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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说明和论述离不开对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与实质的分析。多年来围绕“全球化是否为西方化”的论争突出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一方面，“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的观念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并在西方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反映；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非西方世界以及一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西方人士则在批判的意义上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列强统治与整合非西方世界的过程，并坚决谴责和抵制西方化，进而批判全球化。本文试图在分析全球化的动力与实质，澄清全球化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关系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是否为西方化”的问题作出回答。
一、全球化的动力和实质
无论是西方世界主张的全球西化论，还是与此针锋相对的反西化论，都与一个事实密切联系着，那就是西方资本的扩张一直在全球化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与西方化的历史是部分重合的。因此，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和过程就成为说明全球化的动力与实质的关键。
1.对全球化概念的理解。
全球化显然是一个头绪众多的现实和过程，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随着研究、思考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应在一种纵横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全方位的视野之下理解和审视全球化。全球化的概念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分别在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等专门学科的研究中使用，发展到八九十年代成为描述时代特征的最具概括性的基本概念，就反映了人们认识的这种变化。因此我们在说明全球化时应注意：（1）既在全球的层面上把握世界的整体变化， 也要在个体的层面上考察和联系各局部与各种主体自身的发展，并注意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2）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进程。 全球化概念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一定意义上它却不是一个新现象。只有贯通全球化的完整历史，才能准确把握其发展的脉络、动因与实质。 （3）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本内容，但全球化也涉及到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容。
从这样一种综合和宏观的角度上理解全球化，那么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赖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加强和全球一致性的因素不断增长这一现象、过程和发展趋势。其中，各个国家、民族相互联系和依赖的显著加强是其基本的表现，而国际社会的同质性、统一性的增强则代表了世界面貌与国际关系特征的突出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的脉络和趋向，并非以简单、直观的形式呈现，而是表现为一种纷繁复杂、充满矛盾的状况，甚至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一种“悖论”，（参见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23—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但是在种种复杂表象的背后，这一基本趋向的存在仍是客观实在的，并且它反映了相对于全球化进程之前的世界来说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的时代特点。
2.资本力量的驱动与全球化进程。
如果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世界上不同地块的人们终于相互联结起来的发端，那么接下来促使这种相互联系的过程不断持续下去并日益密切的关键因素就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扩张性。贪婪的资产阶级与它们的国家为了追逐财富的目标，以对于经济落后民族来说异常残酷、屈辱和悲壮的方式启动了全球化进程，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起一个囊括全球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由此敏锐地看到了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发展趋向，并深刻地指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与廉价的商品；促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的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经济扩张；“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进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样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了资本创造世界市场，进而将世界联为一体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实际上是在全球化萌芽、发展的早期对全球化的动力与实质进行了尚属初步但十分有力的经济分析。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20世纪末，“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也是推动全球体系的、占主导地位的、尽管不是唯一的驱动力”。（转引自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4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无论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化、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建立与运转，还是生产的国际化、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及资本与金融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在其中都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显然，全球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同步的，西方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对此，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是加以正视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恰恰由于紧紧抓住了资本与市场的作用，才最早指出了世界的整体关联性不断加强这一全球化趋势的特点。
3.资本力量的背后与资本主导全球化的实质。
通过经济生活这条主线来观察、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包括国际关系与世界整体的变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分析中存在着多个分析的角度与层面，比如技术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的、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等等。它们都属于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构成要素与动因，但各自的特性和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的、高度物质性的因素，如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就代表了一种纯粹的物质力量；一类是在物质性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因素，例如生产关系和阶级这两个概念揭示了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源配置方式等制度性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这种情况。后者也是客观实在的，但具有更强的社会特性，体现了在某种客观物质力量的驱动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与社会关系中人的主观意志的特定指向，因而后者在社会进化与历史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和更加突出。但是对于历史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的还是其背后的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恰恰是历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这两方面的因素不能截然分开，既要看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直接驱动装置，也要找到其根本的、物质的动力源，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完整内容与真正本质。
循着这种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全球化，特别是仔细分辨全球化中的经济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全球化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两种“物”的层面，其直接动因是资本无限增殖与扩张的本性，而更深层的动因是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与提出的要求。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为资本家走向世界以在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运转的同时实现利润目标提供了可能与便利。但从生产力这个终极意义上看，全球化所具有的深刻历史内涵就在于它是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世界的各个部分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以西方国家为先导、随后又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现代化过程，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美国人和欧洲人曾经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但它的产生毕竟是由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医学、运输以及电子通讯工具等的结果；哪里采用这一切，哪里便出现这种过程”。（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册，1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甚至将罪恶的殖民主义视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马克思还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趋势着眼，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提出资产阶级所实现的全球化恰恰是通向全球共产主义的桥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766、86 页。）可见，以历史的、唯物的与辩证的观点为指导，我们既要正视全球化与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联系，更应看到全球化进程所蕴涵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化的根本内容及其意义，而不可因全球化具有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外貌和性质而无视或否认它所内涵的历史进步意义。
二、全球化对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化的角度来把握全球化所蕴涵的历史内容，那么全球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它对被卷入国家内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全球化与各国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这一角度审视“全球化是否为西方化”的争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全球化、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者完全否认全球化与西方化之间有任何干系，都是过于片面的。
首先，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是错误的。 其中有两个关键点：（1）把全球化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化并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这显然是对全球化的片面理解。全球化更深刻的历史内涵是全球现代化，“西化”与“现代化”并不只是用词的不同，正如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这表示“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3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既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远非完美无缺的模式和适用于所有地域、民族的现代化模式。我们一方面承认历史进化存在某种一般趋势与规则，同时要看到这种一般趋势与规则并非以机械划一的形式表现，它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实现过程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坚持多线论的社会进化观点，避免单线式历史发展观将世界不同民族的演进简单化地纳入统一发展轨道的偏向。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质性与相似性得到大大发展的同时，多种差异、分歧乃至矛盾冲突也随之发展。即使在同质性发展最显著的市场制度全球化方面，尽管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促进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实现仍然采取了不同模式，不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具有显著差异即是明证。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体制、模式的多样性尚且如此丰富，更何况历史传承性更强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际上，恰恰由于不同历史传统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仅使各民族的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成为一个最复杂、困难的过程，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接受现代性的方式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伴随着现代化这一体现了社会进化中同质性因素的增加，反而激起了民族文化与传统对此的排异反应。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文化冲突问题引人瞩目、文化理论的探讨如此活跃的原因所在。而“全球化即为西方化”的观念与政策，却完全否认了这种差异性与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为“进步”、“现代化”硬行规定划一的标准，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化模式的意义绝对化，并试图将其普遍化。其结果不仅是将生产方式发展的空间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掩盖了全球化所蕴涵的更深刻的历史进步的意味与主题，并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拓、探索改革与发展之路的权利，也必然激起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与反对。实际上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向后现代性过渡的目标。东亚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东亚现代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的成功，提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去探索超越已有的现代化模式的广阔前景。而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一些国家一味照搬西方模式却无法奏效并加剧了转轨困难的事实，则提供了反例。
其次，不能因为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西方化苗头与现象，就否定现代化，并导致对全球化的否定。在全球化、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三个过程中，现代化的内容是被认可、接受程度最高的一个，即使反西方情绪最强烈的政治力量一般也把与西方世界紧密相联的现代化的科技与生产力看成积极的和值得追求的目标。就全球化来说，全球化进程内涵着全球现代化的历史内容，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或西方的扩张进程。全球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烙印、弊端，迄今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的势力对全球化进程操纵控制的力度仍不可小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因素也由欧美西方世界传导给其他国家和地区。
三、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现代化这一范畴更大程度地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化还内涵着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全球现代化过程在国际关系与国际社会层面的表现，其基本线索大致可以概括为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由不密切到越来越密切、由畸形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过程。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现代化，也可以说这种新的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是伴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国际关系与国际社会中现代性因素不断增长的结果。这一转变过程的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熟、资本全球扩张的方式发生改变是分不开的，同时它与全球化多维度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随着多种力量、多种主体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多方面因素对全球化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非资本、非西方的因素和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全球化进程日益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拉开了距离。
1.多种主体对全球化的参与以及多种因素对全球化的推动。
首先冲破资本主义一统全球体系之天下的力量是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对世界整体性的割裂，但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以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尝试；同时这也是在历史上首次形成了一种与西方资本相抗衡的世界性力量。促使全球化进程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新建的民族独立国家。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它们作为新兴的非西方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历史上首次形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整个全球体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体系的全球性特点进一步实现，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开始出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经历了重大曲折，然而社会主义的力量并没有在世界体系中消失，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经过改革，以新的姿态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和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并必将因这种参与而对全球化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
战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主体除了各类主权国家以外，还包括了一种重要的力量——非国家行为主体。各种国际组织的建立与活动，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代表了一种国际层面、世界层面的驱动因素，并成为当代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多种主体、多种力量参与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同时，除西方资本之外的多方面因素对全球化的协同作用也十分明显。它们包括：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市场对经济活动的整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对世界体系结构的影响，跨国合作的政治需要与国际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全球意识的形成，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等等。
资本主义扩张方式的改变以及多种力量对全球化的参与、多种因素对全球化的作用，是一个齐头并进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它们表明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全球化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过程；它既有物质的、技术的基础，也有主观力量的人为推动；它既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与框架作用，也受到政治战略、文化理想的牵引；它既有西方国家、西方资本的主导，也有非西方力量、非资本因素的不断上升；它既有市场逻辑貌似公平的一面，也有实际上极不平等的一面；它既内涵着西方力量通过全球化实现自身战略图谋的一面，也有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一面。总之，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既是历史上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的继续，又具有当今时代的特点，明显表现为与单纯的资本主义扩张的逐渐疏离，表现为一种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真正的、较为正常的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逐渐建立和发展，一种全球一致性与共通性的成长，表现为国际社会中进步的因素、文明的因素在不断增加。因此，将这一过程归结为西方化显然是偏颇的，因为它除了与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外，又与非西方力量的发展、参与和非西方、非资本因素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因果关系。
2.当代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全球化的动力与性质的这种变化对非西方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主观意愿如何，都会将它们卷入其中。目前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全球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同时在全球化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但总起来看，全球化新的时代特点毕竟为它们利用全球化和影响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在对全球化保持批判态度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在反对全球西化论的同时向西方学习有益的东西，在拒斥西方化的同时不拒绝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促进自身发展的现实的道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越是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争取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地体现自己的主观意志，以尽量抵消西方世界贯彻一己私利的意志，越是有利于它们摆脱被动、不利的地位和状况。
四、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西方”和“非西方”的划分
“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西方化”与“反西方”的对垒无论对于西方世界还是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趋势下，有必要加以认真清理。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与非西方在某些方面的界限将逐渐模糊，同时从文明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将尤其表现出多元化趋势。从全球化所蕴涵的全球现代化与超越现代化的历史内容来看，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各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成长壮大和与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西方与非西方的同质性将逐渐增强。但与此同时，西方与非西方的某些差异和分歧也将长期地存在和发展，特别是由于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极大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样式，因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跨入现代化的行列，必然会出现更多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全球的一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发展。如果过分强调全球化的一元性，否定多元化，必然导向西方中心主义的西化论；反之，如果完全否定一元性，过分强调多元化与相对主义的绝对化，则极易导向固步自封的民族主义和强化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因此，保持全球化的一元化与多元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平衡，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从世界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一元化发展指向人类共同精神信仰的确立和“世界大同”目标的实现，但是这种一元性的形成不可能是强权与征服的结果，只能是合作与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很难设想完全整齐划一的世界。“大同”必然以“小不同”为前提，一元化只能是相对的，一元必然与多线共存。而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仍保持着强势地位并继续坚持霸权思想的背景下，强调全球化的多元性的一面，强调非西方世界的自主权利，尤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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