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潮流与中国图书情报教育改革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图书论文,教育改革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为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90年代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人才需求与图书情报教育深化改革研究综合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文章回顾了图书情报教育发展简史，针对美国图情教育界的“关门”风和中国图情教育界的“改名”潮发表见解。在中国图书情报教育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中，论述了图情教育改革的导向，构建“信息管理学科群”，以及设计面向21世纪的信息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等问题。
一 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潮流和趋势
21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在这世纪之交，回顾图书情报教育的走向，瞻望图书情报教育的未来前景，必将极大地增强图书情报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坚定深化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1 历史的轨迹：图书情报教育发展进程的简要回顾
世界上正规的图书情报教育的历史，一般认为应从美国图书馆学家麦尔维尔·杜威（Melville Dewey）1887年创办哥伦比亚图书馆经营学校（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算起。一个多世纪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规模、层次和水平均得到空前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知识积淀增厚，学科地位由潜到显逐步上升，跻身于世界学科之林。图书情报教育既是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又是图书情报事业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图书情报教育为图书情报事业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为事业发展注入活力，以此推动图书情报事业蓬勃发展。
我们可以这样来大致勾勒图书情报教育演进的历史轨迹：从单一的图书馆学教育起步，历经19世纪末（1887—1900）的萌芽阶段、20世纪初（1900—1923）的发展阶段和20—50年代的改革阶段；从60年代起，与新兴的情报学教育相融合，步入图书情报教育大发展的高潮阶段（60—70年代）；80年代世界图书情报教育进入停滞、调整的回潮阶段；进入90年代，图书情报教育危机几乎成了图书情报界一个司空见惯的字眼。
在图书情报教育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一些重大事件和转折，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与当时图书馆学教育专家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相一致。图书馆学教育的创始人杜威本人就是“实用派”图书馆学大师，他的图书馆学教育主张是强调图书馆业务技能的训练。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办的图书馆学院校均采取此类办学模式，所授课程突出技术性。
从单纯的技术培训转向注重图书馆学理论教育，始于著名的“威廉森报告”。20年代初在卡内基公司的资助下，威廉森就图书馆人才培养问题开展调研，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改进图书馆学教育的建议，指出图书馆学教育应注重理论培养，把重点放在专业教育而不是职业培训上。此后，卡内基公司出资建立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在图书馆学教育界独树一帜，高扬“理念派”大旗，并陆续出现了巴特勒、谢拉等理论大家，开创图书馆学教育的新局面。
在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情报学的崛起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融合。情报学兴起于50年代，她是在图书馆学母体上生长的新兴学科，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极为密切。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教育一体化，从60年代起一直是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主流。196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学院改称图书情报学院。截至1990年，在美国60所被正式认可的图书馆院系中有53所院系名称中融入“Information”字样[1]。情报学的介入，对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带来巨大冲击，情报学方面的课程所占比重增加，改变了图书馆员的知识结构。情报学在与图书馆学相融合的同时，还以其惊人的渗透力向其他学科领域拓展，出现了若干新兴的分支学科，诸如情报（信息）经济学、情报社会学等。现代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信息化的加剧，将使情报学更具生命力。
中国图书情报教育的历史，始于本世纪20年代。1920年韦棣华女士创办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是为中国图书情报教育的发端。由于该校的创办人为美国图书馆学家，加之我国早期的图书馆学家多数留学美国，因而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更多地受到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解放之前，我国共出现5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除文华图专以外，还有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5）、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1928）、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1941）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47）。解放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平缓期，在全国高校中只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设有图书馆学系，人才培养规模较小，且层次单一。1960年东北师范大学开办图书馆学专修科，后因贯彻“调整”方针，于1962年毕业一批专科生后停办。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图书情报教育出现大发展的局面。1978年，山西大学、北大分校、复旦分校、湖南大学等校陆续设立图书馆学系；1979年，华东师大、安徽大学、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学系成立，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情报教育迅猛发展，出现了以正规教育为主导，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多种教育形式并举的新格局。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多样。图书馆学教育方兴未艾，情报学教育异军突起，形成这一时期图书情报教育的鲜明特色。据统计，我国目前图书情报办学单位已达50余家。办学单位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社会对图书情报人才的需求。从微观上看，图书情报教育的繁荣是图书情报事业和教育事业整体促进与带动的结果；从宏观上看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教育体制改革发展乃至世界向信息化时代迈进的必然趋势。图书情报教育的大发展，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然而，发展速度过猛，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单位一哄而上办专业，这种办学规模宏观失控的局面已经引起人们忧虑，应及时加以扭转。
高层次图书情报教育人才培养有了长足进步，这是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重要成果。198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批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首批获得科技情报硕士学位授予权。1990年6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大、武大分设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博士点。目前，全国共有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4个，硕士点20个，标志着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高学历水平，并为图书情报教育的师资队伍的壮大提供了后备力量。从国情看来，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硕士、博士点的设置，将会出现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
与此同时，图书情报专业教育也为成人敞开大门，开辟了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函授教育恢复招生并扩大规模，解决了在职人员难于脱产学习的困难。许多院校纷纷开办函授专业教育，每年毕业上千人，培养规格不仅有专科，还有大专起点的本科函授。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开办图书馆学专业，招生规模宏大。另外，专业证书班、夜大、短训班等多种形式并举，为数以万计的图书情报在职人员进行培训创造了条件，改善了现有专职从事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学历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图书、情报教育是世界图书情报教育大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西方和前苏联的深刻影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的图书情报教育要得到健康发展，一要立足于创新，二要顺应世界潮流，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拿不出自己的东西，中国的图书情报教育就无法立足于世界。如果无视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大趋势，不顺应历史的潮流，中国的图书情报教育就有可能走弯路甚至落伍。
80年代末，随着苏联图书馆学情报学自身问题的暴露，特别是苏联的解体，苏联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个长期与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庭抗礼的流派很快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与吸引力，迅速在世界图书情报界的同仁眼中暗淡下去。人们将关注的目光重新对准了西方。
2 关门风：来自大洋彼岸的警钟
刚刚进入90年代，正当我国图书情报界还在为近年来图书情报教育的大发展而喜形于色的时候，从大洋彼岸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图书情报界纵横驰骋60余年，在美国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领域长居领袖地位，以“芝加哥学派”享誉当世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于1990年6月宣布关门[2]。《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刊》报道这一消息的题目耐人寻味——“图书馆学出局，情报研究登场”。中国《大学图书馆学报》报道文章的标题更具感情色彩：“芝加哥图书馆学院含泪关门，全美图书情报界扼腕叹息”。
就在人们为这所资深的图书馆学院倒闭而惋惜的时候，又一雪上加霜的消息接踵而至——美国资格最老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于1992年宣布倒闭[3]。该学院由美国图书馆学泰斗麦尔维尔·杜威创办，她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发端。杜氏堪称“实用派”图书馆学的旗手，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则是这一学派的旗帜。而今作为图书馆学两大流派象征的世界最著名的图书馆学院的歇业，其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不难想象。可作为对照的是，近年来，我国某些图书馆学专业停止招生，甚至全国唯一一所图书馆学正规中等专业学校停办，均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从1978年美国俄勒冈大学图书馆学院宣布关门，到1992年止，15年间共有14所图书情报学院倒闭，几乎产生一种骨牌效应现象[4]。面对图书馆情报教育的颓势，有人惊呼“图书馆学教育遇到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3]。
在震惊之余，各国图书情报界对导致美国部分图书情报院系关门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冷静的分析。美国同行抱怨，图情院系所在的大学未能给予适当的支持，缺乏足够的研究基金，人们对图情院系的期望过高等等。中国学者认为，除了经济状况恶化，学术地位不高等原因，至少还应从图书情报教育思想、管理体制和内部竞争等方面加以考察[5]。有人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关键在于这两家图书馆学院都没有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墨守成规，不能够按环境的变化发展而适时调整各自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教职人员的知识结构[6]。虽然我们也听到了美国图书馆界知名人士李华伟博士将这些学校的关门归结为它们所在大学的经费紧张，招生及就业难，而诸多公立大学的图书情报院系仍然照开不误的解释[7]，但“关门”本身仍是图书情报界的悲哀。
勿庸置疑，美国的图书情报教育在西方乃至世界上都是起着领导潮流的作用的。象北美的加拿大，西欧的英国、德国、法国，亚洲的日本、韩国及中国的台湾，都一直受到美国在这方面的深刻影响。美国的“关门”风潮是否预示着各国的明天，这是世界图书情报界关注美国的根本原因。
我们认为，美国图书情报教育界双星的殒落决非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其经济的、学术的、体制等方面原因固然重要，而因循守旧，缺乏变革创新意识，不能适应人才市场需求恐怕是导致两院倒闭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适者生存的法则就是这样严酷。顺应潮流变化、锐意图新，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稳足跟，否则将遭致垮台的厄运。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汲取。
3 改名潮：中国图书情报教育的新动向
来自大洋彼岸的警钟着实令中国图书情报教育界觉醒，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图书情报教育寻求避免危机、健康发展之路。研究考察中国图书情报教育状况，已成为图书情报研究的热点课题。从科研立项看，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均资助图书情报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课题。从老一辈知名学者到年轻新兵，人们普遍关心本专业教育研究，推出了一批力作。与此同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积极稳妥地推进图书情报教育改革。例如，从1992年起，国家教委连续三次召开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研究讨论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大计，确立了12门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并制订这批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以此规范各办学单位的教学内容。
在近几年的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有两件重要事件值得提及，一是波及全国各图书情报教学单位的改名潮，另一是国家教委颁发新的专业目录，对情报学专业名称及其学科归属作出调整，正式改称情报学为信息学。
1992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正式更名信息管理系，在国内图书情报教育界引起巨大震动。据悉，北大图情系改名的初衷是为深化教育改革，拓宽专业方向，拟在原有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咨询学、编辑学或其他新专业，若仍沿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名，似乎难以涵盖，于是经商定采用信息管理系名。北大一向以注重传统又富创新精神而著称，作为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的排头兵之一，北大图情系改名后，各院校纷纷效仿。至今，国内绝大多数图情系均已更名信息管理系。其中少数学校系名略有不同，如南开大学称信息资源管理系，北京师范大学称信息技术与管理系。其实，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更名信息管理系之举并非始于北大。早在80年代中期各院校图书馆学系普遍改称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简称图书情报学系）之际，上海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选定文献信息管理系系名，王金夫同志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发表《文献信息管理系名实论》一文，详细论证文献信息管理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图书情报工作的实质是从事文献信息的管理，因而有别于其他方面的信息管理。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亦曾使用文献情报学系名称。
从图书馆学系更名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是我国图书情报高等教育机构经历的第一次改名潮。导致这次改名的直接原因在于情报学教育的崛起。情报学诞生于二战以后，50—60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鉴于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的亲缘关系，国外的情报学教育与图书馆学教育融为一体。从60年代中期开始，单一的图书馆学院（系）陆续更名图书馆学情报学院（系），更名过程至7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情报学教育在我国始于80年代初，多半在图书馆学系开设科技情报专业。受国外图书馆学院（系）更名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学系相继改称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此后仅8年时间，又发生了90年代第二次更名潮。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更名信息管理系，与“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关系密切。1992年10月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大会上，国家科委决定改“科技情报”为“科技信息”，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与“信息”，分歧在于对Information的不同译法和理解。50年代我国在科学院设立科技情报研究机构，定名时依日文将Information转译为“情报”，于是出现情报研究所、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称谓。从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展开了对信息与情报名称、定义与分野的讨论，直至90年代初，有关部门作出改称情报为信息的决策。改情报为信息，本意是淡化情报的神秘色彩，树立“大信息”观念，顺应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情报改称信息，首先遭致情报教育界的有关专家的反对，他们认为，情报学的名称已为学术界接受和承认，经10余年建设日臻成熟，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业已完备，若将情报学改称信息学，和通讯领域中的信息科学易于混淆。就学术团体名称而言，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已是中国科协备案的一级学术团体，若改称“中国科技信息学会”，会被误认为是中国信息学会的一个分支学会。于是在1992年科技情报大会上，做出机构改变名称，而学科名称和学会名称暂不调整的妥协决定。
时隔不久，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1993年7月修订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专业名称、学科归属做了相应调整，正式将情报学改称信息学。在此前颁布的专业目录中，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并列，成为理学门下的一级学科。调整后的专业目录，将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合并为一个学科群，称“图书信息档案学类”，归属历史学门下，具体的专业名称、代码及专业方向如下：
代码：06学科门类：历史学
代码学科专业名参考专业方向
0601历史学类
0602图书信息档案学类
060201 图书馆学
060202 信息学 社会科学信息学
[科学技术信息学]
农业信息学
医学图书信息学
060203 档案学 文书档案
档案保护
060204 科技档案科技档案
060205 图书出版发行学
方括号内科学技术信息学为交叉互见类目，它仍保留在理学门下，与管理科学并列，称“科技信息与管理类”（0716），下设管理科学（071601）和科技信息（071602）两个专业。该目录在经济学门类的工商管理类（0202）下设经济信息管理专业（020206）；在农学门类的管理类（0906）下设林业信息管理专业（090606）。
专业目录是设置、调整专业，培养人才，授予学位，安排招生，指导就业，进行教育统计和人才需求预测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具有法规性质。1993年版专业目录还就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等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主干课程、实践环节、修业年限等做出相应规定，是我们组织专业教学活动的纲领。1993年版专业目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继续确立、保留图书馆学情报学一级学科的地位，同时将学科属性相近的档案学并入；第二，将情报学改称信息学，统一了相关专业名称；第三，将“图书信息档案学类”置于史学门下，保持其社会科学学科性质。
然而该专业目录亦存在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一是目录中多处出现与“信息”相关的专业，除上文提到的有关专业外，还有数学类下的信息科学专业、技术科学类中的信息与电子学类专业、工科类中电子与信息类下的信息工程专业等。10多个“信息”专业相互交叉，令人眼花缭乱，不易区分。就连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大学生的培养》[8]一书，为使科技信息专业与信息科学、信息论等专业相区别，又不得不恢复科技情报专业的称谓。我们建议图书信息档案学类下的信息学专业改称信息管理专业，以有别于信息科学专业、信息工程专业等。二是既然图书出版发行专业可以置于图书信息档案学类，与图书出版密切相关的编辑学专业亦应归此学类。
国家教委专业目录的调整，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截止目前，全国除极少数院校外，绝大多数图情系已普遍改名。我们认为改名或许能给不尽景气的图书情报教育带来新的转机，以信息管理作为我们这个学科群的旗帜，是图书情报教育界迎接信息社会挑战的一种新姿态。我们曾分析了对系名更改的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本学科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改名热情最高，究其心态，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地位不显，冠以信息管理系名，以求改善专业地位和形象，拓宽就业门路和机会。对更改系名执不同意见者，以老一辈著名图书情报专家居多。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孟广均研究员撰文《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几点看法》[1]，认为信息管理应属信息科学或管理科学中的二、三级学科，改变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一级学科的地位，说明太不稳定、太不成熟。图书馆学完全可以不卑不亢地立足于世界一级学科之林。此次更改系名，反映出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相关职业的认识缺乏自信，与国际同行相比走得太远。他认为，图书馆是永恒的社会基本设施，图书馆职业是大有发展前途的高尚职业。由于我们宣传不够，社会上才存在着对图书馆和图书馆职业的某些偏见，不宜由此而怪罪学科名称和学科体系。
“关门风”、“改名潮”过后，带给中国图书情报教育界的是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实际变革。随着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研究的深入，一系列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新举措将陆续出台，中国的图书情报教育必将重新振作，步入新的辉煌。
二 中国图书情报教育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处在世纪之交，国家间科技竞争、经济竞争及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诸种竞争说到底还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科教兴国”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我国的高等教育部门承担着培养高级人才、发展科技文化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发展和改革图书情报教育，努力培养跨世纪的图书情报专门人才是图书情报教育部门的光荣使命。
1 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导向：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深化图书情报教育改革，首先要求我们把握正确的导向，即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注意研究图书情报教育发展的国际潮流，借鉴世界各国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新鲜经验。在宏观上认识图书情报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作用，置身于大的社会背景下考察图书情报教育的现实问题，制订图书情报教育的发展战略；在微观上着手进行图书情报教育、教学体制改革，图新求变，摒弃旧观念，树立新观念，进一步端正教育思想，这是中国图书情报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高度概括了当代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图书情报教育面向现代化，要求广大图书情报教育工作者富有现代化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课程体系，培养出掌握扎实的图书情报基础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方法，自觉献身图书情报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图书情报教育面向世界，就是要使中国的图书情报教育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赶上世界图书情报教育发展浪潮，加强国际图书情报界的学术交往和人才交流；瞄准世界发达国家，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强项，培养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图书情报专家，确立中国图书情报学在世界的地位。图书情报教育面向未来，要求我们立足当前，考虑长远，根据“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确立的蓝图，对中长期图书情报人才市场需求情况做出预测，依据人才市场需求决定图书情报教育的规模、层次，培养出适应未来信息社会需要的跨世纪人才。
当前，世界图书情报教育正朝着综合化、社会化、多样化等方向发展。其中，综合化，一方面是指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姊妹学科相互融合，表现出强烈的“一体化”倾向，教学内容大量吸纳情报学理论成果和现代信息技术方法，使传统图书馆学得以改造；另一方面，图书馆学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数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交叉渗透，在科技与人文之间融通，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营养，派生出新的学科生长点。社会化，是指图书情报教育正逐步摆脱学院式的“象牙之塔”走向社会，深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以文献信息、科技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传播、利用为主要内容的图书情报学在信息社会中大有用武之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主战场服务；情报社会学、情报经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各类社会、经济信息人才培养为图书情报教育的延伸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绝好机遇。多样化，是指图书情报教育办学形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培养目标、结构层次、培养规格等呈多样化，正规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岗位培训互为补充，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多种层次协调发展，满足不同方面的人才需求，图书情报学的各种学派、流派风格迥异，鲜活纷呈。
图书情报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需要摆正“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理论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关系，这是图书情报教育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未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图书馆学正规教育开办之始，就出现了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论战。图书馆学教育的创始人杜威主张把图书馆学校建成图书馆工作教学与实践培训中心，强调图书馆实际工作技能的培养。在美国，早期建立的一批图书馆学校课程内容都以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技能为主；在欧洲，直到二战前，图书馆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为了使学生准备通过图书馆员资格考试而设置。图书馆学教育这种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威廉森192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遭到批评，他指出，图书馆教育质量欠佳，缺乏标准，其课程过于偏重技术方面和具体工作经验，而忽略了图书馆学的原理和理论问题。图书馆学校应把重点放在专业教育上，而不是事务性的工作人员培训[5]。真正重视理论教学，把专业研究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的是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然而长期以来，大多数图书情报院校都试图在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中保持平衡。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广泛应用，技术教育又在图书情报界占上风。特别是理念派图书馆学陷入困境后，图书情报教育界又开始向技术教育倾斜。
我们主张图书情报教育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强化图书情报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同时，加强技术方法的教学，培养出理论素质较高、技术手段过硬的图书情报专门人才。不应该片面强调理论教育而忽略技术教育，也不应该片面强调技术教育而淡化理论教育。事实上，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身的学科特点决定，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加上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理论研究的风气不浓，图书情报专业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较其他专业少，取得重大成果的机会不多，真正称得上经典的理论著述如凤毛麟角，可谓理论根基浅薄。针对学科的这一特点，加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推动理论教学的发展，实属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在某些图书情报教学单位，技术教育滞后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这里所称技术教育，是指图书情报领域中广泛应用的，包括计算机技术、视听技术、缩微技术、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技术方法教学活动。当今现代信息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图书情报工作手段自动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电子图书馆（Electronic Library）、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虚拟图书馆（Virtual library）已现端倪[9]。而我们的教学内容陈旧，技术方法的传授尚停留在手工阶段，学生上机操作的机会少，甚至在黑板上联机检索，连起码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能否适应图书情报工作的实际需要便可想而知。因此，强化技术方法教学，给学生以更多的实践机会非常必要。
图书情报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更新，要求我们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应试教育是包括图书情报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的误区，走出这一误区，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是教育界普遍呼声。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除应具有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具备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道德修养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素质，养成良好的品德操行和公民意识，用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实自己。注重素质教育的人才特点是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思维活跃，能对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10]。传统的图书馆学教育以培养“图书馆人”，胜任本职工作为目标，由于图书馆环境和工作特点的局限，毕业生的视野不够宽阔，思维不够敏捷，解决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往往力不从心。强调素质教育，将使图书情报专业学生的德、智、体、美在更高层次上有机结合，和谐发展。由“知识型”人才培养转向“创造型”人才培养，应该成为图书情报人才培养的主流。当前，世界各国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都十分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既要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又要构建合理的能力结构。图书情报专业学生的能力结构包括学习能力（知识、技能的获取能力），应用能力（应用知识、思维表达、组织管理、社会活动、适应能力等），创造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科技开发、发明创造的能力）。我国图书情报教育界加强学生能力培养势在必行。
2 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信息管理学科群的建设
图书馆学教育兴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情报学教育亦走过半个世纪的里程。在学科发展进程中，两个学科融合为一体，其名称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Science，用一连词 and将两个专业并列。在日文词汇中学科名为“图书馆情报学”，取消了其间的连词，表明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由于我们国内强调按专业招生、按专业培养，在图书馆学专业之外，另设科技情报专业、社科情报专业，课程体系相对独立。经贸、医药等方面的情报人才需求上升后，又辟出经济信息、医药信息等专业。这种专业划分过细，人才培养口径过窄的办学模式，已暴露出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就业面偏窄，经不起人才市场变化的冲击。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不胜任情报机构的工作，甚至对某些专业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也有较长的“不适应期”。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强调拓宽专业面，设置跨学科专业，增强专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专业结构由单一向综合发展[10]，以培养复合型、通用型人才。图书情报教育改革，应该以专业改革为突破口，对传统的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学的专业设置和专业方向进行彻底改造。专业改造的首选方向是拓宽专业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图书情报一体化”，建设面向信息产业的应用性“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群”——信息管理学科群。
从事业发展趋势看，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实践，对图书情报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相互融合。8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实行图书情报一体化体制，院图书馆改称文献情报中心，一班人马，两种职能，既做文献工作，又开展情报服务，全院上下均采此模式，取得了成功经验。1995年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我国图书情报界轰动一时的大事。座落在上海淮海路上的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以下称馆所）将成为上海综合性信息系统枢纽之一，该馆所以“国内一流、世界先进”为目标，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对新馆所的功能重新定位，把它建设成上海“信息港”的组成部分[11]。上海图情新馆所的建立，是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又一成功尝试。上海新馆所负责人谈到新馆所建设的思维落点时指出，“信息论对该馆所的建设提供信息理论依据”，“图情一体是时代的要求”。我们相信，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图书情报单位一体化将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体制改革机构合并，对图书情报教育一体化的需要将越来越高。事实上，图书馆和情报所都要收藏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向读者（用户）提供他们所需的文献信息和其他信息服务，工作性质相近，这是实行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客观基础。从目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专业课程设置情况看，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例如两个专业均以电子计算机及其应用作为专业基础课，文献情报加工、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用户研究、情报检索等课程为两个专业所共有，当然内容上各有侧重。
近年来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图书馆学专业朝着信息化方向加速发展，因此，建设“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条件已经成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信息化步伐明显加快。预计我国信息产业将在本世纪末、下个世纪初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社会对各类信息管理人才的需求将有较大缺口，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自然落到原有的图书情报教育部门。图书馆和信息机构本身就是第二级信息部门的支柱行业，图书情报教育面向信息产业培养管理人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信息管理学科群，以信息理论、信息技术、信息加工、信息服务为主线，以学术信息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顾社会经济等其他各类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学科群是口径宽泛的多种学科、专业和专业方向的集合体，包含文献信息管理（图书馆学专业）、科技信息管理、社科信息管理、经济信息管理、农林信息管理、医药信息管理等学科在内的各专业和专业方向，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理论，设置相通的专业基础课，然后依具体专业或方向再选修相关课程，以便形成从事某一专业工作必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信息管理学科群的知识体系如下：
2.1 信息管理理论基础知识模块
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自身的理论基础。有关信息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信息管理的学科性质来看，它是研究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及其规律的横断性学科，其实质是一个放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工程，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定性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定量方面的应用数学。而从信息系统工程的外延区域空间来看，有产生信息的大学科区域。从认识、辨析、整序、衡量、方法工具诸方面来看，相近的学科有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数理科学、教育学、心理学、工程学、统计学等。从交叉相关学科的内环来看，有计算机科学、编辑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等。从而构成各学科大环、相近与交叉的学科内环的学科外延体系。
2.2 信息组织整序和利用知识模块
这一模块是一种集成化的纵横交叉模式结构。从纵向而言，其知识元素包括信息的收集与组织、信息分类标引与编目、信息咨询与检索、信息用户研究与服务等等。从信息资源横向应用管理领域而言，主要包括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公众信息资源管理、经济信息资源管理、数据库信息资源管理、多媒体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等。
2.3 信息技术应用管理知识模块
这一模块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元素群，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缩微复制技术、声像技术等。第二大部分是信息技术的应用知识元素群，主要有计算机信息处理、实用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网络、多媒体应用技术、电子出版技术、联机检索等。
2.4 信息商品经营与信息机构管理知识模块
信息资源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它要求运用经济管理方式对其进行管理，以提高信息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据此，其知识元素群主要有信息经济学、经济信息管理、文化市场经营管理、技术市场经营、经纪人实务、信息咨询与策划、资信评估、证券市场信息、金融信息处理等等。而信息机构管理则是对信息机构运行及人、财、物、环境、信息、技术方法等要素进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等管理活动所组成的知识元素。
3 图书情报教育改革的重心：构建面向21世纪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围绕既定的培养目标所开设的各门类具体课程。这些课程按照一定的比例、一定次序和一定的结构形成有机整体，谓之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作为人为设计的一个框架，其中必然存在优化问题。课程设置不是各门类课程的随意堆砌，而是各门类课程的优化组合。每门课程又都有各自的具体目标。由于每门课程在课程设置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各具功能，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们知道，系统的整体功能如何，不仅仅是各局部功能之和。有时，局部功能很强，但其整体功能未必最优，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合理的课程结构，即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形式和组织形式。课程之间序列适宜、衔接得当、密切联系，会使课程设置的整体功能得以强化。一定的课程设置，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体现了各学科的发展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增殖和老化的速度都在加快。因此，课程设置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具有动态发展性。另一方面，科学发展的继承性、知识积累的连续性，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规律性要求课程设置具有相对稳定性[12]。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做了几次大规模的调整。此次以迎接21世纪挑战为契机，把设计面向21世纪的课程体系提上日程，引起各校各专业的高度重视。图书情报课程设置改革经历了从局部调整到整体变革、从分散进行到协作攻关的过程。其中重要事件之一是国家教委主持召开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讨论确定12门图书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并组织编写有关教学大纲，规范各单位的教学活动。这12门图书馆学核心课程是：①图书馆学概论；②文献编目；③文献分类法与主题法；④文献资源建设；⑤图书馆学管理；⑥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⑦目录学；⑧社科文献咨询；⑨科技文献咨询；⑩文献管理自动化；①①读者研究；①②图书馆现代化技术[13]。
90年代初确定的上述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学的原貌及其发展水平。然而这个核心课程体系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诸如没有体现图书馆学“情报化”（信息化）的潮流，与其有着共同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的某些情报学主干课程未能列入其中，不免给人内容陈旧的感觉。我们要设计面向21世纪的全新的课程体系，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构建口径宽泛、应用面广的信息管理学科群，设计信息管理课程体系，已经提到日程上来[14]。基于我们对信息管理学科群知识体系的认识，其课程设置应分成信息管理基础课程、信息管理核心课程、信息管理选修课程、信息管理各专业或专业方向的系列课程。
表2 信息管理基础课和共同课
课程名称 学分说明
政治理论 12 按国家教委有关规定开设
外语 16 按国家教委有关规定开设
高等数学 6
计算机基础8 含计算机原理与语言
体育 4
思想品德 2
实践环节 12 毕业论文、专业实习各6学分
合计 58
表3 信息管理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学分
说明
信息管理学4
信息加工 8含信息编目、标引、数据处理等
信息资源 4信息资源特征及建设开发
信息服务 4用户需求研究与咨询服务
信息检索 8含手工检索与计算机检索
信息研究 4
信息技术 8含声像、缩微、光盘、多媒体
信息系统 4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分析
合计 44
表4信息管理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学分说明
办公自动化3此类课程宜开出50—60
公共关系学3学分，学生选修30学分
应用写作 3即可。
大众传播学3
广告策划 3
知识产权管理 3
数据库管理3
信息高速公路与
Internet3
信息工作标准化3
信息产业研究 3
信息市场管理 3
信息政策研究 3
二次文献编纂 3
文献计量学3
专业外语 4
信息管理专业系列课
图书馆学专业：从图书馆基础、图书馆管理、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课程中选修20学分左右；
科技信息管理专业：选修科技信息概论、自然科学概要及科技领域有关课程20～30学分；
社科信息管理专业：选修社科信息概论、社会科学概要及社会科学领域有关课程20～30学分；
经济信息管理专业：选修信息经济学及经济类专业课程20～30学分；
农林、医药等信息管理专业均可采用同样模式设计专业系列课程，选修相应学分。
以上信息管理学科群的课程设置仅为初步构想，尚未经过严格论证，在这里不揣冒昧大胆提出，旨在供设计面向21世纪信息管理课程体系时用作参考。有关各门课程教学内容将另文讨论。我们热忱欢迎各位同仁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执笔：杨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