荡，清华校长更迭频繁，1911年至1928年17年间，校长十易其人。⑦1917年学校仿照美国大学体制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
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之后，围绕着清华由谁来管辖的问题，外交部和大学院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各有貌似正当的理由。经过一番博弈，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对于清华校长这个“肥缺”，各派政治势力竞相逐鹿，各自推出自己的人选，一时间谋此位者竟然有30多人。⑧根据张彭春的日记可以知道，自曹云祥提出辞职之后，觊觎清华者，在北方，除南开以外，有北京大学留法派的李石曾、留英派的《现代评论》陶孟和等人。在南方，主要是东南大学集团，包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和黄炎培、陶行知所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⑨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校长的选任一般有任命、聘任或简任等形式，教育部拥有任命的决定权。由国民政府接管清华后，由于是大学院与外交部共管清华，因此，罗家伦的任职令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于1928年8月29日签发：“为令知事，案准国民政府秘书处函开，‘奉国民政府令开，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此令。等因，奉此。除填发任状并公布外，相应录令函达查照等由’准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员即便遵照接收，仍将任事日期具报，备案。此令。”⑩在这个训令中，罗家伦任职的是清华大学，而非“国立”清华大学。区别这一点并非细故，原因在于既然不是国立，清华大学仍旧还是外交部的“部门”学校。罗家伦这个校长就要受外交部与教育部双重节制，这在国民政府大学中实属特例，而且罗家伦显然不是王正廷中意的校长人选，据罗家伦自述，时任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有自己的一套用人方案，并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提出人选名单，但被蔡拒绝。蔡元培属意的是自己的学生罗家伦。(11)罗家伦能够在30多名竞争者的争夺中胜出，并非仅仅依赖个人在学界声望等因素而众望所归，实得益于强力外援的介入。除了得到蔡元培鼎力相助外，按照郭廷以的说法，“以罗先生出掌清大，相信是蔡元培先生推荐的，我想与蒋总司令亦有关，他对罗先生异常器重”。(12)最终，外交部对此作出了妥协，但是，美国公使态度则表示暧昧。(13)
外交部方的王正廷既然没有在校长人选上得势，于是就以共同管理为由，提议设立董事会代表两部行使职权。(14)这个框架实际上沿用了外交部管理清华的做法。在1928年9月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订立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中，董事会制度被列入其中，并取代了原来“评议会”的地位。新条例规定了董事会对于校长的决定权，董事会“推举校长候选人三人，呈请大学院会同外交部择一，转呈国民政府任命之(但在董事会未成立以前，大学校长径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15)这样看来，清华校长之上多放置了一个婆婆；而罗家伦任校长显然具有临时性，非合乎清华大学章程的行为。
同时，由于当时多方觊觎清华校长之位，这就使得无论谁胜出都会有多种猜测，甚或不满。又加之罗家伦的北大背景，他被任命为清华校长前后，外界即多有不同意见。在他到校就职之前，清华校内谣言四起。主要指罗家伦谋得清华校长之职的非正当性，诸如“假政治势力来长校”，他来清华意味着北大派对清华的主宰等。“同学会曾起誓，三月之内，必将使罗‘知难而退’”。(16)类似传闻及谣言自其主政以来，一直时隐时现。1929年4月罗家伦担任校长的第二年，在清华改隶废董风潮中，又一次泛起。《大公报》突然爆料，言校长本来是赵元任，罗家伦篡改了赵元任的电报而取得校长之位。(17)后来事实证明这实属恶意中伤之举；但是，这则完全不属实的传言在1930年学生发起的“驱罗运动”中再次出现。1930年10月《清华周刊》刊登清华学生会代表会议的《最后消息》一文，指称“教部原委赵元任先生长校清华，罗氏为敦请委员，岂料罗以为机会难得，扬言教部委任伊长校清华，于赵氏迁延不就之下，乃伪造文电骗长清华”。(18)谣言内容不合事实也不合逻辑，实不足信，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吴宓日记中几次提及赵元任亦是当时校长人选之一。(19)在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回忆录中也有“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贤自代未准”(20)的说法。这个话题之所以屡屡泛起并传播，反映出校内外“反罗派”对于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的不满，以及对其获任校长的手段和程序上的质疑。
校内反对罗家伦主政清华的力量有教师，也有学生，但主要还是清华毕业同学会。1920年代前后，清华留美学生陆续返回国内，共同的身份和经历，使得清华同学“小群意识”(苏云峰语)很强。1913年夏天发起成立的清华同学会(校友会)，宗旨为振作校风、联络情谊两件事。1920年冬又组织了一个与母校更密切的委员会——清华幸福委员会，该会制定了三大目标：1.要将清华改成一个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2.要从清华常年经费中减省一部分，积蓄为大学基本金；3.清华董事会要有清华同学会的代表。(21)可以看出，清华毕业生有着强烈的维护母校利益，要参与校政，影响母校发展的意识。1925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文表示：“今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吾侪对于此种趋势，不惟不反对，且热烈欢迎焉。质而言之，则清华前途之使命。由现在在校及留学同学所负者什而八九也。”(22)清华毕业同学对于罗家伦担任校长并不认可，自始至终是反对罗的重要力量。在罗家伦即将上任前，“起誓，三月之内，必将使罗‘知难而退’”(23)的就是这股力量。对于这些消息，罗家伦当时是否知晓，尚不得而知。
1928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时年刚满32岁。以现在眼光来看，还是毛头小伙，十足的年轻人；但是，当时的罗家伦有着足够的经验阅历，北大读书期间，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1920—1926年间，他游学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专注于历史学研究。阅读其当时致张维桢(时为其女友)的书信，以及与友人张元济等人的来往书信，可以看出罗家伦在留学期间读书用力颇勤，同时也积极参加留学生的政治活动。1926年回国后，担任东南大学史学教授，此后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蒋介石的政治秘书，追随蒋介石北伐，曾亲临战地经历枪林弹雨的考验。因此，罗家伦对于自己主政清华面临的挑战，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究竟清华局面如何?清华师生能否接受和认可自己?他并没有十足的自信，甚至有着很强的焦虑感。这可以从他任职前的一些人事及活动的安排中见到端倪，在人事方面，邀请了北大同窗好友冯友兰、杨振声，以及东南大学时代学生郭廷以共同赴清华上任，并请冯友兰、杨振声向暂代校务的梅贻琦疏通。同时，为了解清华学生对自己的态度，罗家伦先期委派郭廷以专程到清华做了调研(《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1—12页)。这实际上也是打探清华的民情民意。
面对内外复杂的局面，罗家伦是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心来清华就任的，他必须要回击外界对自己执掌清华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质疑。因为这首先是关乎其个人尊严和价值，决定自己能否固位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五四运动的闯将，罗家伦个性中有着很强的荣誉感和担当精神。他在1926年5月22日写给张维桢信中直言：“我不隐瞒的说，我是有野心的人；名誉心一层，我也是不能免得。我的野心和名誉心，决不是在博得一时浅薄世俗的艳羡……我的野心是要将来公认我于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程序中，我是有坚实贡献，有真正影响，少不了的一个人。”(24)而罗家伦又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之初，受蒋介石重托，蔡元培力荐获任清华校长之职的。这使得他不仅有个人荣誉感一层，在他内心还承载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用罗家伦当时的话讲：“主要的目的和使命，在对于清华校务下一番整顿改革，而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25)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其使命感来自要以革命的精神改造“畸形发展”的清华，以证明国民政府革命的成果，确立国民政府管理大学教育的权威。同时，罗家伦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要以改造清华的业绩回报蒋介石、蔡元培对自己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在当时已不属于蔡元培一派势力范围的北平教育界，通过自己对清华的改造改革，树立起一个国立大学的标杆。他在1930年12月第二次辞职之后给陈布雷的信中坦诚相告：“弟本意已不愿回清华，不意前日介公主席垂询，促之至再，弟为个人计，则教书或任何事，均比在北方办大学舒服，如为政府立威信，为国家保存一进步的大学计，弟亦可牺牲，虽焦头烂额，亦所不惜!俟中央威信一立，弟即可辞职让贤，乃为正义而奋斗，非有任何留恋也。”(26)
在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性理论中，权力来源有“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类型，罗家伦既没有其业师蔡元培基于经历、人际关系和学术气度以及和平敦厚的性格形成的卡里斯玛资质，(27)与清华无任何历史渊源，自然也无历史的传统承继而来的合法性，其担任校长的法律依据又存在为外人臆测的存在瑕疵之处。因此，对于罗家伦而言，任职之后首先要彻底改革校政，清除清华的积弊，改造“旧清华”，满足校内师生的吁求，而最为关键的是加快学校发展，以发展的绩效对内赢得全校师生的认可，对外则树立起国民革命政府管理大学的标杆，并藉此解决自身掌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进一步讲则是要证明国民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意义。
二、“分蛋糕”与“动奶酪”
罗家伦1928年8月21日接受任命之后，9月18日宣誓就职清华大学校长，并对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阐述了全面改革清华的办学方针和政策，提出“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28)明确提出清华大学的办学方针，学校未来发展方向，宣言般地提出了“四大化”：“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29)吴宓在日记提及此事：“赴大会堂罗校长宣誓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30)据罗家伦之女罗久芳后来的回忆，这份报告的内容应该是罗家伦与自己聘请来共襄清华事务的同学冯友兰、吴之椿和杨振声共同策划完成的。(31)誓言和演讲体现的核心思想是要学术独立，因为“一个民族要独立，一定要学术能够先独立”。(32)其立意在于大学的独立，而奠定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境界可谓深广。
用现在的话语来讲，罗家伦报告中的核心主题是改革与发展。要发展必须改革校政。四大化改革方案有目标，有措施，有突破口，问题抓得也很准。报告所阐述的改革政策，也反映了清华学生的部分要求，在此之前，8月22日清华学生会代表南下拜会大学院负责人及罗家伦本人时，提出了管辖问题、董事问题和学校制度问题，并表达了热烈欢迎罗来校改革校政，希望他“采取革命手段”改革清华校政。(33)罗家伦热情洋溢的报告使得清华学生很受振奋，郭廷以在回忆录中说：“初次见面提出这‘四大化’，相当动听，博得学生欢迎。”(34)清华校内利益相关者群体中有期待、有观望、有失落，在北平舆论界则“仿佛像一个炸弹的爆发”。(35)
罗家伦做事雷厉风行，首先调整校领导班子，当时清华的主要行政机构有教务处、秘书处，罗家伦任命同赴清华襄助校务的同学杨振声为教务长、冯友兰为秘书长(相当于总务长)，郭廷以任校长室主任兼文书科长。保留了教授会和评议会。人事格局的调整，也是权力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事蛋糕的分配上，罗家伦启用的是“自己人”，原临时主持校政的梅贻琦被他派遣赴美做留美监督。这一人事安排也为在罗上任之前传言的清华被北大派主宰的说法留下口实。对此，清华原来的教授们颇感失落，吴宓在1928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说：“访梅贻琦于其宅，谈校中近事，并新校长之设施等。按宓之处境颇特别，即新校长对梅(注：梅贻琦)、赵(注：赵元任)、叶(注：叶企孙)诸人亦并无甚诚意，故宓尤当矜慎，不轻与当局往还，更不干涉校事。”(36)
对于教授群体，在彻底整顿校务之前，罗家伦大幅度提高教授待遇，人人有份，都有提高，教授待遇提高到260元至360元，“较先前约增加自四十元至六、七十元不等”，(37)例如，吴宓由月薪300元增加到340元，朱自清由160元提高了一倍，达到了320元。吴宓心有喜色，“自家能增加四十元，亦佳事也”，当时的西洋文学系主任王文显对吴宓表示，“(增薪)西洋文学系尤其满意”，“罗校长之励精图治，人心悦服，此校前途或可乐观也”。(38)
改革并不全是帕累托改进，有人多分蛋糕，有人就会被动奶酪。1928年9月，罗家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大学院和外交部提交“整理清华大学方针”，针对清华存在的积弊，他提出了八项治理措施。(39)这份报告语言相对平和，对有关情况未作过多铺陈。同年11月罗家伦向董事会提交关于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报告，报告记述自己的就职经过，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方针，重点对清华存在的积弊及改革过程作了分析和汇报，并提出下一步的计划。关于清华存在问题的分析中，他列了八条，一是清华骈枝机构太多，甚至为人设事，冗员充斥；二是职员人数过多，地位权力太大；三是浪费太大；四是学术设备不足；五是教员待遇重资格不重学识，“(学生)实在感受有学识的教授之不多”；六是缺乏浓厚的研究风气；七是学生人数太少；八是有名无实的学系太多。(40)这份报告提交之后，同时在1928年11月23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公开发表。这份报告对清华存在问题的分析，客观地说基本上切中时弊，由于其意图重在向董事会争取办学经费，所以问题多多少少有些渲染。比如，关于旧清华的学风和教风方面，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的萧公权回忆，“清华课程的门类不多，内容并不高深，教员的学问也不一定渊博，他们的教课却十分踏实而认真。学生如不好好用功便不容易及格”。(41)因此，报告中对“对教授素质、图书仪器设备、研究风气、‘评议会’等等批评，未免夸张，引起清华出身的教授和学生不满，不过，一时没有爆发而已”(《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31页)。
这份报告是罗家伦在就职典礼演讲提出的“四大化”的具体展开，1928年11月3日以养成纪律化的军事教育形式——军训开始实施。“每周除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外，并授以军事学科”，更重要的特点是实行军营化管理，严格纪律，“日常生活，亦略仿军营，分全校为四个队……早晚点名，按时作息。男生敬礼起居休假等，须均有一定规则，平时一律穿着制服”。(42)对于学生不到者记小过一次，三次小过为一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校长罗家伦与教务长杨振声则“挂着武装带，登着大皮靴”耀武扬威地“检阅”。(43)应该说对于军训，清华学生并不陌生，作为一所“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44)的学校，清华有着重视体育的传统，并且有类似“军训”的兵操课程，而且也是非常严格地执行。但是罗家伦强力推行的军事教育则不同，其依据是当时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议案，也是政府教育的方针，1928年5月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以三民主义教育案》，实际上废止的是党化教育的名称，“党化教育应解释为三民主义教育”，(45)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全国学校都要实行军训。因此，罗家伦实施的军事教育措施，是贯彻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想的举措，是一种政治思想教育。学生对这种军训，一开始还感觉很有兴趣，实行半年后，则由消极抵制到公开反对，军训制度难以为继。
在院系设置及调整方面，将学校学科发展的重心定位在“以文、理两院为主体”。取消农学系、音乐系和体育系，社会学系改为社会人类学系，教育心理学系改为心理系，工程系改为市政工程系。其中市政工程系又于1928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召开的清华大学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议决裁撤。(46)在学校人事制度方面，罗家伦改革的力度很大。一是裁撤骈枝机构和冗员。其中职员裁撤23人，由1927年度的95人，到1928年度减至72人(《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6页)。对于教师方面，罗家伦采取了教授们全部卧倒，重新聘任的措施。1928年10月29日，一天送出教授聘书18份，为期一年，而原来教授为55人，实际上解聘了37人。又在两个月内，新聘教授、讲师近30人。(47)几家欢喜几家忧，增加待遇，分蛋糕，固然令人高兴，但是，改革若动奶酪则是痛苦的过程。罗家伦的这些改革措施，得到续聘的教师和受到改革鼓舞的学生均表示欢迎，但是，改革中利益受损者不满是可想而知的。吴宓当时与叶企孙、陈岱孙私聊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罗氏以革命政府自居，旧约均作无效。教职员留者另发聘书，否则均在斥去之列”。(48)
在罗家伦革命性改革运动中被动了奶酪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校内群体的一部分人。由于罗家伦采取了激进式扩张政策，加大聘请、罗致外校优秀教授的力度，这也引起了这些学校的不满和不安。为引进南开大学名教授蒋廷黻，罗家伦采取了“强聘”的方式，“蒋先生若不答应去清华，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直到蒋廷黻答应为止。(49)以如此劲道和力度罗致教授，令同样以广罗人才著称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徒呼奈何。当时的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在回忆录中说：“国立清华大学在罗家伦校长治理下，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由于有庚子赔款这一得天独厚的资金来源，清华在学院建制上拟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为教授们提供了充裕的基金兴办图书馆和购置试验设备。教学任务减轻了，薪金提高了，最重要的是为教授们规定了每7年出国休假1年的制度……在1929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肖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南开拿不出那么多的薪金，让他们复职简直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使张伯苓大伤脑筋。”(50)
以“为政府树立威信，为国家保存一进步的大学”(51)为目标的罗家伦清华改革运动，要除弊，还要兴利。改革不是目的，发展才是根本。罗家伦深谙办理大学之道，既要大师，也要大楼。在他1928年11月23日呈董事会的报告中，推出了一揽子发展的规划，在硬件设施及设备方面，他提出了六项计划，仅增置设备和动用基金一项，罗家伦开列了六件工程：1.建筑男女学生宿舍；2.建筑自然历史馆；3.建筑化学实验室；4.扩充图书馆；5.建筑办公处；6.扩充图书仪器。罗家伦提出，以上项目除清华自筹(罗氏基金补助)，至少需款85万元。而当时清华常年经费不足70万元，因此，这85万开支需要动用基金(最初罗曾提出动用基金108万)；但是，经董事会议决，要求罗须量入为出。对于动用基金、提高教职员薪俸等予以否决，尤其是决定大宗建筑暂缓进行，必要的新建筑，设法移用经常费中解决(《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21—22页)。1929年4月1日，董事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结果仍然议决不准动用基金和基金利息，对于罗家伦提出“先由建筑公司或银行垫款建筑，以后由逐年预算中节款拨还”(52)的变通办法，也予以否决。
“一方面是急需用钱，一方面是有钱不能用”，(53)发展的资金无法落实，这对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罗家伦来讲是最大的障碍。1929年4月4日，罗家伦电告校内主持校务的吴之椿、张仲鲁等人通报董事会议有关情况，并提出将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校刊》迅即将情况以“号外”予以刊发。4月11日罗家伦以“办学政策不行，设施诸感困难”为由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表达自己抗议的决心。当天，他在上海各大媒体发表长篇谈话，公开了汤姆生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报告，痛陈清华基金的积弊。(54)校内学生和教授等各派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会议，呼应罗家伦废除董事会制度、彻查基金的吁求，在清华大学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改隶废董”运动就此发动。
“改隶废董”运动主旨和目标是废除董事会制度，并使学校专隶教育部管辖。就参与运动的校内各方势力来讲，这场运动的意义及运动的诉求多有不同。对于罗家伦而言，1928年，由外交部和大学院激烈博弈之后新成立的清华大学董事会，限制了其校长权力的发挥，使得他作为校长，并没有享有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赋予校长的权力。罗家伦自己深有体会：“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于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55)尤为关键的是，董事会制度是清华基金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基础。1928年之后，外交部延续传统，继续掌管1921年北洋外交部设立“清华校务暨游学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对于基金管理问题，按照双方共管协议，原“基保委”改由大学院院长、外交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并且改变了原董事会与基保会的是隶属关系，在1928年9月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中规定，“建议清华大学基金之保管办法与保管机关，并商请该机关将基金书目及保管状况随时详晰通知董事会”。(56)两者实质上是平级机关，即使教育部在董事会组成上人数占优，仍无法控制基金的使用。基金的管理与使用实际上只有外交部一系有绝对的发言权。因此，单纯地对这一届的董事会改组改造还达不到动用基金的目的，必须要废除董事会制度，将学校改隶教育部，如此以来外交部就失去了掌管基金的正当性理由。因此，可以说《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关于罗家伦与董事会的矛盾和斗争实质“是为了扩张他的权力，同时也反映了教育部与外交部对清华管辖权的争夺”的观点，(57)有很大合理性；而管辖权争夺的背后，最重要的是控制基金的使用权。只有废除董事会制度，使清华改隶教育部，罗家伦才能更容易获取调用基金实现其发展清华的目的。
在“改隶废董”和动用基金发展清华方面，学校教授一方与罗家伦的诉求基本一致，但是，在这场博弈中，评议会及教授会支持罗家伦也是有条件的，他们对于当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有所考量。教授们也要动罗家伦的奶酪。因为罗家伦上任之后，依据《国立清华大学条例》治校，校长的权力扩张，而压缩了原教授治校制度中教授的权力空间。因此，在此次风波中评议会和教授会积极呼应罗家伦改隶废董的主张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在1929年4月9日评议会召开的第七次会议上，向教授会建议：“呈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校长由教授推举，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58)教授会达成相关决议，直接呈交国民政府。对于罗家伦的去留，按照教务长吴之椿所言：“其校中友好同事亦一致赞成”，“即令群起挽留，罗先生之辞意亦难动摇”。(59)既然罗家伦去意已决，久已有意“恢复旧有的权力”(《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7页)的教授们也乐得顺水推舟。吴宓在1929年4月8日的日记中言：“议决改组董事会。由评议会代教授会拟改组方案，呈国府采纳。挽留罗校长，则无人言之。”(60)
对于校内学生群体而言，在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夕，学生方与校长罗家伦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1929年3月21日学生会代表大会上，临时动议提出“请求外教两部撤换罗家伦”，联署签名人数众多，在此后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该案修正为“提出具体意见请校长尽力办到否则请其自动辞职”并获通过。经教务长吴之椿的安抚方暂时平复。(61)但是，反对罗家伦之声并未真正平息，罗家伦提出废除董事会制度，彻查基金之议后，清华校内各派力量暂时汇集到反对董事会这一共同目标之上，4月24日学生会推举学生代表曹盛德等三人赴南京请愿，直接向国民政府递交呈文，提出包括“改隶废董”和撤销董事会两次会议议决案在内的四项请愿，随即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电致“南京蒋主席”，“望主席一体革命精神，彻查实况，革新弊政，庶使生等可以早日安心读书”(《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25页)。
对于罗家伦辞职问题，校内学生观点发生分歧，一派主张应该挽留罗，认为罗家伦任职以来对清华发展有功绩，着眼于清华的未来，“以为罗先生回来对清华前途有利”；另一派反对挽留罗家伦，认为“同学对罗以前既无表示，罗既辞职，何必再留”，这一派声音较大，“大多数代表及委员均反对挽留罗校长”；第三派对罗家伦不表示态度，认为罗家伦自己既然有大义凛然之态度，“若仍挽留，则为侮辱其人格”，最终决议对罗家伦不表示态度。(62)
形势发展至此，罗家伦的处境看似极为有利，又十分微妙。在斗争中运动起来的校内学生和教师既是其后援，又在与其博弈，以争取各自诉求的最大满足。外敌当前，罗家伦已无退路可言，必须争取斗争的胜利。他一方面通过媒体爆基金积弊、存在黑幕的猛料，争取到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再三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坚辞清华校长之职。这一举措很具杀伤力，蔡元培等重量级人物先后表达挽留之意，董事会及基金会一方也屡向罗示好。当时的董事会成员杨铨专门致信教育部长蒋梦麟：“阅报见志希兄辞清华校长，甚为焦急。蔡先生亦极关心，主张设法挽留，请兄力劝志希勿固辞。董(事)会方面议案皆有伸缩余地。”(63)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令行政院要求外交部、教育部挽留，在这份训令中，对罗家伦主政清华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查该校长任职以来，对于校务积极整顿。一方剔除积弊，一方力谋建设；用费有减无增，而事业比前推广；似乃实心任事之员，实属不易多观”。并令两部对于其预算要“详加审核，务令经费充足，设施不虞困难”。(64)另据当时清华校内传闻，蒋介石本人还专门致电董事会“叫他们不要再捣乱了”。(65)此则虽系传闻，观事件发展，或有可信之处。
其间，罗家伦积极发动其政界人脉，陈述有关事项，终于在1929年5月10日举行的国民政府第二十八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由罗家伦自己拟稿，由戴季陶、陈果夫二人提交的关于国立清华大学改由教育部专辖的提案，5月15日，行政院训令外交部和教育部遵照办理，之后教育部下令取消清华大学董事会。(66)基金方面，4月30日行政院决定将清华基金全部移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8月全部基金移交到位，共国币银元755万余元(除去损失掉的85万余元，实有670余万元)。(67)
至此，罗家伦与外交部、董事会的斗争可谓取得了完胜。在国民政府再次发表慰留令之后，罗家伦于1929年6月12日回清华复职。但是，这场运动也使得罗家伦与校内师生矛盾充分暴露，在多方博弈中，教授、学生群体迫使罗家伦作出了让步，“经过这次胜利以后，教授会的威望大为增高，实权也大为增大”。(68)按照6月12日修订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规定，教授会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理论上对学校行政具有最大的支配权。任命院长的办法也“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操作中一般是教授会选举二人，校长再则聘一人的方式。(69)教授治校的制度逐步落到实处。在学生方面，罗家伦同意免除下学期学费的要求。同时，此前被裁撤的工程系得以恢复，设置土木工程系附属理学院。(70)
三、政争、道术与性情
罗家伦重新回到清华之后，阻碍其清华发展计划的制度性障碍得以清除，资金有了保障。他按照由其本人拟定、教育部批准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开始了新的发展之路。随后，各项发展事业渐次展开，其中建筑方面，生物馆、学生宿舍第四院、图书馆扩建和气象台分别于1930年及1931年先后落成(《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29页)。但是历史给予罗家伦改革发展清华的时间并不长，1930年春之后，形势发生变化，4月中原大战爆发，属于蒋介石一方的罗家伦“不得不走”。5月20日，学生会代表大会在时隔近一年后再次提出“请罗校长自动辞职案”，该案虽被否决，但是罗家伦仍于5月23日致电教育部提出辞职，并旋即离开学校。至此，罗家伦在清华的改革也宣告结束。
苏云峰的研究表明，罗家伦此次辞职，北方政局的变化只是一个触媒，主要是清华校友会和部分学生的自私行为。(《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30页)同时，苏云峰总结罗家伦辞职的理由，除政治因素外，还包括对清华学风的失望。这种解释基本上采纳了罗家伦自己对辞职原因的阐述。例如，在5月23日的致教育部电文中，罗家伦认为学生提出进退校长之议，实属“学风之凌替之征兆”尤其是对于自己“悉心发展，属望最殷之清华”，所谓“士气不可不存”，故而辞职。(71)对于学生为何进退作为校长的自己，罗家伦则认为主要是政治因素，他在致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称“共产国家主义及山西派学生”、“校内外勾结之教职员”“捣乱”。(72)在此后致陈布雷的信中，他首先自我澄清“关于清华问题……此事非弟个人问题”，然后更是直接揭出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及参与者名单，“为北方反动分子，反党及反中央，遂至于百端欲去忠于中央之国民党党员之校长，当时鼓动风潮之中坚，为共产党学生，如李×清、李×瑞、张×益等；国家主义派学生，如刘×白、张×杰等；左倾学生如李振芬等，及山西派收买学生数人，乘逆军叛变之际，遂有反侧之举动”。(73)在1956年回忆文章中，罗家伦说：“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叛变，勾结汪精卫在北京设立扩大会议，另组政府”，以萨本栋设置收音机为名，搜查清华，并“预备一个山西人”“来做校长”，导致校内人心浮动。因此，自己不得不辞职。(74)聚焦罗家伦对自己离职的解释可知，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及内部“反革命”势力的策动是主要原因。当局者迷，身处局中的当事者并不一定洞悉问题的真相。
对罗家伦辞职的原委进行知识考古自然有其必要之处，同时，当我们将罗家伦作为教育改革家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改革发展运动中来考察，从大学改革者所应具备的素质、改革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处置等因素，来对罗家伦改革清华的成败得失进行研究时，则会进一步彰显罗家伦清华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罗家伦对清华的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均有积极评价。拂去历史的尘埃，今人对于罗家伦对清华发展的贡献，也逐渐有了更多正面的评价。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指出，清华由一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陈岱孙语)的学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75)苏云峰概括总结了罗家伦为清华发展贡献卓著，共有八大贡献，他提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清华传统，同时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937)》，第32—33页)。并且认为，罗家伦虽然在清华因辞职而离去，但他表现出来的“学者风范：富理想，说实话，敢批评、能改革、肯负责又不恋栈的光明磊落精神，是值得后人效法的”。(76)
但是，当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又看到另一个罗家伦，在1930年5月20日的学生会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提出驱罗议案，指出：“罗来清华一年，恶迹大彰，丑态百出，钳制言论，束缚同学，滥用私人，离间分化，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四大化……结果一化不化，言不顾行，虚伪毒诈，直一政客官僚。”(77)彻底否定了罗家伦所有工作，并且对罗家伦人格评价显得有辱斯文。同时，校内还有一些打油诗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活脱脱把罗家伦刻画成小人的形象。当时教授们对罗家伦的观感虽不尽一致，但负面评价很多，除了他第一次辞职时无人挽留所反映的教师们的情绪外，叶企孙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叶当时任理学院院长、校评议会成员，他在“文革”时的交代材料中有言：“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是有功的。但是他也有缺点，罗在学问上根底不切实，又好大言，以致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所轻视，1930年春，教授和学生会都表示了对罗的不满意见，不得不辞职离校。”(78)叶企孙指出了罗家伦为师生“轻视”的原因在于其“学问”和个性品质方面的问题。
历史是复杂的，单一因素的解释和评价很难解开历史的迷雾。作为一位新的“革命”政权的新校长，携北伐之余威，以改革者的姿态来清华上任的罗家伦，自始就与这所学校有着极强的张力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管制教育与大学自治发展之间的冲突；二是其办学理想、治理理念与这所大学的传统有着很大的矛盾；三是其个性与清华传统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罗家伦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整顿面临很大的风险，其主政清华具有潜在的脆弱性。
罗家伦是带着问题意识来清华的。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彻底整理(与改革同义)清华，他要树立革命政权管理的大学标杆，目的是“为中国建设一学术独立之策源地，而造就党国之基本建设人材”，(79)换言之，通过贯彻“党国”的意志，培养“党国之基本建设人材”，解决“党”如何治理教育的问题。(80)在刚上任不久的1928年10月10日“国庆日”讲话中，他指出，国民革命的胜利，“就是主义的胜利!要救中国，要统一中国人的政治主张以免除日后的纷乱，要完成中国民族再生的使命而保持增加其力量，非认定三民主义为中心信仰不可!”(81)克拉克·克尔指出，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上升到主宰高等教育的地位”，但是，为民族国家服务与为学习的世界服务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82)受庚子赔款所惠而建的清华，救亡图存，实现中国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同样是其办学不变的宗旨。罗家伦主政清华，则是以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思想来办学，而他面对的是受美式教育影响，“长期潜移默化中成为自由主义风气，反对政治干预和权威统治”的学生和“自由主义堡垒”的学校(《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336页)，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在罗家伦辞职之后，清华师生在校长问题上，抗拒乔万选、驱逐吴南轩，均反映了政治干预与学术自由、自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就具体的办学理想和理念而言，罗家伦与清华传统之间的张力也难以消解。罗家伦上任之后，阐述自己的办学方针和理念，他说：“我以文、理两院为大学教育的核心，这种观念，多少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我自己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更使我相信这种观念是正确的。”(83)罗家伦虽游学于欧美多所著名大学，但是纵观其一生的办学历程，其服膺的是德国的经验。主政中央大学时，他将中央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相比较，要使中央大学承担其“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重任。(84)但是，由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其初建时追求的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从组织结构，到课程，教学法等都是“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模仿美国。以至于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以后说：“清华学校恰象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85)由于清华的特殊历史，可以说早期清华是一所同人学校，留美回国的留学生对清华发展有很大影响，清华在清华大学早期发展中，逐渐偏向于理工大学方向，且模板更多借鉴麻省理工学院，(86)这是清华特殊的历史和传统。关于大学改革问题，陈平原提醒大学主政者，“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87)而“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各种各样大学改革的失败说明，如果没有对大学发展及其悠久传统的更深认识，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有效地解决大学的问题”。(88)罗家伦在清华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可谓知时之变，而不知变之贞。
从个人角度讲，罗家伦是一个在个性及性情方面棱角十分分明的人，作为清华的校长，他的这些个性特质与清华的传统之间，也存在很多矛盾与冲突。罗家伦对自己个性有着清醒的自我认识，1925年为求北大教职，他给蔡元培写信，阐述自己为何选择求教职于北大，“因北大承先生当年率时之流风遗韵，有多少自由研究讨论发表之空气。以伦之素性爱立异妄谈，在广东必不出三月而被逐，犹伦如赴清华亦不出三月而被逐也”。(89)一语成谶，在清华的时间虽超过了他自己的预期，却短短不到两年即黯然离职。罗家伦离开清华后，他一再强调非其个人原因，但纵观整个事件过程，其个人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
罗家伦辞职后，校内学生撰文阐述驱罗原因说：“罗家伦长校后，建树颇多，发展甚速，惟以罗好大喜夸，学生厌之。”(90)1930年10月20日事件平息近半年之后，学生仍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提及反罗原因，“罗校长失却学生的信仰，作者以为多半由于他过分的自吹。比方说，那天杨杰先生来校演讲，他又照例的在后文来一个‘补充’……无论事实是怎样的，我们在报纸上并不曾发见半个字，而他竟说得仔仔有味，好像济南惨案，完全靠他一双手遮得太阳下山似的，结果只博得大家把它做取笑的资料”，作者还提出自我批评：夸耀“目前已经成为清华的校风”。(91)旁观者的眼光或许更客观一些，当时在清华任教的外教I.A.理查兹在日记中记载：“大会开始时首先由一位官员宣读孙中山的遗训，然后向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和默哀三分钟。随后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个政治家，是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这里来的，他的讲话太长了，讲了近一个小时。礼堂的四周挂满了标语口号和党旗。校长讲话之后又有许多人讲话。”(92)罗家伦的好友赵元任夫人杨步伟也很委婉地说：“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校风了。”(93)
罗家伦这些性情特点及个性品质，与道德评价无涉。如果是普通人，或者其他学校的校长，这些性格中的小瑕疵，实在是无碍大局。但是他作为清华校长，这些人格及性情特点恰恰与清华大学的个性相悖。如前文所述，清华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20年代以来屡受外界抨击，冠之以“贵族学校”甚或“耻辱学校”之名声，这使得这所学校的师生们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对办学方向有重要影响的同学会成员和教授群体，大多以理工专业背景。这些因素都型塑着这所学校的性格，表现出不尚空谈尚实干的个性。1920级毕业生赠送母校镌刻“行胜于言”的日晷，既是对学校及后辈学子的期许，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师生们的价值共识。由此看来，应该说，罗家伦的个性风格与这所学校个性有着强烈的错位和冲突。
罗家伦与他执掌的这所学校的种种张力，决定了他掌校之路的难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只是时间长短而已。而在特殊历史时期走马上任的罗家伦，有着重大使命感，期冀以发展的业绩树立党国治理大学的威信。因此，虽然他也曾表示，(办学)“不事铺张，但求切实，不计近功”，(94)但观其为谋求学校发展的诸般举措，可以看出其忧世也甚，而求治也急。他以革命的手段改革大学，速求实效，期收功于旦夕的意图是明显的。
贺麟总结评价王安石改革成败得失的视角，为我们理解罗家伦改革失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指出，王安石改革中所用之人是“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而王安石性格中的缺陷则种下失败的种子，“他平日最缺乏雍容的度量和从容不迫的风度。以性急的人去担负须缓图的事业，似已包含有失败的内在矛盾”。(95)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的事业是缓图的事业，以行政之效率要求办学者，失败是在所难免的。舒新城论教育改革中曾言：“教育底本身是温和的改良，无论何时都得顾及一般民众底现实利益，尊重一般民众底习惯，不使改良的进程发生障碍。所谓‘因势利导’、‘潜移默化’，都是形容教育功能的良好字面，也就是教育不能革命的见证。”(96)
也正是在办学中为求速效的急迫心理影响之下，罗家伦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一些“手段”，诸如为实现文理为主的办学理念，他在裁撤工程系问题上的处置失当；在“改隶废董”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运动”学生。(97)这些举措的运用，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同时，也招致校内师生对其人格的质疑。校内学生解释“驱罗”时列其“罪状”，其一即“罗氏见内外攻心殊不甘，妙想天开，遂将同学注意力由反对其个人一转于董事会矣”。(98)因此，在当时的“驱罗”话语中，充斥着诸如“虚伪毒诈”等侮辱性言语也就不奇怪了。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看，儒家是坚决反对这种“以小人之机数，而欲成君子之事功”的作为，称“其本不正矣”。(99)原因很简单，既然你有驭下之术，下必有欺上之方，君民交相诈欺，风气愈加颓败，如此一来，又安得治平之道呢?
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历程开启以来，由于新兴知识群体在屡次的社会变革中充任了主导者和参与者的角色，因此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遂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竞相角逐的场域，纵观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校长群体中，诸如春风化雨、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吾从众”的“王帽”校长梅贻琦，魄力、骨气、治学，三者兼备(100)的傅斯年等，无不是政治家与教育家兼备。质言之，要做好民国大学校长，必须比政治家更懂教育，比教育家更懂政治。
反观罗家伦，就教育家而言，他无疑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教育家。清华大学在其治下，财务制度、会计制度的完善，使得行政管理走向科学化，教授治校制度逐步完善，学术走向独立化。其人品和操守也颇令人称道，比如，他言称公私分明，不要清华一文非分的钱。辞职清华后，还是向蒋梦麟借款500元，方付清搬家的款项。(101)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他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工作，曾因腰痛发作，险些丧命。(102)时人对其人品的非议，显过苛责。但是政学两界都对其多有非议，无论是主政清华，还是后来的中央大学，他始终被教育界视为过于政治化。而他一生虽深度涉足政治，但在政治家看来，他又是一介不谙世事的书生。(103)概言之，在教育家看来，他是一位政治家，在政治家看来，他是一位教育家。罗家伦办大学始终在“错位”中前行。
罗家伦在清华因“学生进退校长”的学风陵替中辞职，不能不说他是学生运动的受害者，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干将，1919年罗家伦也曾激于“大义”，联手业师胡适进退了另一位业师辜鸿铭。(104)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从国民党的学生政策来讲，1927年前后是一个分界线，由1927年前的支持、放纵学生运动，逐步转向以抑制为主的“去政治化”。但是，这项政策始终在放纵与抑制中摇摆，而成为难展的双翼。(105)“学生进退校长”便是这种政策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作为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国民党党务和教育政策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罗家伦无论在清华还是中央大学的办学过程，都深受这种政治化学生运动之苦。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即是在与政治缠绕不清的关系中艰难展开的。
注释：
①例如，蔡仲德在“也谈罗家伦长清华的是非功过”中客观分析肯定了罗氏主政清华时的贡献，指出罗家伦去职根本原因在政局变迁，阎锡山势力作祟。参见蔡仲德：《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1日。吕文浩也指出时局变迁是直接原因，并分析了包括办校诸多措施失当之处，也是败走清华的因素。参见吕文浩：《罗家伦与清华大学》，《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2日。
②参见张晓唯：《喟叹一声罗家伦》，《书屋》2005年第3期。
③罗久芳：《父亲在清华大学》，见《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④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兆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页。
⑤《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6—177页。
⑥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讨论》，《清华周刊》第391期，1926年11月26日。
⑦⑧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9、94页。
⑨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8页。下引此书，文中夹注书名和页码。
⑩转引孟凡茂：《关于清华大学的定名》，清华校友网：http://www.tsinghua.org.cn/alumni/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0049726。
(11)(14)参见罗家伦：《我与清华大学》，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台北：台北“国史”馆，1978年，第398、398页。
(12)张朋园等整理：《郭廷以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36、137页。
(13)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页。下引此书，文中夹注书名和页码。
(15)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16)(23)某人：《罪言》，《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2号，1928年12月17日。
(17)参见罗家伦：《致吴之椿、张仲鲁、冯芝生函，告知杨杏佛更正大公报不实消息》，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84、85页。
(18)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第91—93页。孟凡茂在“关于罗家伦长校清华——从一则史料谈起”中对此作了详细考证，并对罗家伦长校期间反对者种种不实之词，做了详实的辨析。参见孟凡茂：《关于罗家伦长校清华——从一则史料谈起》，http://www.tsinghua.org.cn/alumni/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0052067。
(19)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1、92页。
(20)杨步伟：《杂记赵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21)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233—234页；《清华周刊》第235—249期1922年双四节特刊。
(22)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
(24)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111页。
(25)罗家伦：《致清华大学董事会报告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年11月23日。转引自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51页。
(26)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108—109页。
(27)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183页。
(28)刘维开编：《罗家伦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7年，第71页。
(29)罗家伦：《致清华大学董事会报告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52页。孟凡茂在《关于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就职演说》中，比较了罗家伦日后撰写的《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罗在该文中并没有照录原演讲中的“四化”办学方针。在同样是日后的文章《我与清华大学》中，罗家伦对“学术化”方针着墨颇多，或许显示了罗家伦对自己当时办学理念的反思。
(30)(36)(38)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第130、141、134—134页。
(31)参见罗久芳编：《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言：“我完全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6、317页。
(32)罗家伦：《致清华大学董事会报告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52页。
(33)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49—58页。
(34)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35)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399页。
(37)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上董事会之报告)》，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11页。
(39)参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70—72页。
(40)参见罗家伦：《致清华大学董事会报告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51—455页。
(41)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1页。
(42)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60页。
(43)李景清：《清华校潮前后》，清华《消夏周刊》第6期，1930年1月9日。
(44)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7页。
(45)青士：《党化教育》，《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2期。
(46)该议案实施后引发校内反对裁撤工程系的风波，这也成为清华师生反对董事会专权的“改隶废董”运动的触媒之一。参见刘继青、王孙禺：《20世纪20年代末清华大学工程系裁撤风波考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47)参见马星野：《我所认识的罗志希先生》，《传记文学》第1卷第1期，1977年1月，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6、17页。
(48)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第131页。
(49)毛子水：《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见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第283页。
(50)何廉：《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51)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109页。
(52)参见《罗校长与上海记者谈话》，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74页。
(5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54)参见《罗校长辞职原呈》，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67页；《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集会上的谈话》，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80页。
(55)《上国民政府呈为办学政策不能实行请辞清华大学校长职务》，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78页。
(56)《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139页。
(57)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98页。
(58)《评议会第七次会议纪事》，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61—62页。
(59)《与吴教务长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1卷第456号，1929年4月13日。
(60)吴宓：《吴宓日记》第4册，第239页。
(61)参见《风云后记》，《清华周刊》第31卷第454号，1929年3月29日。
(62)参见《代表大会及校务改进委员会联席会议记》，《清华周刊》第31卷第461号，1929年5月18日；《一点声明》，《清华周刊》第32卷第462号，1929年5月25日。
(63)罗久芳编著：《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第153页。
(64)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81页。
(65)《清华周刊》第31卷第460号，1929年5月11日。
(66)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罗家伦在贵阳清华同学会集会上的谈话》，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81页。
(67)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40页。
(6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21页。
(69)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143页；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00页。
(70)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00页。
(71)(72)(73)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99—100、100、108—109页。
(74)参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11—412页。
(75)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76)苏云峰口述、吴秀玲记录：《〈罗家伦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史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第116期，1996年12月。
(77)《清华周刊》第34卷第1期，1930年10月20日。
(78)转引自黄延复：《清华大学的校长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79)《上大学院、外交部呈整理清华大学方针》，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70页。
(80)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正式提出了“党化教育”方针，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党治教育实施方案》，制定了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具体实施方案。
(81)罗家伦：《国民革命与今年的国庆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庆祝国庆纪念统一特刊，1928年10月10日转引自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2册，第50页。
(82)参见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序第2、1页。
(83)罗家伦：《我与清华大学》，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第439页。
(84)参见罗家伦：《上行政院呈——缕陈发展中央大学步骤》，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124页。
(85)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讨论》，《清华周刊》第391期，1926年11月26日。
(86)参见刘继青：《清华大学早期工程教育的发展及其外来影响》，《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
(87)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88)Walter Rüegg ed.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Vol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xxi.
(89)罗久芳编著：《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第50页。
(90)《清华大学风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113页。
(91)北风：《我们在一味夸耀之前须平心静气的想一想自己的短处》，《清华周刊》第43卷第1、494期，1930年10月20日。
(92)容新芳：《I.A.理查兹在清华大学及其对钱钟书的影响——从I.A.理查兹的第二次中国之行谈起》，《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93)杨步伟：《杂记赵家》，第256页。
(94)《上大学院、外交部呈整理清华大学方针》，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第70页。
(95)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9—230页。
(96)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97)参见《清华问题之焦点》，《大公报》1929年4月21日。
(98)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第93页。
(99)于慎行：《读史漫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18页。
(100)参见王叔岷：《慕庐忆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6页。
(101)参见《罗家伦致张元济函》，见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76页。
(102)参见罗久芳：《追念我的父亲》，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第566—567页。
(103)罗家伦自中央大学辞职后，蒋介石曾就罗家伦屡受排挤的原因询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王世杰认为主要原因是罗家伦在任中央大学期间聘任教授坚持原则，不把教学地位做人情，得罪了很多政界、教育界主事的权贵。参见萧胜文：《罗家伦与中央党校发展之研究(1932—1941)》，第203页。
(104)参见黄兴涛：《编号“BD1919031”的北大档案——对罗家伦致校方要求辞退辜鸿铭函的说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
(105)参见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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