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183;卢斯与抗战期间中国新形象的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中国论文,新形象论文,卢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新闻巨头亨利·卢斯 Henry R.Luce），以其控制的时代公司的三大杂志为工具，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以突出蒋介石为中心的树立中国全新形象的运动，以求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决策机构，以便使中国最大限度地获取美国援助，来抗击日本侵略和稳固蒋介石统治。本文通过对1926年至1949年《时代》杂志（Time）以及1937年至1949年《生活》（Life）和《财富》（Fortune ）杂志逐年的追踪和对其它有关资料的分析，考察了卢斯导演下的这场运动的经过和发展，探讨了卢斯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动机，并讨论了这场运动给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
亨利·卢斯是时代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于1898年4 月生于山东登州，父亲亨利·温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是一个于19世纪末来到山东传教的美国传教士。1916年，卢斯考入耶鲁大学，在人才济济的耶鲁大学中，他充分表现出了头脑敏捷、思维活跃的特点，被选为校刊的主编，成为当时耶鲁校园中的风云人物。1923年3月， 他与耶鲁大学的同学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创办了《时代》杂志， 并任主编。在众多的新闻杂志中，《时代》以其新颖的文风、尖锐的评论而迅速被美国公众所接受。1930年2月， 时代公司发行了专门报道美国商业情况的杂志《财富》，1936年11月又出版了日后深受大众欢迎的画刊杂志《生活》。这三大杂志发行量巨大，构成了时代公司的主体。1938 年5月，时代公司迁进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和生活大厦，以此为标志，卢斯的时代帝国正式成立。
从二十年代创办《时代》杂志以来，卢斯就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面对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他一直忧心忡忡。1937年7 月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他为国民政府的抗战摇旗呐喊。同时卢斯敏锐地感觉到尽管国民政府展开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求取得中立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并企图使这些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实施制裁，然而初期效果却不显著。
面对这种情况，卢斯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积弱的国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处于从属与被支配的地位，中国在英、美尤其是美国人民中的形象并不十分乐观，而“形象”因素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又起着微妙的作用。在美国政府制订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随着美国的建立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形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层面”（注：James M.McCormic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Values (Itasca,Illinois:F.E.Peacock Publishers Inc.,1985),p16.），这套价值观成为决策者用以评价对外政策实施对象的标准， 从而给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又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其突出表现为决策者的感情因素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受着国内公众舆论的强大制约。就公众舆论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而言，理性的指导因素进一步淡化，感情因素占主导地位，而公众感情则几乎完全为他们心目中的外交政策客体的形象所支配。就二战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而言，“‘中国形象’这一微妙而又事关重大、影响深远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注：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兼议“精英”舆论》，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它作用于一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对华政策的力量的全部思维和行为之中。因此对国民政府来说，如何在美国决策机构和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而又有中国特点的全新的中国形象，是能否争取到足够数量的美援并巩固自身统治的关键。这一点成为对美外交工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当时，这种形象的创造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的。一方面，蒋介石指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宣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加强对美宣传；并密电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积极联络在华美国记者，以扩大对美宣传，抵制日本对美、英舆论的收买。（注：刘景修、张克明：《美国记者与中国抗战》，载《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 页。）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蒋介石利用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卢斯，使他以美国当时最大的新闻媒体——时代公司为基地，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塑造中国新形象的运动。
作为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卢斯深知一个受美国公众欢迎的“中国形象”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和稳固统治所起的重大作用，也充分了解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这种形象的艰巨性和困难。但他认为由于具备了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这场运动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客观上，由于中美两国相距遥远，两国人民的交流还不够频繁，因此，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主要依靠新闻媒体的报道。而美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对中国不很重视，尤其是在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孤立主义思潮弥漫一时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报道更是微乎其微。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逐渐受到侵犯，美国采取了有限度地支持中国的政策。与此相适应，美国的新闻机构也部分地注意到了中国的抗战，出现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报道，但势力影响并不大，尤其是对中国情况并没有全盘的综合的报道。因此，大多数美国公众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很清醒的认识和评价。这给卢斯提供了一个机遇。时代公司即将发动的这场精心策划的全方位报道中国的行动显然要优于其他媒体的零散报道，这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从而使时代公司成为公众信赖的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以便使公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时代公司所创造的中国新形象。
时代公司三大杂志在美国公众中享有的巨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卢斯拥有并负责编辑的《时代》杂志在三、四十年代已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1938年3月发行量达70万份， 1942年7月达100万份。（注：Time's Milesones,Time,March 8,1948.p22.）《时代》杂志的报道有着鲜明的倾向性。但由于这种倾向性是通过巧妙的选材和独特的新闻报道方式间接地表达出来的，因此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这也使《时代》杂志的发行量年年连创新高。《财富》杂志在美国工商业界中有着很高的声誉，1930年发行量达3万份，9年后，这个数字翻了4倍多。（注：Robert E.Herzstein,Henry R.Luc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4),p61.）而《生活》杂志则以其大量的图片和注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描述而成为美国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杂志，在1938年它的读者据说有1730万。时代公司在美国公众中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卢斯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这样，从30年代末期开始，卢斯利用时代公司的一批精英，包括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以及自己的妻子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e Luce）， 在三大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蒋氏夫妇、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情况的报道，开始了这场创造中国新形象的运动。
二
卢斯深知：创造中国新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创造蒋介石的新形象，因此他煞费心机，运用一切手段全方位“包装”蒋介石，企图将其偶像化。自从三十年代以来，能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已成为许多名人争相追逐的荣耀，这成为卢斯最有力的武器。自从1927年4月4日蒋介石首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以来，截止到1945年底，蒋介石已七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次数超过任何一个美国人。除此之外，卢斯还利用新闻报道、人物特写、人物采访及评论等各种方式使蒋介石在三大杂志中频繁亮相。
首先，在这些报道中，蒋介石的发迹史被改造成一个很适合美国公众口味的“灰姑娘”的故事。《生活》杂志将蒋介石描述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的统治者，而其与孙中山结识的过程及两人关系的发展也被大肆夸张和宣扬。蒋被认为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时代公司记者的笔下，面对压力从不屈服的蒋在“20多年中”一直和“一群企图分裂中国的将军、元帅、同僚及自由的冒险者”进行着斗争，这些斗争“使他成为一个一流的斗士，并使他手下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注：Chiang Kai—shek,Life,March 2,1942.p71.）。通过宣传，卢斯有意将蒋介石描绘成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为了中国的民主不懈奋斗，最终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领导地位的自由斗士，其用意显然是将蒋与美国公众心目中通过家族关系取得权势的中国官僚区分开来，使蒋的个人奋斗史对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公众有更强的吸引力。
为了进一步拉近蒋介石与美国公众的关系，其形象的另一个层面——“虔诚的基督徒”又应运而生。时代公司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蒋介石在1931年受洗礼的情况，并指出这么一个事实，“象蒋介石这样有着坚强意志的人是不会轻易皈依一个信条的”。那么如何解释蒋接受基督教呢？ 由于“蒋介石并不是为出名而接受一个宗教”（注： Chiang Kai— shek,Life,March 2,1942.p80.），那么时代公司的结论自然是：蒋介石完全是被基督教思想所感化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时代公司还报道了蒋介石的生活细节，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例如蒋每天早上5 点30分准时起床读圣经以及他平日试图把民主思想同基督教道德相结合作为军队指导思想的努力等等。这些报道极大地感染了读者，他们纷纷来信指出，“蒋有一颗真诚的基督教的心”，并要求将他评为1942年的《时代》人物。（注：T. Chr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Images of Chim: 1931—1949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68.）
蒋介石具有的东方性格对美国公众来说由于其独特性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在当时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仅有的一知半解中，“孝”是最具有东方特点的美德，卢斯的报道中更充满了这种气氛。《生活》杂志在叙述蒋介石的孝行时，引用了他在50岁生日时的讲话。蒋说：“我的父亲在我9岁时去世了……我的家庭孤单无势， 很快成为被侮辱和虐待的对象……完全是由于我母亲的和蔼和毅力才使我们家免于灾难”（ 注：Chiang Kai—shek,Life,March 2,1942.p72.）。除此之外，《生活》杂志还多次刊出蒋介石的生活照片，来衬托出蒋浓厚的东方文化气息。
以上几个方面的宣传使蒋介石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兼具东方传统美德和基督教传统思想的中国领导人。这种“遵守旧约的基督徒”的形象确实感染了美国公众，使公众舆论对中国的关心迅速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美龄是时代公司这场宣传中国的运动中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蒋介石不同，宋美龄拥有美国的高等教育背景，而且经常出席公众活动，因此在具体措施上，时代公司在利用报道加强对其宣传力度的同时，又积极为她的公众活动出谋划策，其宣传重点特意放在突出宋的美国化个性和女性的个人魅力上，这使美国公众既能感到一种强大的认同感，又能为她的魅力所征服。
这种宣传在1943年宋美龄访美时达到了高潮。卢斯在那段期间指使《生活》、《时代》杂志连篇登载宋访美的大幅照片，并加以各种报道。其宣传范围包括宋美龄的生平、她在参众两院演讲的全文和评论，以及宋在美国各地受欢迎的热烈程度等等。时代公司这次宣传力度之大，投入之多，为平日所罕见。
对于宋美龄，卢斯从不吝惜笔墨。《生活》杂志发表的“生活报道”以《蒋夫人在美国国会》为题，浓墨重彩的描绘了2月18 日宋在国会演说的情形。文章称宋美龄“拥有最伟大的歌剧女主角的艺术才能以及一个孩童的纯真和率直”。而对她的演讲，文章评论说：“议员们被她的纯正、没有一点外国口音的英语用词，她的沉着以及舞台形象所惊呆了，他们被她的性格彻底征服了”，“她在华盛顿国会山上的三个小时无疑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部分”（注：Mme. Chiang in the U. S.Capitol,Life,February 23,1942.pp11—14.）。 但卢斯对此还不满意，他又指使其妻布莱尔·卢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发表评论说“蒋夫人托意于美妙寓言，中国之所欲得者，伊并不卑躬而来；吾人之力有未逮者，伊亦宽恕不责”（注：《大公报》，1943年2月20日，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2），陈志奇辑编，渤海室文化公司，台北，1996年版，第5694页。），试图以当事人的评价进一步影响公众态度。
宋美龄的访美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既是卢斯长期宣传的结果，又为卢斯找到了扩大宣传的契机。3月1日的《时代》杂志将宋作为封面人物予以报道，除此之外，在宋访美期间，卢斯通过自己与美国财界大亨的私人关系，为宋美龄牵线搭桥，使宋的个人影响迅速扩大。3月2日，卢斯主办的欢迎宋美龄的大会在纽约举行，共有17,000人出席， 其中包括9个州的州长和工商业大亨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feller,Jr.）以及政界名人、
1940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 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无怪乎宋美龄认为自己“在美国各处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受着象女王般的待遇”。（注：《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一版，卷5：第263 页。）这种气氛使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沉浸在兴奋之中，《大公报》发表文章称：“蒋夫人十七日到了华盛顿……博得热烈而隆重的欢迎。美国报章更视蒋夫人的言行为一等大新闻，纷纷予以记载与评论。美国朝野如此重视蒋夫人，就是重视中国领袖，就是重视中国国家。我们以中国国民的身份，深感光荣。同时也深庆中美友好关系之加深增厚”。（注：《大公报》，1943 年2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12），陈志奇辑编，渤海室文化公司，台北，1996年版，第5695页。）
在塑造出这个完美的中国第一家庭的形象后，卢斯的时代公司又开始进一步树立蒋介石领导下的政府和人民的形象。大多数国民政府的官员被描绘成“能干”和“忠实于蒋”的精英分子，他们受过美国教育，对中国问题了如指掌，对美国更是格外友好。时代公司宣传的重点是宋子文和陈诚。《时代》杂志将宋子文作为1944年12月8日的封面人物， 并称赞他是一个“能干的金融改革家”（注： Foreign
News, Time,December 18,1944.p38.）。至于陈诚，作为中国将领的代表，他被认为是蒋“最信任和最得力的助手”，并于1941年6月16 日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时代》杂志指出：他是“热情而又对孙中山提倡的民主制度无比忠诚”（注：Foreign News,Time,June 16,1941 .pp23—25.）的中国将领的典型代表。这样，一个“能干”的政府形象产生了。为了进一步加强美国公众和国民政府的亲合力，卢斯又着力强调了政府官员的基督教信仰。在1941年6月卢斯招待各界名人的晚会上， 卢斯夫人宣称：“超过半数的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因此他们和美国人民也是“精神上的盟友，是我们的基督伙伴”。（注： T.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Images of Chim:1931 — 1949 (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6),pp53—54.）
中国的人民形象在卢斯的刊物中一直是团结一致，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并支持美国的。时代公司指出，“中国的士兵……赢得了辉煌的防御的胜利（台儿庄和长沙），他们从来没有最后屈服。中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游击队，用步枪、大刀、手榴弹反对傀儡政权，抵制日本的‘共荣’政策。其他的人，中国的政治家、艺术家、学生、手工业者给国家提供了智慧和声音”。（注：Foreign News,Time,July 10,1944.p40.）然而这些对日本极其痛恨的中国人民对美国却是非常友好的，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卢斯坚持了在宣传中国中的一贯作法，将美国公众与中国人民用宗教的纽带联系起来。1941年时代公司介绍了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圣诞卡。这些卡的主题都是中国化的基督教人物和故事情节，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圣母玛利亚和孩童时的耶稣的画像。它采用了中国画的技法，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结合了起来，这引起了美国公众的狂热情绪，这些作为义卖支援的中国的圣诞卡很快便销售一空。
这样到1943年底，卢斯导演下的创造中国新形象的运动基本完成。在这个新形象中，蒋介石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而出现。他性格“坚韧”、 “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领袖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的融合”（ 注：Foreign News,Time,July 10,1944.p40.）；宋美龄作为其贤内助，风度迷人，外交才能出众；他们被卢斯吹捧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对夫妻”（注：T.Christopher Jespersen,American Images of Chim:1931—1949(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4.）。中国政府的官员能干而有效率；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侵略又积极支持蒋的领导；而且，中国自上而下充满着浓厚的基督教气息。在时代公司的报道中，中国被描绘成一个乌托邦：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一个有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一个对美国最为友好的国家，它应该是美国的天然盟友。这样，一个“中国神话”便形成了。
三
卢斯凭借时代公司倾全力树立起来的中国的全新形象得到了美国公众的认可，以致英国首相丘吉尔惊讶地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注：（美）邹谠（Tsou Tang）：《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 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第38 页。），这表明卢斯导演的这场行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然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很快胜利结束，中国又笼罩在内战的阴影之下，以卢斯为代表的时代公司在内战前后又继续为维持抗战中所创造的中国形象而出力。如果说抗战时期卢斯的努力还旨在帮助中国争取美援，赢得抗战胜利的话，抗战胜利后卢斯的行动只能被解释为帮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其必然失败的结局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在40年代的美国，象卢斯这样全力支持蒋介石政权并积极为之出谋划策的要人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卢斯积极参与创造中国新形象运动的动机又何在呢？总的来说，卢斯发自内心的对中国不可遏制的情感和他对蒋介石个人强烈的认同感使卢斯与蒋介石关系逐渐密切，并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为蒋介石政权贴金的运动中去。
卢斯出身于中国，14年的中国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他的父母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崇拜者。父母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独特经历使他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中国情结”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配着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他自小就接受基督教思想的教育，并对此坚信不移。对宗教的虔诚和对中国的感情结合起来，使卢斯找到了他理想中的拯救中国的道路：将中国基督教化以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他思想的核心，正是这种传教思想把他和蒋氏夫妇紧紧地联系起来。
1927年蒋介石与中共决裂后， 《时代》杂志对其有高度评价， 而1931年蒋介石受洗礼后，卢斯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执行者，蒋介石坚决反共的立场和皈依基督教的举动正是卢斯理想的化身。从那时起，卢斯下定决心支持蒋氏政权，并开始主动接近蒋介石。1932 年5月，卢斯开始了20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虽然没有见到蒋介石，但国民政府给了他极高的礼遇，财政部长宋子文抱病亲自飞到上海和他见面。这次中国之行使卢斯坚定了支持蒋介石政权来达到使基督教思想全中国化的目的，他认为，“总有一天中国会得到与其整体相当的力量，也会要求它在世界中的份额。所以当现在还有时间时，最重要的事应该是（向中国）灌输基督教思想，这样就会（使中国）有足够的时间来吸收几百年来基督教思想传播所形成的理想。否则世界总有一天会面对一个不受上帝或宪法约束的、危险的……国家”（注：W.A.Swanberg,Luceand His Empir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p96.）。1941 年5月，卢斯夫妇抵达重庆并第一次见到了蒋氏夫妇，他记述道，当蒋介石走进屋子的时候，“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屋里除了这个静静走进来的人以外不存在其他的人一样”（注： China to
the Mountains,Life,June 30,1941.p85.）， 蒋氏夫妇的个人魅力对卢斯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以外，卢斯和蒋介石在性格上对权力的共同渴求也成为他们关系密切的动因。卢斯自小就有争强好胜的性格，后来逐渐发展成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追求，他建立起时代帝国的目的就在于渴望取得影响美国甚至世界的权力。他一生都在追求权力中度过，正如白修德所讲的，“他将自己看成国王，而实际上他的权力比许多国王还要大”（注：W.A.Swanberg,Luce and His Empir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p184.）。 权力追求加上源于传教思想本能的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使他对专制主义极为迷恋。从年轻时候起，他理想中的美国就应该是由商界中有领导才能的大亨和巨头所指挥，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被大众的民主主义所压制，因此他积极吹捧墨索里尼，反对罗斯福新政。而蒋介石也正是这种追求权力的人，他通过清除异己，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成功地树立了自己在中国的专制，这激起了卢斯的强烈兴趣。他认为，尽管中国还很贫穷落后，但蒋氏的中国正在向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迈进，这种乌托邦的幻想使他甘愿为蒋介石政权效劳，并用一切力量来维护这个政权。
卢斯的时代帝国在40年代前半期成功地树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全新形象，并一直为维护这种形象而努力。这给整个40年代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长远的。就美国而言，这种形象的建立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工商界人士及公众舆论，制约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卢斯的强大舆论影响下，在美国的政界出现了一批亲蒋主义者，他们身居要职，或拥有政策决定权，或拥有政治影响力。在这些人中著名的有：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Judd ）， 参议员范登堡（ArthurVandenberg ）、 塔夫脱（Robert
Taft ）以及前驻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在蒋介石看来，“他们都是中国真诚的朋友， 愿意帮助中国的事业，常常勇敢地面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注：《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7年2 月第一版，卷6：第328页。）。在整个40年代，以这批人为核心的亲蒋分子构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认为一个非基督教的中国有很快沦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危险，并鼓吹只有美国介入，才能“打破这种邪恶的圈套”（注：Report on China,Time,October 13,1947.p19.）， 这在中国处于内战漩涡而美国对华政策徘徊于十字路口的1948年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挽救蒋介石政权，这些亲蒋分子组成了强大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国会内外积极游说，还鼓动国会通过了《援华法》，妄图以美援帮助蒋介石赢得内战的胜利。而美国的工商界人士也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商界巨头小洛克菲勒、摩根财团的摩根（ J. P.Morgan），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沃森（Thomas Watson ）一个个都成为积极的亲蒋分子，美国商人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贸易也迅速扩大，中美在40年代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相对于以上两种人来说，美国公众受舆论影响最深者，尤其以时代公司三大杂志的忠实读者群为甚，他们对卢斯的宣传更是深信不疑。当周以德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为蒋辩护的文章后，许多人纷纷致信《时代》杂志，对蒋介石政权表示同情，要求政府表明立场支援蒋介石。他们宣称“周的论证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是对中国问题的最“简明而又有事实根据的陈述”，并要求“如果我们想避免另一场战争的话，这篇文章应该被重印并分发给大家进行讨论……”（注：Time,July 9,1945 pp4—6.）。在抗战结束时出现的这些亲蒋舆论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时代公司创造的这个中国神话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尽管在客观上对中国起了获求更多美援，有利于抗战胜利的作用，但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神话“是有害的。人们从被歪曲了的事实中了解过去，并以此筹划未来的行动。这样做虽然取悦了人们的集体情感，却使人们的判断和行动步入迷途”（注：（美）邹谠（Tsou Tang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 月第一版，序言第1页。）。 这种中国的新形象使美国对中国的实情认识发生了偏差，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则表现为抗战胜利后美国终于采取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这个政策反映了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期望，使美国在中国投入了更多的物质援助和精神寄托。但建立在虚幻的想象基础上的政策只会被无情的现实所推翻，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使这个中国神话彻底破产，也使整个美国陷入了“失去中国”的痛苦反思之中。
从30年代末到抗战胜利的这场由卢斯操纵下的创造中国新形象的运动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这场运动中，蒋介石夫妇及其政权被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时代公司所“包装”，并以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形象而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这种形象被美国上下所接受，使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并打下了日后发动内战的基础。而对美国而言，这场运动使中国在决策者和公众舆论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但这场运动所创造的虚假的“中国形象”，使美国日后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并无奈地经历了“失去中国”的创伤体验。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宋美龄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时代论文; 生活论文; 大公报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