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疆民族经济关系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世纪末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新疆近代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新疆民族经济关系一方面受到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新疆特殊的民族分布、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受着清政府对新疆经济政策的影响，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新疆的民族经济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但透过现象看其本质，这一时期新疆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恢复生产，发展民族经济，民族间经济技术交流日益加强，民族经济区域逐渐形成。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疆近代史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清朝政府平定了阿古柏匪帮的入侵，重新统一了新疆，并于1884年在新疆设立了行省，这一系列事件对新疆近代民族经济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其为新疆近代民族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其次，清政府吸取了前一时期统治失误的教训，最终设立了行省，逐步废除了维吾尔族地区的伯克制，解放了一批农奴，取消了王公贵族的部分特权，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疆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为新疆民族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历史的基础，从而促进了经济区域的形成。第三，1864年以前，清王朝采取的是民族隔离的政策，认为“内地贸易商民与回人相杂，不免易滋事端。请交该大臣等彻底清查，俱全赴驻兵处所贸易。若仍与回人杂处，即行治罪”（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集》卷21。）。新疆收复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民族隔离政策并没有也不能起到防止人民起义的作用，所以，一改过去满汉与回不同城，禁止各民族直接贸易而由清政府充当贸易中介机构的做法，实行了较为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新疆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有很大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南疆农业区生产的恢复与北疆农业区的开发。
阿古柏政权覆灭后，中国军民收复后的新疆到处是“人烟断绝，弥望荆榛”（注：《左文襄公奏稿》卷305，第7页。）。新疆社会经济遭到战火的无情摧残，南疆地区维吾尔族经济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喀喇沙尔是南疆东四城的门户，居住着维吾尔、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阿古柏匪帮伯克胡里、白彦虎西逃时，决开都河水淹城，“城中水深数尺，屋舍荡然”（注：《左文襄公奏稿》卷5。），“所有缠回，均被白逆迫胁随行，间有存者，隐匿山谷不敢出也。……沿途民舍，均已烧毁，亦无居民”（注：《陕甘回匪方略》卷306，第13页。）。在南疆，战乱初期，大量死亡的是满族、汉族，后来，由于封建主之间争夺权力的战争、阿古柏的侵入、白彦虎的掠夺，南疆维吾尔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人民在战乱中死亡者不知凡几，吐鲁番“靡有子遗”（注：曾炳煌：《新疆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抄本。），劳动力人口大量锐减。
新疆各族人民在“地亩荒芜，人亡畜散”（注：《刘襄勤公奏稿》卷5。）的条件下，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自救的活动，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善后局组织的。在平定阿古柏匪帮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在新疆各地，主要是在南疆设立善后局，善后局把被伯克胡里、白彦虎强行裹胁的各地维吾尔、回等族农民数十万人遣归原籍，借贷农具种籽，使其恢复家业，组织他们开垦荒地，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
清政府在北疆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其形式基本上仍是从前的军屯、民屯、犯屯、旗屯等种类。1886年，刘锦棠等人制定了《新疆屯垦章程》，鼓励新疆各族人民进行屯垦，并放宽了关内人民到新疆屯垦政策，关内人民也“携眷承垦络绎相属”（注：《光绪朝东华录》卷49。）到新疆安家落户，共同建设祖国的西北边陲。在伊犁，大约有四、五万流散在外的锡伯、索伦、额鲁特蒙古军民陆续返回家园。他们开荒垦地，屯垦驻边，保卫边防。（注：《陕甘新方略》卷316。）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于新疆各民族的努力，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呈现出一片“地利日辟，户口日增”的兴旺景象。
2.水利灌溉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新疆雨量稀少，农业全凭灌溉，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农田得以灌溉，荒地变成沃壤，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伊犁地区。1886年，当时的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向清廷奏告，认为伊犁的阿齐乌苏大渠绵亘三百余里，堙废之处达一百二十多里，亟待修复，派护理巴彦岱领队大臣德克津布等监督下率营勇逐段疏浚。（注：《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319。）
迪化地区。著名的太平渠、公胜渠和永丰渠三渠，自战火后，编户流离，坝口被河水刷毁，纵横数十里中，膏腴之壤尽化于淤莱。1885年，刘锦棠经营屯政，令潘效苏加以修复后，“旧日淤莱，顿成腴壤”（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73，沟渠一。）。
阜康县。1885年，在清政府的督责下，当地人民修建了十一条渠。其中二道河渠可灌溉上等熟田二千二百六十亩，核梭沟渠灌溉中等熟田二千一百亩，中沟渠灌溉上等熟田地一千二十三亩，八户沟渠灌溉上等熟田一千六百五十二亩，土墩子渠灌溉上等熟田三千四百七十二亩，五工梁渠灌溉上等熟田二千一百亩，东五运渠灌溉上等熟田二千五百一十八亩，东八运渠灌溉上等熟田一千八百三十七亩，十运渠可灌田一千八百四十九亩，七运渠可灌溉上等熟田一千四百七十三亩，六运渠可灌溉上等熟田一千四百七十三亩，共计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七亩。（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74，沟渠二。）
拜城县。1886年，开始修建牙色里敏渠，可以灌溉色里敏庄管辖的西麻札村、苏布管村、鄂斯坎村、牙坦村、卡斯罕村、康启村的土地（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76，沟渠四。）。
巴楚州。1887年，当地官员夏毓衡考虑到“连年河决，民不堪命，定均役法”，于是重新制订了均役法，主要内容是“每岁孟春，各庄乡约等按户派丁，同集工次，巡视各堤，逐段修补，量工程之巨细，定期役之修短”（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78，沟渠六。）。
莎车府是南疆水源充裕的地区，玉河发源于密尔岱山，水势盛大，甲于南疆。1887年修筑了英额瓦提渠，“水以时至，岁必再熟，故是庄民物丰盛”（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76，沟渠六。）。
库尔勒地区有官民二渠，清朝政府派官员修复，督民众加以修理，共督修了干渠九百四十四条，支渠二千三百三十三条，可灌田一千一百一十九万六百二十一亩。（注：曾问语：《中国经营西域史》，和431页。）水利的修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繁荣。
3.畜牧业的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
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在阿古柏叛乱之时，社会环境动荡不安，游牧民族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放牧的场所，沦为“榛莽丛杂，不便行走”（注：《陕甘新方略》卷306，第13页。），连喀喇沙尔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也是“荡析离居，存者无几”（注：曾问语：《中国经营西域史》，和378页。）。居于喀什噶尔以西的柯尔克孜族牧民，原有十四部，新疆收复后仅余二部。各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尤其是蒙古族的游牧经济更是摧残尤重。据史料记载，1869年，厄鲁特蒙古部在阿古柏的残酷统治下，部分流离失所，为避战祸散处阿勒台的乌梁海人、土尔扈特部和扎哈沁等部落，人数达数千人，其流散到科布多城附近的百余家由于饥寒，“肆行劫盗，与各部落已有仇隙”（注：《清实录准噶尔史料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635页。）。
阿古柏叛乱平定以后，清政府陆续派官员收集逃散各地的厄鲁特蒙古牧民约计一万余人，仍迁回珠尔都斯游牧，并妥善安置其生产、生活，清政府一次发给救济费4万两。（注：《清实录准噶尔史料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645页。）其他民族的游牧民族也陆续返回家乡。
在新疆各族游牧民的努力下和清政府的帮助下，新疆畜牧业生产在短时间内有了新的起色。如伊犁地区的官办牧场业，在1894年清政府一次拨经费七万二千两白银，购买马匹、羊只，分给蒙古官兵放牧，在短时间内，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
与此同时，南疆地区蒙古族游牧经济也得以迅速发展，在喀喇沙尔之北的珠勒都斯河两岸，土尔扈特蒙古部众在河东游牧，和硕特蒙古在河西游牧；其他“雪山迴环，草木繁殖，马羊之群填委山谷，富庶为诸蒙部冠”（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部分柯尔克孜人游牧于听杂布河左右两岸（今莎车府属通各玉河），强盛不亚于哈萨克，岁鬻牲畜常数十万计。（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
4.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状态。
手工业是新疆各民族无论是农业民族抑或是游牧民族的一项传统家庭副业。主要有以下几种。
纺织业主要存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中，如维吾尔族。南疆地区盛产棉花，纺织业极为盛行。“南疆产棉之区，民以织布为业”（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南疆的棉纺织业的特点是：焉耆以西棉纱薄疏，布粗劣不耐久，俗称稀稀布；和阗、洛浦和于阗生产的布洁白绵密，古称尺子布，质量较好。和阗每年生产有十七万余疋，洛浦三万余疋，于阗二万余疋；吐鲁番气候干燥，产棉尤盛，但吐鲁番之棉绒短，粗细不均，薄者如稀，厚者如褐。质量相差甚远。
造纸业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的一项家庭副业。主要分布在和阗地区，其地农民用桑树皮造纸，其纸“韧厚少光洁”，后迪化、吐鲁番地区变其法，“杂用棉絮、褚皮、麦杆揉和而为之”（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
冶铸业著名的地区是库车、拜城。其维吾尔族手工业匠人有着高超的技艺，他们冶铜为器，若铛镬盘之属，镌刻完美，其铸造的刀剑“锻炼精纯，晶光荧荧。置映日光中隐见波涛纹若连云细彀，或雪花片片作旋舞形，吹之有声，断铁削木不缺不卷”（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
玉器制作业。和阗是著名的采玉之区，其产玉石有两种，一种是脂玉，一种是叉子玉。脂玉系沙土挖出，或由河流乱石中所捡。叉子玉则由山石中斫下。
制革业。据史料记载，“蒙古哈萨克独善制羊裘法，先洒以乳，曝之，揉之，使揉若棉，纾被服，累年毯毛不落，然以不偿劳费故，未尝多制”（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
制毯业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中普遍存在。以喀什、乌什边境的柯尔克孜人善于制毯，和阗的制毯业闻名于世。制毯业经营者一般是自给自足，当地消费，只有柯尔克孜人制造的毯售往印度，每年约值三十多万元。（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733页。）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疆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这是新疆各民族团结互助、辛勤劳动的结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联系。
1.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进—步扩大。
新疆收复后，清政府在边境地区添设边卡，派兵驻守，加强了边境地区的防卫，给新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产和经济技术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进一步扩大，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
清朝收复新疆以后，许多塔吉克族人向蒲犁北部的柯尔克孜族牧民买母畜和幼畜，相互交流放牧经验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并在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帮助下，把牧群驱赶到边远的优良牧场上放牧。在水草丰茂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等地，逐渐繁殖起许多大尾绵羊群和牦牛群。（注：《塔吉克族简史》，第20页。）同时，在蒲犁东部地区，牧场较少而气候比较温和，居住在此地的塔吉克人在维吾尔族农民帮助下，学会了农业生产的耕作方法和架设水槽的技术，又从维吾尔族商人处购买了坎土曼、犁铧、镰刀等铁制农具，初步解决了山区缺乏农具的困难，塔吉克族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北疆地区的各民族之间既相互传授畜牧技术，也相互接济困难的其他民族。如有一部分居住在北疆的木垒、奇台、新源、尼勒克等牧区的乌孜别族人由于和哈萨克族牧民杂居共处，其中的乌孜别克牧民所用的牧场多是哈萨克牧民无偿让予的。在哈萨克族人民的帮助下，许多乌孜别克人由从事商业转为从事畜牧业。
(2)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
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农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主要表现在蚕茧业上。南疆维吾尔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对发展蚕茧业极为有利。新疆收复后，左宗棠“精选员吏，设蚕桑局于疏勒城，招致吴越蚕工，织工四十余人授民以浴种、饲养、分薄、刀簇、煮蚕、缫丝、轧花、染采诸艺”。又因为南疆桑田本大叶瘦，不中饲蚕，蚕多僵死，于是蚕桑局派人从内地东南运桑苗十万株，教维吾尔族农民栽种，又教之以压条接木壅肥揉叶之法。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自提倡蚕桑之后，渐感兴趣。“习其业者众，而英俄商人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
1907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欲振兴蚕茧业，派戌员赵贵华游历南疆八城加以考察。赵贵华每逢市集、巴扎之日，“陈列蚕具，纵民聚观，为之讲解方法，论说利弊，举器以知物，即物以陈理，口述而指画”，使维吾尔族农民“倾听感动翕然向风”。赵贵华经过周密的实地考察后，提出设局、度地、考工、栽桑、择种、制器、选丝和程功等八条建议，（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蚕）。）引起了新疆地方政府的重视。新疆地方政府命令南疆各州县皆采用赵贵华之法，以发展蚕茧业。自此以后，南疆地区的蚕茧业蒸蒸日上，日有进益。数年后，南疆许多地区“比户业蚕，桑萌遍野”。和阗州辖境内，据宣统三年调查，有桑树二百万株，岁销英俄二国茧二十七万斤，值银七万余两，丝约八万斤，值银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和阗、洛浦、于阗及莎车属之皮山共有织户一千二百家，莎车岁产茧三万斤，叶城岁产茧十万斤、丝一万三千余斤……其他如温宿、库车、沙雅、轮台、焉耆或宜蚕，或否，大都产额尚少……统计南疆蚕丝旧额三十万斤，至清末增至七十余万斤，即增长了一借多。（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97页。）新疆蚕茧业有了极大的进步。
汉族人民对蒙古族、哈萨克族的影响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使用上。在汉族牧民的直接影响下，北疆各地的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也有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汉族农民把先进的浇灌、耕作、播种技术传授给哈萨克、蒙古各族人民。同时，在手工业方面，新疆各民族的手工业匠人，由于吸收了汉族地区的“烧水倒锅法”及用“班炉”溶炉，提高了铜、铁的冶炼技术。（注：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97页。）
2.新疆的民族经济关系不仅表现在内地汉族与新疆当地民族商贸互通有无上，同时，各族人民内部的经济贸易市场关系也逐渐发展起来。
战乱的发生对商业的摧残极其巨大，史书记载：“同治初，元中更回乱，旧时都会之地夷为灰烬，商旅裹足，百年来民间元气尽丧矣。”至新疆建省后，迪化城中仍是“疮痍满目，五百金之贾，千贯之肆，自城南望见城北，榛芜苍莽”，满目荒凉景象。玉门以西“官道行千里，不见人烟，商贾往还无休宿之所”（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自从新疆巡抚刘锦棠治驿亭以通商路后，内地商人络绎不绝，四方之物并集。当时古城是天山南北商业贸易交通要道，“商货悉自此转移，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当时的商路是这样分布的：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从此路而行；自古城分道西北往科布多地区，外蒙古商人一到秋季便携带畜产品以交换麦谷缯帛而回；沿天山北行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为一路；循天山南行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为一路；商业交通遍布天山南北。关内运到新疆的货物主要是绸、缎、茶、纸、磁器、漆器、竹木等货物；新疆运入内地的货物主要是新疆当地的土特产品，有棉布、棉花、玉石、玉器、羚羊角、贝母、甘草、铜制品、葡萄干、瓜果、畜产品等特产。商品的交流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新疆各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表现于：各地民族经济区域的形成和民族统一市场的扩大，商人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及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首先，新疆南北疆是两大经济区域，南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北疆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农业。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构成相互调剂的依存关系。随着南北疆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近代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与此变化相适应的是各地也生产出具有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特色产品。据史料记载：“天山以南，土地沃衍，家有余羡。自焉耆以西，巴楚以东，此东城也，库车产铜铁、旃裘皮革，其民富而多贾，温宿产杭稻，膏壤千里，妇女绣文纂组，商旅四达，逾西为喀什噶尔当西南之冲，亦一都会也。”英吉沙、莎车、和阗等地“傍昆仑之阳，多美玉沙金，南疆之菁华焉，茧丝、文锦、毯，细布之屑”；和阗、于阗和皮山“民间多工织绸，机户一千二百余家”；吐鲁番等地和“有棉花、果瓜、葡萄之饶”（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
北疆。“迪化为全疆一大都会，五方之民辐凑，时时仰彀地邑，惟蔬菜品种特繁。”伊犁“宜桃杏犁果葡萄”（注：《新疆乡土志稿二十九种·伊犁乡土志》。）。南北疆各地形成了具有本地区和民族特点的产品。阿克苏、温宿的大米，库车的铜铁，和田的丝绸、地毯、玉器，莎车的棉、粮，吐鲁番的棉花、瓜果、葡萄，乌鲁木齐、伊犁的畜产品、瓜果等闻名全疆。
经济区域的形成使各族内部和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充当媒介的是走南闯北的民间商人。商人们的贸易活动异常活跃，随着商业贸易的恢复和扩大，商人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据记载，疏勒“本境缠民居民贸易者亦繁”。和阗有商人一千八百二十四名，库车有商人三千五百五十七名。（注：《新疆乡土志稿二十九种》。）这些商人中，当地民族商人占相当的比例。一般来说，商人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类，坐商是在街市或集市上设立店铺出售货物，行商是经营骡队、马帮，行走于天山南北，贩卖外地货物，收购土特产品。商人主要是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回族，他们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虽然也贱买贵卖，但其在新疆的经济贸易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中间桥梁作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联系。
在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镇，如南疆的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等，北疆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古城，以这些商业城镇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遍布南北疆地区的商业网络。通过这些商业网络，在畜牧业经济上占优势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经常用畜产品交换维吾尔族、汉族农民的粮食、棉布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据《新疆建置志》载，“蒲犁厅主要产羊和牦牛，每年外销羊数千只，牦牛数百头，牛、羊毛数万斤。”（注：《新疆建置志》卷四。）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商人经常到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居住的山区贸易，运去牧民需要的布匹、衣服和粮食等产品。甚至清政府驻军和官吏所需要的军马和羊只，也主要从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牧民处购买，“哈萨克、布鲁特人复岁驱驼、马、牛、羊市现缗驼载而去”（注：王树楠：《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