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经济运行中凸显的深层次矛盾及化解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经济运行论文,矛盾论文,机制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上半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凸显的时期，如果说深层次矛盾概念的提出令人关注的话，那么，深层次矛盾的凸显就让人忧虑。关于深层次矛盾的概念，我国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归纳起来看，我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是指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是经济运行各环节矛盾的根源，而经济运行各环节的矛盾是生产和消费矛盾的具体表现形态：在生产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集约型经营和粗放型经营的矛盾；在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在交换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产出和市场容量的矛盾；在消费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消费力或购买力与消费需求的矛盾。可见，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是经济运行各环节矛盾的实质或根源，而经济运行各环节的矛盾是生产和消费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各环节矛盾之所以不断拓展，经济运行也受到种种干扰，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早已严重失调。
一、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在近期日益凸显
近几年，我国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充斥经济运行的各环节，而最为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1.商品严重积压，企业经营普遍困难。1998年以来，我国企业产销率持续低下，商品积压日益严重。2002年，由多年累积而形成的过剩商品相当当年GDP的40％，2003年仍然如此。2004年，在“投资过热”的刺激下产销率有所上升，但仅限于钢铁、水泥、建材等部分生产资料产品，大多数工业消费品积压依然严重。今年上半年，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分析，供过于求的矛盾“整体呈现加剧趋势”[1]。这是对当前市场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其含意是，商品过剩已从消费品工业迅速扩大到整个生产资料工业，即便畅销的钢铁等产品也呈现过剩。由商品积压或过剩而产生的后果有二：一是资源耗费过多，成本上升，企业利润增长受到制约；二是物价连年走低。1998至2003年六年间，消费价格指数有三年为负增长（1998年为－0.8％，1999年为－1.4％，2002年为－0.8％）；三年为正增长，但程度有限（2000年为0.4％，2001年为0.7％，2003年为1.2％）。2004年物价呈回升之势，全年增幅为3.8％，但今年物价指数增幅又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上升2％。这表明，几年来物价波动的总趋势是走低，是在经历多年通胀后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虽然不宜称之为通缩，但它却预示着，不但经济运行面临商品市场非均衡的困扰，且众多企业不得不承受成本和物价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投资前景黯淡，企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
2.信用资金存贷差持续扩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步履维艰。当前，信用资金过剩主要表现为银行存贷差的扩大。银行存贷差是1998年开始出现的，当年约为8000亿元，此后四年间以年均7000多亿的规模增长，到2002年底银行存贷差已达近四万亿元，相当当年居民储蓄存款的近40％。近两年则以近万亿元规模增长，2004年底达到六万多亿元，相当当年居民储蓄存款的50％以上。信用资金过剩是由产能过剩所导致，是资金运行中的一个常量。尽管每年投资都在增加，过剩的资金供给也不能被当年投资需求所化解，更不为资金市场所包容。因而，其规模必将越滚越大。货币资金的闲置和沉淀，是资金的最大浪费，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经营成本，其利润增长自然受到严重制约。再加上不良贷款长期居高不下，众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都难以承受。
3.粗放式经营泛滥成灾，资源、安全和环境承受着更大压力。粗放式经营多年来为人们所密切关注。尽管如此，近年来却泛滥成灾。其后果有三：（1）资源耗费过多，浪费严重。这在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为石油出口国，但九十年代以来已从石油出口国渐变为进口国，从少量石油进口迅速扩大到大量石油进口，如今每年石油进口量已占全年消耗量的约40％。经济高增长是带动石油需求量猛增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迟缓，粗放式经营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反而泛滥成灾。眼前我国石油消耗量仅次于美国，可是我国以GDP表示的总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8。与石油相类似的还有铁矿石。铁矿石是钢铁生产的重要资源，同样，由于生产耗费过多，其供给多半依赖进口。铁矿石的消耗量和进口量之大，曾一度拉动国际市场价格发生巨大波动。其粗放经营所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2）厂矿事故频发， 生产安全受到严重影响。这以煤矿安全最为典型。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但多数厂矿（不只是民营煤矿）疏于经营管理，技术陈旧，粗放式经营，这是厂矿事故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3）包括空气、水资源在内，城乡环境的污染异常严重。
二、生产和消费间矛盾凸显的成因
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不但集中反映于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与资金市场），且凸显于生产过程。但其成因却只有一个，即长期实行投资扩张政策。投资扩张，一方面导致市场容量难以扩大，商品严重积压或过剩；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产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大体上说，我国投资扩张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92年至1995年：信贷型投资扩张。投资率是投资扩张力度的标识。仰仗银行的贷款，这几年投资率急速上升，1992年为37.3％，1993年为43.5％，1994年为41.3％，1995年投资增长率虽有一定程度下降，但投资率仍高达40％以上，为40.8％。在宏观调控下，1996年经济运行实现了“软着陆”，但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在“软着陆”的过程中不断扩展和蔓延。1992—1994年，随着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上升，总需求急剧扩大，通货膨胀便接踵而至。单是两位数的高通胀就持续三年（1993—1995年）之久。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市场疲软已开始显现，一方面商品供给明显过剩；另一方面虽然物价总水平仍居于高位，但物价涨幅已有缩小。1995年以后市场疲软继续蔓延，于是经济运行各环节的深层次矛盾开始集聚并凸显于市场。正是从此时起，商品过剩与经济增长结下了不解之缘。
2.1998年至2002年：国债型投资扩张。鉴于“软着陆”后经济运行迟迟难以“起飞”，又考虑到过多地发行货币有再次造成通胀的危险，于是在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财政亦相当困难的情形下，以大量发行国债和增加国债投资的方式来拉动经济运行。这五年发行的国债总计为9100亿元，与国债投资相配套的信贷资金，大约相当于国债资金的4倍。五年中，有两个年度消费率有轻微上升，但总的来说，投资率仍处于高位。（见下表[2]）
年度消费率(%)投资率(%)
1998 37.4 58.7
1999 37.1 60.2
2000 36.4 61.1
2001 38
59.8
2002 39.4 58.2
虽然增加国债投资为抑制当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发挥了作用，但由此而造成的后果，也值得密切关注。不仅商品积压、过剩严重，且市场物价也从历来上升改变为连年走低。商品过剩已达到不光是企业，且市场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为什么投资扩张先是导致高通胀，又造成商品过剩呢？投资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一是提供产出，为市场增加供给；二是引致市场需求，但主要是生产性需求。在经济运行中投资引发需求在前，带来供给在后，前后时差的大小由投资规模和结构及投资周期的长短决定。投资拉动的要害在于，在投资和消费间，只重视投资在扩大即期需求中的作用，至于它在提供产出时所增加的供给，能否为后续时期市场全部包容，似乎不重要，也不予考虑。市场能否包容由投资扩张所增加的供给，归根到底取决于当时和后续时期消费的增长。因为消费需求是原始需求，生产性需求为派生需求。生产性需求不但由消费性需求引致，且是以消费性需求为转移的。但投资扩张经常以挤压消费为手段，投资拉动的过程越长、力度越大，消费增长就越为缓慢。所以投资扩张必然先造成高通胀，而在高通胀消退后，紧接着到来的就是市场疲软和商品过剩。商品过剩必然引致资金过剩。因为，商品过剩的背后是生产能力过剩，而生产能力的过剩必将抑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储蓄率也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形下，资金过剩的出现也是一种客观必然。
3.2003年和2004年：市场型投资扩张。如果说前两次投资扩张是政府行为，那么这一次投资扩张是市场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投资和消费均须置于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调节之下，投资和消费的具体比率也是由市场调节而成的。但一个阶段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间市场自发势力异常强劲，其投资一再突破宏观调控的两道闸门（土地和资金），以至于造成又一次投资扩张。投资的领域属于低水平重复投资，参与的主体为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并得到局部金融机构的大力相助。所以此次投资扩张，可看成是市场型投资扩张。2003年投资率是42.3％，已接近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
市场型投资扩张所造成的后果也比较严重。投资扩张经常伴随以粗放式经营，但在实行信贷投资扩张时，人们所关注的是通胀的高低，为平抑物价，粗放式经营及其造成的某些不良影响，似乎是可允许的。在实行国债型投资扩张时，粗放式经营的领域迅速扩大，几乎涉及各种制造业，当即为宏观调控所制约。不过，当时主要是出台了一些政策，如提出经济增长方式须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转变。但因为人们的生产理念难以转变，更缺乏有力的政策措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却年年无果而终。正因为如此，市场自发势力得以扩展和壮大，盲目致力于扩大投资。当市场自发势力得势之时，借助投资扩张，粗放型经营已遍及工业、建筑、采矿、交通等领域，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也不仅仅反映在市场上，更多地则是汇聚于生产过程。如此看来，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资源呈现短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安全事故接连发生等问题一个个接踵而至，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生产和消费间矛盾的化解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要化解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是不够的。如，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目前调控经济运行的两项基本政策要求，显然二者皆有利于生产和消费间矛盾的化解。但若要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就必须具有相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不但增长方式难以转变，亟待调整的经济结构也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要化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基于历史经验，不可再搞投资拉动，而必须着力启动消费。以前，我们也实行过启动消费政策，但因力度不足，异常严峻的市场形势并未改观。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又将将重点转向投资拉动。虽然是事不得已，但它同时却为市场自发势力的兴起和投资扩张大开了方便之门。因此，要成功地实行消费启动，就必须构建与之有关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消费启动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也是宏观调控可否取得成果的关键。与消费启动相配套的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有：
1.总需求以国内需求为主，内需和外需协调适应的机制。最近三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陡然上升，2004年竟高达70％以上。这意味着经济运行高度依赖外需，内需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被淡化。不仅外贸摩擦激增，更为重要的是，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国内经济运行是对外经济运行的基础，而对外经济运行则是国内经济运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继续或延伸。扩大内需是实行消费启动的前提条件。根据国内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运行间的联系，当前应立即构建内需和外需相互协调的机制：总需求的形成以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主，外需则处于从属地位。
2.以消费带动投资，投资和消费相互协调的机制。需求是经济运行的唯一动力，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具有不同的性质。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的原始需求，而投资需求是派生需求，是以消费需求为转移的；基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特性，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无限的，投资需求不具有这种属性，它由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决定，是有限的。因而，消费需求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中消费需求所占的份额约为75％。
根据消费需求的性质和地位，应重视构建以消费带动投资增长及投资和消费相互协调的机制。根据历史经验，消费率波动的适度区间为60％至65％，而投资率的波动应介于30％至35％之间。净出口也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要素，净出口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率，应由消费率和投资率二者共同调节。
3.以市场容量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过去多年间，调节产出只重视资源的投入，而漠视市场容量对产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由此造成的后果，一是在生产领域高产出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三者并存，二是市场上供求失衡。其实，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社会资源的投入多少，且决定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因为有资源投入必然会带来产出，但产出必须为市场所包容。不为市场包容的产出虽计入GDP，但它却带来商品过剩。这样一来，经济增长便含有一定的水分和泡沫，并不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应由可动用的资源量和现有的市场容量共同决定。因此，应重视市场容量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并构建以市场容量扩张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这一机制的运行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先是市场容量的扩大，引导产出增长；然后是产出增长，吸纳更多的资源投入。这两个阶段相互联结、不可分割，其顺序也不可颠倒。
以市场容量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以资源投入决定产出的传统模式相比较，具有如下明显优势：供给和需求易于达到平衡——商品既无短缺，也不会出现过剩；资源可获得有效利用，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的现象也将大量减少。这些都有助于实现经济既快速又平稳的增长。
4.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按照西方经济学中的收入恒等式[3]，收入来自产出。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一向相当缓慢，经常落后于产出增长。改革以来，收入分配关系虽几经调整，但始终未摆脱低收入政策的限制。这是导致居民收入近十几年来增长缓慢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今日，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也是不看好，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相当高。消费需求长期不旺、市场持续疲软、市场容量一再制约产出增长，这些现象都是产出和收入相互脱节、关系失调的反映。所以，必须着手理顺产出和收入关系，构建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
主张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并不是说，无论经济运行的状况如何，收入增长率都要等于经济增长率。因为经济运行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经济增长率还是收入增长率，都是各有关因素相互关联、促进和制约的结果。所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是不会等速的，有的年度收入增长率稍高一点，有的年度经济增长率稍高一点。但在一定时期（比如五年），收入增长率既不可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率，更不可大大超出经济增长率，二者应是比较接近。
5.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目前“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依然严重。问题在于：农村经济增长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并且承担过重的税负。工业包括现代工业是长期依靠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而发展起来的。面对多年间陷入困境的农业，现在是到工业反哺的时候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应由如下要素构成：增加用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投资，给农民工以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和岗位，减轻农民的负担等。这些既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也为实行消费启动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