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条件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挑战_民族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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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以下简称“民理民政”)是我国各所民族院校及民族自治地方内各大专院校特有的一门政治理论课程。迄今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该课程体系由中国民族概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共三大部分组成。综合了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宗教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多种学科的有关知识,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其教学目的是:立足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情,对学生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学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及责任感,提高他们理解和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能力并使之具备必要的理论和政策素养。客观说来,该课程的开设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协调好民族关系的基本施政要求息息相关,是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产物。

西南民院自建校以来就将“民理民政”列为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几十年来,我院始终坚持以课堂教育为主的方式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同时还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校园文化氛围。并且,每年的新教师进入民院以后,都必须进行有关的培训以帮助他们具备相应的理论和政策能力。因而,该课程在我院已逐渐具有了系统性、经常性和制度化特点。同时,适应我院多民族学生的实际和人才培养目标,该课程教学任务的实施事实上还同本院的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我院的特色课程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国内大背景和世界经济与科技激烈竞争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高校的改革势在必行。高校的各门政治理论课均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在民族学院开设的“民理民政”首当其冲地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大学讲坛上是否还应有该课程的一席之地?若仍有一席之地那么是否需要改革?改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课程的设制及课程内容的变化决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及时代的要求。故,笔者对“民理民政”课程有以下几个看法。

首先是关于该课程的开设问题。

“民理民政”是一门建立在若干专门学科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各门政治理论课一样该课程体系及知识结构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指导性和综合性特点。它对受教育者所起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对思想观念、政治方向、理论素养等人的素质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潜移默化方面。因此,其开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党和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的,还不具有纯学术的特点。要体现国家利益,要符合时代、社会、人民的需要。而这些纯理念且抽象的笼统的要求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可具体化在三个方面。

其一,该课程研究对象之一的民族,仍然是当今世界划分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类型之一。两千多种形形色色的民族林立世界各大洲。伴随着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伴随着民族利益与其他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迁徙、流动、分化及融合过程,民族问题不但多种多样而且具有普遍性。尤其是本世纪中叶以来,民族问题的作用和影响足以说明它事实上成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安、政局不稳、经济衰退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前苏联的解体、波黑冲突、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大屠杀、魁北克的语言纠纷、阿以争端、甚至科索沃的枪声……均以其激烈的民族冲突形式震惊了整个世界,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和启迪。众所周知,当今世界需要和平、需要发展,各个国家、地区、民族需要沟通、合作、理解。为此,也需要对现实的民族关系进行合理地调整并对民族问题这一社会性问题给以科学而合理地解释,需要探索良好民族关系形成的条件。显然,这一切需要本身就不可争辩地构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开设的国际条件。

其二,对国内而言:新中国开创了国内各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但是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仍客观存在。而且,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因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及各种社会的、生产的要素的重新组合,在民族之间既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现实生活中,民族之间发展上的差距,民族文化的差异及文化冲突,民族偏见,民族利益集团的特殊要求等等均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今日的中国正日益走向开放,同整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正经历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冷战时代泾渭分明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的对立和斗争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一贯奉行的原则和政治目标并未发生质变。这种国际关系背景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着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之现实。民族主义是建立于民族这一特殊的人们共同体基础上,为谋求本民族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客观地说,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在调整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谋求按本国、本民族实际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动世界格局多样化发展方面都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民族主义若走向以民族至上并盲目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之极端,则必然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障碍。同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民族主义若恶性膨胀,也必将导致民族矛盾。因此,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民族主义常被作为一种最敏感且最有效的政治手段而被作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外部。这是一种以民族分裂肢解多民族国家的肢体,以民族冲突的形式扰乱其国家的稳定和正常秩序,进而使其在内耗中削弱其广袤的地缘政治优势,走向自我衰弱的策略。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观察近年来构成为世界热点问题的民族问题不难发现这一事实。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显然,在当今中国,若立足于中国的多民族构成,民族分布,历史传统等国情基础之上,结合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来看,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国家的统一及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狭小范围。

其三,从民族学院的性质及对大学生自身素质的要求角度看:我国的民族学院是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门人才的摇篮。各民族的大学生是目前我国培养的文化层次和思想素质都较高的群体。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无疑是我国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标准。通过学校教育这一途径,不仅要使我们的学生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要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就是全面的素质教育。而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实际上本身就是我国教育活动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提高他们政治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党史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理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这样几点爱国主义历来是群体团结的旗帜和动力,对个体而言它又是情感、职责、原则和规范,是大学生群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方向,也是这个群体政治素养的基本指向。同时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化程度又直接关系到受教育者将以什么样的文化条件和精神风貌进入21世纪的问题。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最终则是教育的竞争。如果我们的学生缺乏爱国之情,报国之心,即使有高超的技能和专业水平,最终也难以站在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因为这样的发展结果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我们不追求绝对的完美,但却追求德才兼备的有机统一。同样道理,如果我们的各民族学生仅仅具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良好愿望也是不够的。因为朴素的感情无法取代理性的思考。在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巨变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学生必须具备理性思维和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能力,这样才符合现行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才符合国家利益。

显然,“民理民政”课的研究对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具有供学生们学习和探讨的价值,而其价值所在正是它立足于民族学院讲坛的坚实基础。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民理民政”课程及教学确已日益显露出某些不足和缺陷。当它们与整个处于教学改革中的其他教学活动各要素,诸如:课程设置、时间、内容等进行重新整合时,这些不足和缺陷反过来在事实上又动摇着该课程开设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改革才是出路。为此,我们还需要弄清楚的是目前这门课到底面临哪些挑战的问题。

“民理民政”课程目前面临着哪些挑战?

客观地说,在当前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一门课程的内容能否为社会所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发挥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上。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正在于此。近年来,在人们对该课程的评价中,在学生的作业中不时都可以听到,看到若干的批评和建议,要求改革该课程现状的呼声日甚一日。从两年前开始,该课程在学校政治理论课总体要求条件下曾对文、理科的课时作了调整适当减少了课时数。从今年起课时还将进一步减至每个班20学时。这也算是一种改进吧。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调整课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因为在事实上该课程与当今社会发展及教育现状的不适应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具体说来,以下诸方面的现象尤为突出:

一、从“民理民政”课程的开设而言,它最初是为民族学院的培养目标服务的。众所周知,民族学院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50年代初,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了“以开办政治学校与政治训练班,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技术干部为辅”的培养方针。这也是民族学院办学的指导方针。长期以来,各民族学院为配合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政权建设,基本上是以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为办学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当时的各级政治干部而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贯彻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解决各种民族问题是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有人曾形象地把当初的民族学院比喻为“抗大式的政治学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便应运而生。几十年来,这门课程为培养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和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宣传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民族学院的办学方针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其方针演变为:“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而使民族学院在办学模式上由传统的“政治干部学院”发展为正规化的综合性的高等院校。与之相适应,各民族学院的课程及专业设置均作了相应调整,诸如英语、计算机之类的极富时代特色的课程明显增加,课时增加,在教学活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明显地处于优势地位。同时许多专业课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拓宽其专业基础课的范围;学校的生源也更加趋于多样化,毕业生的去向正逐渐面向全国,学生就业后的专业、单位、地区更是五花八门。教育对象实际已发生极大变化,但“民理民政”课却仍然凭“惯性”运作,其结果必然是要出现一些“不适应”症。

二、从学生方面而言,最突出的现象是近年来学生们对学习的价值取向、对课程的选择发生了极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过程开始以来,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相适应,高校一步步向“自费读书、自主择业”方向迈进,从而决定了学生对待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日益现实化,讲究实际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近年来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现。从认识论角度看,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并得到人们的共识。与此相适应,高校中理、工科类的各门学科普遍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一些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的各类应用性较强的,诸如公关、法律、外语、市场营销、大众传播等课程也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各门政治理论课程普遍不景气,有的甚至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因其政治理论课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自身的知识结构不可能在讲究实际的社会中,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也不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不象外语或计算机那样具有普遍地实用性。因此,它在高校讲坛上的地位受到挑战便不可避免。其实尽管从理论上讲,包括政治理论课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人类知识体系的两大类别,都是人类认识、改造世界和发展人自身的杠杆。只是二者的分工不同而已。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规律和自然力,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但它本身却不具有由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机制和动力。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对人类活动进行组织、管理,为人类提供调整或改变社会结构的理论或方法。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供组织、管理、法律等必要的社会条件。它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正常发展所必须的理想、精神方面的内容。与科技产品相比,社会科学的价值难以量化,甚至无法量化。以本学科来说,如果说不同民族观的理论及其实践的价值有多大,那么从纳粹对犹太的迫害、从苏联解体,波黑内战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中便可得知其反面效应;无数条生命的消失,无数家庭的破裂,无数家园化为灰烬,无数财产损失……显然在这类问题上,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实用主义和功利色彩来看待各门政治理论课程既不科学,也不公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理论上的种种论证毕竟不能取代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薪金等现实,同时,这些现实因素的实现本身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而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像“民理民政”这类课程在学生的选择中必定不会形成热点,甚至情况可能更糟。显然,课程设置与学生的选择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

从课程内容及教材来看:“民理民政”还面临着来自自身学科体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中民族问题这一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诸多现象,在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民族与国家等方面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同时在理论的先后顺序上基本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理论思想构画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成为人类思想史上一个认识有关问题的经典学派,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民族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并已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此再次转变成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揭示的就是这样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过程。不可否认的是,该课程的若干基本原理在人类思想史上实属不朽之作,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这也是它具有顽强生命力之原因所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世界、整个中国都在变化。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方面出现了许多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给现代人在有关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和“怎么办”。现在社会中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等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现象,甚至大大超过了马恩时代,已有的这一切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在的答案。基本原理与现实的结合度弱,是目前该课程结构及教材的一大缺陷。这是其一。其二是当今中国已日益走向开放,面向整个世界,国际间的联系交往日益密切,出现了一系列带有更为普遍性的诸多涉及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现象。而该课程及教材整个知识框架却难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不能很好地解答诸多“为什么”和“怎么办”。我们的教育对象是跨世纪的人才,这一大学生群体相对而言思想敏锐,知识面较宽,求知欲强,敢于向传统挑战。但同时,他们的价值观也多种多样,认识上的多元化倾向明显存在。因此,他们在教学活动中不但敢于且善于提出问题,他们崇尚科学厌恶说教,他们对当前教材和现状,尤其是传统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过大,内容浅薄,缺乏人文精神等现状不满,对现实中一些问题不能够得到合理解答而困惑不满,对理论和政策上难以回避且又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提出种种质疑。显然,通过教材所反映的一门课程内容陈旧且与现实又距离较远,在当前急速变迁的社会发展阶段,实难有明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客观地说在这一点上,很难将学生的重视度低怪罪于受教育对象是受功利色彩影响所致。

最后,教师的素质、教学方式方法也面临着挑战。不可否认,我国任何一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点。从理论上讲这也是社会主义人文教育所必备的传播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的基本要求。因此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政治课教师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具备向学生“授道”的起码条件。同时,政治理论课又是以人、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本身也是一门学问,这就又决定了教师自身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的高度,从而才能实现对学生的“授业”“解惑”。再者,人们普遍承认,高校教育具有综合性、学术性、人文性特征,它既要培养各类高层次管理人才,学校本身又是研究学问的学术机构。这就决定了高校教师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教学与科研要相辅相成。教学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讲坛是一块庄严而圣洁的乐土,而教师本身则是传播科学文明的使者。教师为学生“授道、传业、解惑”本身又是一门艺术,其中饱含着若干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乐趣。但是,如果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陈旧、老化,知识面狭窄、自身的思想观念僵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教学方式单调、呆板。那么同样会影响教学质量,减少对学生的吸引力。《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在各门政治理论课中,尤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而从某个角度而言,更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教学中“难点”较多,有的现象很难从纯学术角度进行讲解。恪守“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是我们的原则。教师自身要具有在科学上的探索精神,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应该有平等的争论。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要真正保证该课程的一席之地,要真实地使学生有所收获,教师质量的提高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是当前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怎么改”?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基本上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说就已经给“民理民政”课的改革奠定了前提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也是当前我们所谈改革中最现实且有一定难度的问题。道理在于:目前任何课程面临的改革都很难真正解决现存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包括体制、人员、薪金、岗位、政策要求、学校特色等多种因素在内的问题,局部的变动也往往要牵一发而动全局。“民理民政”虽有充分地开设理由,但它的改革要涉及到对学生、教师、教材等方面的制约因素的触动,这决不是教师自身所能解决的。故就目前看来,笔者认为我们是否可在以下几方面作一尝试:

第一,考虑到目前学生在专业课、外语、计算机等学科上所需时间、所花费精力较多的实际,可以适当减少本课程的教学时间。但是对“民理民政”这样一门涉及面宽泛的综合性学科来说,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像过去那样系统地传授该课程内容的时间条件。为此,该课程的授课方式也必须作相应调整。相比之下,若采取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授课从理论上讲也许更能保证该课教学的质量并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因为专题与专题之间并不意味着内容和体系的割裂,甚至完全可以实现一种有机的联系;专题讲座可以避免与中学时代的政治理论课以及与大学时代的其他一些政治学科中部分内容的重复,提高学习效率,节省时间,减少学生负担;专题讲座也可以在目前若干热点问题上加大力度,突出其教育、解惑的功能,并且在质上进一步深化;通过专题讲座还可以更为合理地在有限的几个教师中配置教师的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发挥教师在某个知识领域具有的优势,减少教师的备课负担并在质量上得到保证。

第二,在目前该学科体系的“三大块”式前提下探索这三者之间更为合理、科学、有效地知识配置。民族、民族关系、民族问题这些本学科所涉及的对象不但自身作为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都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有自身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特质性内容,而且也都是人类社会这一大系统中的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必须置于人类社会广阔的背景之下来进行。因此,该课程的知识结构面临着在范围上进一步与国际、国内的有关现象、新情况、新问题紧密结合的需要,存在着体现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科的发展需要,还存在着使其政治性与学术性紧密结合的需要。注重以上种种“需要”的实现无疑是显示该课价值的若干个环节;突破原有教材内容的范围,增加可比性、学术性,确立其鲜明的学科形象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从学术价值上说,民族研究也是民族学院的特色和优势所在,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构成国际社会的“热点”现象,国内其他一些高校正在敏感地关注这一领域,甚至涉及这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动放弃自己的优势?

第三,从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角度考虑,我们应清楚看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的结合趋势,使其日益与政治学、政策学、民族学等学科联系更为密切。而且这些学科自身也日益注重自身的发展。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民族政策是党和政府的“产品”,民族学是揭示民族共同体现象的基本学科,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考虑到当前党和国家的施政质量,考虑到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我国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我们都有更多的理由研究施政、研究政策科学,研究如何保证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政治目标。为此,笔者认为在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设置上,应考虑到某些专业知识结构的需要,可以将该课程作为必修课来开设,诸如行政管理专业要研究“公正政策”,而民族政策是其组成部分。(在北大,其社会学研究所、国际政治学,都开设得有相关的民族问题和政策研究课程),同时,考虑到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学位层次上,已有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点,其生源要来源于本科生,但日前我们的授课时数及讲授内容又明显不具备考生应有的知识量,为了能向硕士点输送人才,笔者建议可以在我校本科阶段将该课程纳入公共选修课范畴,为有志者及有兴趣者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应该看到这种优势目前仍仅仅存在于不多的几所民族院校。

第四,在课时减少且加大内容深度和广度前提下,应考虑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扩大学生阅读面来弥补授课的内容缺陷。为此是否可以重新梳理出本课程的阅读书籍,选择一些既能反映学科特色又能反映有关社会现状,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学术性的经典选读及其他代表作,通过一定的学习机制鼓励学生,甚至保证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在读书中增强对有关问题的了解和分析,扩大知识面,以保证在教师的指导下达到教学目的的要求。客观说来,教师填鸭式的“满堂灌”授课方式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求。若要教师不“灌”,则必须保证学生要读、要想,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弱化,教学效果又该如何判定?知识的获得又该通过什么渠道?鼓励学生多读书多积累应该说是增强教学有效性的重要内容。

教学改革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挑战与机遇并存。正视挑战是接受挑战的开端。对“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我们并不期望要人为地抬高他的身价,仅仅是想公正、科学而又合理地将其作为一门与现实结合紧密的社会科学继承和发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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