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科学论文,费耶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89；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 （2000）09—0055—04
一
奥地利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以其在科学哲学上的极端观点著称于当代西方哲学界。大体上说，他属于由托马斯·库恩开创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新传统。但由于在解释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等问题上对传统理性主义采取更为激烈的抗拒态度，费耶阿本德的哲学获得了越出历史主义，甚至越出科学哲学之外的广泛意义。由于《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以下简称《反对方法》）和另外几部著作的相继问世，似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对于那些坚信科学（以及一般地说方法论）的理性特征的人们来说，费耶阿本德的尖锐论点几乎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
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主要表达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下面我们首先就该书简要地介绍一下费耶阿本德哲学的基本思想，然后给予评论。
《反对方法》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论点。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观念认为，方法包括一些不变的和必须绝对遵守的法则，它们指导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费耶阿本德论证说，事实上没有一条我们曾经知道的法则，不管它似乎多么有理，也不管它在认识论上有多么可靠的证据，不曾在某个时期遭到破坏。重要的是，这些破坏绝不是被偶然的原因或由一些可以避免的因素，如知识的不足或不注意引起的。古代原子论的发明、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的兴起以及光的波动说的渐次涌现和进展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思想家们决定摆脱某些“显而易见”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者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打破了这些规则。实际上，自由的实践不仅是一个科学史的事实，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并且为知识的增长所绝对必需的。更广阔的分析表明，在知识和科学的增长中，兴趣、影响力、宣传技巧等越出规则之外的因素，它们所起的作用之大远超出人们通常的估计。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助于达到人们愿意选择的任何意义上的进步”。进一步说，“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能捍卫的只有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与经过充分确证的理论或实验结果相矛盾的假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反归纳地行事来推进科学”。（同上书，第7页。）“反归纳”也可以称为“反规则”， 它意指两种情形：一种是提出同公认的而且又得到高度确认的理论不一致的假说，另一种是提出同完全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
费耶阿本德通过反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一致性条件”原理和“事实自立性”原则来确证自己的论点。一致性条件是理论进展的一个约束性条件，它要求新假说符合于公认的理论，要求人们仅当反对意见已经使正统理论丧失信任时才采用别的可取理论。乍看上去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仔细的分析表明，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从原则上说，它保护的是旧理论，而不是较好的理论。事实上，同充分确证的理论相矛盾的假说提供给我们的证据是用除此以外任何别的方法都得不到的。此外，一个理论最重要的形式、性质有时是通过与其他理论对比而不是通过自我分析发现的。但是，一致性条件却把这些考虑排斥在外，这导致它非但不能促进理论进展反而阻碍了理论进展。事实自立性原则则断言，属于某个理论的经验内容的事实，其获得与是否考虑这个理论的种种可替代性无关。费耶阿本德指出，事实和理论的联系远比自立性原则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不仅每一个单一事实取决于某个特定理论，而且还存在一些事实，如果不借助被检验理论的可替代理论，它们就不可能得到揭露，而且一旦排除这些替代，它们就成为根本不可得到的了。上述两种观念源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企图用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来检验理论。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理论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都相符，因此便没有什么理论能由此得到真正的检验。然而，这并非表明该受责难的总是理论。事情可能是：“一个理论所以可能同证据相冲突，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已被污染”。（同上书，第8页。 ）考虑到事实总是由旧的意识形态控制着，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冲突就可能是进步的征兆。这说明，“反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正规的且非常需要的行动”。（同上书，第44页。）
费耶阿本德系统地驳斥了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等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由无政府主义方法论进而阐发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科学观。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践的历史表明，理性主义的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合适的科学观。它要求科学具有齐一性的规则，但科学事实上比这些方法论形象“不整齐”得多、“非理性”得多。这些“偏差”、“误差”非但不是科学进步的阻力，反而正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费耶阿本德相信，科学发展的历史和他自己的论证足以证明：对于科学，理性不可能是普遍的，非理性也不可能被排除，而“科学的这个特点要求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同上书，第138页。）
通过提出“不可比性”原理（含义与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相近，但更广泛），费耶阿本德进一步扩展了无政府主义的含义。他说，存在着一些科学理论，它们相互不可比，正如不同的世界观之间不可比。因为构造世界观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神话，有神学教义，有形而上学，当然还有科学以及许多其他方式。显然，科学和那些“非科学”世界观之间要进行富有成果的交流比科学本身更需要无政府主义。“无论对于科学的内部进步还是对于整个文化的发展来说，无政府主义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需的”。（同上书，第147页。）但是， 由于坚持认为科学的优越性来自它能够而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法则进行思想，科学已经沦为最新的、最富侵略性的和最教条的宗教机构。以这种方式承担教育职能的科学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人性，而这是与人道主义精神完全不符的。为了真正达致人道精神，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必须补之以科学与国家的分离。对科学的自由研究要求人们不再依靠一种并不存在的方法论权威，因为“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唯一幸存的‘法则’是‘怎么都行’”。（同上书，第256页。）
二
以上就《反对方法》一书简要介绍了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主要思想。显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远非无懈可击。有许多论点是相当可疑的，比如，很难想像，科学进步只是由层出不穷的花招所致。如果真是这样，对科学的进步与否作出判断本身就很成问题。而且，为什么我们最终总是“碰巧”选择了正确的理论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它们是正确的呢？
但是，对费耶阿本德的哲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却并非易事。除了思想过于激进以外，费耶阿本德对一些名词（如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达达主义等）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他的认识。他那种粗率的行文风格也使人们对其理论很难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事情仿佛是，费耶阿本德是一个亢奋然而失败的机会主义者，这显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运气不佳。人们似乎只乐于承认他的聪明才智，但对于科学事业来说，勿宁把他看作只是一只不幸的“迷途羔羊”。
人们对费耶阿本德的指责大于他所该受到的。像任何严肃的哲学家一样，尽管费耶阿本德对“非理性”的业绩大加赞扬，他却并不是一个成心跟“逻辑”作对的人。人们之所以易于被费耶阿本德刺伤，是因为人们总是对科学理性过于崇拜。人们有时容易被他弄得晕头转向，其实在人们发现他的理论矛盾之处，正是费耶阿本德意欲向智慧提出更高的要求。理性的确是严肃而精密的，但是，人们之所以愿意对理性寄予无限的信赖和热爱，除了理性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之外，何尝不是因为理性在使人类节省了气力的同时也使人们的头脑来越来越惯于偷赖呢？实际上，真正富有成效的机会主义是一种艰难得多的立场，因为它要求人们为了能够随时随地地采取正确的行动而储备足够丰富的知识，训练足够敏锐的头脑，培养足够深刻的洞察力。一个人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机会主义者，想必这是费耶阿本德本人也乐意承认的。
费耶阿本德的人道主义情怀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新异之处，这个思想史上的老生常谈，也许早就令人感到厌倦了。但是，正是费耶阿本德建议采取那种实现人道主义的独特方式，使他把此前大多数思想家的理论置于他的批判之下。这些思想家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醉心于某种不变的理性规则，这种理性规则的发现或发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知识困境。但事情看来却是这样：科学的确产生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但是科学的发展本身却愈来愈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立即发出一声棒喝：“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说，更符合人道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同上书，第I页。）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允许我们采取无政府主义立场的理由是不容争辩的：我们要探索的世界主要是一个未知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选择保持开放，而且我们必须不让我们自己在以后受到限制。因此，“要增加自由，要过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以及相应地要发现自然和人的奥妙，就必须拒斥一切普适的标准和一切僵硬的传统”。（同上书，第IV～V页。）这个信念自然而然导致了“怎么都行”这个著名的方法论立场。
什么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说：“我的意图不是用一组一般法则来取代另一组一般法则。我的意图倒是让读者相信，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同上书，第10页。）只是因为人们总是执迷于“只有这样行”，才有必要揭示说实际上“怎么都行”；只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迷信“规则”，指出完全可以“反规则”地行事才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怎么都行”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史的事实。虽然从科学产生之日起人们就在致力于发现或者创造种种“规则”，但是造成科学进展的却并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规则，而是对规则的不断破坏。可以说，科学史的全部事实就是由对规则的公开追求和对规则的暗中破坏构成的。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的惟一积极之处也许就在于：它把隐藏在历史活动之中的、身份可疑的反规则行动合法化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把事情弄得简单了，相反，它正是以对事物复杂性的认识为基础的。对普遍规则的幻想建立在一种关于事实和理论之联系的较简单的看法之上。这种看法认为，事实和理论之间的联系之简单，恰好足以使我们通过构造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系统（这套系统本身可能是相当复杂的）来对理论或事实作出判决。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世界本身，以及理论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其复杂正好不能使任何即使复杂至极的规则系统获得普适性。我们不可能构造出这样的系统，因为并不存在独立于任何规则系统而能够被发现的事实，因此也不存在能够被事实决定性地判决的理论。理论和事实总是相互感染的。这意味着任何判决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它的性质只能是机会主义的。从历史过程看，任何即有的理论，不论它看上去多么荒谬、不合理，都不应、也不会被从人类的思想库里剔除，因为它们都有可能为我们进一步的实践做出贡献；从研究方法上说，我们将趋向这样一种宽容的立场，即我们承认：“意见的多样性是客观知识所必需的”。（同上书，第22页。）
由这种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导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或称为“非理性”的科学观是相当自然的，因为在“一切现存”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中，理性即意味着规则。这种科学哲学由于要求一种齐一性的规则——它那股顽强的认真劲头也使人们误以为科学真的包含着这样的规则——从而给人们提供了有害的科学观。科学由于自诩掌握着“理性规则”而始终怀有一种优越感。当科学怀着这种优越感进入社会生活，它的“沙文主义”性格便暴露无疑。很明显，费耶阿本德以人道主义的热情极力反对的正是这种“科学沙文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他要将其彻底摧毁，以便为多样性、个人的选择和游戏开辟道路。
因此，虽然费耶阿本德否认科学是按照某种理性法则进展的，简单地断言他就是“非理性主义者”可能是不得要领的。费耶阿本德并不一般地反对理性和客观的存在，他反对的是以为有最为客观、最合乎理性的发现真理方法的存在的观念。换句话说，他反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的普适化。理性的危害并不在于人之必然有理性，而在于它之被神化。自相矛盾的是，神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此，理性主义者往往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在信赖着理性。相反，批判理性反倒是合乎理性的：对理性的批判是合适的，如果理性即意味着普遍规则的话。
期望以理性把握世界的确有着深刻的道理。但是，渗入这种期望之中的对理性的迷信却总是使理性自己大倒胃口。像任何迷信一样，科学曾被看成是理性的典范而免受反思。费耶阿本德则十分愿意为世人开出一副理性的解毒剂，以便当理性因自欺而产生独断症和僵死症之时使用。这也许就是费耶阿本德给我们的最大教益。
[收稿日期]1999—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