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学：概念、范畴、方法与学科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学科论文,概念论文,方法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学是一门正在构建中的新兴学科，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学科自觉，试图在将全球学定位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同时，赋予其更严谨、更规范的学科性质。在全球学短暂的发展进程中，将全球学视为全球问题学的看法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浪潮的兴起，全球问题学的框架被突破，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正在成为全球学研究的新宠。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学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全球化学、全球治理学，这一学术倾向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到体现。尽管出现了上述变化，但迄今为止，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全球学依然比作为新兴学科的全球学更有市场。即便是那些主张全球学是一个独立的新兴学科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关于全球学学科范畴、体系、研究方法的较为系统的论述，更多的是百科全书式的概念介绍，难以体现全球学学科的独特内涵与范畴体系。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概念、范畴、研究方法与学科定位层面，阐述全球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特性、边界和基本内容，以期引起对全球学的关注与研究。笔者相信，尽管全球学还很年轻，对中国而言更是陌生，但符合时代需求的全球学必定有光明的前景。
一、全球学的兴起
(一)什么是全球学
全球学(Global Studies)又称全球研究，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一门正在构建的新学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关注的是对诸多跨国和全球现象、问题的认识，并综合运用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去开展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更多地被定位于一些特定的可授予学位的专业领域或专业方向，开展全球治理、全球公共事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发展、全球公共健康、全球文明对话等方向的硕士、博士培养项目和课程研修项目。
全球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问题研究，罗马俱乐部的系列研究报告，特别是早期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两个报告，体现了鲜明的全球视角、全球意识和全球关怀，奠定了全球学的基本向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20世纪90年代，全球学迎来了自己的勃兴时期。以全球学为研究方向的本科、硕士、博士专业相继开设，全球学学术组织纷纷成立，学术刊物也陆续问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学的概念、内涵得以诠释，并不断明晰。当然，由于全球学尚是一个构建中的新兴学科，又具有综合的、交叉的特征，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取得一个共识性很强的全球学定义。大体上，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学的理解和概念界定表现出如下两种基本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全球学视为一个独立的新学科。如亚洲全球学学会认为：“全球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兴起，原因在于在传统学科边界的限制下，已经难以理解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紧迫问题。其首要目标，是对世界上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提供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和批判性的理解。”①美国西佐治亚大学研究生全球学项目提出一个较完整的定义：“全球学使我们能够超越已有经验，理解人类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本质。它运用广泛的知识学科拓宽我们对于世界和各个地方的认识。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医学、哲学、宗教学、地理学、环境科学及经济学。全球学力图加强我们对特定的跨国和全球现象的认识，诸如环境恶化、流行疾病、大规模移民、人权、和平与冲突、全球贸易，以及各种经济甚至精神上的联系。全球学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和全球公民，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认同、感受和影响。作为一门学科，全球学使我们更好地塑造和改善这个世界。”②美国学者佩特里夏·坎贝尔在《全球学导论》一书中指出：“作为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研究的全球学，出现于一个全球化对人类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产生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之时。学者和学生都已发现，全球学通过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式，聚焦于当今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加强了我们对全球现象的理解。”③俄罗斯学者B.A.图拉耶夫认为，全球学是“有关全球化世界的一门新兴科学，其中也包括全球化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科学，全球学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中的许多有益的东西。但区别于这些学科，它有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④
另一种倾向是把全球学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如俄罗斯学者A.И.科斯京认为：“全球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旨在揭示全球问题的本质，趋势、激化原因、全球化加速的过程，以及探究这些过程对人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积极影响及克服消极影响的方法。”⑤“‘全球学’这个术语指的是对全球化不同方面和全球性问题进行科学、哲学、文化以及应研究的总和，包括研究的结果，以及它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里的实际运用，这不仅在个别国家，也是在全球范围的”⑥。美国匹兹堡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研究者也具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全球学主要研究全球化发展的动因及全球化产生的结果等问题，具体包括全球化产生的身份变迁，通讯技术、社会与全球化，全球冲突及其全球冲突的解决，全球经济与全球治理，全球健康，可持续发展六个方面”。⑦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是认为全球学内核与核心概念尚不够清晰，不宜追求独立学科的构建。俄罗斯学者科斯京就明确指出：“既然全球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方向，那么像经济学、哲学或政治学那样对其概念化或研究其范畴是不行的。”⑧
尽管存在上述不同，但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在理解全球学内涵或给全球学下定义时，人们主要关注和强调了以下一些要素和特征。
其一，全球学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产生前提，同时又主要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与全球价值。
其二，全球学强调人类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所形成的世界的整体性，个体、国家、民族及其我们所熟悉的现象、结构、关系、制度、价值在这种整体性中需要重新定位。整体性世界的本质及其运作是全球学关注的核心，作为类主体的人类的活动和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多跨国性新问题是全球学研究的重点。
其三，全球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内任何一个学科的边界都难以涵盖其内涵，所以，全球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跨学科性，包括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全球学做出如下界定：全球学是以全球化为时代和学科背景，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所催生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探寻全球治理为研究归宿，以挖掘、揭示全球性为学术宗旨，探究世界的整体性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的新兴综合性学科。
(二)全球学兴起的原因
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可称之为时代的产物。这些背景与条件，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实践的需要，即时代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亟待解决；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增进的需要，即已有的知识或者不能回答社会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或者不能满足人类在知识领域的探究，从而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理论与观点的任务提上日程。全球学学科的构建正是基于上述两种需要，它是时代的呼唤。
首先，全球学的产生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当代人类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题，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全面挑战人类已有的制度、观念、价值、生活方式。相互依赖，把人类联结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日益增多的非领土性、跨国性问题和事务要求人们突破国家的视域与领土的边界，从整体上予以回应和处理。但现实却是，人们所熟悉、认同，并且至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价值、观念制约着人们的认识与行动。人类社会第一次在全球范围与层面上出现了认识的困惑、行动的迷茫。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责任主权的定位、人权国际保护与新干涉主义的评判，这一系列问题都凸显了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严峻性，并急迫地要求给出理论上的答案和政策上的回应。全球学正是以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为研究背景和对象，探究跨国性、超国家性、全球性的现象与影响的学科，因此，它的构建无疑符合时代的需要，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其次，全球学的兴起是知识增进的需要。如前所述，全球学研究急时代之所急，突出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极有针对性的研究领域。但从知识增进的角度看，全球学所要探究和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未曾遇到过的问题，已有的知识已难以做出解释，甚至无所适从。所以伴随对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的认知与回应，必然有新知识的产生，包括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新的价值等等。毫无疑义，这些新知识的第一功能与作用，是服务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而第二个功能与作用，则是扩大人类的认识领域，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由此可见，在知识增进方面，全球学也有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三)国际全球学研究现状
全球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其后20年，全球学基本上被理解为全球问题学或全球问题研究，这一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前苏联乃至中国都得到体现与印证。在西方，罗马俱乐部和世界观察研究所对紧迫的、严峻的全球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和探讨，引领着全球学的基本向度。在前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问题研究成为重点研究领域，其广度与深度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前苏联注重全球问题的哲学研究，这一传统和特点保持至今。著名全球问题研究学者、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Г.С.霍津指出，“在许多著作中已经出现了‘全球学’的专门名词(глобалисmика)，全球学可以理解为关于全球问题发生和现状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些问题的分类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途径的论证”；“全球学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哲学方法论方面，它以哲学科学的全部成就为基础……第二，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危机现象和‘跨国家的’和全球规模的矛盾研究成果”。⑨他的观点非常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前，前苏联学术界对全球学的理解及其研究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问题研究也被称为全球学，许多辞典都立足于全球问题对全球学进行了界定，如《世界新学科总揽》中写道：“全球学，亦称全球问题学、全球研究，它以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⑩《软科学大辞典》则将其界定为：“全球学又称‘全球问题学’，是以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11)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冲击波开启了全球学的新阶段，即从应对全球问题的研究，转向同时关注全球学学科的创立与建设。换言之，在历经20年全球问题研究的基础上，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浪潮，全球学开始有了学科的自觉。首先，这种学科自觉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展与综合。全球问题固然仍是关注的基本内容，但全球化、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被日益整合，形成着异常鲜明而独特的研究领域，赋予了全球学新的内容与向度；其次，表现为全球学专业和教育研究项目的设立。以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为标示的新时代被称为全球时代或全球化时代，它凸显了全球关系、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价值、全球身份，因而需要具有全球视野与思维的新型人才。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全球意识，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全球学专业和教育研究项目。1995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湾分校率先设立“全球学”本科专业；1997年，日本东京的一桥大学设立了首个“全球学”硕士专业；2006年，美国罗格斯大学设立了首个“全球学”博士专业。与此同时，一大批全球学教育、研究项目得到设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是全球学的源头。20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学体现为全球问题学，是全球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学突破全球问题学的框架，走向更具学科意义的全球学，是全球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经过40年的历程，今天，全球学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正在迎接自己的勃兴时期。
首先，高校开设该项目的数量急剧增长。据不完全考察和统计，目前，在全世界至少已有100余所大学招收本科学生从事全球学的学习，有40多所大学开展全球学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生培养；有20多所大学设立博士后研究项目；有100多所大学在其原有科系下设置相关教育和研究项目，如全球治理、全球公共事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公共健康、全球发展、全球民主、全球文明对话等方向。
与此同时，出现了该学科本身的全球化。时至今日，包括北美、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世界主要地区的高等院校中均设立了相关研究项目或课程，中国政法大学于2012年正式设立全球学博士学位的培养项目，成为中国首个授予全球学学位的研究机构。
其次，培养方式和承载机构的多元化。以加拿大为例，自1998年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和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设立全球学项目以来，截至2011年，已经有17所高校设立了22个全球学项目，涵盖本科生(BA)、硕士生(MA)、博士生(PhD)及非学位课程(non-degree)的培养。详见图1。
除培养方式的多元化以外，承载全球学研究和教学的机构也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美国，除了高等教育机构以外，一些社区大学也开始开展全球学项目，一些组织，如国际发展社区学院联合会(Community College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国际研究社区学院联合会(Community Colleg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大力推广全球学在美国社区大学中的发展。(12)
图1 加拿大高校全球学项目开展数量及种类(1998-2011)
资料来源：Elena Chernikova,Opening Global Studies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Graduate and postdoctoral studies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Ottawa,July,2011,p.45。
再次，全球学相关的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出版物等的繁荣。2000年7月，国际学术界第一个“全球学学会”(Global Studies Association，GSA)在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举行的“全球化、文化与日常生活”国际会议上宣告成立，该协会随后于2002年设立北美分会(GSA-North America)。2005年，亚洲全球学学会在日本成立(Asia Association for Global Studies，AAGS)。(13)各全球学学会每年都会召开相关学术会议，其中，涉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由全球学知识共同体(Global Studies Knowledge Community)所举办的国际全球学大会。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以全球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刊物和著作也先后涌现，其代表性刊物有亚洲全球学学会出版的《亚洲全球学杂志》(Asian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14)全球学知识共同体出版的《全球学杂志》(The Global Studies Journal)(15)等。
二、全球学的基本范畴与逻辑
(一)全球学的基本范畴
一个学科的基本范畴是由该学科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换言之，学科的基本范畴要多层面、多角度反映、阐述和揭示该学科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对象。唯有如此，这个学科的范畴才有生命力，进而这个学科才能确立。全球学范畴的选择与设定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全球学的学科内涵是研究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揭示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与本质，探寻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活动影响及其发展前景。这意味着全球学研究涉及三个向度：其一，全球学的指涉对象即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静态的现象、动态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新的价值与意义，构成全球学的基本研究内容。而最为重要的是，现象、关系和价值都是全球维度的，从而区别于人们所熟悉的个体、国家、民族的维度；其二，全球学的内在本质即世界的整体性。全球学的宗旨在于揭示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人类相互依存所形成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同样是与当今的主流观念——国家性、民族性迥然有别的；其三，全球学的指涉主体即作为类主体的人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以往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主体是各种各样的鲜活实体，如个人、家庭、社团、公司、政党、民族、国家，特别是民族与国家，全球学则聚焦于人类。这不仅是主体边界的扩大，更是对主体的实体性理解的超越。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全球学包括下列三组14个范畴。
第一组是全球化、全球问题，这是全球学的时代与学科前提、基础和历史背景。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性的变革，产生了许多以往不曾遇到的问题、困惑与挑战，而这些问题、困惑与挑战在实践上亟待我们解决，否则就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予以回答，因为以往的知识已难以解释、理解诸多新现象。全球问题以问题的形式展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负面性要素与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绝不可能无视一系列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所以，关注、研究和解决全球问题就成为时代的课题。由此可见，全球化的时代标示意义，全球问题的强烈问题意识与问题指向，在全球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轴心地位。可以说，离开了全球化、全球问题，就不要奢谈全球学。这两个范畴将全面地梳理、分析全球化的类型、历史、动力、影响，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挑战，以及全球化研究中的争议、流派和反全球化现象；全面地梳理、分析全球问题的表现、分类、历史、影响、产生的原因、解决的途径。
第二组包括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进程等，这是全球学的外在表征与基本内容。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是展现全球化时代新现象、新关系的最基本的领域，也是我们认识全球现象、全球关系的最基本渠道。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的表现、特征、要义，以及它们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法、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关系，对传统的主权国家职能、地位与作用的影响，是这四个范畴所要诠释的问题。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进程五个范畴则进一步拓展了认识全球现象、全球关系的视野，分析在应对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治理的途径与公共政策，参与治理的主体，治理导致的结构性变化与可能的结果，以及伴随全球进程的深入所必然产生的国家政治与全球政治、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博弈与互动。同样，对这五个范畴的梳理与分析，也会涉及范畴的表现、特征、要义、影响，以及与我们所熟悉的主流制度、机制、价值的关系。显而易见，该组的九个范畴，全面展现了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所催生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从而构成全球学的骨架与主干。
第三组是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性。这是全球学的价值追求与内在本质。第一、第二组所涉及的11个范畴，更多的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进行归纳与描述，从而使人们能够感性地认识这些新现象与新关系。第三组的三个范畴则要揭示和挖掘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所导致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的内在本质和价值指向。人类共同利益、普世伦理，以及主体、空间、制度和价值的全球性，这些就是遮蔽在全球现象、全球关系背后的全球价值，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转型和走向。所以，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性三个范畴的设置与分析，对于提升全球学的学理性，展现全球学的内核与精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三个范畴的分析中，它们各自的表现、特征、要义、影响，以及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全球伦理与国家伦理、普世价值与民族(本土)价值的关系同样是最基本的内容和关注点。
(二)全球学的内在逻辑
全球学的上述范畴是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在开展全球研究方面所涉及的最基本概念，也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批判性选择与概括。这些范畴的严谨性尚有待进一步推敲，但其内在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逻辑关系，体现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全球学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学理性。
显而易见，全球化(包括反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全球学的逻辑起点。因为正是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导致了人类的深刻转型与变革，带来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新挑战、新困惑，从而既要求在实践上予以应对，又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回答，这就为构建全球学奠定了历史舞台和学科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时代的大背景，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和理论问题的探究都离不开对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审视。但不能因此说，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当今所有学科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历史背景与学科基础并不相同，只有全球学，不仅将自身置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大背景下，而且把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的基石，通过梳理、分析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引申出全球学所要探究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从而逐步建立起全球学的研究框架，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范畴体系。由此可见，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全球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可称之为“元要素”、“元范畴”。
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分别从经济、政治、法律与文化四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梳理全球化的表现，分析全球化的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着重阐述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正在生成的新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现象、机制与本质，以及对传统的以国家和国际为中心的现象、规则、机制的冲击与挑战。这四个范畴把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表现和影响具体化、深入化，让人们通过最熟悉的经济、政治、法律与文化领域认识人类生活的变化与转型，从而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基础上搭建起全球学的第一级平台。这一平台虽然范围还不够广、力度还不够深，但在展示全球学学科逻辑和研究内容上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进程五个范畴构建了全球学的第二级平台。如果说第一级平台揭示了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的新内涵，呈现出不同于人们所熟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基本生活领域的新画面，那么第二级平台则要探究这些被分割的新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现象与关系，会导致何种整体性、结构性后果，如何处理这些新的现象与关系所带来的问题，如何应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变迁，如何协调从国家中心向人类中心的转型。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就是在全球层面逐渐生成的具有更高层次、更具整合意义的新结构，它们是治理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结果，也是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的客观要求。全球治理是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逻辑延伸，是整合新的经济、政治、法律与文化现象、关系的必然选择。治理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制度的创新。所以，从治理理念到治理主体、途径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都会发生重大变革。全球治理是连接理论、观念、问题、机制的黏合剂，在全球学中举足轻重。全球治理要通过主体实施与推进，其中既包括国家，又包括诸多非国家行为体，于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凸显出来，成为全球学内在逻辑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伴随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的深入，国家中心的体制、观念与人类中心的体制、观念之间的碰撞日益增多，全球进程充满了不平衡性、复杂性，所以协调和控制全球进程就成为实践中十分迫切的需要，也是全球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全球进程这一范畴就是要从进程的视角分析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挑战。总之，全球学的第二级平台不仅通过五个范畴拓展全球学内涵，而且通过全球治理、全球进程这两个范畴赋予全球学动态感，从而使第一级平台的静态全球学在第二级平台的动态全球学中得以平衡，也更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进程。同时，全球体系与全球秩序两个范畴也弥补了分领域的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研究所难免造成的分割性，强化了全球学所倡导和力图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
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性三个范畴形成了全球学的第三级平台。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逻辑起点的全球学，通过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所构建的第一级平台，和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进程所构成的第二级平台，全面地展示了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在各个领域、层面所导致的新变化、新问题，从直观的现象层面阐述了全球学的基本内涵和研究内容，并初步分析了这些新现象、新关系的可能后果与影响。但是，全球学的上述范畴远未提升到对全球学进行更系统、更规范、更有针对性的学理分析的程度，以便揭示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转型与变迁的本质与价值指向，阐明全球学倡导的价值追求。第三级平台则要担负起这一重任。全球利益从利益的角度解读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关系，指明全球利益的增长趋势；全球伦理对全球化时代的新现象、新关系作了伦理的分析，并从伦理的角度阐述了普世伦理、地球伦理对全球化时代的意义；全球性则对全球学的精髓作了高度概括，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制度、全球价值正在日益变为现实。全球化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全球性时代，对人类社会的这一走势应有足够的认识。至此，全球学从逻辑的起点走向逻辑的终点。
在理解全球学的内在逻辑时，四个核心范畴最为重要，那就是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全球性。如前所述，全球化贯穿全球学始终，是全球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支撑。全球问题是全球化的伴生物，两者密不可分，关注、研究和解决全球问题是全球学最显著特征、最明显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视全球学为全球问题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客观的事实与现象，它们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需要人们理性地认识与治理。于是，全球治理提上人类议事日程，并成为全球学的中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不妨说，全球学是全球治理学，因为展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是全球学的起点，而治理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则是全球学的归宿。这足以标示全球治理在全球学中的重要性。最后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作为当今的显学，已渗透到众多学科，成为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分支领域，但尚不足以体现全球学的学科本质与内核。因此，还需要找到一个更具本质意义、更有说服力的概念与范畴来标示全球学，这就是全球性。全球性像全球化、全球问题一样在全球学的各个范畴中都有所涉及、体现，因为全球维度、全球视角、全球价值始终是全球学的基本理念与尺度，但集中阐释、分析全球性，概括出全球性的四个向度，即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制度、全球价值依然十分必要。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奠定全球学的独有特色，并使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全球性这四个范畴所编织的理论之网趋于完整。
三、全球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相应的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一个成熟的学科必然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相伴随，甚至不妨说，研究方法成熟与否，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全球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必然要在生成过程中找到适用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否则这个学科就是残缺的。从现有知识来看，全球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方法论全球主义
方法论全球主义(methodological globalism)是相对于“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而言的。方法论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体制产生以来、日渐盛行并最终居于主导性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是葡萄牙社会学家赫米尼罗·马丁斯(Herminio Martins)于1974年提出的。之后，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赋予方法论民族主义以新的分析视角。而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则从方法论民族主义对现代性的构建与意义角度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方法论民族主义更是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并且具有了更多的反思性。(16)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方法论民族主义是指“将‘民族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等同的思维方式”。(17)同时也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民族国家共同体看作是最终的分析单位和界定社会科学中现象和问题的边界”。(18)晚近的研究成果更注重从世界的框架和全球化角度论及方法论民族主义。例如，乌尔里希·贝克多次论及方法论民族主义，他指出：社会科学必须在概念上、理论上、方法上甚至组织上重新加以论证，包括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家政、家庭、阶级、民主、政权、国家、经济、公共舆论、政治等等，“必须摆脱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固定模式，在方法论世界主义框架内重新定义和重新设计”。(19)赫尔德、麦克格鲁强调：“世界范围内相互联通的递归模式挑战了边界社会的原则，以及其动态和发展与内生的社会力量有关的假定。通过模糊国内与国际、内源与外源、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全球化观念直接挑战了在经典社会理论中深刻表述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20)由此可见，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要义就是限定领土边界、社会边界，把社会等同国家，在国家社会的集装箱中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忽视甚至不承认边界外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等。但是，这种经典的方法论已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于是方法论全球主义应运而生。一些学者呼吁，“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分析模式的转变，以便全球性出现的条件，即世界作为一个共享社会空间意识的增强，能够在各个方面被解释和理解”。(21)
方法论全球主义与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比较，使我们对方法论全球主义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为了进一步理解方法论全球主义真谛，还需要将之与方法论世界主义(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加以辨析。
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经常放到一起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一般而言，全球化强调的是人类日益相互依存，从分散的民族国家个体走向整体的向度与过程，大都停留于描述的现象性层面；全球性是梳理和概括出的能够标示全球化事物与现象的一系列指标关系。用阿尔布劳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用来指称有关全球性事物的一整套题记或一整套关系的术语”；(22)全球主义则是对全球化和全球性的一种价值提炼，代表着一种全球指向的新价值观、新伦理观。(23)方法论全球主义正是以上述三个概念为主要依据而概括出的分析模式、研究方法。
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方法论全球主义并未在关注和认同全球化的学者中得到广泛使用(更不用说在整个国际学术界了)，而方法论世界主义却有更多的市场。原因何在，首先，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有久远的历史，至少从斯多葛时代起，世界主义的理念、主张就已产生，并延续至今。所以，人们更习惯将方法论民族主义与方法论世界主义相比较；其次，一些著名的全球化学者，赋予了全球主义特殊的含义，从而使全球主义偏离了上述惯常的理解，并导致方法论全球主义无从立论。比如，乌尔里希·贝克就明确指出：“我把全球主义描述为世界市场，即世界市场统治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排挤或代替政治行动的思想观点。”(24)由此可见，乌尔里希·贝克把全球主义定位为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即一种单一的经济主义世界观，这就同全球指向的新价值观、新伦理观相距甚远。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虽然未像乌尔里希·贝克一样赋予全球主义完全贬义的含义，但却把全球主义理解为世界的一种状态，即一种客观现象与事实，从而与全球化混同，也有悖于通常理解的价值向度的全球主义。(25)
那么，方法论世界主义是否等同于方法论全球主义呢？这需要做具体分析。当方法论世界主义仅仅是为了区别方法论民族主义，而且世界主义又未加细究，只是在“世界”、“全球”的地理空间意义上，强调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某些共同性，那么，这种方法论世界主义就等同于方法论全球主义。换言之，对于当今那些强调要突破领土和主权限制，更关注跨国性、跨区域性、全球性现象与关系的学者来说，方法论世界主义与方法论全球主义并无区别。只是由于知识的延续性，人们更习惯于使用已有的概念、范畴而已。
但是，当从特定角度审视全球主义并赋予世界主义新内涵时，方法论世界主义就不同于方法论全球主义了。在这方面，乌尔里希·贝克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要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所固守的领土和国家疆界，超越内外有别、国内与国际对立等基本点上，乌尔里希·贝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世界主义与其他方法论世界主义或方法论全球主义并无分歧，关键在于他提出并论证了如何定位与“他者”“他性”的关系。他认为“世界主义”区别于普世主义(普遍主义)、民族主义，“因为在思维、共同生活和行为中承认他性已经成为它的最高原则——不但对内，而且对外”。(26)而普世主义(无论是强调差异性和低劣性的普世主义，还是强调同样性和同一性的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则始终不能理解与自我无法割裂的“他者”“他性”，总是在本体论对立的意义上认识和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显然，从本体论上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共存性即承认关系本位，这才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讲的世界主义的真谛，明确了这一基点，就会懂得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主义既不偏执于差异性，也不执著于同一性。正如他所言“世界主义是一副从左右两个方面对付种族中心论和民族主义的解毒剂”。(27)“真正的世界主义不应该以‘排他’的方式看待和处理相关的问题；相反，它应当是‘包容’的，无论是普遍主义、语境主义、民族主义还是跨国主义，其都予以充分重视”。(28)由此可见，由于乌尔里希·贝克所讲的世界主义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而是经过批判反思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世界主义，所以，他所倡导的方法论世界主义也就自然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方法论世界主义。本文更倾向于把方法论全球主义与方法论世界主义等同使用，同时，对贝克的方法论世界主义持一种开放性审视和借鉴的态度。
方法论整体主义也与方法论全球主义有关联。方法论整体主义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将社会、团体等不同的集体、层级视为分析解决问题和认识事物全貌的起点，赋予其优先地位。正是这种整体观与方法论全球主义有了内在关联。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相对应的，典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将社会、团体看作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从个人角度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与事物。卡尔·波普指出：“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分析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的词句来进行的——这一公设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29)”哈耶克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批评了“伪个人主义”，强调人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取决于个人所生存的社会，于是同“原子论”个人主义区分开来。正如邓正来所指出，“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对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30)这就要求我们在与方法论个人主义比较意义上理解方法论整体主义时，也要注意整体性优先框架下的个人能动作用与自由要求，防止整体和整体性成为个人的牢笼。同理，当我们认为方法论全球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有不少共同性时，那么，方法论全球主义也必须警惕把人类整体的作用绝对化，以及强调在全球、地方、个人的三重奏中确立全球整体性的优先地位；其二，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这对范畴像诸多社会科学范畴一样，是在民族国家、领土国家的前提下产生和适用的，因此两者的对立在于是把个人还是社会作为认识社会事物的起点、分析单位。这里社会可以理解为国家、民族等，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群体、社团、种族，总之是被个人聚合成的单位。换言之，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原本意义上并无全球的视野，至少未以全球、人类为个人的主要参照物。所以，方法论整体主义不能替代方法论全球主义，尽管在强调整体性上两者有共同点，但两者所指的整体却有很大差别。方法论整体主义所言的整体是民族国家、领土社会；而方法论全球主义所指的整体则是整个地球与人类。
基于上述辨析，方法论全球主义的几个层次可以分析与概括如下：
首先是认识论、知识论层次。方法论就其本质而言属于认识论，是一种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说，担负着认识社会现象与事物，创建学科，增进知识的任务。方法论全球主义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方法论，它与传统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相比较而存在。其要义在于，打破领土国家的疆域，模糊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消除“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以一种全球的视野、框架去审视全球化时代所显现的全球现象、事物、关系与价值。方法论全球主义把整体的边界从国家社会扩展到全球社会，凸显了全球主体、全球空间、全球制度、全球价值，即全球性的时代意义。显而易见，没有这种新的全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就不可能去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新事物，也不能创建独立的全球学学科。
其次是本体论层次。如前所述，方法论全球主义本身属于认识论、知识论，但它无法摆脱本体论的纠缠。正如方法论个人主义或方法论整体主义必然要经历个人与社会何者为第一性，何者是构成事物的起点的论争一样，方法论全球主义也会面临人类、世界是否为实体，人类这一整体与国家、个人何者为先等问题的追问与辩论。对此，我们可借鉴哈耶克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主张。首先，明确方法论全球主义本身不存在本体论问题，即不存在人类整体与国家、个人何者处于首位，具有优先性的问题；其次，不回避在研究假设和分析模式上，赋予人类整体在审视全球化时代新现象、新事物、新关系中更重要的意义与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全球主义的确更强调、更重视整体——人类的作用，从而与方法论民族主义相区分。当然，由于全球主义可从本体论角度进行思考与研究，所以，方法论全球主义也就往往被牵连。全球主义的本体论主张关系本位、关系实在，即从关系的角度审视当代的社会现象与事物，从根本上突破了分离的、割裂的、对立的、等级的社会结构与关系，这样就与个人优先或社会优先的种种本体论区别开来。因此，在理解方法论全球主义时，关照到全球主义的关系本位和无等级的关系互动这一本体论基点，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是价值论层次。人的认识是否价值无涉，社会科学是否像自然科学一样讲究客观性，保持价值中立，这种争论虽然并未终结，但认为人的价值取向渗透于社会科学研究似已成为一种主流见解。因此，方法论关涉价值或摆脱不了价值也就成为共识。当我们从价值论角度审视方法论全球主义时，自然就会感受到其对人类整体性的偏爱，对全球性的偏爱，以及对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等一系列全球学范畴的重视与强调。这种价值上的偏爱和重视，不是本体论上的何者优先、优越，而是对现实生活中体现全球价值、全球伦理的现象、事物、关系、制度的关注与强调，以及对由此而产生的知识进步的渴望与追求。所以，全球学无须回避对全球主义价值优先、意义优先的倡导与承认，这是方法论全球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必然结果。
(二)复杂性科学方法
20世纪60年代，由于研究复杂系统的推动，一批区别于经典科学的新科学陆续产生，这些新科学主要有一般系统论、控制论、非平衡性热力学，自创生系统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突变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等，被统称为复杂性科学。
复杂性科学与传统的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在理念和思维上的最本质区别是，从强调平衡状态转向非平衡状态；从强调决定论转向非决定论，重视概率化；从强调线性发展转向非线性发展，重视随机性；从还原主义、机械主义转向有机论、整体论，重视物理、生物、社会领域的现象与结构向更高组织层次和更大复杂性的会聚。显然，这些新的理念与思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提供了观察和研究自然与社会所有现象与事物的新方法。
复杂性科学方法无疑适用于全球学研究。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所展现的复杂性、多维度性、不平衡性、整体性，全球性只有突破简单的平衡论、决定论、线性思维、领土性、国家与民族性，才能被理解和认同。甚至不妨说，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这些社会领域内的新现象，正是复杂性科学在社会领域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复杂性科学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学的研究方法。
在对复杂性科学及其方法的理解与当代运用方面，拉兹洛所倡导的广义综合进化论最具有代表性。广义综合进化论，从进化的动力与形态角度，系统、完整地探究了从物理系统到生物系统，再到人类社会文化系统进化的特点与趋势。其要点正如拉兹洛所说：“在能量流作用下的非平衡系统是靠催化循环圈维持的，由有序动态平衡与非决定性相变周期的交替导致系统有决定性和随机性以及趋向更大复杂性、更高组织层次并带有更密自由能通量和更小熵值的具有统计意义的趋势。”(31)不言而喻，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其理念与思维同复杂性科学如出一辙，因此，它同样可以指导全球学研究。
(三)哲学方法
哲学是对世界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表现出整体性思考、终极性关怀，以及高度抽象性、学理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无疑与全球学研究有共鸣之处。因此，哲学方法也应当是全球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全球学锁定的研究主体是人类，这种类研究当然具有整体性，而无论是全球伦理、全球意识还是全球秩序、全球性，这些追求与价值都指向终极性关怀与思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全球学对哲学方法的运用，尤其体现为对系统哲学的青睐。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这是一个大系统，只能用系统哲学的视角与逻辑去推演、认知。客观地讲，全球学所探究和力图展现的过程与逻辑，正是对系统哲学所关心的过程与逻辑的一个注释。因此，两者的内在关联性不言而喻。同时，系统哲学又与广义综合进化论有血缘关系，它们共同由拉兹洛创建。所以，哲学方法主要是系统哲学的方法，同样是全球学研究的方法。
(四)跨学科方法
现代科学一般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跨学科不仅指上述三大学科各自学科内的诸学科融合与相互渗透，更是指三大学科之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由于全球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或交叉学科，所以，其研究方法必然要求跨学科方法。换言之，无论是单一的自然科学方法，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或是技术方法都难以胜任全球学研究。比如全球性的研究，既涉及地球、生态的全球性(属于自然科学)，又涉及价值、伦理、经济、政治的全球性(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还涉及技术层面政策、方法、机制科学性、可行性的评估。至于具体的全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几乎都需要来自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不同视角的分析与探究，唯此才能整合出较为全面、合理的观点与意见。
跨学科方法的关键是跳出已有学科与知识的界限，从研究的对象、问题入手，从众多学科中博采有益的知识、方法，并通过梳理、叠加、整合、选择，确立适合于自身研究领域与对象的知识与方法。除此以外，跨学科方法还意味着对非学科的关注。也就是说，跨学科方法要关注、尊重尚未被纳入学科之内，但却有价值、有前途的知识与研究视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的需求与实践总是不断催生新的知识、新的理念，而这种压力就使得跨学科方法总是倾向于科学、人文、技术、社会的有机联系与整合，从而把非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也及时吸纳到自身之中。
(五)比较方法
比较方法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全球学研究之所以也需要比较方法，是因为全球学所探究和张扬的全球性、整体性、超国家性、超领土性，是与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地域性、国家性、领土性、民族性等制度、价值与观念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全球性的现象、问题、制度与观念只有以国家性的现象、问题、制度与观念为参照才有意义。同时，也只有通过两者的比较，才能明确两者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认知变动中的人类、转型中的世界。由此可见，比较方法是全球学必须采用的方法。
四、全球学的学科比较与定位
作为一门正在生成中的具有交叉、综合特点的学科，全球学需要审慎地定位，即逐渐厘清自身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在比较中明确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与对象，独特的范畴与话语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自身对相关学科的借鉴与倚重。在这种比较中，与全球学最为密切的学科有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未来学，下面逐一进行比较分析。
(一)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
在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政治的领土化、主权的至上性和国家中心主义既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表征，也是狭义的国际关系学的三大支柱。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的活跃，以及国际关系内容和议题的日益丰富与多样，狭义的国际关系受到反省与质疑，于是出现了反映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世界政治。但是，这种世界政治并未强调世界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对各种国际政治现象的描述，显现出拼盘式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全球政治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它试图克服世界政治的模糊性，强调在世界政治的图景或拼盘里，正在生成一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新政治。这种政治的主体、范畴、框架，以及理念和价值都锁定于“全球性”，从而超越了跨国主义，指向了全新的全球政治。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也在逐渐摆脱狭义的理解，以便回应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带来的深刻变化与转型。
显然，全球学与探索中的全球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与正在生成中的新的国际关系学(或称之为全球政治学)有许多共鸣。首先，两者都坚持以全球的视野和框架审视、分析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所造成的人类新的社会生活现实，把人类、全球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其次，两者都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社会生活(包括现象、关系、价值、制度)的全球性，对传统的以国家性和国家中心主义为标示的制度、理念、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内在的学术与学科渊源。在学科设置和研究方面，既可以将全球学暂时置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之下，也可以把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分支全球政治学纳入全球学。这种无法割断的学术与学科联系，恰恰表明正在构建的全球学要以国际关系学为主要支撑；无论研究对象、内容还是范畴与话语，两者都有重叠和交汇。但是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毕竟不能混同与替代。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向度是研究世界上的多种行为体在国际层面上发生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关系在现实中更多地表现在国家之间，全球政治学仅仅是它的一个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分支。全球学则要聚焦于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全球制度，突出全球主题。况且，全球学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于政治关系，至少文化的、伦理的、哲学的内容与色彩都要强于国际关系学。
(二)全球学与社会学
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和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内容广泛，在其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坚持实证主义路线的社会唯实论和倡导反实证主义路线的社会唯名论两大流派，并以注重社会整体还是注重个人和社会行为为界标，区分为社会学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基本向度。尽管如此，社会学以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为研究主题，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探寻社会发展进程与规律的学科特征和内核则是非常鲜明、毋庸置疑的。但是，正像20世纪70年代前的政治学一样，现代社会学所关注和研究的社会，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社会隶属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社会，社会秩序意味着国家秩序”。(32)现代社会学从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将“国家控制地域”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国家社会，相互之间被隔绝。“他们就像存放到集装箱里那样，被存放到民族国家的权力领域里”。(33)乌尔里希·贝克把这种现代社会学理论与模式称之为集装箱理论。显然，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冲击下，传统社会学必然要超越国家社会，走向世界社会、全球社会。正如英国学者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所说：“全球变迁要求我们必须拓展国家中心主义理论(state-centric theories)，确定新的研究议题和建立大家认可的比较方法。总之，地方、国家和全球的相互依存需要一门全球社会学。”(34)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社会学家，如罗兰·罗伯逊、阿尔布劳、吉登斯、贝克等把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全球，把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提升到全球性，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时代。
当国家中心的现代社会学走向全球社会学时，无疑就与全球学有了互通之处。这是因为两者都以全球、人类为研究对象，都以全球性为价值尺度，都以地方—全球为基本框架，关注全球化时代的新现象、新事实、新关系、新价值，探寻应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论与对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上，两者也有许多重合交织，全球化、全球主义、全球政治、全球文化、民族、宗教、难民与移民、人口、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社会运动、认同、全球社会，仅从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所列的这个《全球社会学》的研究清单就不难发现，全球学与全球社会学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此外，全球学与社会学都是综合性学科，区别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单学科性的其他社会科学，从而在研究视野与方法上也有共识。这一切都表明构建中的全球学要紧紧地依托社会学，从社会学特别是全球社会学中找到灵感与借鉴。
当然，正像全球学不能等同于全球政治学一样，全球学也不能等同于全球社会学。全球学更强调全球变化的政治性，而社会学更关注全球变化的社会性。全球学在范畴、范式和话语体系上更倾向于国际关系学，像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法律、全球治理等范畴都是社会学较少使用与关注的；而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则突出全球社会、世界社会，以及它们的新结构、功能、分层等等。从某种意义讲，全球学像一个构建中的一级学科，而全球政治学和全球社会学可以看作是下设的二级学科。
(三)全球学与人类学
从研究主体上讲，人类学是与全球学最贴近的学科，即把人类本身作为一个研究主体、研究对象，探究人类的本质。19世纪之前的人类学为体质人类学，指对人体进行解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弄清人类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生物差异。19世纪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开始兴起，研究的内容已从人类的体质拓展到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从而形成当代人类学的四个基本分支，即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事实上，这四个分支学科又体现了人类学的两大研究向度，那就是以体质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生物学、生物性研究；以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的人类文化学、文化性研究。由此可见，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也具有综合性。人类学既关注人类整体性的生物与文化进化，又特别侧重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种族的差异性，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实证，包括特殊的田野调查。
由此看来，人类学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贴近全球学，而学科的本质则与全球学相距甚远。因为人类学不关注、也不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的变迁与影响。当然，由于文化人类学的日益发展，其研究内容与成果对全球学中的文化与价值分析也有助益。从学科上看，人类学与社会学关系更密切，这大概也是至今为止，人类学往往与社会学设置于同一系、所的缘由。
(四)全球学与未来学
“未来学，研究人类未来的综合性学科。主要探究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预测按照人类需要所做的各种选择和实现的可能性”(35)。之所以要辨析全球学与未来学的关系，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未来学被过于泛化了，不仅未来学、预测学、未来研究、展望研究不加区别，甚至连后兴起的全球问题研究、全球学也被等同于未来学，或被视为预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尤为明显。当时正值中国全球问题研究启动之际，不少辞典甚至一些专著，都把全球学混同为全球未来学，然而这两个学科是不可以相互替代或等同的。未来学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科技革命为研究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各种选择方案的拟定、前景分析都建立在科技革命造成的社会冲击的基础上；二是以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为研究归宿。它始终关注的是科技革命的浪潮会如何改变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以及人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并对这些领域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而全球学的两个基本点则是：首先，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生成与变化也与科技革命有关联，但全球学研究起点并不是科技革命，而仅把科技革命作为研究的背景，直接扣住关系当代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其次，以改变现实、促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为归宿。诚然，全球学也展望未来，但它更关切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并为改变这些困境、应对这些挑战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对策。因此，全球学不能归结为未来学，更不是预测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个独立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36)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未来学研究越来越从远期未来转向近期未来，从长远趋势预测转向中期实践预测，从而不仅与现实的关系更密切，也在研究内容上与全球学日益贴近。所以，未来学的一些研究视角、结论对全球学同样是有启发意义的。
基于上述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首先，全球学是一个独立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全球学不依附于任何学科，也不是已有学科的大杂烩、大拼盘，有其独特的学科内涵与边界。全球学不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那样的单学科性的学科，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其次，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内在联系最为密切，与社会学相互联系与依托，可以说这三个学科有学科上的渊源与血脉。所以，在构建全球学过程中，必须很好地审视与借鉴国际关系学与社会学，从中获得足够的学科支撑。
再次，全球学与人类学、未来学的关系必须澄清。全球学与人类学、未来学的关系不同于全球学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后者有内在的学科渊源与关联，而前者的联系则缺乏内在的学科共识，甚至包含着误解。全球学所关注的人类与人类学所关注的人类，不能望文生义地加以等同，其研究角度与内容差异甚大；同样，全球学与未来学也因立足点不同难属同一学科。把全球学视为未来学、预测学中的一个悲观主义分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由于全球学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该学科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以治理全球化、全球问题为研究宗旨，坚持问题导向，治理导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学是全球问题学和全球治理学的综合。当我们强调问题向度时，全球学就可以理解为全球问题学；当我们关注治理向度时，全球学又可以理解为全球治理学。而无论是全球问题学还是全球治理学，都是对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现象、关系、价值、制度的思考与回应，都要探究人类作为一个主体的整体性发展的特点、进程与趋势。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阅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曹亚斌、杨昊博士为本文提供材料帮助。文中的疏漏与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①参见亚洲全球学学会官方网站，http://asia-globalstudies.org/what_is_global_studies,2013-07-20.
②参见亚洲全球学学会官方网站，http://asia-globalstudies.org/what_is_global_studies,2013-07-20
③Patricia Campbell et al.,An Introduction to Global Studies.Wiley-Blackwell Publication,2010,p.xviii.
④参见俄罗斯哲学学会官方网站，http://www.gloialistika.ru/,2013-07-22.
⑤[俄]A.N.科斯京：《生态政治学与全球学》，胡谷明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2页。
⑥[俄]丘马科夫：《面临重建的全球化世界》，《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第45页。
⑦匹兹堡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ucis.pitt.edu/Global/about.html,2013-07-22.
⑧[俄]A.N.科斯京：《生态政治学与全球学》，第71页。
⑨[苏]霍津：《当代全球学和国际关系体系的改革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68页。
⑩金哲：《世界新学科总揽》，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5页。
(11)杨斌：《软科学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
(12)Robert Frost,"Global Studies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 Curriculum," Community College Enterprise,Vol.13,No.2,Fall 2007,pp.67—73.
(13)郭长刚：《国际全球学的兴起与中国全球学建构》，《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第38页。
(14)参见亚洲全球学官方网站：http://asia-globalstudies.org/journal,2013-07-20。
(15)参见全球学研究共同体官方网站：http://onglobalisation.com/publications/journal,2013-07-20。
(16)Daniel Chernilo,A Social Theory of the Nation-State: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ity Beyond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Routledge Press,2007,pp.9—14; Daniel Chernilo,The Critique of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Theory and History,Vol.106,No.1,2011,pp.98—117.
(17)Daniel Chernilo,A Social Theory of the Nation-State:the Political Forms of Modernity beyond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pp.9—14.
(18)Herminio Martins,"Time and Theory in Sociology," in J.Rex,ed.,Approaches to Sociology,Rutledge Press,1974,p.276.
(19)[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蒋仁祥、胡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20)[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王生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1)同上，第7页。
(22)[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9页。
(23)[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第264页。
(24)[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25)[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80页；[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6)[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世界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2期，第55页。
(27)[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第291页。
(28)Ulrich Beck and Natan Sznaider,"Unpacking Cosmopolitan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Research Agend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57,No.1,2006,pp.1—23.
(29)[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120页。
(30)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1)[美]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黄觉、闵家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32)[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页。
(33)同上。
(34)[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35)王邦佐、邓伟志编：《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0—661页。
(36)更为详细的讨论与分析，参见笔者已出版著作的相关章节。蔡拓：《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拓：《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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