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VA价值评估方法的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驱动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价值评估论文,因素论文,价值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各国经济体系中，商业银行作为维系资金运转通畅不可或缺的心脏，一直以来受到各国政府的特殊保护，尤其在我国，商业银行一度依仗法律、政府、监管当局赋予的存贷款特权、信用支持、准入壁垒以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保障，在将大部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同时，谋取高额的利润[1]。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这种传统的盈利模式和单纯追求利润的管理目标必将使其陷入零和游戏的角逐中，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长。于是，在市场、技术以及制度的多种作用和推动下，商业银行进入了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管理时代。全面的绩效考量，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均衡以及对商誉价值的重视，成为商业银行从单纯逐利转向追求全面价值提升的标志。
在价值最大化成为经营管理核心目标之前，商业银行经历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成本绩效评价阶段和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财务绩效评价阶段，这一演进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银行经营管理目标对盈利模式转变和管理理念变革的适应。但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中却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是银行业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促使价值最大化成为经营管理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是我国商业银行单纯追逐利润的短视和尚处于起步水平的价值评价体系。为了化解客观需要与银行业现实的这一矛盾，有必要对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并通过对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提出完整且成熟的价值管理体系，为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
研究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一方面要将商业银行置于现代企业的大背景下，探讨作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商业银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及价值评估方法。由于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与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根据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考察，直接对企业绩效评估、价值创造产生影响的理论主要是战略管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从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每股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价值最大化的变迁。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对其价值的相关研究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
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始于美国学者LeibenStein提出的X效率理论，即用X效率衡量企业在资源配置管理能力方面的优劣[2]。在此之后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如何改进银行各种效率展开的，如成本效率、收益效率、利润效率以及之后的“股东价值效率”：Isik和Hassan运用DEA模型分析土耳其银行业1988-1996年的数据，发现银行绩效不足主要由其成本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不足导致[3]；Brissimis考察了1994-2005年银行绩效与信贷部门改革、银行竞争变量以及银行面临的风险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银行信贷部门改革与竞争对银行绩效起到积极影响，资金和信用风险对银行绝大多数运营指标起着负面作用，而流动性资产则降低了银行效率[4]。除了通过效率对银行价值进行的间接分析外，国外学者还对影响银行绩效、盈利性以及股东价值创造的因素进行了直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Kwan和Eisenbeis认为负债和存款增长率是反映银行盈利性和银行价值的有用指标[5]；Berger和Bonaccorsi考察了银行杠杆比率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与较好的银行绩效相联系，反之亦然[6]；Athanasoglou等通过对1985-2001年希腊国内银行的考察，认为所有来自银行自身的影响因素(除银行规模之外)都影响着银行的利润获取能力[7]；Lepetie等的研究则验证了银行收入多样化在银行绩效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具有显著影响[8]；Salas和Saurina的研究表明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对银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影响[9]。除了以上这些针对商业银行自身影响因素的研究之外，Berger等还提出行业集中度以及各银行市场份额会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10]。
国内学者在借鉴以往对银行盈利性和绩效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对银行价值最大化驱动因素的探讨。这些研究多以EVA作为价值量化指标。朱建武通过对EVA回报率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EVA值呈反向关系，高管激励报酬与EVA值为正向关系，上市融资和跨区经营扩大经营规模的手段则对EVA值没有显著影响[11]；关新红在对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源和客户是商业银行创值活动最主要的驱动和贡献因素，有效的成本管理和较强的风险防范能力可以从节流和降低风险抵减效力的角度提升创值能力，组织和流程再造可以起到优化商业银行创值活动的信息及资源传输渠道的作用[12]；郑鸣、林潘颖对1996-2004年间14家商业银行的EVA进行了测算，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银行股权越集中，EVA回报率越低，法人股股东的激励和监控作用对银行的价值创造有正向作用，董事会规模不会对EVA回报率产生影响，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作用比较明显，市场结构的改善可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13]；谢东标通过研究也发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因素对商业银行价值改进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数量以及监事会规模都对公司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14]；胡健和蒋迟的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资本结构对EVA有显著影响[15]；陶雄华和卢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银行资产管理、资本管理和非利息收入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商业银行绩效[16]。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对银行价值驱动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均稍欠全面，且得出的实证结果并不能在很高程度上拟合客观经济现实，也未对影响因素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我国商业银行的价值驱动因素，并重点阐述商誉因素通过信息披露的信号效应在上市银行价值最大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商业银行找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价值创造途径，实现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充与完善。
为了剖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驱动因素，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成果，选用EVA指标进行度量评价，这主要是基于EVA方法的以下优点：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EVA在反映价值创造过程方面优于传统的财务指标，是一种很好的价值评估方法，建立以EVA为核心的经营绩效考评体系有助于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统一起来，从而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其次，用EVA指标度量价值同样适用于商业银行，可以为商业银行全方位价值研究提供分析工具。
三、实证分析
(一)EVA模型的引入
1.EVA与商业银行价值
商业银行价值是银行资本与劳动结合后产生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会计账面价值、内在价值、市场价值以及以EVA度量的经济增加价值[17]。在这四种价值中，由于EVA指标能够很好地体现商业银行资本与劳动的融合与创新，并能够从价值创造角度反映银行价值状况，因而目前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价值管理的核心手段。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作为一种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指标，EVA反映了管理价值的所有方面。”
除此之外，确定EVA作为商业银行价值的度量方法亦是出于两者之间明晰的数量关系，根据EVA与银行价值的计算公式，可以推导出如下等式：
可见，在资本总额TC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寻找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及其影响因素的过程就归结为对于EVA驱动因素的判断与检验。
2.商业银行EVA计算方法
EVA是企业税后净经营利润扣除资本成本(包括债务及股本成本)之后的剩余资本收益，是所有资本成本被扣除后的剩余收入。用公式表示为：
EVA=NOPAT-TC×WACC
如前所述，本文对商业银行价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建立在以EVA度量价值的基础之上，即以各样本EVA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实证模型。EVA的计算涉及到如下三个关键要素：税后净营业利润(NOPAT)、资本总额(TC)以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考虑到商业银行与一般工业企业之间存在的存款本身就是一种负债这一区别，并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如下公式可以得到各个银行各年的EVA值：
NOPAT=税后利润+当年计提贷款呆账准备+当年计提其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营业外收支净额×(1-所得税税率)+递延税款贷方余额变动-递延税款借方余额变动
TC=股东权益+年末贷款呆账准备余额+年末其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年末递延税款贷方余额-年末递延税款借方余额
对于资本成本率的确定，这里采用较为严谨、成熟且得到普遍肯定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且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可将权益资本成本率视为实际资本成本率，于是有：
WACC=股本资本成本=无风险收益率
+β 系数×市场风险溢价
其中，由于β系数的计算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这里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确定我国近年来金融业的β系数为1.041。另外，本文选取各年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当年无风险收益率，以4%(略低于美国股市风险溢价6%)作为我国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18]。最终，EVA模型由下式给出：
EVA=NOPAT-TC×(+0.0416)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样本的代表性，本文最终选取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中的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以各个银行2004-2010年度相关财务数据为样本数据，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但由于上市时间和信息披露的差异，各截面商业银行的观测数据个数不完全相等，故本文最终选取72个样本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
本文选取的11家商业银行占我国目前上市商业银行总数的73%，并且包含了全部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及6家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分析结果可以为我国银行业价值最大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上文所述商业银行EVA计算方法，通过对11家目标商业银行年报的细致整理，得到样本EVA值如表1所示。
据表1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10年间，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经济利润均为正，即都在创造价值，且其平均创值水平处于逐年上升的进程中，这一过程可由图1看出。
尽管数据和图形均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这一可喜的现实，但这仅是一个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内在机制和完整过程，EVA提升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机制影响价值？除了以创利促创值之外，还能为我国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找到哪些切实可行的途径？下文便从解释变量入手，以实证分析展开对EVA的进一步剖析。
(三)变量的选取及分析
影响一家商业银行价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原因，又可能受到各利益相关者、整个行业乃至宏观环境等外部原因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我国商业银行找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对策与途径，因此，这里暂略去行业及宏观因素，重点从银行自身行为入手选取对价值影响比较大的变量因素。
1.资本实力
商业银行资本是其营运资金的来源之一，资本实力的大小与银行对于资本金风险的控制能力息息相关，会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而对银行价值产生影响。因此，为了考察资本实力与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相关性，本文将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资本实力的量化指标引入模型。
2.资产质量
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特性，信贷资产是其最主要的资金运用渠道，而贷款则是银行最重要的收益来源，此外，贷款质量的高低不但关乎银行收益，还反映了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大小。因此，为了分析银行资产质量对银行价值的影响，本文将不良贷款率指标引入实证模型。
3.费用管理能力
Rappaport通过研究发现盈利能力是企业重要的价值驱动因素[19]。这一结论对于商业银行同样适用，盈利性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商业银行获利和积累的能力，而且能够反映其成本、收益以及利润效率的情况。众所周知，促进盈利性增长的一个最直接办法就是削减成本，即较好的费用管理能力是银行盈利水平提升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因此，本文用成本收入比(也称效率比率)反映商业银行费用控制能力，考察其对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影响程度。
4.收入多元化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银行收入多元化对于银行绩效及其风险承受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商业银行通过发展表外业务增加非利息收入，从而实现收入结构多元化，在传统业务之外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了反映我国商业银行收入多元化对银行成本、利润以及价值的影响，本文选取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商业银行价值的又一个解释变量。
5.风险控制能力
作为高负债、高风险的金融企业，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面临着各种风险，对风险的控制与防范是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有力保障，相反，由风险造成的损失则会严重抵减商业银行价值创造的效果。一般的，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然而，考虑到市场风险的不可控和操作风险难以量化的情况，本文仅考察信用风险控制能力和流动性风险控制能力与我国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分别用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与存贷比予以度量。
6.客户资源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不断寻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又导致了企业存在的人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客户兼具产品使用者与债权人双重身份，无疑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拥有客户资源的大小是银行实力和价值的一种体现。另外，根据“二八”法则，商业银行少部分高端客户可能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利润增长[20]。因此这里选用存贷款余额反映商业银行拥有的企业客户及个人客户资源情况，并以存贷款余额除以总资产来消除规模因素的影响。
7.外资股权的引入
截至2010年末，我国15家上市银行中已有13家银行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完善内控机制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无疑会对我国商业银行价值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分析银行业外资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对银行价值产生的影响，本文以银行是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虚拟变量引入价值评估模型。
8.控制变量
由于本文以EVA绝对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必然会受到规模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商业银行股东权益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有助于模型拟合度的提高。另外，考虑到净资产总额是数量指标，与其他比率指标相差太大，为保持其稳定性，在回归分析中对净资产数值取自然对数作为样本数据。
综上，将初步定性分析得出的商业银行价值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如表2所示。
(四)模型修正及检验
1.模型修正
通过以上对价值模型涉及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讨论，下面以各商业银行EVA的对数形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定性分析中提出的7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银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建立样本区间为2004年至2010年、截面成员为11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模型。并打破以往研究的惯例，首先对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设定进行修正及检验。本文考察的11家商业银行在产权结构上有国有与股份制之分，在规模上有大型和中型之别，虽都是上市银行，在上市时间上也有早有晚，可以说11家截面成员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价值模型的设定必须考虑到这种个体影响；其次，由于样本数量的局限性以及对我国商业银行现实状况的分析，这里暂不考虑截面成员的结构性变化，认为11家商业银行之间不存在结构变化；再次，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而选取的11家银行已经占到上市商业银行的70%以上，故选取固定影响模型不但能够简化分析，而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以上三个前提之下，模型设定的问题归结为在混合模型与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通过构建“真实模型为混合模型”的原假设与“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备择假设，并运用相关样本数据进行基于F统计量的假设检验，得出的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的实证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值得说明的是，根据Fiordelisi和Molyneux(2010)的研究，一家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的银行更加可能在下一期加大对那些能够提升价值的项目的投资，从而获得更加出色的表现，即商业银行价值创造可能存在自回归过程[21]。由此，本文最终设定如下实证模型：
2.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面板数据模型，结合经过计算得到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样本数据，利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6.0对上文建立的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得出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3.结果分析及对策建议
表3回归结果显示，Durbin-Watson检验值为2.36，表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明显的一阶自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修正可决系数达到98.8%、F统计量非常显著，此外，通过对t统计量的逐一分析，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成本收入比率、存贷比、存贷款余额以及是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与银行价值显著相关，而其余变量，如非利息收入和拨备覆盖率对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较小。在这些解释变量中，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以及非利息收入等还是银行商誉的重要度量指标，其高低不仅影响银行财务性绩效，而且会通过商誉机制作用于银行价值最大化过程。
进一步地，由各变量系数可见，反映商业银行费用管理能力的成本收入比系数为负，表明成本收入比与商业银行价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不良贷款率指标系数为负，表明不良贷款的下降有助于商业银行价值的提升；资本充足率、存贷款余额以及反映外资股权结构的变量系数均为负，表明其对于商业银行价值提升存在抑制作用。另外，由于本模型以EVA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规模因素的影响，因此，这里不对净资产这一变量的回归结果做过多解释。
下面针对回归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1)费用管理能力对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成本收入比反映了银行的费用管理能力，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效率。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价值与银行费用管理能力正向相关，即效率比率与商业银行价值显著负相关，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具有很强的助推作用。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当今银行业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国内商业银行通过将成本转嫁给客户来增加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各大、中型银行只有在关注收入增长的同时，通过有效的成本管理才能实现盈利稳步持续增长，才能对价值最大化做出积极贡献。
(2)资本实力与资产质量对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从本文的定性分析可知，资本实力和资产质量会对银行价值产生作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以及资本充足率两项指标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正体现了这种相关性，通过进一步对变量系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良贷款率与银行价值正相关，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价值却呈现负相关关系。
不良贷款率对被解释变量的反向作用恰好反映了较好的资产质量对银行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能够将不良贷款率控制在较低水平的银行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更加有效地运用信贷资产获取利润，与此同时，拥有较低的不良贷款率也是银行良好信誉的体现。可见，不良贷款率可以通过影响盈利性和商誉共同作用于商业银行价值。
与不良贷款率相类似，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资本实力的体现亦是通过两种途径对银行价值产生影响：首先，为了达到监管要求，商业银行纷纷采取措施提升资本充足率，伴随而来的便是资本成本的上升、收益的下降，导致资本充足率对EVA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预示着银行风险防范能力的上升，这是银行资本安全性的保障，会增加商业银行无形的商誉价值，对银行价值创造具有积极影响。据本文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价值具有抑制作用，说明资本充足率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价值的正向效应未超过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指标通过银行商誉作用于价值的机制尚未形成。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需要将控制不良贷款、保障资本金安全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尤其对于上市银行，更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公开披露的优势，发挥资本充足率提高、不良贷款率下降对银行信誉提升的作用，最终实现其对我国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的促进作用。
(3)收入结构对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伴随着我国企业债券融资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业“脱媒化”进程加速，迫使商业银行在原有职能之外寻求新的盈利模式，于是在各种业务经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具备出色创新能力的商业银行利用其制度资源推进综合化经营，实现非利息收入的大幅增长。如上实证结果显示，非利息收入占比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这一指标在2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价值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虽然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都以利息收入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正经历着变革，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价值提升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除了单纯地影响银行收益之外，非利息收入的大幅增长还展现了银行具有的创新能力，影响着银行商誉价值。由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利用自身各种资源，尤其是制度资源，不断进行收入多元化，在保证利息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通过各项金融创新，发展成本更低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以价值创造型业务推动利润空间的扩大，与此同时，向公众传递良好的信号，即该银行在产品创新上具有优势，并有强大的制度创新和战略调整能力作为支撑，能够以更高的质量进行信息的生产，从而提升银行商誉，为银行价值创造贡献积极力量。
(4)风险控制能力对于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在反映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的两项指标中，存贷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EVA有影响，而拨备覆盖率仅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20%的t检验。其中，存贷比变量系数为正，反映出虽然较高的存贷比意味着较高的流动性风险，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金较为充裕，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并不突出，因此，各大中型商业银行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存贷比的适度提高增加盈利，进而创造价值。另外，由于拨备覆盖率与各家商业银行各年风险控制力度以及拨备计提政策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未对银行价值产生显著性影响。
(5)客户资源对于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本文对客户这一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考量，通过实证模型反映了银行拥有的客户资源与其价值的相关程度，从回归结果中可见，商业银行每单位资产的存贷款余额对价值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只是这种影响为负向，这主要是由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近年来总资产规模迅速扩大造成的。可见，相对于资产规模的扩张，存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扩大存贷款总规模并不能有效地提高银行价值，甚至会增大风险和损失发生的可能性，给银行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重视存贷款余额数量的同时，提高客户资源利用效率，为高端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加该群体对银行产品、服务、信用以及风险管理能力的认同度和满意度，巩固银行这一最佳利润增长点；同时，在公司业务方面，要高度关注小企业金融服务，这样不单是社会责任的履行，更是为银行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重要的战略支柱。只有这样才能使商业银行有限的客户资源发挥无限的价值创造作用，以存贷款余额的高质量增长促进银行价值的提升。
(6)外资参股对于商业银行价值的影响。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是否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银行价值产生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指标的系数为负，这与之前的定性分析不符，反映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并非一片大好。特别是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外资进入在为我国银行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进而提升其经营绩效的同时，还可能由于国内外价值、文化的差异以及金融监管的影响使得积极作用受到抵减。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首先要从自身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入手，做好引入外资的准备，并最终利用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各种优势促进自身价值的提高，实现长期中该指标对银行价值最大化的积极贡献。
四、结论
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过后，中国银行业正经历着诸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金融脱媒化趋势加剧以及资本约束加强等一系列内、外部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促使我国银行业加快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全面变革步伐，不断探寻科学转型之路。本文利用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2004年至2010年的样本数据，基于EVA价值评估方法，通过修正后的实证模型对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较好地反映了我国银行业价值创造的客观经济现实，得出资本实力和资产质量、成本管理能力、客户资源以及引入外资股权等因素对商业银行价值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肯定了商誉机制在我国银行价值最大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政策建议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水平的整体提升。
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价值最大化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多种因素以多种途径作用于银行价值，除了通过自身财务绩效的改善提升价值之外，社会责任的履行日益成为影响商业银行价值的重要驱动因素，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依赖于银行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双重扩充与共同完善。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将关注银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对银行价值提升的贡献，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更加全面、更加完善的价值最大化管理体系，实现银行自身经济效益与国家、客户、股东、员工利益的共同最大化，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更好地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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