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环境中的世界人口与中国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口论文,环境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人口的两次历史性转变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两个最具有历史性的变化。一个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另一个是正在蔓延全球的生育率下降。这两个变化在微观水平上彻底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与生活，在宏观水平上彻底改变了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曾是全球对人口爆炸充满恐惧的年代。尽管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距此近200年前(1798年)就已经断言食物增长将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警言如果人口增长得不到控制，人类将无法避免更多的战争、瘟疫与饥荒，但他的预言一直到20世纪后期才受到世人的真正重视。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厄瑞驰(Paul Ehrlich)《人口炸弹》一书把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生动地引入了全球议程。
国际社会几十年前对人口爆炸的担心完全是有其根据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元年，全球人口规模用了一万年才从约6百万增加到约2.5亿。在这一阶段世界人口的期望寿命在20岁左右，人口年增长率约为万分之零点八。按照这种速度，人口规模每八千多年才翻一番。马尔萨斯出版其《人口原理》小册子时，世界人口规模已扩大至8亿人左右。当时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约在万分之七，比公元前的增长速度加快了10倍。不过，按此速度，人口规模也每一千年才翻一番。而当保罗·厄瑞驰的《人口炸弹》问世时，世界人口已经增长至37亿，期望寿命增至40岁以上，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已达到2％左右，为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时的人口增长速度的近30倍。按此速度，人口规模每翻一番仅需40年左右。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不难想象，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无限增长下去，地球很快会变得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然而，现在看来，如此令人恐惧的人口爆炸仅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很短暂的篇章，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篇章，也是一个由于人类社会本身进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导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20世纪这100年中，世界人口的期望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由30多岁增至近60岁，成为20世纪人类最具真实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进步。
人均期望寿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延长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对于个人来说，寿命延长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更是人生质量的提高，人生意义的改变。更健康、更长的生存时间使人有更多的机会在各个方面发展自己。长寿可以使人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创造、享受人生、积累知识与经验。死亡率下降把个人尤其是妇女从曾经是不休止的生儿育女的人生中解脱出来，直接成就了妇女解放与妇女地位提高。长寿也使得社会对个人生命的价值更为珍惜和尊重，因为人生已离死亡厄运的随机性越来越远。生存和长寿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是运气，而是给定。
对于家庭与社会来说，更多的人可以存活到老改变了家庭和社会组织。人口死亡随机性的大幅度下降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长远规划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与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不能不归功于人均期望寿命延长这一伟大历史进步。换句话说，死亡率下降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社会组织改进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原因。
在现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之前，由于无法应对相当高的死亡水平，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社会文化机制来保证有足够高的生育水平，以保证人类不至于绝种。①而当近百年来在世界人口总数居多国家中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时，这些国家历史上与高死亡水平相应的高生育率水平却没有以同一速度迅速下降。生育率下降滞后与死亡率下降，而不是生育率水平上升，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剧增。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性的人口爆炸，是人类进步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后果。
然而，世界历史上这次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将很快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次人口转变，即人口老化与人口减少的新的挑战。20世纪后半叶，步西欧国家之后，世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幅度生育水平下降。1960-2006年，世界人均GDP水平上升了2.4倍，与此同期，以总和生育率衡量的平均生育水平由1962年的5.4下降到2006年的2.5，减少了54％。②
这次全球性的低生育率大潮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还是人们料所未及的。在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关注点是把人类推向末日的“人口爆炸。”目前，尽管世界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度地减缓。更重要同时也更出乎预料的是，人类可能会成为自身控制人口增长过分成功的牺牲品。以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作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标准，时至21世纪之初，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生活在人口再生产低于更替水平之下的国家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久将步日本与俄罗斯等大国之后尘，进入人口老化与人口减少的历史行程。③
在全世界竭尽全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想过生育率会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更没有预想过人们会不愿再要孩子。不难想象，如果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不断持续下去，有一天人类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在没有大规模的战争、饥荒或瘟疫条件下所产成的人口减少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人口规模缩小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全球化与低生育率的挑战
比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更为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谷底在何处，更不知道依靠什么政策与手段才能诱导、鼓励甚至是强迫人们生孩子。可以说，这种控制人口的成功与人口趋势的逆转到来得如此之快，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
国际上对于低生育率的解释，既有人口学方面的，也有社会经济学方面的。人口学的研究集中在对产生低生育率的时间因素的分析，即在多大程度上生育水平浮动或下降是由于人们推迟结婚生育造成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放弃生育带来的。④研究结果表明，在很多人口中，推迟生育可解释生育水平下降的一部分。但这里有待回答的是，这种推迟会不会成为永久性的，即转换成不可弥补的生育数减少。
对于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学解释可大体分为两类：结构性或压力性的，意识形态性或主观能动性的。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经济压力和各种限制条件使得年轻人无法生育。对此，英国population Studies杂志在2003年有专题辩论。⑤持这种解释的人也指出，尽管在许多国家社会调查得到的人们理想的子女数多为2左右，实际生育水平却远低于此，说明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想生而没有条件。而另一方面的解释，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为旗帜，则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现代人生活观念发生的根本变化，即人们对婚姻家庭观念的淡化甚至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注重个人发展与满足的个人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使用不同社会的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一系列与生育有关观念的变化，诸如对家庭的看法，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与经历，以及对子女在生活中地位的看法。⑥
生育率为什么在降低到更替水平后不断下降？是什么力量在驱动低生育率？这里的答案要从低生育率的大国际环境，即经济全球化中去找。外部的经济压力与内部的观念变化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地区不同个人推迟甚至放弃生育的现象。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是互斥的。更重要的是，再生产不可能与生产分割开来，而应放在同一个国际大环境下加以分析认识。
20世纪末最后一轮的经济增长与低生育率在全球的蔓延是在同一政治经济环境下产生的。这一大历史环境便是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化。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议论和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却像是两列并行的火车，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生产和再生产真是互不相干的吗？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近30年来，全球化成为最时髦最常见的囊括万物的词汇。这一说法的兴起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瓦解与经济市场化的蔓延有明显关系，因为世界似乎在一种经济制度下大同了，资本、劳动力、市场似乎可不再受国界的限制了。然而，全球化这一最流行的词汇也是最受争议、最不确定的说法。⑦不管全球化是否是新现象，也不管怎样去定义它，并对它作出何种价值判断，近年来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变化有以下五个有共同性的特点，而这些在生产领域内的特点与人类在再生产方面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全球化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和对社会中间阶层的压力加大。⑧随着跨国集团公司势力扩大与资本、金融、贸易流通加速，一个后工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在这个市场上，国际资本与地方劳动力短刃相交。国际资本流动性加大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更多不稳定的服务性的工作产生了，诸如非正式工、自我就业者与短时工。与工业化时代的大制造业相比，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服务行业中工作品种日益多样化，报酬也日益不均等。同是在服务行业，从事金融或高科技的人员与卖快餐和从事零售人员的收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所有在服务业工作的人来说，工作不稳定成为常态。低收入人数的增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负担住房、幼托与子女教育的费用。对于他们来说，最宝贵同时也是最缺乏的是时间。
随着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和经济资源的关系形成了一种U字型，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育水平高于人数居多的处于分布中间的人们的生育水平。对于那些处于低端的人来说，尽管他们承受的经济压力最大，由于他们所处地位，他们可以丢失的也最少，也即经济学中所说的机会成本最低。对于那些处于收入高端的人来说，他们的资源可以允许他们不为个人与子女的住房、教育、就业担心，甚至可以让夫妇一方放弃工作全职生儿育女。最受压力的是那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而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中间阶层人数增多与他们平均占有资源水平降低，社会的整体生育水平也就越低。
新一轮全球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和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加大。随着低端制造业工作的消失，以及在新技术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就业报酬的增加，能否在这些高收入行业里找到工作，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与接受专业培训的资历。为了能赶上不断更新的技术变化从而能保证工作的稳定与收入增加，在高竞争环境下年轻人对自己以及自己后代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得不高度担忧。年轻人为追求教育、保证就业、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生育。许多人在工作生活比较有保证而再安排生育时，发现怀孕生育的最理想生物时机已被错过。年轻人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以及对子女教育费用和时间投入的担心，也成为他们结婚育子的重要考虑。
近年来全球化的第三个特点是政府对社会服务的削减以及对个人期望的加强。尽管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个人成就与满足感在人生意义中的重要地位——在人类历史尤其是西方社会历史上由来已久，⑨我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新的变种，即“制度化的个人主义”。⑩这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物，因为“福利国家中的主要权利与待遇是为个人而不是家庭所制定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权利与待遇的前提假设是就业。就业意味着要接受教育。就业和受教育都假使人是能流动的”。(11)近年来，医疗、养老等方面服务的不足以及各国政府对这些方面开支的缺空乃至削减比比皆是。(12)社会安全网的削弱导致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从而也会影响年轻人的生育计划和行为。
全球化的第四个特点是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强。资本追随着利润，而劳动力跟随着资本。资本流动到哪里，劳动力就流向哪里。随着资本流动性加大，劳动力的流动性也随之加大了。人口流动对于婚姻和生育也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寻找配偶以及维持稳定婚姻关系的困难，长时间的夫妻分离，以及由于流动给生活带来的其他不确定性。
全球化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五个特点是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以追求物质生产效率为中心的全球化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主义文化。对物质产品无止境的追求和对物质产品无限制的占有感代替了家庭及养育子女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与人生意义。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而来的也是以个人主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观念。“选择、决定、把自己塑造成自己人生历程的作者”以及“个人身份的创造者”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中心标志”(13)。在人口再生产领域内，各国政府与诸多国际组织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投入了难以估量的资源，造就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反生育的新文化——多生育子女被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表现。
以上这些全球化的力量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孕育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对人口再生产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所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用社会学家贝克(Beck)的描述，过去那种“简单的、线性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工业现代化”已被一个远为复杂的过程所替代。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所面对的是同时应付全球化、个人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以及全球性风险(如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带来的挑战。相对于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或贝克称之为的第二个现代化，人们对第一个现代化更容易理解与适应，因为当时的“集体生活方式、进步与可控制性、充分就业与剥削”都是在民族—国家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一种新的经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一种新的个人生活。这个时代我们崇尚的是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是“非正式经济部门与劳动力灵活化的扩张，对经济部门中诸多领域与工作关系法律制裁的放松，国家合法性的丧失，失业与不充分就业增加，跨国公司干预加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与犯罪”。(14)
在人生所有需要做出承诺与担负责任的决策中，很少有几个能和生儿育女的重大决策相比。在现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个人要对生育子女的风险与代价进行仔细的思考。在决策由家庭转向了夫妇、甚至是个人的前提下，对风险的计算更为显得重要。有时这意味着推迟结婚生育，有时这可能意味的是完全错过机会。不确定性提高了生儿育女的代价，再生产的不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日渐趋同。
三、中国的选择
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世界历史上的两次人口转变。由于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性，中国所面临的选择也与众不同。中国人口转变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人口转变的速度快，第二是国家政府对个人生育的强制性干预。
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相比，中国第一次人口转变，即由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转变，是以高度压缩的形式完成的。与几个主要欧美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口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仅用了50年左右，比欧美国家所需时间减少了50％。历史上西欧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生育率(以总和生育率为指标)从每对夫妇平均生育5个子女下降到更替水平的2个左右用了约75年的时间。与其相比，中国所需时间仅为30年左右，也是一半时间不到。
中国的这种快速的人口转变不仅意味着在短时间内的快速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更快的人口老化过程。例如，中国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加到1964年的7亿仅用了10年时间。而随后从7亿至8亿、从8亿到9亿各用了5年或不到5年的时间。正由于如此之快的人口增长，才会有30年前开始实行的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生子女政策。然而，随着人口转变的加速完成，人口转变的后果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接踵而来。中国60岁以上老人的总数将由目前的1.65亿剧增到2020年的2.4亿，2030年的3.4亿，占人口总数的25％。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是不争的事实了。经过十多年对各种数据的反复分析研究，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是中国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进入到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的新阶段。(15)除了城市人口中三十年来普遍只生一个孩子之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与流动人口也选择只生一个孩子。而生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妇越来越少。加总之后，全国平均生育水平仅为每对夫妇1.5个子女左右。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已造成小学入学人数的剧减。1995年全国小学录取新生数为2530万，2008年仅为1670万，减少了三分之一。由于出生数减少和学校合并的原因，1990-2008年间全国小学学校数减少了60％。
在中国的低生育率和中国的经济同步跨入了21世纪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许多人对人口的认识还停留在三十甚至是四十年前“人口爆炸”的水平上。有些人还是把20年甚至是30年以前在某个边远乡村看到有人生了三个或更多子女等同于现在中国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
由于中国三十年来实行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是政策人为造成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远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国1990年就已经开始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政府成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近年来在全球化环境中中国经济制度改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应被低估。如图1所示，在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生育率同样下降到了更替水平。1980年代后，泰国的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相差无几。伊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等国家也呈类似的生育率下降趋势。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解释地区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或是个人生育意愿的不同，政策都远远不是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因素。(16)反之，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低生育率的因素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低生育率。作为处在全球化最前列的中国，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与其他地区的人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亿万家庭的长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人口在21世纪将面临负增长已经不是假设，而是定势了。(17)中国社会马上要面临的人口老化是劳动力的老化。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此定义为20-60岁)的总数仍将颇为可观，但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度地萎缩。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过去十年间，20至29岁年轻劳动力人数已减少了14％。未来20年将进一步减少17％。不仅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得到及时扭转，这种劳动力老化的趋势会不断加剧。对仅仅是担心就业的决策人来说，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这个年龄组的新生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创造力的。这部分年轻人口也是消费力最强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对劳动力供应，同时也对消费需求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的是新结婚夫妇对数的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的减少，对所有与青年人有关的消费需求的减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也会使他们人均负担的养老费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人口老化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动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20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至25％。(18)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早期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贡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已耗尽并将为经济增长拉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而中国正在步这些地区的后尘。
中国社会由于低生育率带来的最大负面效应还不是今后劳动力的老化与萎缩，而是只有一个子女的亿万户家庭。过去的三十年中，很大程度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中国已产生了1.6亿独生子女，也即1.6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国总家庭户数的约三分之一多。若现行的低生育率不能及时扭转，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将成为永久性的独生子女家庭。至21世纪中，60岁妇女中将有一半人只有一个子女。子女对父母、家庭的重要性远不止于他们可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精神支持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根本作用。这些作用是任何政府支持辅助项目所无法弥补的。家庭为社会之本。中国如此之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将对这些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的风险来源。
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人口形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许多欧洲国家及东亚各国，低生育率已经开始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给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带来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将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同时，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并非易事。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而至今为止这些鼓励生育政策奏效的还寥寥无几。
对低生育率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发现是人们认识的滞后。但在许多国家中，对低生育率的认识以及政策应对都有一个时间差。在亚洲一些最先步入低生育率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至少滞后了1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政府的控制人口的政策才开始转向为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也更不例外。尽管中国的生育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低于更替水平，然而对这一转折性的变化的认识是缓慢的，甚至是十分困难的。这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数据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相似之点在于，我们都迟迟不愿相信生育率会降到这么低，同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认识人口惯性与人口变动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少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加。对于不了解人口变化内在规律的人来说，中国似乎应在人口增长停止时再重新考虑公共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讨论与调整。然而，如果真把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口总数是否还在增加的基础上，则完全忽视了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即人口惯性。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与开始不久的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最大的转折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性人口增长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的人口负增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20世纪成功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作为对这一成功付出的代价，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是人口负增长。作为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同时快步加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的人口大国，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丢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而且是更深层更持久的挑战。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2000年。
②World Bank,2008.
③Morgan,S.Philip and Miles G.Taylor,“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6,32:375～399.
④Bongaarts,John and Griffith Feeney,“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8,248:271～291; 郭志刚：“从近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⑤Caldwell,John C.and Thomas Schindlmayr,“Explanations of the fertility crisis in modern societies:A search for commonalities”,Population Studies,2003,57(3):241～263.
⑥Van De Kaa,D.J.,“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Population Bulletin,1987,42:1～57; Lesthaeghe,Ron,“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An interpretation”,in Karen O.Mason and A.M.Jensen(eds.),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 Countr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17～62.
⑦Mittelman,James H.,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Stiglitz,Joseph E.,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2002.
⑧Alderson,Arthur and Francois Nielsen,“Globalizationbd and the great U-turn:Income inequality trends in 16 OECD countr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2,107(5):1244～1299; Cornia,Giovanni Andrea.(ed),Inequality Growth,and Poverty in an Era of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⑨Macfarlane,Alan,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Macfarlane,Alan,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⑩Beck,Ulrich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Individualization: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
(11)Beck,Ulrich,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9.
(12)Esping-Andersen,G
sta,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1999; McDonald,Peter,“Sustaining fertility through public policy:The range of options”,Population(English edition),2002,57(3):417～446.
(13)Beck,Ulrich,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9.
(14)Beck,Ulrich,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3.
(15)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学海》，2010年第10期。
(16)顾宝昌、王丰：《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Zheng,Zhenzhen,Yong Cai,Wang Feng,and Baochang Gu,“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childbearing intention in Jiangsu province,china”,Asian Population Studies,2009,5(3):329～347; Cai,Yong,“Social forces behind China’s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Government policy 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10.
(17)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18)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王丰、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3期；王丰：“人口红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