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南北关系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新变化论文,关系论文,试析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概括了具有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他说，“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此，南北关系这一概念便在我国正式而广泛地使用起来，并把它作为一个经济概念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同时把南北关系定义为大部分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大部分位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关系。（注：参见冯特君《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第3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畅征《第三世界政治与经济》第35-36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冷战结束后，虽然以苏联东欧为主要角色的东方已不复存在，但和平问题仍是当代世界的一大主题，南北的发展问题也仍然是与和平问题并列的另一大主题。然而，今天南北关系的内容随着冷战的结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本文将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关系已不仅仅是个经济关系，而是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各种关系的综合
南北关系即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与位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南北关系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殖民统治时期。那时，现在的南方国家多是现在的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二战后，南方国家逐步获得了政治独立，成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们与北方国家的关系具有了真正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性质。但是，在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格局中，势单力薄的南方发展中国家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为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它们选择了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并与北方发达国家的干涉、控制、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然而，经济独立不容乐观，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北方国家主导、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南方国家单一的经济结构、依附型的经济关系、弱小的民族资本面对国际经济旧秩序显得软弱无力。其经济的落后和脆弱，随时都有葬送政治独立的危险。在与北方国家的斗争中，1955年召开了万隆会议。这标志着南方国家整体意识的形成。从此，它们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60年代中期，南方国家开始了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南北经济矛盾和斗争被提上相互关系的议事日程。7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1973年的石油斗争，显示了南方国家团结斗争的巨大威力，提高了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80年代南方国家围绕着初级产品、债务、资金技术等问题与北方国家展开了艰难的斗争。
从南北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南北关系不仅仅是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独立后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东西关系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平问题成为世界政治的头等大事，而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南北政治关系也受制于东西方的争夺，处于从属地位。
冷战结束后，南北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意识形态和安全、军控的重点由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中的矛盾凸现出来。表现在：
首先，北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向南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人权维护。欧盟提出援助应以促进这些国家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凡达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会受到停止援助的惩罚，甚至是经济制裁和封锁。美国对古巴长达近40年的经济封锁，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给古巴造成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的不义之举，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多次谴责。从1992年至1999年，联大已8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1989年12月，欧共体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第70页。）从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第71页。）
西方把“人权”、“民主化”、“多党制”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敦促南方国家实行“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为保障“人权”，它们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预。美国1989年12月出兵巴拿马，擒拿诺列加，其借口之一就是说他实行独裁、违背人权。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实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空袭，对这个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实行了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种种谎言已经被他们在南联盟领土上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彻底揭穿。它们的所谓“人权”、“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二，利用大众传媒和发达的信息网络，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促使南方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美国的“美国之音”、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其目的就是力促南方国家接受北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心理战，挑起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情绪，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使其倒台。如在海地危机中，美国不仅通过英特网大量传播亲阿里斯蒂德的传单，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且通过电子邮件把有关信息送到每个有个人电子计算机的军政领导人的手中。
第三，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西欧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他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时期，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经成为以政治经济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的综合。今后，南北政治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要施威，而且还在于北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还会肆虐，更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
冷战结束后，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政治领域的矛盾日益凸现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1998年的8年中，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4%，南方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受到威胁。冷战后南北经济矛盾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问题上：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后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1994年的48个，占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在1976年，瑞士比莫桑比克富52倍，到1997年，增至508倍。人类20%的富有者消费着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人口1/5的最穷者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3%。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第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曲折。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主权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南北对话由于美国的阻挠陷入僵局后，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毫无进展。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更使它不可一世。它很难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做点什么。因为这种旧秩序不仅是它今天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础，而且是它今后维持领先地位的前提。事实上，南方国家在经历了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击之后，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自己的途径——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以及与北方国家进行跨区域对话与合作。但这些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相距甚远，而且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全球性南北关系的减弱，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难。
2000年2月，在曼谷召开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十届大会。大会通过了《曼谷宣言》和《行动计划》两份重要文件，取得了积极成果。它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愿望；要求发达国家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减少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开展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等。但这些纸上的东西能否兑现，还有待观察。
第三，南方债务负担有增无减。1988年南方国外债总额为13750亿美元，1996年增至210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5.8%。拉美和非洲地区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拉美不仅数额大，而且增加快，1990年为4080亿美元，1997年达到6600亿美元，增幅为61.8%。非洲是增加快，且负担重，1989年为2500亿美元，1998年增至3501亿美元，占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65.5%。债务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南方国家的债务已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威胁着债权国——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90年代以来，北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措施，缓解债务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从1988年6月的多伦多会议到1999年6月的科隆会议，曾多次谈论过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唯有科隆会议看到了一点实际内容。七国同意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免除债务700亿美元，预计有36个国家有望从中获益。所免除的这些债务既包括它们欠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也包括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在700亿美元的债务中，前者占500亿美元，后者占200亿美元。而700亿美元的债务仅占目前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的2.8%。
第四，北方发展援助远未达标。根据《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定，到1980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是，目前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北方国家远未达到它们所承诺的指标，而且出现了下降趋势。1997年，经合组织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498亿美元，比1996年的579亿美元减少了14%。在1992年到1997年的5年间，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并按固定汇率计算，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了20%以上。1992年，它们提供的官方援助相当于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33%，而到1997年已降为0.22%，大大低于0.7%的目标。其中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援助额最低，只有0.09%。90年代以来，国际资金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投资总额的80%为北方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投入南方的资金不到20%。而且资本流动出现了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回流的情况。国际资金流向受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外汇市场剧烈动荡的影响，对南方国家吸收资金、发展经济极为不利。南方国家因援助减少并陷入还债困境，使缺少发展资金的状况更为严重。
第五，南北贸易权利极不平等。两极格局终结后，冷战变成了商战。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战场上，数额巨大，争斗激烈，但条件比较平等。在南北战场上，数额较小，条件不平等，斗争残酷。占全球人口20%的北方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拥有14%和18%的份额，其中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其出口额仅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0.4%。即使如此，它们还遭受到发达国家的种种歧视、排挤和限制。北方国家的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措施不断增加；挤压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农产品补贴额越来越多，南方国家的农矿产品与北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比10年前更加恶化了。南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贸易逆差比70年代高出3个百分点。对于最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过去的整个90年代是不平等的、贫困的10年，是越来越边缘化和被排挤的10年。据统计，由于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贸易、劳务、金融体制，南方国家每年蒙受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所获得援助的10倍。
目前，北方国家以非关税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美国等北方国家借助反倾销保护国内市场，坚持将经贸与人权、民主、劳工条件、环保等问题挂钩；美国还以最惠国待遇为武器，迫使南方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特别恶劣的是美国还以国内法为依据，挥舞所谓“超级301条款”的大棒对南方国家进行威胁和报复，甚至通过什么赫尔姆斯——勃顿法来制裁它国。
第六，环保问题日益尖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列为《21世纪议程》，并与发展构成一个整体，从而拉开了环保时代的序幕。环保问题由此也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北方国家强调环境优先，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近年来，它们空前重视环保产业（亦称绿色工业），视其为朝阳工业。与此同时，它们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南方国家，并不给予南方国家资源消耗应有的补偿和维护。南方国家认为，北方国家是全球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主要制造者，南方国家则是主要受害者。南方国家强调发展优先，通过发展，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同时重视环境保护，以促进环境与发展的和谐，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此，南方国家要求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关注北方国家的“污染转移”，要求它们提供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转让和环保技术转让。
上述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并会制约南北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些矛盾的存在也能成为加强南北对话，实现南北合作的契机。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北方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以及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开始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
三、南北关系冲破了相对单一的经济内容，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跨区域南北关系正在加强，全球性南北关系逐步削弱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南北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南北矛盾斗争一面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则是在矛盾和斗争存在的同时，依存与合作的一面出现发展的时期。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南北关系的深刻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了各种纵横交错的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南北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促进了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
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因素已成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南方国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北方国家着眼于未来，增强自身实力和与它国的竞争力，不断调整对外关系，以求在未来多极格局中成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这为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国家间的经济政治联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这三类集团不仅需要内部合作，而且需要集团间的合作。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各个集团，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债务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毒品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已超出国界，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南北合作已不仅仅是个经济合作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使南北关系冲破了相对单一的经济内容，而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但经济问题仍是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南北矛盾最集中的体现。
正是在这两大趋势的推动下，进入90年代以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热烈气氛洋溢在南北关系之中，北方国家争相发展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南北区域性对话与合作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亚洲，美国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于1993年倡议召开了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随后形成了一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固定模式；日本以亚洲作为战略依托，加紧了对亚洲市场的开发；西欧大国，竞相与亚洲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欧盟15国与亚洲10国在1996、1998年两次举行亚欧会议，共同探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问题。
在拉美，美国1990年提出了以加强贸易、改善投资条件和减轻债务负担为支柱的《开创美洲事业的倡议》，以图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1992年美、加、墨三国领导人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199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正式诞生，而且宣布建立“一个半球自由贸易区”。1998年4月，美洲34国（除古巴外）在圣地亚哥举行了第二届首脑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承诺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关税，最终建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欧盟也不示弱，1999年6月29日，欧盟15国与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隆重举行了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声明》和《行动纲领》，会议强调，欧盟与拉美国家要进一步加强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也在力图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在中东，美国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取得了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93年签订了奥斯陆协议，199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后来，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1998年，在克林顿的亲自督导下，内塔尼亚胡与阿拉法特签署了《巴以临时和平协议》。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欧盟—地中海会议，力图通过发展贸易，提供援助，建立环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加强了参与中东事务的力度。
在非洲，由于苏联的解体和法国的行动一再碰壁，美国更加显露了它在非洲的扩张热情。1997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了一项促进非洲国家对美国出口和促进美国对非洲的私人投资计划，宣布1783种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1997年第一夫人希拉里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后访问了非洲。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克林顿总统出访了非洲5国，这是美国总统近20年来首访非洲，随行者有900多人。他在南非宣布，将免除“最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的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约16亿美元，其目的是要“建立跨世纪的美非新型贸易伙伴关系”。1999年2月18日，46个非洲国家的部长与克林顿签署了长达13页的文件，勾画了“21世纪美非伙伴关系的蓝图”。
法国一直保持着与原非洲殖民地的特殊关系，它同22个非洲国家有军事合作协定。法国外长韦德里纳针对美国的行动宣称：“法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撒手不管非洲事务。”1998年6月25日至30日，希拉克总统访问了非洲英语和葡语的四个国家，这是他1995年出任总统以来第9次出访非洲。同年11月底，在巴黎举行了第20届法国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有49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代表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既有讲法语的非洲国家，也有讲英语和葡语的非洲国家。法国在会上推出了它的“新非洲政策”，即从“非洲宪兵”到“倡导和平”。希拉克强调指出，法国始终是非洲国家的热心伙伴。1999年12月上旬，在巴黎召开了第20届法非首脑会议后续会议，参加国由49个增加到52个。
在南北关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95年11月4日，欧盟15国与非、加、太地区的70个国家签署第四个洛美协定修改议定书，使应于1990年2月生效而迟迟未付诸实施的第四个《洛美协定》重新启动。该议定书决定，在1996年至2000年间，欧盟向对方提供133亿埃居的财政援助。1999年底，欧盟与71个洛美协定国达成临时协议，将于2000年内举行会议，确定新的援助与贸易计划。
尽管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热烈拥抱”和握手，隐藏着北方国家为自身利益竞相争夺南方国家的野心，但上述事实表明，世界相互依存在加深，北方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随着南北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21世纪初将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等四大经济板块。每一个板块中既有北方国家，也有南方国家，这标志着南北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全球性南北关系将会逐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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