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皇门》之君臣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君臣论文,皇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华简《皇门》是史官记录的周公言论，版本优于今本，文句较易通读。其文首云“惟正［月］庚午，公格才在
（库）门”①。此“公”当指周公，今本即作“周公”，就当时的局面与个人资历而言，唯有周公才有资格发此训诰。集会地点或在成周。所述事件当发生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际，文献记载见《汉书·历律志·世经》：“周公七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又见“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庚午”为“己巳”后第二天，则简文所云“正月庚午”为周成王亲政元年正月二日的可能性很大。王连龙通过对今本《皇门》的研究，亦得出结论：“从周公训诫群臣献良言、荐贤臣的举动上来说，《皇门》篇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交代后事的意味。这与致政成王的大背景是相符的。”②甚合理。无论简本还是今本，通篇所论皆为君臣通合之道。《周书序》：“周公会群臣于閎门，以辅主之格言，作《皇门》。”实为时局政治在人事关系上的体现，涉及国家体制等制度层面，是不可多得的反映周初政治变革的珍贵文献，印证王国维所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③有一定的道理。关于君臣名分，王国维云“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为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立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④。这是对周初所进行的国家体制改革的全面总结。整个过程中，周公是实际上的掌舵人，至周成王执政时已大体完成。竹简本《皇门》所见一方面是对君王的训教辅导，另一方面则是对望族宗臣的劝诫，借古喻今，又明确指出君臣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立场鲜明，反映的是周公当时的思想，涉及君臣关系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君王明哲
史载武王崩，成王年少，由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关于武王死时文王的年龄，杨向奎先生汇集诸说，考证云：“成王少，具体年龄，说法不一，但以‘武王崩，时年十三’者为近是。《史记汇注考证》曾考证道，‘贾谊曰，成王年六岁，即位享国。郑玄曰，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王肃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公羊传正义》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诸说不一，愚按，《书金縢》云，周公居东二年，秋，王兴大夫尽弃以启金縢之书。则成王是时已冠矣。曰，武王崩，时年十三者近是。”⑤即以年十三说为是，成王亲政时的年龄也不过二十岁。他的少年时期是在周公的辅导下长大的，接班时周公做出一番训教也在情理之中。《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教诲开导成王，使喻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对成王而言，《皇门》所说的为君之道就是对他的开导，并且此类开导屡见史载，如《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而这种训导方式逐渐成为周初的传统，《史记·周本纪》：“成王将崩，懼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
成王登极之初，最要紧的是要好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皇门》所见周公之训示即始于此。其中历史人物之楷模为文中所云“二有国之哲王”，今本作“昔有国哲王”，陈逢衡注：“在昔有国哲王，古我夏先后与殷先哲王也。”⑥夏、商二代之兴亡盛衰如一面镜子，不可不鉴，《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⑦再说，历史经验的汲取，离不开前辈长者的指导，这些前辈主要是统治阶级中人，如《国语·晋语》所云：“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咨于耇老，而后行之。”韦昭注：“耇老，家臣室老。”当然也包括殷商遗老，因为他们对殷商的败亡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史记·卫康叔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书·召诰》云：“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表明成王亦是重视的。今人顾颉刚、刘起釪云：“周公诰教成王，要他居安思危，要他以夏殷为鉴戒而永远敬德，语重心长，可见当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不腐败。”⑧评价甚高。
竹简本《皇门》前半部有一大段是讲前代治国经验的，文云：
我闻昔在二有国之哲王则不恐于恤，乃惟大门宗子迩臣，懋扬嘉德，迄有宝，以助厥辟，勤恤王邦王家。乃旁求选择元武圣夫，羞于王所。自釐臣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谅，无不懔达，献言在王所。是人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监，多宪政命，用克和有成，王用能承天之鲁命。百姓万民用无不扰比在王廷。先王用有劝， 以宾佑于上。是人斯既助厥辟勤劳王邦王家。先神祇复
〈式〉用休，俾服在厥家。王邦用寍，小民用假能稼穑，并祀天神，戎兵以能兴，军用多实。王用能奄有四邻，远土丕承，子孙用末被先王之耿光。
这些经验从历史讲起，却是融合古今、甚或是借古喻今。显然，周公的目的是教学以致用，继续周初以来的改革进程。描述所见，君王执掌王国大权，人才及智慧集中于王廷，百姓万民拥戴：首先是“大门宗子迩臣……勤恤王邦王家”，所言是统治集团核心阶层的向心；再者“自釐臣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谅，无不懔达，献言在王所”所言则是更广泛的统治基础；“百姓万民用无不扰比在王廷”几近达到全民拥戴的地步。达到成功的手段，除了以“承天之鲁命”遵天意为理由外，“嘉德”与“明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半段之大部则是讲用人不当、政用迷乱的教训，文云：
至于厥后嗣立王，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维急急胥驱胥教于非彝。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维婾德用，以问求于王臣，弗畏不祥，不肯惠听无罪之辞，乃惟不顺是治。我王访良言于是人，斯乃非休德以应。乃维诈诟以答，俾王之无依无助。譬如戎，夫骄用从禽，其犹克有获？是人斯乃谗贼囗囗，以不利厥辟厥邦。譬如梏夫之有娼妻，曰余独服在寝，以自落厥家，媢夫有迩亡无远，乃奔盖善夫，善夫莫达在王所。乃惟有奉疑夫，是扬是绳，是以为上，是授司事师长。正政用迷乱，狱用无成。小民用祷无用祀。天用弗保，娼夫先受吝殄罚，邦亦不寍。
后王之失败乃在于“弗肯用先王之明刑”，致臣属“非休德以应”，离心离德，俾王之无依无助，加之任用臣属不当，故邦亦不寍，恰与成功的经验相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用与不用“嘉德”与“明刑”，实践效果之差异非常明显。
“嘉德”指优秀的品德，涉及面甚广，而周初之“德”侧重于统治术，常见者如“三德”指三种处理人事关系的手段，见清华简《保训》，又《逸周书·寤敬》：“奉若稽古惟王，克明三德惟则，戚和远人惟庸。”《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从《洪范》的记载中可知，“三德”指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德行。这三种德行为应对不同的情况而设。
一曰正直。《尚书·洪范》：“平康，正直。”《史记·宋微子世家》“正直”，《集解》引郑玄曰：“中平之人。”又“平康正直”，《集解》引孔安国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二曰刚克。《尚书·洪范》：“二曰刚克”，刚克者有二：“彊弗友，刚克”、“沈潜，刚克”。《史记·宋微子世家》：“彊不友刚克”，《集解》引孔安国曰：“友，顺也。世强御不顺，以刚能治之。”又“沈渐刚克”，《集解》引马融曰：“沈，阴也。潜，伏也。阴伏之谋，谓贼臣乱子非一朝一夕之渐，君亲无将，将而诛。”
三曰柔克。《尚书·洪范》：“三曰柔克”，柔克者有二：“燮友，柔克”、“高明，柔克”。《史记·宋微子世家》：“内友，柔克”，《集解》引孔安国曰：“世和顺，以柔能治之也。”《索隐》：“内，当為‘爕’。爕，和也。”又“高明，柔克”，《集解》引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伓也。”执嘉德方能掌控臣属，笼络人心，是为君主不可或缺的。
“明刑”指“开明”的刑罚，亦称“祥刑”。周人既继承殷商的刑罚体系又加以改造，这是灭商获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左传》成公二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明刑”的核心是慎用刑，《尚书·多方》，以汤之经验说教，云：“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戳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所云实际为周公的主张与理想，只是以商汤的名誉说事而已，顾颉刚等注云“按，‘明德慎罚’乃周公惩于殷代酷用刑罚吸取历史教训所提出的新的政治原则，用以救偏补弊，纠正殷人之尚鬼重刑这一特点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殷代就已有这一原则，周公把自己总结历史所得出的理论性原则，在谈到殷代贤王时也说成如此，稍有点美化商代实际”⑨。亦知慎刑并非不用刑，而是要通过充分的调查，做到有罪必罚而无辜则开释。否则将适得其反。如《尚书·无逸》所云：“乱罪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怨恨将集中于执政者身上。当然周公亦主张施刑要以犯罪动机及结果来衡量，《书·大诰》：“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小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总言之，做到明刑方能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维持公正与平衡。
通过灭商及巩固政权的实践过程，周初君王深刻领会事在人为的道理，故掌权后虽仍宣示受命于天、遵天命，却不尽信天，《逸周书·五权》：“天命无常。”《书·君奭》：“天不可信，我道德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明德慎刑遂成为其积极作为的手段。
从竹简本《皇门》可看出，周公的理想是君王集权，达到如《诗·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理想到成康时期在一定程度实现了。
二 宗臣屏辅
竹简本《皇门》经验之谈中，“大门宗子迩臣”居于统治集团中最重要位置，是辅助君王治国理政的核心。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看，大门、宗子、迩臣是相连贯的事物的三个方面。大门，望族，通常指王族；宗子，嫡长子。大门之宗子则简称为“门子”，《周礼·小宗伯》： “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郑注：“正室，适子，将代父当门者也。”孙诒让《正义》：“云‘将代父当门者也’者，明以父老则适于代当门户，故尊之曰门子……盖详言之曰大门宗子，省文则曰门子，其实一也。”今本《皇门》孔晁注： “大门宗子，适长。”⑩迩臣，亲近的大臣。今本《皇门》庄述祖注：“执臣，大门宗子之能左王治国者，所谓世臣也。”(11)从大门而宗子而迩臣，呈现的是宗法体系中的金字塔，反映了周初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之密切的关系，正如王国维所云：“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12)
“大门宗子迩臣”之外尚述及“分私子”、“釐臣”的建言助理作用。今本《皇门》孔晁注：“私子，庶孽也。”(13)则分私子乃指嫡子之外的诸子，无疑亦在贵族范围之内，其与大门宗子的等级差异是由于宗法及分封制造成的。周公掌政时已设有专门管理宗法事务者，成王时器《何簋》铭：“惟八月公夷殷年，公锡何贝十朋，迺令何治三族，为何室，用兹簋设公休，用作祖乙
彝。”关于其中的“治三族”，李学勤先生考证：“《周礼·小宗伯》云：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郑玄注：‘三族，谓父、子、孙，人属之正名……正室，适（嫡）子也，将代父掌门者也。政令，谓役守之事。’可知掌三族是关于族姓宗法的职务。”(14)再证周初之君臣关系与宗法关系密切相关。釐臣，善臣，今本《皇门》即作“善臣”，当指相对于迩臣而言的一般大臣。
竹简本《皇门》所言臣属中尚有“元武圣夫”，今本作“元圣武夫”，《曾伯
》铭简称“元武”(15)。当指元圣与武夫两类专门人才，他们是通过广泛选拔得来的，就程序而言与宗法及分封制无直接关系。今本《皇门》：“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庄述祖注：“元，善；圣，通也。元圣可以为公卿，武夫可以为将帅者。”陈逢衡注：“方求，徧求也。论择，慎选也。《诗》曰：‘赳赳武夫。’元圣可以资论道，武夫以备腹心。”则元圣任文官，而武夫为武将，以专业才能服务于王国。简文所云“选择”，亦见《逸周书·酆保》：“君选择”，潘振注：“选择，选才而能择人也。”
简文以“先神祇復
〈式〉用休，俾服在厥家”宣示上天对忠臣的恩赐与报答，此乃比喻周初分封宗族大臣等的合理性。但周初分封的主体是宗室子弟，存有家长制的等级结构，天子对于诸侯，诸侯对于卿大夫，除君臣名分外，具有天然尊长的身份，周王对诸侯而言是共主而非盟主，诸侯屏藩着周王，它与殷商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有很大的区别。《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
、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分封皆经册命并遵循一定的规则颁予信物，《左传》定公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屋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铜器铭文中，更不乏册命的记载。
周公、召公、太公等对屏藩周都起过重大作用。《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齐太公世家》：“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地域布局较合理，又其相互屏藩保护的关系也相当牢固，《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对上述记载，今人郭伟川予以充分肯定，云：“笔者认为，上述记载甚可信。周公、太公与成王有盟誓，世代子孙不相害，这一点，大体是做到了。周公子孙，无论与周室有多大矛盾，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侯国纷纷称王之时，终鲁之世，绝不称王。”(16)
竹简本《皇门》下段述历史教训中，揭示恶臣、媚臣的各种表现及其对国家的危害。述由于用人不当、阻塞任贤之路，从而造成政局混乱的恶果。实喻周初管、蔡及武庚反叛前后之教训，企图澄清人们对时局之模糊认识，纠正诸侯离经叛道的倾向。君臣关系中，用人得当关乎王业成败，故周公很是看重，始终以身作则，《史记·鲁周公世家》：“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为其真实写照。
三 同舟共济
竹简本《皇门》末段呼吁君臣同心协力，让先祖放心。此段文句较今本齐全，今本文末仅见“毋作”二字，而竹简本作“毋作祖考羞哉”。文中周公呼吁父兄宗臣同舟共济以渡时艰，突出表现君臣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文中使用了“寡邑小邦”的概念，与古籍常见周初人所云“小邦周”等谦称同，今本作“下邑小国”，庄述祖注：“下邑小国，谓周。”又《逸周书·尝麦》：“度下国”，陈逢衡注：“下国，犹言小国，即小邦周之谓。”不过小国的革命是承自天命的，《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文王，与我小邦周。”《逸周书·商誓》：“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成王时器《何尊》铭：“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即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17)殷商虽大而天弃之，《书·召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证明周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周人还是担心能否维持得住。故“小邦周”一类观念的形成，不仅有韬光养晦的成分，也有国力尚弱的原因，今人郭伟川分析说：“就双方的军力对比而言，武王及诸侯军并没有优势。只是由于殷纣暴虐无道，大失人心，纣兵阵前倒戈，形势才完全逆转。因此，著名的‘甲子’日牧野之役，武王一战而克商，这实在是由于文王治岐山五十年，厚培德政，因此政治上的得人心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正是由于胜之亦骤，西周政权的基础仍十分薄弱，为了保持胜利果实。力求稳定局面，武王不得不采取与天下诸侯及殷遗势力共治的政策，其列土分封之制，使周王室一开始便成为弱势的中央政权。”(18)尤其武王崩后，成王年幼，武庚作乱，东夷反，管、蔡背离，局面几近不可收拾。此时，周公、召公、太公等近臣的立场与态度无疑能决定周朝的前途命运，史实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维护了王国的安全，但同时也深深树立了危机感，“小邦周”观念之所以不断被提出，正是时时保持高度警惕的体现。在国力尚弱又要掌控天下的局面，反复强调君臣关系中之同舟共济是必要的，目的是达到如《逸周书·大戒》所云“应协以动，远迩同心”。
简文所云“譬如主舟，辅余于险，临余于济”反映一种紧迫感及危机感。这种以过河比喻渡过难关的说法亦见于《尚书》等，如《书·大诰》：“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奔。”清人孙星衍云：“言我思小子，如涉深水，我惟往求所渡之人，任奔走之事。《汉书·武帝纪》诏曰：‘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用此文也。”(19)
周公之君臣观，显然体现在其日后的行政实践中，《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周公将君臣等序制度化的做法是可信的。
收稿日期：2010年11月30日
注释：
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以下所引不再一一注明。
②王连龙：《逸周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③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所收《观堂集林》卷一○，第1页。
④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第8、9页。
⑤杨向奎：《周公摄政与成王建国》，收入郭伟川编《周公摄政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⑥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⑦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以下所引同此版，不再一一说明。
⑧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52页。
⑨《尚书校释译论》，第1626、1627页。
⑩《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46页。
(11)《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46、547页。
(1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第2页。
(13)《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47页。
(14)李学勤：《何簋与何尊的关系》，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5)《殷周金文集成》4631、4632。
(16)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17)参见李学勤《金文中的周初史事》，收入《青铜器与古代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18)《两周史论》，第37页。
(19)［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