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要多A有多A”的跨句语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多论文,要多论文,语法论文,构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1.1 跨句语法化 以往国内学者研究语法化很少有人将从句①（clause）和从句之间的组合纳入到讨论的范围之中。其实，语法化不仅可以发生在从句内部的形态演变中，而且还可以发生在跨从句的演变过程中，Givón（1979）就提出了下列一种语法化的链条：[21]209 语篇＞句法＞形态＞形态音位＞零形式 我们要强调的是，Givón这种语法化链条中的“语篇”指的是一种结构松散的话语。将结构松散的话语纳入到语法化单向性的演变中，显然是扩大了语法化的定义。如果按照Givón提出的语法化链条来看，语法化的外延可以扩大到从句的组合过程：从自由的、结构独立的几个句子语法化为一个构式。 跨层结构的历时演变问题在汉语学界颇受关注，主要有董秀芳（2002）、江蓝生（2004）、田范芬（2004）、张谊生（2007）、彭睿（2011）等，这些研究基本上探讨的都是汉语中跨层结构的语法化演变模式，但大多涉及的是词汇项，很少有人注意到把从句组合的发展纳入到语法化研究的范围之中。本文试图从跨层结构中的跨从句结构入手，结合跨句的语法化理论，探讨“要多A有多A”构式的形成过程，并集中讨论“要多A有多A”从两个相对自由的并列结构的句子到句法和形态上的结合性的变化。 1.2 跨句语法化链 Hopper & Traugott（2003）认为跨句语法化链如下：[27]167-184 并列句（parataxis）[-非独立（dependent），-包蕴（embedded）]＞主次关系复合句（hypotaxis）[+非独立，-包蕴]＞主从关系复合句（subordination）[+非独立，+包蕴]这是一个适用于跨语言的跨句语法化演变路径。Lehmann（1988）提出了从句的联接机制（clause linkage）：从句联接机制研究的是从句之间是独立的还是句群的关系。其中，并列关系（parataxis）指的是从句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没有特别的结构限制，因而从句之间结构松散，相互独立。主次关系（hypotaxis）指的是从句之间有了某种关联，比如时间上的先后、事理上的因果等关系。主从关系（subordination）指的是从句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如果X从属于Y，那么就是说X和Y形成一个向心的结构Z，且Y是Z的核心部分。从句和从句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层级序列，最左边的是并列关系，最右边的是包蕴关系。并列关系在从句的联接关系中是最为松散的，而包蕴关系在从句的联接关系中是最为紧密的。[28] 我们认为，语法化不仅仅会发生在从句层面，也会发生在复合句之间。跨句语法化是从几个并列句到主次关系复合句再到主从关系复合句、构式的内部结构越来越紧密、整个结构紧缩的过程。下面我们以构式“要多A有多A”为例，分析该构式跨句语法化的形成过程。 二 “要多A有多A”的中心义 构式是一个多维的语法对象。从构式语法的角度看，构式是一个认知性的对象。构式语法从两个方面对构式做了系统的区分：一个是将构式规约性地确定为一个整体，一个是分析组成构式的构式项。前者研究构式的外部性质，即作为一个整体的语法形式，构式是如何适应这个特定表达的；后者研究组成构式的单个构式项以及该构式项对整个构式表义的影响。构式所表达的意义总是表现出整体不等于各个构式项的简单相加的特点。“要多A有多A”这一构式表达的是说话人主观性评述达到极限值，这也是该构式的中心义。 2.1 “要多A有多A”构式的整体性和不可预测性 从构式项的结构来看，“要多A有多A”表示的是现实极限量与主观极限量的等值：“要多A”指的是主观意愿，“要”表示意愿义，而“有多A”指的是现实量度，“有”表示主语实际上的拥有。但是，从整个构式来看，“要多A有多A”整体表达一种主观性的极限程度，即整个构式义并不是构式项“要多A”和“有多A”语义叠加的结果，而是“要多A有多A”整个构式表达一种语义，这也是该构式不可预测性的一种表现。例如：
该构式的不可预测性还表现在“要”和“有”的语义的演变上。在单个构式项中，“要多A”中的“要”表示的是意愿义，但是在整个构式“要多A有多A”中，“要”不再表示意愿义，这体现在整个构式的主语可以是无生命的主体，无法发出“意愿”的动作；构式项中的形容词A也可以是消极意义的，而消极意义往往不是人的意愿。如例（1）“武侠小说要多经典有多经典”中主语为无生命的主体“武侠小说”，因而“要”已经不表示意愿义；例（2）中的形容词A为表消极意义的“嚣张”，并非主语的意愿，因而“要”也不表示意愿义。另外，整个构式中“有”也不再像单个构式项中那样表示存现义，而是表示“具有某种属性”的意义。“有”后面不是名词，“有”就不表示实物性的拥有，而是一个形容词，表示主语的属性。 “要多A有多A”是非现实性和现实性交叠的构式，表示的是主观心理量度和现实量度共现。它由主观化发展而来，即从“主观意愿+现实拥有”义主观化发展为“主观极限”义。 2.2 “要多A有多A”构式的主观极值 “要多A有多A”是主观非现实性和客观现实性的共现。它由主观化发展而来，可以用“主观意愿+现实拥有”＞“主观极限”来表示其大致的发展走向。“要多A有多A”中A的位置最初先进入的并不是形容词A，而是名词N。因而该构式最初指的是主观意愿和现实拥有的承接性，比如“要什么有什么”。当形容词A进入该构式之后，则表示说话人对某种事物的极限评价，比如“她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要多A有多A”形成之后，具备了一些句法上的强制性： 其一，只有定量化了的形容词才能进入该构式。张国宪（1996）认为形容词可以使用前加程度词的语法手段构成合成式的语言单位，使之进一步地量化来表述一个量点，为一个有界量值。[17]“多/多么A”就是形容词A通过前加程度词“多/多么”来表达一种程度，使得“多/多么A”变成一个有界量值的。“要多A有多A”表达说话人对某事物评价的主观大量，是一种模糊量的表达。这也是整个构式赋义的结果。 其二，只有可受“多/多么”修饰的形容词才能进入该构式，可受“很”“非常”等程度词修饰的形容词均不能进入该构式。这是由于“多/多么”除了表达一种程度外，还可以表达感叹义，②即“多/多么”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可独立使用的感叹标记。感叹句不仅表达一种较高的性质程度，而且还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情感指向性。当事物的性质或数量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时，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感情而使用感叹句，而“多/多么”含有“程度极高，没有限度，不可计量”之意，③这样的语义正符合“要多A有多A”整个构式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极限值这一条件。张谊生（2002）认为“多/多么”不仅是程度副词，还可以归入评注类的副词当中，[19]说明“多/多么”不仅仅表示一种程度或数量上的高，同时还具有主观性。这也符合“要多A有多A”整个构式表主观大量的语义。 可见，单个构式项的意义和整个构式的意义是互动的，单个构式项的意义会影响到整个构式的意义，同时整个构式的意义也会反作用于单个构式项，要求单个构式项的意义符合其整个构式的语义。 三 “要多A有多A”跨句语法化历时过程 构式语法的核心观点认为构式是意义和形式的配对，构式是从语素层面到语篇层面都适用的一个语法单位。语言的演变不仅仅只影响到单一的一个语言项（比如语素、词等），而且还会影响到具有组合关系的句子层面和语篇层面。也就是说，构式语法中所说的共文（co-text），包含各个层面的语法单位。以往的研究仅仅从语素和句法的层面讨论构式，但是从语言事实来看，有很多跨句的结构用构式语法来分析会更加简捷、清晰。构式语法认为，构式由一个复杂的层级网络组成，成员之间有继承、多义、同义的关系，构式的范域可以从语素形式扩大到任何一个抽象的、能产的形式。 就“要多A有多A”构式而言，其最初阶段，即在唐宋时期的作品中，“要X”和“有X”分属两个独立的句子，且“有X”实为“有Y”，“要X”和“有Y”是并列关系，“要”和“有”分别是两个句子的核心谓语动词。例如：
上2例中的“要”和“有”分别是前句和后句的谓语动词，两个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显，我们可以认为两句仅仅是并列的线性结合，此时的“要X”和“有Y”只是两个核心谓语动词短语的偶然共现，是目标构式“要X有X”的最初阶段。从语法化的连续环境理论来看，该阶段仅仅是这个构式发展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阶段。 第二阶段，即在明末清初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是一些话本小说中，目标构式“要X有X”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常见的使用情况有以下两种：
上2例中的“要X”和“有X/Y”分属不同的施事，但是“要X”和“有X/Y”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关联，表示“要”和“有”动作接续时间上的短暂及
能够满足
的主观意愿。
上3例中的“要X”和“有X/Y”中，“要X”和“有X/Y”的施事都省略了，使得施事背景化，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紧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要X”和“有X/Y”其实并不一定共用一个施事，但是正是施事的省略使得人们在解读时更容易把语义重心放到“要X”和“有X/Y”的逻辑关系上而忽略两者的施事。比如例（7）中的“要一就有十”，可以认为是“要”和“有”共用一个施事，也可以认为两者的施事不同。但是无论怎么解读，并不影响两者逻辑关系的进一步紧密结合。 “要X”和“有X/”施事的背景化，使得表达
的主观意愿义和
的客观现实性进一步具有了紧密的关联。可以看出，该阶段中的“要X”和“有X/Y”之间主要是发展出了主次关系，这时目标构式“要X有X”进入了构式发展的充要阶段，是语法化连续环境中的临界环境。 第三阶段，即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目标构式“要X有X”继续发展，变得更加口语化，“要X”和“有X/Y”的联系更加紧密，X和Y演变为同一个对象，多用疑问代词的遍指形式“什么”或不定指形式“多少”，“要X有X”成为一个整体。例如：
这个阶段中，X从由具体名词充任发展成为可以由抽象名词或疑问代词充任，同时，X发展出了表连续量的用法：疑问代词“什么”表示一种遍指（universal reference），指代的是特定范围内的所有成员，疑问代词“多少”表示一种不定指（indefinite reference），指代的是特定范围内的任何成员，因而都具有连续性的数量特征。此外，由于“要”“有”宾语的同指，都为X，使得“要X”和“有X”这两个构式项的联系更加紧密。 但是，该阶段中，“要X”和“有X”的主次关系和共用一个施事都不是强制性的，还能够经常见到“要X”和“有X”各自有各自主语的例子。例如：
还要注意的是，在前三个阶段中，“有X”常常可以使用否定形式。例如：
由此可见，这种情况的“要X”和“有X”仍然都是核心谓语动词短语，两者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 第四阶段，也在清末和民初，此时产生了由形容词充当的X，而且表连续量的形容词可由“多/多么”来修饰，表示一种程度，整个结构融合成为“要多/多么A有多/多么A”的整体，“要多A有多A”构式正式形成。例如：
由于构式中的形容词具有消极色彩，因而“要”已经不表示意愿义。 在X为形容词性成分的“要多/多么A有多/多么A”构式中，还有一种新情况就是，S是无生命的主体，因而“要”也同样不表示意愿义。例如：
这个阶段中，“要多A”和“有多A”共用一个施事的特点变成了强制性的，而且“有X”也不能再用否定形式，同时“有”已经不再表示“存在/拥有”的意义，而是表示“具有某种属性”的意义。 综合上述的四个阶段可见：“要X有X”从并列句发展成为主次关系从句，再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双核源结构的单核化过程，也是一个构式的整体化过程。其中，X由离散的个体名词逐渐发展出了指示代词的用法，最后变成了表连续量的形容词，“要”的意愿义逐渐消失。 另外，从上述各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多/多么A有多/多么A”语法化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主要集中在明代到民国之间，随着市井文化的发展，该结构开始兴起并普遍使用开来。 四 “要多A有多A”构式的形成过程 4.1 “要X”和“有X”中X聚合关系的扩展 最初，由于只有名词才能进入“要多A有多A”构式，因而该构式最初指某种实物性的拥有，表示主观意愿和现实拥有的一种承接性。当发展到形容词可以进入之后，该构式开始表示说话人对某种事物的主观极限评价。例如：“她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表示的并不是“想要A”和“拥有A”，而是对主语的一种主观性描述。 “要多A有多A”的形成是“要…有…”这个图示化了的构式中图示部分扩展的结果：从名词一步步扩展到形容词。下面列出其具体的图示化过程： Ⅰ.“要X”，“有Y”＞“要X，有X”（X和Y均为N）：两个动词的宾语同指。例如：“要书，有书”“要笔，有笔”。 Ⅱ.“要X，有X”中的X变成了一个可用“的”字短语来转指的NP。例如：“要吃的，有吃的”。 Ⅲ.“要X有X”＞“[要X有X]”：X从一个离散的N变成了一个连续量，能够充当X的主要是表示遍指的疑问代词“什么”或表示不定指的疑问代词“多少”。“要X”和“有X”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例如：“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中的“什么”和“多少”都可表示连续量，正是从这种用法发展出了使整个构式表示一种主观大量的意义。 Ⅳ.“要X有X”＞“要多A有多A”：表连续量的形容词可以进入该构式。 可见，“要多A有多A”中图示化了的部分是从名词逐渐扩展（expansion）到形容词的，它从一个离散的量变成了一个连续的量。形容词进入之后，该构式整体从表达对主语性质和状态的描述，进而发展为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极限值。 4.2 跨句构式组合关系的紧缩过程 从“要多A有多A”的演变可以看出，跨句构式的形成是一个紧缩（condensation）的过程，“要多A有多A”从双核源结构的并列成分到简单句的紧缩以一个动词的衰落为标志。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演变链：并列复句＞主次关系从句＞构式。Longacre（1985）认为，从广义上说，一个从句一般包含一个谓语，④即一个句核（nucleus）。一个从句有一个句核，则一个复合句有多个句核。复合句的形成涉及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句核发生相关性而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句核的过程。并列关系的句子有各自独立的句核，主次关系的从句成为一个整体，仅有一个句核。跨句构式从两个或多个并列关系的句子发展成为一个构式，就是由两个或多个句核融合成为单个句核的过程。彭睿（2007）结合汉语语法化的事实认为双核源结构到简单句的紧缩以一个动词的衰落为标志。例如：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是一个双核源结构，其中“及”和句首的“老”一样是核心动词。重新分析之后，该句被看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句中只有一个动词“老”，这就是双核结构的单核化。 下面是“要多A有多A”的单核化过程及其语法化的连续环境。 阶段一：初始阶段，“要X有X”是并列的两个独立的句子，有两个核心谓语动词，是一个双核源结构。该阶段的构式并没有图示化。 阶段二：桥梁阶段，⑤“要X有X”仍然是双核结构，是两个独立的句子，但是这两个句子是具有主次关系的从句，可以表示为[
要X][
有Y]或[
要X][
有X]。两个句子之间具有的事理时间上的承接性是这种主次关系形成的前提。Givón（1990）提出了一个认知上的“形式-功能”对等的平行关系，即两个事件在语义-语用上结合得越紧密，那么对它们进行编码的句子在语法上也就结合得越紧密。[21]826原本只是两个并列对等关系的句子，当两者发展出了事理关系时，就为后面进一步的单核化做了铺垫。最初的“要X”和“有X”之间的事理性关联虽然并未使用任何连接性标记，但说话人很容易根据背景知识给按连贯顺序表达的两个句子推导出时间顺序甚至是因果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语篇层面上的语用推理意义不是强制性的，从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连词连接来表明，也可以不用任何标记。请看下面两组并列句： a.早上八点发生了地震。四辆小汽车发生了连环相撞。⑥ b.四辆小汽车发生了连环相撞。早上八点发生了地震。 a、b两句都没有使用任何连词来表明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我们很容易把a句中的两个并列从句认为是有时间顺序甚至因果关系的两个句子，即：“因为早上八点发生了地震，所以四辆小汽车发生了连环相撞。”如果两个并列从句的排列顺序是不合逻辑的，那么我们就很难推知两句之间的事理性关联，比如b句。显然，“要X”和“有X”两个从句的排列顺序是具有连贯性的，“要X”表达的非现实的意愿义和“有X”表达的现实义是符合整个构式要表达一种“现实拥有满足主观意愿”义的，因而我们能够从中推导出一定的事理性关联。 阶段三：转化阶段，这是“要X有X”构式图示化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该阶段中，“要X”和“有X”的宾语同指，施事省略，该结构成为一个单核的整体“S要X有X”，但该阶段中很多句法条件尚不具有强制性。 阶段四：形成阶段，X可以由形容词来充当，主语位置也可以出现无生命的主体，“要”由此丧失了意愿义，句法限制也越来越固定化，只能用“多+形容词”，“S要多A有多A”的构式形成。 单个语法项不会独立地进入语法化链条之中，一般都是依托一定的语境而发生语法化的。Himmelmann（2004）认为词项的语法化范域其实包括了其所在的整个构式，并提出了基于语境的语法化（the context-based view on grammaticalization）。[26]可见，构式的语法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是语法项自身的变化；第二是整个构式的变化，即语境的变化。作为双核源结构并列关系的两个独立的句子，“要X”和“有X”的语法化项主要包括核心动词“要”和“有”及“要”和“有”的宾语和主语。从上可以看出，核心动词“要”的语义演变是整个构式演变的关键，动词和构式之间在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互动，整个构式的演变使得“要”丧失了意愿义，而“要”在丧失意愿义的过程中也使得整个构式产生了主观性评价义。 五 结论和余论 跨句结构的语法化与人们熟悉的语法化的理论有些不一样，它主要强调的是语法化发生在一定的构式中而非孤立的词项上。跨句结构“要多A有多A”的演变过程涉及了三个层次的扩展： （1）同构项类型的扩展（Host-class expansion），即增加了与构式共现的成员。这其实也是我们所提到的聚合关系的扩展。在“要多A有多A”的语法化过程中，核心动词“要”和“有”的宾语从只能是名词或名词短语扩展到形容词；从一个离散的量发展为一个连续的量。而且，在“要X有X”尚为并列关系或主次关系从句的时候，“要”和“有”的宾语互不相干，各司其职（“要X，有Y”），后来进一步发展变成了宾语同指（“要X，有X”）。 （2）句法环境的扩展（Syntactic expansion），即从两个并列的独立的句子到形成主次关系的从句，最后再形成仅有一个核心谓语动词的构式。 （3）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Semantic-pragmatic expansion），即在语义-语用上增加了新的用法，增加了说话人的主观性判断，表示主观极限值。我们认为构式“要多A有多A”经历了一个主观化的过程。Traugott将主观性看做是一个语义-语用的过程。该过程中，语义的变化越来越倾向于说话人的信念或态度。考察“要多A有多A”的语法化进程，从语义-语用的角度入手时则会涉及该构式的主观化演变。人们主观性的解读赋予了“要A”和“有A”之间的逻辑关系。 以上三个层次的扩展在语法化过程中同时发生，但语义-语用环境的扩展是其扩展的核心特征，这就是语法化的扩展观，其环境概念指的就是语法化项本身和语法化项所在的构式。 本文对构式“要多A有多A”的历时考察表明，跨句的语法化也是语法化框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用跨从句语法化的理论来解释构式的形成是一种新的途径。 引用书目： （1）不题撰人著《永庆升平前传》（光绪十八壬辰年（1892）宝文堂刊本）。（2）刘鹗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郭小亭编纂《济公全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4）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点校《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5）李宝嘉著《官场现形记》（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6）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7）西周生著《醒世姻缘传》（世界书局，1936）。（8）许仲琳著、李去翔编《封神演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9）张杰鑫著《三侠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10）黎靖德编、王显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 ①Clause也有学者称之为子句、小句等。 ②太田辰夫（1987）：“多/多么”表感叹大约也是由表疑问发展而来的。“多/多么”在现代汉语中既可以表示疑问，也可以表示感叹。[12]282疑问和感叹的联系可参见石毓智（2006）。 ③除了“多/多么”可以用于感叹句外，“真”“可”“好”等程度副词也可以用于感叹句，但是情感色彩和感叹色彩最强烈的是“多/多么”。（参见杜道流2004）。 ④从句法上讲，影响从句独立性的主要是动词性的形式，而动词性的形式分为限定性的和非限定性的，这就包含了名词化了的从句。 ⑤根据Heine（1992）的语法化链（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语法化可以由共时变体推断历时演变的轨迹。（参见彭睿2009）。语法化链分为初始阶段、桥梁阶段、转化阶段和形成阶段。 ⑥例子引自Hopper & Traugott《Grammaticalization》第79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该书第一版于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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