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上论文,高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3)04-0067-04
在历史上，“文化高潮”的出现决非偶然，考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称之为“ 文化高潮”期的仅有三次，它们分别是：
第一次出现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时代”。这次“文化高潮”的出现确定了中 国文化的“伦理”特质，以及确立了它相对于当时周边文化的优势地位。
第二次出现在我国奴隶社会的“西周王朝”。这次文化高潮的出现将我们原始的“伦 理文化”提升到一个“文”的高度，从而确立了中国伦理文化不可逆转的走势，并且继 续保持住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文化的相对优势地位。
第三次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大唐帝国”。这次“文化高潮”的出现将中国文化提 升到当时已知世界的“文化中心”的位置。“高潮”所及，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而 且将其文化成果通过各种渠道辐射到当时的世界各地，特别是远东世界。
一
第一次文化高潮始于“五帝时代”的黄帝、炎帝时期，距今大约4500年左右，止于公 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的建立，大约经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
“五帝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此时长江、黄河南北部族林立，到了“五帝时 代”结束时，仍然是个“万国”[1](P1749)并存的局面。
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众多、封闭的文化圈中，以“五帝”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却能够异 军突起，并凌驾于当时周边各文化圈之上，进而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走势这一不可动摇 的地位呢?
考古学的成果告诉我们，即使在“五帝时代”之前那更为漫长历史的时间里，原始氏 族文化的整合运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只是到了黄炎时期，才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大 致形成了以黄炎族团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圈，以蚩尤族团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圈以及以祝融 族团为代表的苗蛮文化圈[2]。而且，此时这三大族团之间的文化冲突则更是日趋激烈 。古书曾记载：“黄炎固用水火矣。”[3]我们从这里能够扑捉到怎样的信息呢?正常的 诠释似乎应该是：这时，正是黄炎族团率先用战争这种暴力手段打破了原始时代那种相 对封闭、自足的文化格局，为今后更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拉开了序幕。其标志就是黄 炎族团与东夷族团在广袤的华北大平原的腹地爆发的，并以黄炎族团的大获全胜而结束 的中华历史第一战——“涿鹿之战”。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华夏文 化的绝对优势地位被无可争议地确定下来，并预示着华夏文化必然成为未来东亚大地文 化大融合的核心和主流。
这一文化高潮最重要的成果是华夏文化独有的“伦理”文化价值体系的确立。“伦理 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如果说世界大多数民族在构建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时往往借助于 宗教中彼岸世界的感召力量，那么，我们的伦理文化价值体系则是建立在诸如“五帝用 德化”[4]，“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5](P276)等源自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力量的基础之 上的。这一伦理价值体系的确立，说明我们的原始先民终于找到了符合自身心理要求， 能够有效规范自身社会行为，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且能够产生强大群体内聚 力的精神武器，而正是基于这一起点，我们先民才率先冲出野蛮世界而成为当时世界少 数几个最先步入文明社会的民族。
在伦理文化价值体系的支配下，我们的文化不仅很少激起人们的宗教狂热情绪，而且 能够较为理性地处理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问题。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在最初的文化冲 突中就曾高扬起“修德振兵”[6]的旗帜，将道德的力量与暴力行为结合起来，以至于 逐渐形成了“兴灭国，继绝世”[7](P208)；“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8]；“杀人之 中又有礼焉”[9](P284)；“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7](P172)等独有的文化风范与 传统。
显然，这样的伦理价值体系在其初始阶段必然会显现出某种相对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这就有助于减缓文化整和中的巨大阻力，缩短漫长的文化融合之路的进程。华夏、东夷 、苗蛮这三大族团的文化所以能够在“五帝时代”基本完成彼此之间的文化大融合，最 终形成一个彼此认同的华夏伦理文化圈，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是 不可想像的。
文化的大融合必然会带来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大飞跃，特别是人的智力水平和素质的全 方位的提高。从地下考古和文献材料中，我们不难复原和勾画出“五帝时代”社会协调 发展和良性运行的可喜风貌。
首先，五帝时代是个大发明、大发现的时代。仅据先秦古籍《世本》记载，在此期间 ：服牛、乘马、作舟、作驾、作鼓、作弓矢、造文字、造律吕、造历、作甲子、作衣裳 、作舂臼杵、初作医、作筮、作磨、作井、始陶、作规矩、作耒耜耨、作钟、作磬、作 甲、作砖、作瓦、作牛耕、作城等关乎人类文明生存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而且“五帝 时代”也是个“人胜天”的时代。在帝尧时代，“汤汤洪水方割”[10]，大自然向我们 先民发出最为严峻的一次挑战，也是对华夏文化的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然而经过几代 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在大禹的领导下，人们首次突破了原始部落的界限，找到了 “以四海为壑”[5](P295)的正确治水方略，终于击退了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我们生存 的异己力量。
二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高潮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武王灭商，止于公元前771年的西 周灭亡，历时约300年左右。其高峰阶段为“成康之治”。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是在经历了“五帝时代”之前，特别是“五帝时 代”之中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团的文化大整合之后得以实现的，那么西周时代的第 二次文化高潮也同样是在经历了近千年的“夏礼、殷礼、周礼”的文化大整合之后才得 以实现的。其实，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早就锐敏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曾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P28)他所谓的“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用今天的话 说就是“文化高潮”。在孔子看来，“周文化”所以会处于“郁郁乎文哉”的高潮阶段 ，其关键就在于“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P21)， 正是由于周人能够沿着这一正确之路走下去，才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高潮。
西周时代涌现的第二次文化高潮决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简单重复，而是华夏 文化在更高层面上又一次质的提升。古人对此曾总结道：“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文不胜其质。”[9](P1311)我们认为这一总结是非常精到 的。所以这么说，就在于它用“质”与“文”这两个较科学的概念正确地揭示出：华夏 文化在不断调整中始终保持着由原始质朴性向更高文明阶段过渡的上升势头。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始于“五帝用德化”，那么到了西周时代则将这个原始的“德 ”提升到“礼”的高度。“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11]。所以如此，那是由于“礼乐 ”文明，经由“三代”文化的整合，到了西周时代凸现出两个高于原始道德的特征：一 是与当时周边各异质文化相较，华夏的“礼乐”文明最终确立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 而远之”[9](P1310)这一以道德理性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二是将这一文化价值体系 视为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由生也”[1](P1516)，即支配我们民族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支点。
实践证明，周人冠之以“制礼作乐”的文化建设确曾促成了西周社会前所未有的、全 方位的大繁荣。譬如，从周初就开始推出的一系列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建设：政治 上的分封制、畿服制、宗法制、爵谥制；经济上的井田制；意识形态上的“礼乐制度” 等等一系列文化制度，首先极大限度协调、优化了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 的关系，促其跃入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轨道。同时也为当时社会依靠人的道德理性谋 求生存和发展确立了一套卓见成效的文化范式。从而使西周文化不仅高出于当时周边的 异质文化，而且也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几个屈指可数的相对发达的文化圈的成员之一。 至于“制礼作乐”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以说犹见于今日。我们为什么被 称为“礼义之邦”，我们为什么会冠以“中国”这一文化符号?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强 调“以德治国”?其文化渊源都可以直溯到西周时代。
说到西周文化的繁荣，就不能不特别提到《诗经》和《周易》，二者在此时出现，决 非偶然。他们既是对中国在此之前的精神活动的一个总结，又是此后中国精神活动的文 化之源。这里也不能不提到西周时代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文化”所以成为 我们认识这次“文化高潮”的窗口，就因为那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物无不凝聚着当时社 会的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丰富的信息。从政治层面观之，作为“礼器”，它是政治 权力的象征；从经济层面观之，作为“生产品”，它是当时最高生产水平的标志；从价 值层面观之，作为“艺术品”，它乃是世界级的艺术珍品，需要说明的是，西周时代青 铜文化固然与同样辉煌灿烂的殷商“青铜文化”一脉相承，但却有所更新、发展，其中 最为突出的一点则是西周“青铜文化”一改殷商那种绚丽、诡异的反理性的价值取向， 而代之以古朴、平实的理性风格。这一改变非同小可，它折射出我们民族从此坚定地踏 上“务实主义”这一道路的事实。
三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始于公元618年唐帝国建立，结束于907年唐帝国灭亡， 历时300年。其高峰阶段是“贞观之治”、“开元之治”。
从第二次文化高潮到第三次文化高潮，其间又相隔近1400年的漫长时间。在这段漫长 的历史时间中，中国文化可以说踬踣者屡，历尽险阻。其间除两汉400余年难得的平稳 期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处于激烈震荡的文化氛围中，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 这两次近千年的社会大危机为甚。此时的华夏文化在各种反常和不协调因素的冲击下， 岌岌可危，何去何从?
在大唐帝国时期涌现出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恰恰有力地证明了华夏文化 的顽强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所以然者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倘若没有魏晋南北朝 那近乎400年之久的野蛮对文明的猛烈冲击，倘若在大危机中华夏文明没有显示出他对 异质文化那强大的整合能力，倘若没有各种异质文化鲜活的因子注入于渐趋僵化的两汉 儒家文化之内，华夏文化很可能与同时期的古罗马文化一样，在异族入侵中，土崩瓦解 ，沉没于中世纪的黑暗中。
从表象观之，这次高潮似乎体现在最高统治者推出“以至诚治天下”[12](P6035)的开 明政治上，体现在“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13]的经济繁荣上，体现在“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4]的大国风范上，体现在“中原晏清”、“四夷 詟服”[12](P6207)的旷世武功上，以及当时“世界第一都”——长安城那恢弘 的气势上和种种色彩缤纷、绚丽夺目的文化生活上。不错，谁都不能否认，这一切都是 此时文化高潮涌现时激起的璀璨的浪花。
笔者认为，除了魏晋南北朝历时达数百年之久的文化大整合运动为即将到来的“文化 高潮”作了必要的铺垫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唐人，特别是唐代的统治阶级将此前的文 化大整合的成果卓有成效地接受、确立和巩固下来，并且发扬蹈励，才使之开放出一朵 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葩。这其中的奥妙就是“全方位的开放”。
从系统论的角度考察历史现象，我们必然会发现：凡是封闭的系统必然导致衰败。强 大的两汉帝国本可以上接战国时代文化大整合的余绪，再创华夏文化的辉煌，遗憾的是 由于汉武帝时期确立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种十分封闭的文化价值体系，致使民 族的活力被遏制，民众的创造力被扼杀，静态的稳定阻止了发展，结果本应此时出现的 文化高潮并没有按时到来，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这样交臂失之!
盛唐时期的开国气象则不然，此时虽然仍是传统的专制政体，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在这 个大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打破了意识形态霸权的禁锢，以开放的心态将社会系统的运行 调整到他力所能及的最佳状态，从而使社会系统走上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轨道。
这首先体现在此时建构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在承认传统的 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优先地位的同时，取消了“独尊权”，允许其他“异端”思想合 法地传播和人们对他们的信仰，甚至鼓励儒、释、道等不同思想的自由争鸣。不仅如此 ，一些过去十分陌生的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此时也从遥远的异 域纷纷传入中国。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价值观焕发了民族的活力，激活了人们的思想， 促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活跃。
当时路上和海上的两条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地将中国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与此同时世界 各地的文化也纷纷传入中国。据统计，唐帝国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好交往，经常来 唐经商的国家也有40余国，尤其是与东亚诸国的文化交往更为活跃，仅日本派来的“遣 唐使”就多达19批，人数最多时竟有六七百人。当时大唐的首都长安充斥着诸如突厥、 波斯、印度、朝鲜、日本以及西域诸国的侨民，有些人甚至在政府中担任公职，他们所 以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开放政策的赞许及其灿烂的文化的向往是不言而喻的。 但同时，外域丰富多彩的文化也利用开放的机遇涌入中国，譬如印度、阿拉伯、拜占庭 等处的科学知识；印度的制糖技术；南洋诸国的造船技术；西域的胡乐和胡舞以及在时 尚上刮起的强劲的“胡风”；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伟大先行者玄奘、鉴真等人更是不能 不大书特书的人物……从而使中华文化放射出从未有过的夺目的光芒。
此时，开放与交流是同步进行，而且是相得益彰的。行政上“三省六部制”的政治构 架对于“开明专制”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探索抑制绝对权力的途径也给 人以有益的启发。科举制度的确立不仅找到了一条远较“九品中正制”更为合理的人才 选拔和人才交流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为世界贡献了“考任制”这一至今世界 上广为使用的铨选人才的方法。而当时推行的“府兵制”和“租庸调法”则对于国防建 设和经济发展都不失为是与时相宜的可行之策。
我们在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继涌现出三次举世瞩目的文化高潮，展示了中国文化 的风采，显示了中国文化生命力之所在，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我们今天能否再掀起一次文化高潮?我们怎样才能以切合实际的努力促进他的早日到来? 这是大多数国人极为关切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