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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4)04-0139-04
一、“四清”运动发生原因
“四清”运动的发动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可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说明。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共党内的“左”倾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重新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具备了党的纲领性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反修防修、粉碎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一种斗争方式被提了出来。
在中共党内指导思想走向“左”倾时，国内外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出现激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冲突和海峡两岸关系紧张。
从新中国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苏两国关系很密切。随着两国交往增多，苏联的大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由苏共和中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和公开论战，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从1960年8月起，苏联政府即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冲突，“截止到1969年3月，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数百起之多”，[1]造成中国边界紧张。
中苏论战和中苏边界紧张，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从1957年起，他开始强调反对修正主义。1960年，他又得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的看法。中苏论战和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中国政治在指导思想上日益“左”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促使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同时，中印之间也出现了边界之争。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全部没有正式划定过，两国时有摩擦。1959年8月，印度军队对中国驻军开火挑衅，造成中印边界上武装冲突。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又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印度军队。中印边界问题的冲突，加重了中共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不仅继续武力占据台湾，而且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对我国构成威胁，并加紧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同时，全面扶植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台湾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威胁长期使中国处于备战状态，加剧了中共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一直准备反攻大陆。他利用中苏分裂和大陆遭受自然灾害的“有利时机”，加紧备战，造成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63年，中苏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越南战场上，中美两国间接对抗有升级的趋势。蒋介石再次重复“反攻大陆”的论调，海峡两岸关系也再度紧张。1962～1965年，台湾连续派遣武装特务从沿海登陆，或者空投到大陆内地，企图破坏。[2]国民党当局还不断从海上和空中袭击和干扰大陆。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对中共高层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20世纪60年代前后，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日趋紧张，引起中共决策者的深深忧虑。在毛泽东看来，紧张的国际环境反映出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他从国际角度观察国内问题，把调整中出现的分歧很自然地认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国内的反映。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党中央决定开展“四清”运动。
二、“四清”运动的过程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社队存在工分、账目、财务、仓库不清的现象，干部中有些人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官僚主义也滋长起来。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地开始着手社教运动。不过，大部分省份是纠正“包产到户”，落实“农业六十条”，即仍然处于经济调整范围内，还没有着力于阶级斗争。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强调开展社教运动是为了“反修防修”，并说：“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3]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他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以此为指导，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对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4]
杭州会议后，按照“前十条”的要求，各地立即在一批社队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也进一步展开。在试点中，普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各种社会矛盾，经济退赔普遍偏严，严重夸大了敌情。
为了解决各地在试点中出现的问题，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于11月14日下发。“后十条”和“前十条”是相衔接的，在指导思想上，“后十条”同样强调阶级斗争，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5]
从1963年冬天开始，“四清”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各级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这一段运动的特点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搞运动，工作队起参谋作用，主要打击对象是地富反坏分子。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存在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各地不断出现自杀事件。各地党委向中央的报告普遍夸大敌情，因此，毛泽东把形势看得更加严重。
1964年5、6月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更加“左”的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夺权斗争”。此后，整个运动明显向“左”转向。1964年8月，在刘少奇的主张下，各县和省委工作队到地委，集中工作队员搞一个县。一个县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实行“大兵团作战”，目的是打歼灭战。
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地脱离实际，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此思想指导下，运动严重扩大了打击面。1964年11月，中央指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6]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公布前后，党中央转发了几个比较“左”的实例。比较有名的有白银厂事件、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陈伯达的“小站经验”等。这些“左”倾思想支配下的典型作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对各地的夺权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中央指出，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各级党委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7]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扩大化错误在全国范围内泛滥起来。工作队发动群众整干部，在很多地方夺基层干部的权，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现象，并过度要求经济退赔。这样错误打击和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造成许多错案和冤案。
1964年底，运动中出现的“左”倾情况反映到中央。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三条》），于1965年1月发出。此后，中央不再强调统一部署，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部署本地的“四清”运动。《十三条》对在基层中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作了一定纠正，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其“左”倾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它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发动“文革”作了舆论准备。
从1965年下半年起，各地的运动仍在抓紧进行，但毛泽东对这场运动已经不大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决心搞一个更大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革”开始后，“四清”运动无形而终。
三、“四清”运动的得与失
回顾社教运动的过程，运动中制定的一些政策与在实践中采取的一些措施，有一定可取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生产关系变化过快，在管理体制上有很多漏洞和问题，不利于农村干群关系，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蜕化变质、被坏人拉拢腐蚀下水的少数基层干部，也有处理的必要。运动中党中央也制定了一些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政策，例如，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文件，都十分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教育为本，处分为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在《二十三条》中，提出“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等等。
此外，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8]领导人下基层蹲点，客观上有利于党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运动中，中央和地方党委都十分强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整党时，中央又强调“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此外，党中央还要求县、社各级干部“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5]这些都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避免官僚主义。
总之，这场运动有一些成绩，“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9]
然而，这次运动是得不偿失的运动，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使得“左”倾思想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各地党委根据中央的“左”倾观点，将农村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划为阶级斗争。以此得出的所谓经验反过来又证明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正确性，造成在运动中严重扩大了打击面，对很多干部的处理过于严重，并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其次，在运动中，“四清”工作团的权力非常大，工作团有权对各级各方面的领导核心和干部、职工队伍进行审查和整顿。如果当地组织和个人对工作团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应当向工作团或者上级党委提出，不得擅自改变工作团的决定”。[6]工作队只执行党中央的“左”倾政策，不受地方上限制。在基层，工作队“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10]这样，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
第三，“四清”运动导致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一致同意通过发动“四清”运动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对于形势的“左”的看法，二人也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实行的“大兵团作战”的搞法，也表示“完全赞同”。但是，在对修正主义危险性的看法和防修的具体措施上，他们渐渐出现认识分歧，最终导致矛盾激化。刘少奇“反修防修”的思想，偏重从下往上看，对农村基层干部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防修”的重点是放在基层。而毛泽东更担心中央的高级干部会出修正主义问题，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甚至提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1964年下半年出现“左”的问题后，毛泽东又认为搞过火了，引起他对主持运动的刘少奇不满。在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期间，二人矛盾公开化，自此以后，毛、刘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弥合。党内高层领导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3]导致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错误打击，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四，社教运动和“文革”的发生有密切的联系。“文革”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积聚的各种矛盾、弊病的一次总爆发，是中国共产党内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左’的思潮恶性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11]而“四清”运动对于“文革”的爆发有深刻的影响。
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并在“四清”运动中付诸实践。运动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生做了思想上的动员、理论上的准备。
另外，“四清”运动期间，“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和教师、学生、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投入了‘四清’运动”，[3]大批学生被灌输了阶级斗争观点。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学生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12]广大学生受到“左”的思想感染，为“文革”中红卫兵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文革”时期，大批学生充当极“左”路线的急先锋，和“四清”运动时期学生介入运动有密切联系。
由于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背靠背地揭发和面对面地斗争等过“左”做法，在干部之间人为地制造了矛盾，为“文革”期间派别的对立和仇恨埋下了隐患。“《二十三条》意味着将撤回工作队，把那些原来受到严厉处罚的干部官复原职，而将他们的继任者撤职。可是，这却导致了党的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迅速分裂。”[13]
总之，“四清”运动是在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错误估计的情况下发动的，是相当大范围内的一次错误实践。尽管在有些方面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其后果是得不偿失的，造成打击面过大，使党内原有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在很多方面为“文革”的发生铺平了道路。
［收稿日期］200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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