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育：“杀马特”的安所遂生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马特论文,位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5)01-0048-06 《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著名学者潘光旦是如此解释的：“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作“位育”。潘先生进一步认为：“西洋自演化论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好像是跟了日本人)把他译做‘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1]位育是讲求本末的教育，根据潘光旦先生的划分，有由本及末、由近及远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关于人的，属于人道教育，其间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一般人道的、关于人与非人的界限分别的；二是关于个别人的，关于我与非我的界限分别的。第二步是乡土的历史和地理教育，属于乡土教育。第三步是一般的史地教育(这里的“史地”是广义的概念，“史”包括一切的人文科学，“地”包括一切的社会科学)，属于国民教育。笔者旨在通过借鉴潘光旦先生的“位育”理论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城市中的“杀马特”群体，深受拔根之痛的教育根源，进而从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两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期望本文的探讨能对我国在加速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同时关注农村教育、乡土教育有所帮助。 一、杀马特：城市中尴尬的“第三元” “在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成为现代化的先导与主体，农村被动的跟随其后……城乡普遍地被人们解读为富/贫、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现代/传统二元价值对立模式。”[2]16城市养尊处优，乡村妄自菲薄。城里人高举现代化的大旗，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乡里人；乡里人执意背离乡土，试图洗掉“土里土气”，转型成为风光的城里人。二十年前，第一代农民工带着美好向往与憧憬开始在城市闯荡，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无法在城市真正落下脚来。当在城市工作得不如意，生活没有起色时，他们会选择回归乡土，重操旧业。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下一代又重新开启了城市的打工之旅，形成了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了“跳农门”“脱乡入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刻意标新立异，结果却成了“不农不城”的杀马特。 “杀马特”取自英文“smart”(译为“时尚的”、“聪明的”)的谐音，但是除了谐音之外，杀马特和“smart”没有任何联系。根据张天潘在《“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文中的描述，杀马特是这样一个群体：在社会学背景上，他们多为农村出来的“90后”，中学毕业或中高职技校毕业；在生活状态上，他们从学校走出后，直接离开了家里人，进入乡镇以上的中小城市，或者大城市的城郊，租住在价格较低的民房或地下室；在职业上，他们成为理发店员工、保安、餐馆服务员、富士康这类工厂的工人，也不排除个别在一些“灰色”与“黑色”地带工作。和“土豪”“中国大妈”相比，“杀马特”完全是贬低、调侃的负面称呼。一些网友甚至将杀马特称为“山寨系”，与非主流、脑残族并列。[3]“普通人在‘审丑’的过程中获得了身份上的优越感，文艺小清新可借机大展自己品位高尚，道德家则表达对‘群魔乱舞’的忧虑，视角无不是凌空向下。”[4]在城市，杀马特备受冷遇，饱受煎熬，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像父辈一样选择退居乡土。即便有，返乡之途也并不平坦。少小离家，一去经年，故乡已是他乡。杀马特们进退两难，处境尴尬。 《齐鲁晚报》报道过一篇文章，题为《“杀马特”是种城市病》。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宋维，出生于1994年，初中学历，当过安丘一家小化工厂的保安，现在是济南高新区一家饭店的服务员。“那时候还不知道杀马特这个词，只是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和视频，年纪和我差不多，爆炸头染着各种颜色，首饰稀奇古怪，浓妆，好像无法无天，我觉得这就是潮流，得跟别人不一样。”宋维说，“当时觉着很酷，现在觉着自己很傻。那些我想成为的人，都觉着我很土气，看我的笑话。”对于离开了两年的家乡，宋维并不想念。他不想回家种地，也不想在县城的小工厂打工，更不想娶个邻村的媳妇，庸庸碌碌一辈子。在“充满机会”的省城里自食其力，却也让他觉得没那么容易。[5] “他们对于父辈的农民形象来说，已经属于光怪陆离、花枝招展的城里人了，但对于城市人来说，他们的骨子里永远透露着乡土气息，无论多么努力展示，结果都是卸不掉身上的气质。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成为了没有故乡的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3]农村故乡，无法回去；新鲜城市，难以立足。杀马特，这群年轻移民迷失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浪潮中，其所难安，其生未遂。 二、缘由：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缺失 半个多世纪前，潘光旦先生就曾指出：目前最受关注的是国民教育，并且可以说已经畸形发展为教育的全部，至于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则鲜有问津。21世纪的今天，这一论断仍不失中肯，让人唏嘘不已。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缺失是杀马特群体深受拔根之痛的教育根源。只有进一步明确缺失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弥合创伤，治愈心疾。 (一)乡土教育缺失的原因 1.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逐步深入，乡土文化被边缘化 第一，文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当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与其他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尤为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被文化殖民的危险，我国的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也难逃同质化的威胁。第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们片面炒作乡村物质文化，无规划地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乡村成了城市的“后花园”和“娱乐区”。乡村自然生态濒临失调，乡村文化变了味儿。第三，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都秉持了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视角，认为农业落后工业先进，农村落后城市先进，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不是类型的差异，而是发展、进化序列上的不同阶段”[6]。传统乡村文明已然被排斥于所谓“现代文明”的视野之外。 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三面夹击，极大地动摇了乡村社会的根基。伴随着乡村精英的流失与乡村年轻一代的逃离，乡村社会日趋空心化。乡土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乡土文化的价值被贬抑，乡土文化被边缘化。 2.应试教育影响深远，乡土教育氛围缺失 我国现代教育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急功近利，乡村学校首当其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论调被奉为金科玉律，传统文化和学校教育有意无意地将成功之路窄化为升学之道。主观上，乡村学校和家长以中、高考为指挥棒，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乡村少年则视读书求学为摆脱穷乡僻壤，实现“城市梦”的唯一途径。然而，和城市少年相比，乡村少年教育资源占有少，人际资本弱，要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需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课业负担。处于升学考试范畴之外的乡土教育内容就极易被忽视，更准确一点地说，被无视。客观上，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和寄宿制集中办学模式致使乡村少年日渐脱离乡村自然环境的氤氲和乡村历史文化的熏陶。这就使得在学校教育中本就缺席的乡土教育雪上加霜，形势更加严峻。 等到乡村少年远走他乡，或上学，或经商，或打工，他们脑海中的乡土记忆将被时空慢慢抽离。或许在某个落寞的午夜，他们会生发出一丝淡淡的乡愁，又或者忙碌、穿梭于繁华都市，流连忘返，渐行渐远。 3.“先天不足，后天畸形”，乡村学校无法承担乡土教育的重任 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并存的三元社会之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不均，投射于教育领域，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甚至差距悬殊，可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乡村学校地位弱势，教育资源贫乏，特别是深受经费、师资、办学自主权等条件的限制，无法正常发挥办学主体的作用，承担不起乡土教育的责任。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以城市本位为价值取向，实行“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在“标准化”的现代教育背景下，底子薄弱的乡村学校以极低的身段、恭敬的媚态简单移植、全盘吸收城市教育模式。乡土教育得不到乡村学校应有的关照。当前，有关学校布局调整的国家政策，以及地方在实施过程中盲目撤并的现象也加剧了这一倾向。这些都“向学童灌输一种思想，使他们疏远他们自己的环境并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在智力和物质方面的雄心越来越难以在农村实现。这样，学校便促使青年离开了他们本乡本土的生活源泉，而这个生活源泉是培养青年的性格和形成他们民族特性所极其必需的。学校就此便把青年们从农村推向了城市”[7]。杀马特们轻去其乡，“乐不思蜀”，乡村学校的乡土教育缺失难辞其咎。 (二)人道教育缺失的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普及，神道走下神坛，教育与宗教分道扬镳。现如今，拜物教盛行，为事物而教育人的思想暗流时刻涌动。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物质以人为刍狗”的怪异现象。物道横行，人道式微。“人道”，顾名思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它至少可以有四个方面，四方面缺一，那人道就不完全。第一方面——对人以外的各种本体。第二方面——对同时存在的别人。第三方面——对自己。第四方面——对已往与未来的人。”[8]215它基于人性，强调人与非人、我与非我的区分，注重通性、个性和性别的协调发展，致力于培养每一个人的人格“恰如其分地与自身之外的其他现实发生关系的能力”[9]22-23。 1.家庭教育不当，亲子沟通缺乏 在农村家庭里，父辈和祖辈们的文化程度一般不高，家庭教育意识淡薄，甚至无从谈起。司空见惯的是：家长忙于生计，为养家糊口早出晚归。早上出门，孩子还没起床；晚上回来，孩子已经熟睡。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沟通和互动交流非常少，父母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明显缺位，有些家庭甚至出现了两代人的隔阂与不睦。父母与儿童在一起所花时间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发展有显著的影响。[10]144而亲子关系的扭曲，反映在孩子身上，可能是人际技能或社会兴趣发展方面的缺陷；给人的印象，就如同“敌国长大的陌生人”。[11]202 就杀马特群体而言，他们交际的圈子，以同龄的老乡为主；业余活动的地方，就是网吧、迪厅、路边大排档等。其大多数在闲暇时间无事可做，无处可去；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很少，几乎零互动。显然，他们的社会兴趣和人际关系没有得到充分拓展和健全发展。 2.教育目的异化，乡村学校忽视人道教育 乡村学校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目的为偏向，局限于“传道授业”的单一功能，学生的主体性被湮没，学生得不到健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真正的人道教育。乡村教师直接或间接地向乡村少年宣扬城市文明，灌输城市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一类的观念，有形无形中贬抑了滋养乡村少年成长、成熟的民风民俗、村情乡韵。乡村少年的内心建构起对城市生活的艳羡和向往，滋生出对乡村生活的厌倦和唾弃。比如，一些乡村少年耻于说方言，性格敏感、拘谨，自尊心容易受伤。此外，大众传媒对现代城市光鲜生活连篇累牍的片面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历着这样的教育，杀马特们不能正确看待他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也就无法作出准确的自我定位，制定合理的人生目标。心无所止，彷徨于歧途。杀马特们进城之前意欲满满，一旦“城市梦”破灭，自信心受到打击，容易产生挫败感，甚至走向自我否定。最终迷失自我，陷于心灵虚空，如风中柳絮，随遇而安，又如浪打浮萍，无根漂流。 杀马特夸张怪异的衣着打扮，对时尚潮流的刻意追捧，反映了他们的不成熟、缺乏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杀马特不能正视有养育之恩的本土乡村，又疏离于城市主流社会，反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障碍，缺乏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杀马特群体自我迷失、彷徨于途的糟糕境遇不能不说是人道教育之殇。 三、位育：人之安所遂生之道 所谓“位育”，顾名思义，即通过教育让人明确自己的位置和责任的教育。一方面，它引导人正确地认识自我，明确自己所处之位，达到安其所生之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唤醒人的自我意识，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才能达到，正是由于位置的差别，除了奋斗别无他途。所以，位育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安其所，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一般来说，“位育”与智、德、体各育是有区别的，主要包括国民教育、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过去几十年，我们的教育恰恰是过于强调国家整合教育的目标，而忽视了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个人生存教育的层面。[12]因此，我们要查漏补缺，完善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补充位育这一缺憾。 (一)补充乡土教育 乡土教育是指将某些乡土的现象，包括自然景观、语言文字、历史人物、传统艺术与文化等视为教学资源并进行教学活动，从而使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经验相结合并达到认同乡村文化、融入乡村生活的一种学校教育现象。 1.正确看待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拯救与传承乡土文化 第一，当地政府和基层组织要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彰显乡土文化特色，展现民族文化自信。第二，保护、治理乡村自然环境，维持乡村生态平衡，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在注重物质层面的乡土文化建设、开发旅游文化资源的同时，也要注重观念层面的乡土文化的保护，保持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第三，充分发挥乡村社区和文化大院的作用，积极开展乡村特色文化活动，引导和培育乡村社会健全的生活方式，激活乡土价值，确保优秀乡土文化薪火相传。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让我们抛开这些屈尊附就的熟悉和假冒的对‘乡人’的关心，学会严肃地对待那里的原始单纯的生存吧!”[13]85 2.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提升乡村学校的乡土教育功能 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规定：课程管理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体系。国家明确支持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走进课堂，打破了全国大一统的教学体系，为乡土知识的传播、乡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但是，我国乡土教育起步不久，任重而道远。第一，政府要打破应试教育的枷锁，坚决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继续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政策倾斜力度和经费投入，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第二，乡村学校要重新审视教育目的，转变教育观念，重视乡土教育；招募乡土教学专业人才，依据各自专长进行协同教学；加强乡土教育师资培训、进修，提高教师素质；推进乡土教育研究，积极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并创建乡土教育资源分享平台；外聘民间艺人、学生家长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使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乡土教育活动。第三，乡土教育不但要以获得乡土知识为主要目的，而且要将乡土热爱、乡土理解、乡土开拓、乡土改造作为教育的重心。此外，“乡土教育的内容选择要从身边能接触的人、自然和事物开始，然后再扩大到整个生活空间。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在融入自己生活世界的同时消除对自然和周边生活环境的疏离感”[14]。 3.开展城市社区教育，提高农民工作为未来市民的综合素质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未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为此，我国的城镇化将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其他常住人口，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地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一个城市是否能让外来人口(尤其是底层苦力、身心残疾人、竞争失败者……)在自己的城市中体面地生活下去而不受歧视，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15]193而且，我们国家本就是各民族、各地域人口不断流动、迁移、相互融合而成的。城市务必要革除“乡土之私”和地方保护主义，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开放性、包容性，主动迎接城市的新主人。第一，城市社区要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平等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科学文化水平和文明素质。第二，城市政府和用工企业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第三，城市政府、社区和用工企业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其对城市的归属感，营造其人生的“第二故乡”。 (二)加强人道教育 1.以家庭教育为起点，培育孩子的社会兴趣、人际交往 当前，家庭教育、亲子教育市场陡然走俏，但是其教育产品和服务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现场，父母是子女的启蒙之师。因此，乡村社区、学校要积极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向年轻父母、准父母等传授有关家庭教育的科学理论与技巧。作为父母，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一方面，与孩子经常性地沟通和交流，适时适当地给予物质、精神支持，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港湾”和“避风港”，形成亲子间的健康依恋关系；另一方面，要培养孩子的自主性、独立性，鼓励和帮助他们主动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发展社会兴趣，拓宽人际交往。 社会兴趣的发展有助于情绪的管理与控制、情绪的正向表达，以及人际技能的提升；而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支持力量，能够提高个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杀马特群体希望得到关注、认可，希望接近别人，也希望被人接纳，这都是社会兴趣和人际交往需要的表现。 2.乡村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引导学生建立自我认同 “教育可以塑造身份认同，而高质量的教育至关重要。好的农村教育质量使学生获得良好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进入社会，并通过对他人、对社会、对环境的健康积极的情感获得他人与社会对自己的认同和尊重。”[15]193因此，乡村学校要切实开展人道教育。教师要引导学生确立完整、系统的自我概念，辩证看待自身优、缺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现实自我，建构合理的理想自我，从而树立正确的社会认知、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乡村学校和教师还可以通过生命教育课程、教学管理活动和日常生活交往帮助学生建构自我同一性。所谓“同一性”，包含了对自我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确认。埃里克森认为，建立起自我同一性的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是一个延续的整体，他们清楚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明白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反之，未能建立起同一性的个体会陷入角色混乱。 《老子》有言：“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对于杀马特群体而言，要以自我认识为基础建立自信心，恰当评估自身实力，明确自我定位；发掘自我潜能，寻求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不一样的人生，一样的精彩! 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就业是长期现象。杀马特群体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农村转移人口，需要乡村的支持与理解，也需要城市的包容与接纳。杀马特群体在失语状态下根据自己的城市想象和理解所设计的造型和装扮也许有不妥之处，但是他们试图接近主流的努力值得肯定。探寻杀马特群体的安所遂生之道，推进乡土教育和人道教育的实施，有助于杀马特们建立自我认同、乡土认同，提升位育能力，实现自我的充分发展；有助于每一位农民工个体真正得以安身立命——身有所居，心有所归，灵有所栖；有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社会和谐、国家稳定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收稿日期：2014-12-29标签：乡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