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韵林：生存者呼唤至深者——马华诗歌的精神投向及艺术呈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向论文,热带论文,至深论文,诗歌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片美丽、富饶、神奇的土地。这土地是以激情方式呈现的奇观：地壳隆起上升，岛屿冒出海面，岩浆凝成山峦，雨林酿成葱郁。滚烫跃动的物质衍生精神燃烧的期许，郁郁葱葱的雨林饱含声音与节奏的无穷能量。这里水媚山辉，大地丰硕得足以囊括一切生死，也庄重得足以承载屈辱辛酸。这里怀珠蕴玉，命运赐予人们万斛涛头千般风雨，也慷慨地回报人们特有的遐想与灵性。大海、热土、雨林自有其交响乐。那原是凝固的音符渐渐弹跃，于是，旋律变成了道路、绿地、屋舍和广场。土地属于有尊严的民族，它的呼吸和叹息都象征并吟唱着母性。“我们拥有最沧桑的过去”〔1〕， 那是“狱壁上被抹除了千次后终又显现的一痕血影”〔2〕。 谁也无法估量这片土地含蕴的生机和迸发的热力，但沧桑和血影无疑给土地上的主人一种文化指令，那就是人的生存将与诗意结合在一起。
雨林雨林，韵林韵林。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马来西亚。这就是我们所要观察和理解的、生存者注定会呼唤至深者的马华诗歌。
戴小华在检视马华文学的流程与得失时指出：“早期确是历经了一段混乱动荡的艰苦时期，而后接着是一段漫长的调整与适应时期，经过多少灵慧的腋集，才智的凝集，水准才得以提升，渐渐显现其光华。”〔3〕这大体上也符合马华诗歌的发展概貌。如果说， 早期的诗歌多以漂泊、恋根的侨民性为特征，那么，当下的诗歌渐与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相认同、相适应，从艺术视野到诗美传达，确已趋于指涉滂湃，发端澶漫，情意恣肆，气象不俗。我们毋需以文学史的策略胪述章章节节，或重复那种“排排座吃果果”。在这里，我愿意提出若干问题稍加考察，以求窥取马华当代诗歌殊相之一斑，略呈芹献，就正先进，亦未必可采。
在多重时空中运思
任何一位诗人都在特定的“时——空”间写作。诗人总该是站在坚实的土地上为永恒歌唱。当今的马华诗人，在整个国家走向开放的经济、政治、文化架构中，时代意识和诗歌意识也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窄走向宽阔。他们在多重空间运思，多种向度交织互补，呈现了融合重叠的诗歌景观。
第一个时空维度是根性的。由于“一般人心目中的马华文学乃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4〕， 由于作为诗思与诗情载体的“一种文字／刻在祖先的墓碑上／刻在父亲的招牌上／刻在我的脊梁上／刻在孩子的舌头上”〔5〕，诗人对边远祖邦和故土的追寻、眷恋是自然的。 一行古文，一帧书法，一幅绘画，一曲音乐，一折戏曲，一项武术，一种民俗，一具陶瓷，一类工艺，一宗美食，一品茶酒，一方园林，乃至一盆花卉……常常会引发诗人的精神触觉，化作缱绻不绝的诗情。有些诗人，迄今自称走的是精神放逐之路，心目中不时漂着孔孟的叮咛和老庄的吊诡，睡在一种缥邈的梦里，如：
在流放中飘泊／被我装进庄子的梦中／在梦中修禅，养浩然之气／借放逐供养中国的梦／如观音，供养世人的命运〔6〕
应该说，在赤道炎炎的南中国海追寻莲根，在共处却又相异的族类中不忘怀一种生死相交的文字和笑泪相融的性情，并不和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国家意识相抵牾。诗歌中“泛中华文化”的精神向度，既是对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超越国界）的孺慕，又结合了当地的现实和诗人的机智，形成根性与变貌兼俱的自己的特色。试看游川的《粽子》：
妈妈是没读过书的农妇／不懂离骚不识三闾大夫／只一心一意将自己投入／用宽大的竹叶／将散疏疏的糯米收容包住／兰心细细地裹，巧手实实地缚／一投不投入江河／投入沸腾的大锅／在水深火热里／熬炼出成熟的我们／
结结的粽子〔7〕
诗由即物而达至物我同一，以熬炼为征喻，以拟声揭题旨，把母性的情态和当下的命脉胶结起来，让文化色彩再生。既然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公共空间，马华诗歌自然有一方视界，并在新的多声部和弦中一展恢宏的歌喉。
第二个时空维度是本土的。众多马华诗人都有身份的认同：我们已不是候鸟。尽管祖先飘洋过海且笑泪与恩怨以诗文为寄，但如今，“大地，睡在我的梦里／我的梦，就是您／马来西亚。”〔8 〕因为这片热土，“她以赤道的阳光／给我热情／以洁白的胶乳／养活着我和七百万人民”。〔9〕本土的现实生存与诗情， 无疑是当今马华诗人生命体验的重要向度和内容。
作为大马著名的本土诗人，吴岸强调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之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世界文化宝藏增添一分贡献，则决定于它是否保有其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10〕他赞誉自己的出生地沙捞越州是“斜斜挂在赤道上美丽的盾”〔11〕，沙捞越因这一诗的命名而更加风光；他把婆罗洲的神木达邦树称作“银色的巨人”，皎好得足以“吮吸宇宙的灵气”和“酿制百花的芬芳”〔12〕；他面对母亲河拉让江的浪起浪落，为“马来母女俩手把桨笑吟吟坐在浪峰上”〔13〕而惊喜与骄傲；他把浩叹献给怀抱着本土的大海：“你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分开，又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14〕，”这一“分”一“合”，记录了本土颠踬漫长的生命旅程，不啻是对本土的凝重、厚实与风采的眷恋。诗人餐椰风，宿蕉雨，那率真自由的歌吟，如同这片土地一样有血有肉。
立足于本土的歌吟并非意味着安于美满。真正的诗人即使为本土唱赞歌的时候，心中也总潜藏忧郁、忧患、不安和企盼，莫不表现出力图突破圆满而对于更高人生价值的渴求。骚动不安、有所进取的心灵，成了马华诗人为本土歌唱时灵感与激情的源泉。
第三个时空维度是人类的。尽管对诗人来说，任何一个审美对象的意义都以个我的感觉所触知的程度为限，但诗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感觉，则是全部世界史的成果，其中积淀着从族类到人类的种种经验和智慧。已经存在、并在发展中的社会，同时造就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故而诗人个我的感受不仅是个人的，也该是属类整体的；故而诗人的审美触觉，往往“物”进入“人”又“人”进入“物”，“无限”进入“有限”又“有限”进入“无限”，从而由一己扩延至大千世界，担当山河，拥抱人类。诗美是自由的象征，其境界往往超越本土而放眼世界。
一些马华诗人获得了如此精神自觉：人类总以一种问题的形式不断重新出现；既是审美的高蹈，又是对罪愆的揭橥；既是无尽的暗示，亦是广阔的澄明。方昂由关注民瘼而延至人类，视界有所扩大的幻化：“当世界的某一角落／有人扑食掉在地上的面包屑／在另一角落，有人用牙签／剔掉爱犬牙缝的肉丝／这世界，于我，就只是／画评家啧啧赞赏，一幅倒挂的／抽象画。”〔15〕夏绍华的“末日咏叹”因散漫和隐晦固然为读者带来一定障碍，但他无疑在人类星空间思虑一种空寂的旅程。如果说当今是“焦虑的时代”，那么，当“焦虑”由指出具体的生命扩至指向世纪的人类，乃是更高层次上的诗情维度，是缪斯空间的又一种拓展。
根性的、本土的和人类的时空相重叠，使90年代的马华诗人超越“家园”的单纯，诗歌也开始更具丰富和复杂的品质。这也使诗歌的“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建立起更多的通性。
生存／灵魂状态的体验与追问
在三重时空运思，诗情未必是空山望月，未必是凄茫迷情。诗人多愁善感而从内心构筑乌托邦，但当下的社会现实充满着肉与灵、物化与文化、卑劣与高尚、渎神与皈依、恋土与弃根等种种矛盾，逼迫你在“外界真精彩、内在真无奈”的围城式的天地间左冲右突。马来西亚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遇到许多社会问题。“时”与“处”在哲学意义上的无限，到了诗人这里，则必须在“刹那的现在”拥有并艺术地掌握有限。
诗人充满激情地活着，活在教人向往教人困惑教人焦灼教人思索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状态。一位马华女诗人在这样的状态里表达了生也有涯的无奈：
问今世是何朝／封建只剩得帧帧遗照／文明把月里嫦娥变炭焦／这里非灵台方寸／此地是挂空楼头／她不是追魂侠女／是嗜酒的灵蛇／摆一个迷阵／引你走入平生〔16〕“挂空”和“迷阵”的意象令人震撼，揭示了文明噬心的衰落的症候。然而，就诗人而言，他（她）们毕竟又是一批在道义上、伦理道德上和哲学、美学上与自己所处的时世进行不倦争辩的“文明之子”〔17〕。真正的诗人不会悬置对具体历史文明语境的敝开和对当下利害攸关的问题的深度处理。诗歌并不是某类文化人仅作遣兴消闲的东西，而是生存和生命／思想与语言相交锋的精神产品，是生存者呼唤至深者的神圣话语。从近些年的马华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辨认诗人以不同的体验方式映现着生存／灵魂状态。
一是社会人生的体验方式。面对日趋繁华的工商社会，叶明体验的是人生慨叹：“生活在文明的时代中／我们却没有与文明谈判的条件／但它一寸一寸地朝我们逼来／我们唯有往后退缩／直到自尊矮了下去。”〔18〕面对金钱狂舞的市井，郑醉以“舞狮”的律动作了反讽：“懂钱懂钱懂钱懂懂钱／懂懂懂懂懂懂懂懂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钱抢钱抢钱抢钱抢。”〔19〕面对机械化的都市生活，吕育陶深深悸动于人性的异化：“每天他像体内的红血球／被石英钟频率的心脏／准确无误送往远方都市的心脏／通过城市捷运系统／通过堵满脂肪的肥大动脉／投入生活的脑叶摺层。”〔20〕面对大马变动中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形态，近年以来又涌现了诸如郑云城的《政治隐题诗》、《他被逮住了痛脚》、傅承得的《那一夜我们说停电》以及林金城的《零通胀颂》等等“政治诗”；尽管这种分类的科学性尚待探讨，却也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体验了世态炎凉，表达了诗人了然于胸的感忧和诘难。社会人生的体验一旦入诗，只要不止于视象坐实而进至意象幻美，不止于世俗偏见的遮蔽而进至对人间真相的独到发现，依然能成就为绝壤殊风。
二是个性生命的体验方式。在社会文化更加多元、书写空间更见宽广的大马，那些被公共规范与普通法则所抑制、所遮掩的个性生命体验，自然会由已成为“边缘人”的吟者，倾诉和表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个性生命体验方式标志着“公共”、“民众”等“大我”和个人化的“小我”的关系，得到一种诗学的调整。诗常以“自我表现”为起点，由个性生命体验而生发的表达冲动和倾诉欲望，往往是叙唱的内驱力。在小曼的心目中，“山谷／是大地上最原始的／留声机／望山临崖／最好 半句话也别说／尤其是／天长地久之类的／誓言”〔21〕；在风子的潜意识里，“我是月晕熏醉的不归夜／从贫瘠民族失调的泪咽中／酌饮一杯杯传统的残涎／挑引乡愁……／故乡蔓生的野蕨／有着夜／染也染不黑的褚色”〔22〕；在李国七的隐秘欲念中，“空间在等待／可惜我总是错过／类似影子穿插于每个隙缝／找寻一切失落的自己／舌头是美丽的诺言或者谎言／我苦守的防线终于崩溃”〔23〕；在张永修的梦幻里，“如果下辈子是这样的话／不便于行而且哑了／心事碎成绿叶层层／让我，长成盾柱木一株”〔24〕；在陈强华难言的隐痛中，“伴着沉淀的香片／那支患上肾结石的原子笔／竟又咳嗽起来／重回心灵的咖啡座／我们都很生疏了”〔25〕。这些个性生命体验与书写，尽管带有“私人化”的特点，但终归仍然是群体生活溶化在个体心灵中的秘密，是“小我”向文学与美学的一种再生。
三是历史文化的体验方式。人们今天置身其中的物欲横流的时代，可以说是在一片被抽空的疆域又裂开一重空白。这双重空白布下的阴影难以规避。诗人当然不去同物质主义宣传亲和，但应学会与之对话。对话的方式则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选择之中。马华诗人，特别是沙捞越诗人谋求历史文化的体验与书写方式，无疑是又一种策略的选择。他们将精神投向于生命之河拉让江流域的风情民俗，投向对富有特色的地区文化历史的关注，既与工具理性的时代拉开距离，又于历史文化的迥光中观照现实。蓝波笔下有“苍苍峦峦的雨林族群”，有“岁月在脸上捏皱的沧桑”，有“刻在颗颗鹅卵上”漫长飘柔的山中传奇；沈庆旺以裸裎的乡愁和忧患，向人们诉说山林族群历史蜕变中的命运沉浮，以重新唤起被混浊了的民族和文化的感觉；雨田浮上心头的是历史，他也“带一支吹筒／一根竹竿／一柄巴兰刀／走遍雨林心脏／寻找姿彩跌宕”；李笙则在童话消逝的地方寻索神话、寻索陆沉的记忆，“隔着一练瀑布／一匹抖动的森林／一个早已走失的时空／一如逐渐涣散体温的水母／坚持着回溯被大雨冲刷的梦境”。〔27〕重温历史，唤醒文化，并非阻挡、而是调整今人前进的步伐。不是在对于必然性的盲目的基础上，而是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铸造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历史文化的体验之意义正在于此。
基于人生在历史叙述中的异化、生命程度在物化世界中的分崩离析，蓝波、夏绍华等一批年轻诗人致力于“环保诗”的创作，具有前瞻性价值。当今，全世界城市面积加起来不足全球陆地面积的0.3%， 却居住着全球总人口的40%，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城市是人类征服自然力的象征，同时也濒临自身践踏自然界的后果的无情报应，并为一系列头痛的城市问题所困扰，大马社会亦不例外。什么时候重现“万斛涛头一岛绿”的景观？诗人无法改变现实，但诗歌是被人类良知照亮的艺术之光，它常常从现实的反题做文章，从反题到合题展开自己形而上的精神探求。“环保诗”不仅仅是题材的拓展，不仅仅是困扰的生存失衡状态的心灵补偿，而且是思维的重要转换。未来社会理应向生态社会转变“环保诗”将是21世纪诗歌谱系的重要一支。
诗意是生存／灵魂增长的一种能力。有了诗意，才体验到无诗意的生活。诗歌创作不是实录或验证生活，而是在不断的追问中创造奇迹。
艺术的呈示和提升
将精神投向转化为诗歌艺术，诗人追求文本的迸射状态，自然也对读者的“二度创造”有较高的期许。
生存者呼唤至深者，要求诗歌的艺术品质有所提升。90年代以来马华诗歌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优长与缺憾之共生，为我们思考艺术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不必讳言目前马华诗歌的某些欠缺。如：有些作品仍滞留于线性陈述，时空顺序尚缺少诗性的调整；有些篇什不甚讲究情感逻辑和张驰调适，诗之传达较为平面化；有些诗行过于追趋明朗而忽视其它，削弱了诗意之深度；有些章句未能控制言说的欲望，芜杂而欠简洁；还有些诗歌题材本可以却未能交融东西方文化去处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艺术视野的开阔，也影响了“本土特色”之发挥，等等。然而，马华诗人为使诗写得更像诗而作了可贵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这种努力，首先表现为在诗歌创作中，更注重意象思维。意象思维是诗歌艺术的生命。在中国，“意象”的前身为“象”，源于《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大辩于魏晋（关于言、意、象），及至南朝，刘勰明言意象之说：“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28〕从此绵延至今。在西方，意象派鼻祖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得到启迪，声称：“‘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正是这种瞬间呈现的‘复合体’，使我们在体验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产生豁然开朗之感。”〔29〕诗人追求思路新颖，莫不通过意象去协调抽象与具体、思想与情感、推理与想象，使诗作成为鲜活的心灵雕塑。艾文将“榴梿”和“皮球”两种意象联结，“多剌的榴梿”经先辈的反复扭捏而成为孙辈圆圆的“皮球”，这一意象的腾跃与转换，历史的凝重和辛酸凸显了出来。张永修为色彩赋予意象的亮泽，红、绿、黑、白、黄诸种色彩成为山海城池、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隐喻与象征。不必一一例举，精巧的意象运思无疑激活了诗情。意象大体可分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两大类，后者又有并置意象、比较意象、替代意象、转借意象、联觉意象乃至各种意象组合。若是细作辨析，马华诗人已在复合意象上多有着力，只是有的人更自觉罢了。
这种努力，还表现在日趋注重美感意义上的诗意结构。诗歌不是可以被简化了的遣词造句的修辞格式，也不是说明某些理念的原始材料的分行排列。实际上，诗歌的本文亦属一个“生存者”，并且是不断自我构成、有序生长而后艺术地呈现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世界的“生存者”。它因此而同样呼唤本文的审美结构，呼唤自足世界的自在敞开，以诗意的结构向人们显示内在的深度与意蕴。这种诗意结构，我们不妨视作以情思力为实体，由心灵共振型、有机统合型和开张放射型交织辉映而成的结构模型，在不同的作品中可以有结构的侧重。张光达以友人相赠的一根人参引爆情感，作为运思的载体，将根性——苦涩——人心的温热丝丝入扣，使诗以心灵共鸣与有机统合的结构，“流通一道我们期待已久的暖意”〔30〕。李国七吟唱和平与人类的爱心，从一家小小的酒楼、一宗因战灾而离乱的跨国婚恋落墨，开张放射，让诗意在空中荡漾，让人们看到真有“一队鸟，拎着甜甜的橄榄／送到风信鸡也必须挂号的土地上”。〔31〕在富有美感的诗意结构中，情思力使诗不至于漂渺玄虚而置于厚实；心灵共振将一种心火点燃另一种心火；有机流合在混沌中建立必要的秩序；而开张放射又输出更多的信息，象一条看不见然而拧不断的纽带，把诗和世上出类拔萃的人们联系起来。
这种努力，又表现在对于语言扩张的追求上。马华诗歌中，那种纯粹的、中国古典式的华语已不复存在，今日里，因时代性、区域性和多元种族多元文化融汇而加入许多活性因素，原典意义上的华语变得“混杂”了。林耀德认为：“不要把这种语言混杂的现象当成一种不纯粹，相反的当成是华语的一种扩张、一种成长。任何语言、文字，它在历史的发展中是不断扩张、不断加入新的因素。各地不同的语言加入华语本身，应视为华语本身的一种扩张，因为活的语言是会变化的”。〔32〕马华诗歌语言具有生存地域的性质与新征，一方面，它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历史语境中生长，必然融汇他语，渗入马来语、印度语或达雅（伊班）语的活性因素，而展现马华诗歌语言的鲜活性的包容力；另一方面，在总体呈扩张的情境里，华语自身也受到波动，其固有的弹性、空灵、张力、隐喻、悟性、意境、神韵等等的审美潜能和能指特质，也应当并且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诗人不实录孤寂和异化，而是说“丹顶鹤在空中飘泊”。诗人不直说“友谊地久天长”，而是说“今夜我为你饮下一个大海”。诗人不依赖方块字的堆砌，而是相信华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生力，有“酿出令人酣畅千年的酩酊”的创力，有“垦拓不尽的疆土”〔33〕，只要活在空气、水份和沃壤里，可以生长出万紫千红的花朵。
马华诗人的精神投向和种种艺术上的努力，不仅以汗水、心血和智慧贡献给了这片土地，而且世界为华文诗歌增添了独异的一页。生存者呼唤至深者，在为土地而歌吟，变血为墨迹的苦痛、焦虑和渴望中，让生存／生命得到有力的质询，灵魂的状态被展示，语言的深渊被举起，人类被现实强度刺激所夺走的内在精神活力再度唤回，这既是马华诗歌，也是世界华文文学面临的共同课题。呼唤“至深”也必然期盼大诗，诚如博尔赫斯希望的“注定要歌唱的、将深深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之类的史诗的声息”〔34〕。这种声息在向我们走近。可喜的是，马华已有诗人倾心于诗之“大气象”〔35〕。我们恳望也深信马华诗人的缪斯之恋、之魂生生不息，因为在椰风蕉雨中生长的生命是炽热、坚强的，而且诗友们也如此告示世人——
我不断占据
又不断抛弃
在占据与抛弃之中
扩大着我生命的疆域〔36〕
我们将在遥远的地方聆听热带韵林新的绝响。
注释：
〔1〕方昂：《给HCK》（1986）， 参见《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33期。
〔2〕吴岸：《历史》，见《榴梿赋》， 沙捞越华文作家协会1992年版。
〔3〕戴小华：《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序》，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年11月版。
〔4〕郭洙镇：《马华文学、国家文学、马来西亚人民文学》， 参见《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1987年版。
〔5〕田思：《刻》，参见《六弦琴上谱新章》， 沙捞越华族文化协会1992年版。
〔6〕林幸谦：《幻象》，载《蕉风》总469期，1995年11—12月号。
〔7〕见游子诗集《蓬莱米饭中国茶》， 紫藤（马）有限公司1989年5月版。
〔8〕傅承得：《我的梦》（1988）。
〔9〕杜红：《我底故乡》， 参见周粲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六集。
〔10〕吴岸：《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等38期。
〔11〕〔12〕〔13〕〔14〕分别见吴岸诗《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鹅江浪》和《南中国海》，载诗集《吴岸诗选》，华艺出版社1996年9月版。
〔15〕方昂：《抽象画》，载《蕉风》总426期。
〔16〕陈蝶：《挂空歌》， 见《蝶之集》， 沙捞越华文作家协会1989年10月版。
〔17〕参见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1977年），《复活的圣火》1997年版。
〔18〕叶明：《静寂的声音》，见《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
〔19〕郑醉：《舞狮》，见《沉思的芦苇》，南洋商报丛书1997年5月版。
〔20〕吕育陶：《G公寓》，同上书。
〔21〕小曼：《峇厘诗抄》，见《镜子说》，南洋商报丛书1996年5月版。
〔22〕风子：《月晕熏醉的》，见《愁月》，诗巫中华文艺社1995年4月版。
〔23〕李国七：《自述》，载《蕉风》总471期，1996年3—4 月号。
〔24〕张永修：《盾柱木》，见《给现AI写作诗》，雨林小站1994年8月版。
〔25〕陈强华：《和遽变的文字》，《马华当代诗选》，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9月版。
〔26〕参见雨田诗集《阔别》，漳泉之声丛书1995年版。
〔27〕李笙：《我们在远离城市的山林寻找陆沉的童话》，见《花雨》，诗巫中华文艺社1993年4月版。
〔28〕参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29〕参见弗莱希曼（Fleischman）主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纽约，1974年版）第一卷第335页。
〔30〕张光达：《根须》，见《镜子说》，南洋商报丛书1996 年5月版。
〔31〕李国七：《风信鸡挂号的土地上》，见《三十三万个理由》，南洋商报丛书1995年9月版。
〔32〕林耀德：《华文文学未来发展的根源》（古晋演讲），见《马华文学》1995年第一期。
〔33〕见何乃健：《诗观》，《马华七家诗选》，千秋事业社（马）1994年6月版。
〔34〕博尔赫斯：《诗人》，《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35〕见陈大为：《大气象》，《马华当代诗选》，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
〔36〕吴岸：《疆域》， 见《三十三万个理由》， 南洋商报丛书199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