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者的困惑与理性反思——杨德昌电影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者论文,困惑论文,理性论文,电影论文,杨德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的主将之一，也是台湾第二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作为与侯孝贤、李安、蔡明亮齐名的四大导演之一，他迄今为止共导演电影8部，分别是《光阴的故事》中的“指望”一节、《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和《一一》。这些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镜头语言风格，获得了海内外诸多奖项和荣誉，奠定了他作为一代华语电影大师的地位。
杨德昌被誉为“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浸润又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导演，他的电影反映了少年在不良环境影响和诱惑下的孤独无助和叛逆、白领小资在欲壑难填的物欲追求中的困惑迷茫。面对当代都市人的在精神困境中的异化之痛和疏离之悲，具有现代儒者情怀的导演陷入深深困惑与焦虑之中，认为只有认清现代社会的迷雾和泥沼，通过交流与沟通，消除猜疑与误会，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
异化之痛与疏离之悲
杨德昌1947年生于上海，一岁多因战乱随父母到台。1965年，杨德昌考上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后赴美国留学，获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电脑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南加州大学修读电影课程，受欧洲艺术电影大师如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费德里科·费里尼、威尔纳·赫尔措格等的深刻影响。简单得近乎孤寂的早岁人际关系、西方理工教育背景和欧洲现代电影观念的影响，使杨德昌对现代人的异化和疏离有深切的体验，并在电影中进行了表现。
“异化”作为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一种现象，是指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类丧失了自我和本质，丧失了精神自由，丧失了个性，人格趋于分裂。金钱应该是能给人带来生活保障和幸福的东西，但是如果过于迷信它的魔力而成为它的奴隶，它就会反过来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使人失去快乐和幸福。可以说，表现人性的异化之痛和疏离之悲是杨德昌电影以一贯之的主题。
在80年代杨德昌的城市生活三部曲中，《海滩的一天》反映了物质富裕之后，台湾中产阶级的人际关系面貌。林佳莉为了避免重蹈哥哥佳森的婚姻覆辙，离家出走，嫁给大学时代认识的帅气青年程德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而，德伟日夜忙于工作，留下佳莉独守空房，她在病榻上向丈夫诉说苦闷，但丈夫却无意倾听她的心声。富裕的物质享受难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华丽的居室也像牢狱，生活不是她原来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浪漫，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陷入痛苦迷茫中。《青梅竹马》作为台湾新电影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将台湾现代社会的时弊与人性的沦落联系在一起。女强人阿贞与布店老板阿隆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但却在逐渐拉开距离的文化与社会空间里变得格格不入起来，在理想与爱情的价值观矛盾中陷入困境。台北道路塞车拥堵，将两人分割在咫尺之间，很清晰地表达了现代化造成两人无法结合的命运，死亡、空虚成为故事的主旋律。
进入90年代，异化之痛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更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讲述了一个60年代的故事。在那个动荡、苦梦、绝望的年代中，正值人生观形成时期的少年不堪其扰，找不到认同感，他们拉帮结派，打架滋事，恋爱争风，以一种决绝暴烈的姿态向艰难苦涩的青春危险期宣战，学校、街道、冰房、球室成了少年人流血的江湖。少女小明由于父亲病故、母亲帮佣，生存处境艰难，使她在潜意识中养成了一种对可做靠山的男人的依附性，先后在红毛、哈尼、滑头之间游移，其后倾心于小四，复移情小马，结果造成这些男孩子因她纷争不断，流血命案接连发生。她内心中淤积着混世的绝望，早熟的情感显然已经处于异化状态，人格濒于分裂。如果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的是在政治高压和经济窘迫的60年代的人的情感异化的话，那么，经济腾飞之后，情感的异化问题是否好转了呢？《独立时代》的回答是否定的！富裕带来对诚恳生活态度的扭曲变形，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虚与委蛇，关系紧张得几乎演变成世故奸狡的新虚伪世界，而事实上，每个角色也都逐步被这个富裕虚伪规律所异化，成为受害者。在《麻将》中，谋财骗色四人组的小头目红鱼，追逐金钱是他的生活方式并且是唯一方式。他继承父亲的生活信条，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骗子，一类是傻子，相信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骗与被骗的关系。他和父亲、母亲、以及同类都难以建立真正的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更是一个被金钱早早腐蚀的身心异化的少年。《一一》中NJ小康之家的表面上似乎是风平浪静，然而内里却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一家人之间充满完全不能交流和沟通的大悲哀，每个人都活得疲惫不堪。
和世界上许多城市一样，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的诸多城市高度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病症。随着物欲需求畸形膨胀，人性中许多恶的因素发酵外溢，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诸如重义轻利、讲求理性、节制欲望等被弃之如敝屣。信仰不存在后精神处于中空状态，就如《麻将》中的红鱼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有人教他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着怎么做。”杨德昌曾说：“我们被长久儒教教条训练下来的因循习性，无法在儒教教条重找到任何指引我们如何去面对富裕物质生活的标准答案。在用尽了借自西方模式的既有工具(如民主政治)之后，我们不知道往前应该因循抄袭何种既有教条，来继续向前迈进……这种困惑已经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之中浮现了隐藏已久的潜在焦虑。”① 杨德昌电影质疑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后的新社会问题，始终如一的表达着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人心的畸化，被物所累的一代人的身心交瘁，痛苦无助，以及隐藏已久的焦虑。
叛逆无助的少年与孤独迷茫的白领小资
杨德昌电影中的人物从年龄来看主要是两种人，叛逆无助的少年与孤独迷茫的中青年白领小资。
少年正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期，受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不良因素的诱导，面临种种难以索解的人生困惑。他们迷茫而无助，承受着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力。作为拉帮结派的中学生和社会上的浪荡子，他们叛逆、前卫、颓废，失去了人生目标和理想信仰，往往成为都市茫茫人海中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变为“恐怖分子”。
《牯岭街杀人事件》中“小四”的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女友拒绝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件事件。与茅武同校的杨德昌对这一事件铭刻在心，30年后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凭吊”那起案件，他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在杨德昌看来少年杀人事件不单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是社会悲剧。
对于这一少年时代的生命体验，杨德昌在涉及少年成长的电影里屡有表现。
早在1986年的《恐怖分子》中，杨德昌就塑造了一个堕落少女淑安的形象。由于父亲的缺失，单身母亲管教无方，年仅14岁就离家出走与一伙不法歹徒混在一起，母亲将其领回家，打骂，关禁闭，致使她无聊地乱打电话，从而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李立中的家庭破裂；而后又伺机逃跑，利用色相诈骗，一旦被识破就先下手为强，用利刃伤人。后来又伙同歹徒大顺在旅馆作案。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本来在学校中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的，但是，从学校、家庭到社会，都未给他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因为60年代初期的台湾，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小四的父亲想为孩子树立正直做人榜样，两次为了小四所受的不公正处罚而去学校据理力争，但是在经历了隔离审查被开除公职后，他完全颓丧了。学校以训导主任为代表的老师总是以惩罚和辱骂为能事。由于校风不正，求知欲旺盛但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举行帮派性质极强的聚会，以此作为自我肯定自我保护的重要方式(有的甚至发展到与黑社会相勾连)。小四被勒令退学后尽管要励志图强，但却无法置身帮派纷争之外。小明在帮派小头目中的频频移情让他纯真的爱情理想也破灭了，因此在绝望中采取了自毁式的杀人行动。
在《麻将》中，组成谋财骗色四人组的少年完全成了游离于学校而混迹社会的犯罪团伙。他们乐在其中，自鸣得意。其犯罪手法老到，作案谋划精密，对人情世故的见解令人胆寒，完全和他们的年龄不相吻合。物质主义泛滥的社会环境，以诈骗成就家业的红鱼父亲和他的同党，堕落的不知廉耻的安琪等妓女，绑架勒索的黑社会分子，两性关系混乱的男男女女，构成了一幅魑魅魍魉横行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纯真如纶纶和香港的少年不想堕落和学坏也是难上难！在《一一》中，由于莉莉的母亲风流放荡，在男女关系上不加自律，甚至悖德乱伦，和与女儿发生关系的英语老师在家中乱搞，致使女儿几乎发疯。近墨者黑，原本一脸清纯可爱相的莉莉不能与男友“胖子”和谐相处，见面就吵架，其中原因就是莉莉不检点，先后与自己的英语老师、酒店邂逅的退伍男孩，都有不正常的关系，最终导致了无法忍受的男友用刀残暴地砍死了她的英语老师。影片中少年杀人事件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如出一辙，都是少年神圣爱情理想破灭后的血腥报复！
另外，杨德昌的电影也涉及到了儿童(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妹妹、《一一》中洋洋)。作为配角，由于大人世界的不完美，使得他们的生活也充满着不快乐，小四妹妹不是衣服掉扣子就是经常站的不是地方，因此到处惹人嫌，被人呵斥。洋洋也是到处受小女生的捉弄以及老师的责难。从他们的身上，处处可见少年人不快乐的童年生活。
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关注的核心人物除了中学生和浪荡于社会的少年外，另一类就是都市白领和小资阶层，他们构成了都市生活的基础，也扮演着杨德昌电影的主要角色。在这些成人的世界里，孤单寂寞是他们刻骨铭心的生存感受，庸常生活的危机成为他们的生命之痛。
在《独立时代》中，杨德昌向我们展示了台北庸庸众生的生存状态。影片中每个人都在烦恼、困惑，都有一本难念的经。Melly因为不懂人情世故导致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着事业和情感上的危机；标榜为先锋艺术家的小波尝试的第一部商业戏剧困扰于原著版权的纠纷之中；婚姻失败的Melly姐姐自欺欺人地在电视里指导他人的婚姻幸福；离群索居的姐夫走不出儒者的困惑，差点轻生厌世；小明因为好心反而成为部门主任报复下属的工具；阿king在家族婚约和感情之间迷惑彷徨，疑神疑鬼……《独立时代》是一部万花筒式的作品，影片罗致了十几位排名不分先后的角色，勾勒了一幅交响乐般繁复和百科全书式庞杂的众生画卷，是一部反映当代台北白领生活的浮世绘。
在《一一》中同样表现着《独立时代》中的众生窘相。小舅子和新婚妻子孩子都快出生了才结婚。婆婆和家里人都不喜欢这个虽然漂亮却凶悍无比的新媳妇。小舅子前妻芸芸阿姨，心犹未死，刚一出场就先找到老太太哭诉自己的不是，后来又设计整了前夫和他的老婆。小舅子虽然结了婚，还和过去的老婆纠缠不清。敏敏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和母亲，到每日和婆婆讲话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么苍白，每一天过的都是一样，没有任何激情。她在深夜哭泣，丈夫NJ回来，却没有任何的表示与安慰，夫妻之间的冷淡表露无遗。十几年的夫妻生活，抵不过丈夫初恋情人的一个电话，敏敏最后只有住到山上，祈求神的帮助。
儒者的困惑与反思
杨德昌的电影表现了小资阶层没有诗意和浪漫的残酷生活，少男少女孤独无助的青春中掺进了血腥的叛逆与抗争，同时也通过一些在现代的精神荒原上艰难跋涉，苦苦思索者的传统道德的坚守者形象，表达导演本人的困惑与反思。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编剧阎鸿亚曾说：“从杨导搜集的完备剪报显示，影片与1961年6月发生的那桩凶案，其差别不仅在人物姓名的转换而已，事实上主角的家庭背景、升学坎坷、电影经验、甚至初恋印象，可以说全盘是杨导少年往事的转化。”② 在主角小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杨德昌自己少年时代的思想履历，他将父辈的压力与挫折，不着痕迹地投射到小四身上来。小四杀人其实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宗教救世情结：他以正义在对抗整个时代的不义。
就小四而言，师长、父辈，两座成人偶像依次坍塌，第三座英雄偶像哈尼离开这个世界，他只能自居为新的哈尼，自己动手来保卫第四座爱情偶像小明。他坚信爱情的坚贞专一和永恒，一直有意忽略小明身上不时流露出来的鄙俗。小四一直相信小明是完美的，是值得保护和珍惜的。他真的相信，小明如果知道爱人哈尼的音讯就不会和别人好。其实，在哈尼之前有红毛，在哈尼之后有滑头，有小虎，有他，在他之后，还有小马。小明是个懂得“远水不解近渴”的女孩，她要随时可用的户头。小四在最后一刻终于不得不面对他想视若无睹的一切。他不愿意小明被人看不起，想改变她，但当小明和小翠、小马、滑头等一样，把朝三暮四游戏情感作为一件无所谓的事时，他绝望了。为了捍卫心中的理想，他杀死了小明。小四的形象是骨子里具有儒家入世情怀的杨德昌殉道精神的体现。
影片《独立时代》英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意即“儒者的困惑”，而且还设置了一个与世俗环境格格不入的男作家。杨德昌设置的这个人和用这个片名，无疑有着夫子自道的意味。作家以前专门写些风花雪月的言情小说，非常畅销，但现在却陷入精神困惑之中，因为他认为原先写的那些关于天长地久、甜蜜温柔的书是骗人钱的烂书，是毒品，是鸦片。他觉得无法再这么虚伪而空虚地生活下去，于是不再创作无聊的精神麻醉品去沽名钓誉和牟利，而现在写的这些有深度的书却被认为是灰色悲观和病态的，没有人出版，没有人看。他住在没有电视、电话和空调的房子里，过着清贫、诚实而自在的生活，俨然一个繁华都市中的大贤和隐者，很有一种抱朴守真超然于世外的风范。但是尽管这样，世俗的纷扰还是接踵而来：琪琪等受人之托要他签授权协议，妻子要他去记者面前作秀，他的生活方式也屡受指责……他自誉为孔子在世，但他的真诚却被人认为是装出来的。困惑之余，他一度想去自杀，得到彻底解脱，但最终由于追赶琪琪撞车得到彻悟：人每天应该追求真善美，并表示一切要重新开始。
《一一》中的NJ，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中洁身自好，不愿意与软件盗版商以及背信弃义的小舅子同流合污去赚昧心钱，但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令他时时感到困惑和痛苦。这又何尝不是导演本人的生命体验？
面对商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中的这种疏离和隔膜，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入世之心的杨德昌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儒家传统中文艺的教化作用，常常用“现世报”的方式让做茧者自缚。在杨德昌的电影中，“现世报”的方式除了让多行不义者受到同样的惩罚外，其恶报的极致就是精神崩溃后自杀或被杀。《恐怖分子》中李立中暗箭伤人，最终升职的愿望落空，妻子另筑爱巢，自己杀人后自杀；而以色相诱拐男人并伙同大顺敲诈勒索的女孩淑安最终被警察抓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用情不专的小明最终被小四刺死。《独立时代》中的小凤，俨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明长大成人，在男女关系方面上游戏于Larry、李立人、小明、小波等多个男性之间，像一条哪里有饵就游向哪里的鱼，但可悲的是这些男人大都与她虚与委蛇，先是被看不惯她作风的老板Melly炒鱿鱼，最终被鲲鹏大师小波所欺骗；以拍戏玩弄女性的鲲鹏大师，被气急败坏的Larry拿着刀追杀，最终因为逃得快才捡回一条性命，而奸猾的Larry则最终被富少爷阿king所抛弃。《麻将》中一再声称“不要动感情，要动脑子”的红鱼最终目睹父亲和情人相拥殉情，人生信仰轰然倒塌。他杀死财迷心窍、利令智昏的邱董后饮弹自杀；而专事引诱女性的香港自诩女人杀手，不知骗了多少艾丽斯那样清纯其外白痴其中的富家女，却被风尘女子安吉拉用同样手法玩弄。当被三个在生理需求上如狼似虎的三十岁放荡女人所戏耍和嘲笑时，他呕吐不已，号啕痛哭。《一一》中先后和女学生莉莉及其母亲有不正当关系的英语老师被“胖子”活活砍死。
而对迷途知返者，杨德昌往往会设计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采用经历一个大事件后“顿悟”的方式，让当事人自己明白怎样的生活才是适宜的，从而摆脱困境或言归于好。《海滩的一天》中的佳莉最终从对男性的依附中摆脱出来，自立自强，拥有了自己的事业。《独立时代》中的受尽委屈善解人意的琪琪和善良的小明经历了许多磕碰，最终很真诚地拥抱在一起，取得了谅解；而单纯的阿金和直爽的Melly之间也达成了和解。《麻将》中的纶纶背叛了红鱼“不要动感情，要动脑子”的邪恶教义，偷偷帮助法国少女，最终两人经过一番磨难后走到了一起，纶纶也最终和牙膏新组的诈骗团伙决裂。
《独立时代》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的回答是“教之！”影片没有写出孔子的回答，但却通过电影来教化现代人。杨德昌电影一般都呈现一个封闭性的结局，这和西方现代电影大师表现人性异化，消解故事的戏剧性，强调日常性，采用开放式结局不同，是中国“影戏观”电影理论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强调艺术的终极目标是教化功能，而不仅仅是认识和娱乐功能，这种“载道”、“明道”的良苦用心可以说是和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经世致用观一脉相承的。在一篇访问里，杨德昌表示：“我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应该批判社会，就是要对社会有见解。”③ 因此可以说，杨德昌在电影中表现异化之痛，疏离之悲，其目的不光是揭示疮疤，最终是引起注意，并提供了疗救之方。目睹尘世中男男女女为了生存和欲望的驱使，为了虚名和小利，钩心斗角，无止无休的痛苦生活，何以才能得到解脱？杨德昌尝试着指出了一些出路，即豁达大度、学会宽容、多存一些爱心、用理性节制欲望才是坦途。
在生活日益富裕的今天，人的精神的极度衰落，失去了信仰，精神家园被毁。杨德昌电影将人生的这一大悲剧揭示出来，目的是让观众反观自身，从而能够惊醒，寻找更为诗意和人性的栖居方式。作为一个现代儒者，他对商业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和贪得无厌物质欲望满足给予强烈的批判和嘲讽，让当代社会这些病入膏肓的丑角一一登场，以理性冷静的镜头语言把这些反英雄的种种行径予以捕捉与表现，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但总体而言，杨德昌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我觉得文明就是人和人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懂得互相尊重，才能够解除很多冲突与不了解。”④ 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相处才是出路。而人与人的和谐，国家意识形态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有助于人们健康生活的机制，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物质的关系，节制自己的物欲，通过沟通与理解，过上幸福的生活。
注释：
①王素、杨德昌：关于《独立时代》[EB/01]，http://gb.chinabroadcast.cn/,国际在线，2005年6月17日。
②《零距离接触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EB/01]，http://www.aifo.cn/born/k155.html。
③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电影的知性思辨家[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211页。
④杨德昌关于《一一》的访谈[EB/01]，http://www.rongshuxia.com，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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