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西欧社会党变革的共同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战后论文,特征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短短十几年间，西欧社会党先后经历了一个执政低潮和执政高峰。西欧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很快从低潮中走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社会党全方位的新变革帮助了西欧社会党改变了传统形象，提高了自身竞选和执政能力，赢得民心掌握了政权。这些变革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目前仍方兴未艾。虽然各国社会党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甚至某些方面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变革的内容与趋势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
一、思想理论上，对民主社会主义伦理价值重新诠释
二战后奉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欧社会党，一直以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团结、互助等基本价值观作为追求的核心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欧社会党思想变革中一个最突出特色就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强调自由，也开始重视责任，提出个人要对集体与社会负起责任和义务；不再把公正局限于“分配和结果的平等”，而是提出以能力、教育为重要内容的“机遇公正”和“起步条件的公正”；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必须重新理解团结、互助。
英国新工党领袖布莱尔大力宣扬了关于“责任”的基本价值观，指出老牌民主社会主义只谈国家或集体的责任，而不提个人责任，新右派则只谈自私的对个人负责，这些都具有局限性。因此，应该强调“有予有取”，即机会与权利共享，风险和义务共担。这样才能让个人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指出“每个人决定生活方式的全体必须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周围环境以及后代子孙负责”①；并提出新的社会公正观：一是形式上的公正，保证每个人都有做出决定的机遇平等；二是社会应有很强的包容性，被纳入到社会发展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内心中产生对社会负责的心理；三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生活在底层的人的提高，允许一定程度上功能性不平等的存在；四是社会公正是一个政治目标，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五是必须保证无论贫富每个人的人道尊严②。
在对这些伦理价值观进行重新诠释的过程中，西欧社会党出现了从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淡化社会主义色彩尤其是制度更替的奋斗目标，强化以实现基本价值观为目的的趋势。在1991年苏东剧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奥地利社会党就把名字改为“社会民主党”，在事实上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代替了“民主社会主义”。在2003年一项关于修改党纲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德国社民党党内已经有36％赞成删掉民主社会主义的语句③，另有20％不能拿定主意。这对于崇尚传统的德国社民党来说，已经充分显示党内态度的转变。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明确地宣称“不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我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知道作为价值总和、作为社会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它要坚定不移地参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的价值”④。
显然，西欧社会党改良社会主义的实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革命的制度社会主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并不为西欧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历史时期，作为人类永恒向往以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为特征的美好社会的一种标志，改良的伦理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如社会党等代表西欧劳动者利益的左翼政党的奋斗目标。坚持这一目标，宣传这一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作出努力，是这些政党有可能打败政敌，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正是这个原因，西欧社会党的思想理论新变革并不是也不可能否定自由、平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而是把重心放在根据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对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阐释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欧各国因不堪高税收高福利的重负纷纷发生经济社会危机，福利国家的弊端日益凸显，社会党也就随着时代的转变和形势的需要，赋予了基本价值观以新的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过去人们付出甚少却享受国家给予的种种福利保障的状况，以减轻国家的负担；鼓励失业人员提高能力以适应新环境，解决失业问题；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更加符合于人数众多，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的思想，以获得他们对本党的支持。
二、执政政策上，努力寻求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动态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党在经济社会政策上普遍尝试着一条所谓“第三条道路”，即不同于传统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新的道路。在经济领域内，放弃了传统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运动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做法，转而实行私有化运动，放松管制，推动市场自由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社会领域内，削减福利开支，降低税收，改变过去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模式，实行以鼓励就业培训、福利开支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福利国家政策。这种混淆了传统“左”和“右”的界限的经济社会调整，主要目的就是努力寻找效率和公平矛盾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既要消除往日福利国家模式的弊端，并充分利用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市场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要保存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英国工党在1995年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内容，1997年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表现出它对撒切尔主义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遗产的基本接受：经济政策上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社会政策上改变福利的对象与方式和政府在福利制度中的角色，以社会投资国家代替传统福利国家模式。英国工党指出：“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⑤；福利只是对穷人提供“一种扶助而不是一种施舍”。意大利左民党在1996年开始的执政期间，加快了公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对全国保险公司、埃尼公司和工业复兴公司进行了私有化，其中后者一次性转让该公司的25万亿里拉，这一力度在整个西欧都是少见的；同时左民党实行了严厉的增收节支的措施，如改革退休金制度，削减医疗费用，增加火车运输、香烟、电话等价格等，以削减公共财政赤字。
应该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欧社会党政府重视经济增长，利用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推动经济的增长，在效率与公平一对矛盾中明显重视效率，同时兼顾公平。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来，社会党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又进行了一次小幅度的调整，恢复被削减的福利津贴，治理失业的力度增大，重视低收入家庭的收益，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开始在公平一端增加砝码。英国布莱尔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开始大幅增加公共开支，追加国民保健服务、教育、交通等部门的投资，以增加就业；并且通过增加间接税，增加财政收入等措施使低收入家庭受益，以提高国民素质，缓解社会矛盾。德国社民党施罗德政府在第二任期内，逐渐实施哈茨委员会关于劳动市场改革的建议，通过增加临时性工作岗位，建立各地促进临时就业的人事服务机构，刺激自我雇用和第二职业，减少救济等措施，来大幅减少失业人数。
某种意义上说，西欧社会党在经济社会政策的这种新调整是它们能够提高竞选和执政能力，获得选民的认同的最重要原因。这种以寻求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动态平衡为核心内容的政策的调整，充分表明了无论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放松管制还是加强管制，削减税收和减少公共开支还是提高税收和增加公共开支，都不再具有“左”或“右”的政治标签，而只是西欧社会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灵活运用的具体政策。20世纪80、90年代，西欧经济普遍陷入困境，各国政府必须重视推动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应对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无论是执政的社会党政府，还是积极参与竞选以执政的社会党人，都根据现实要求，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改革高税收高开支的福利制度。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各国经济普遍有了一定回升，社会上对因凸显效率而遭受忽视的社会公平的需求也已积累到一定程度，本来支持社会党的中下层群众怨言增多，纷纷抛弃社会党，寻求新的利益代表者，造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欧政坛上极右翼势力崛起的现象。社会党政府感受到这种压力，不得不开始实行一些维护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利益的政策，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以挽留中下层选民的信任。因此，这种经济社会政策的新调整是各国社会党站在执政党立场上进行的务实的考虑。
三、党的建设上，增强社会基础和改善工作机制与方式
西欧社会党变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适应当代要求的新型政党。通过增强党的社会基础，改善党的工作机制与方式等手段，西欧社会党提高了竞选和执政能力，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党的生机和活力。
在增强党的社会基础方面，西欧社会党一向有着较为灵活的手段。二战结束后，根据西欧社会结构的变动，西欧社会党逐渐把争取增长迅速的新中间阶层作为自己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重点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根据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新形势以及本国具体情况，西欧各国社会党采取了巩固和扩大社会基础的新举措。法国社会党在1999年提出了“新阶级联盟”战略，即以中产阶级（有良好工作和良好收入的“多元化”的领薪者）为中坚，包括“平民阶级”（主要指包括产业工人和低级职员）和“被社会排斥者”（因失业、贫困等原因而被排除在正常现代社会生活之外的人）在内的新阶级联盟。若斯潘试图通过寻找某些共同点（如消除就业不稳定、促进就业、改进教育体制、巩固社会福利等），对中间阶级和下层人民进行联合，以巩固传统的社会基础。法国社会党还提出自己应该是“一个跨阶级的政党。我们的社会基础既不是清一色的，也不是狭窄的，它是经历过更新和发展的。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在各个阶层之间进行最恰当的仲裁。”⑥这就向任何阶级阶层的人们发出了开放的信号。英国工党由于长期是两党制国家内代表劳方的执政党，所以在巩固传统的社会基础方面没有其他社会党那么大的压力。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增强社会基础的重大举措是缩小工会在党内的作用，以吸引那些在经济全球化中有着良好发展前景，却在思想上呈现多元化而不喜欢集体束缚的新中间阶层。工党减少了工会的表决权，使工会与选区党权力一样，把集团投票制改为“一人一票制”；并把工会对工党所交经费的比重从原来的90％下降到40％，从而大大弱化了工会对工党决策的影响。另外还改革党员登记制度，大力发展个人党员，吸引中间阶级选民入党。布莱尔甚至宣称工党要向“工商业者”开放，并接受工商业者和企业主的捐款，致使有的媒体称保守党正在失去它的“天然的老板们的政党”的头衔⑦。
在改善党的工作机制与方式上，西欧社会党采取的举措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利用现代媒体信息等手段促进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工作方式的技术化，是各国社会党变革的一个共同趋势。英国工党推出了新的党内决策程序——“权力伙伴”计划，设立三个新机构：联合政策委员会，全国政策论坛和八个具体的政策委员会，来代替原来工党年会中由工会和选区党提出动议，提交大会投票决定的决策机制。三个机构的设置不仅使党内公决和党内讨论成为工党重大问题决策的主要形式，加强自下而上党员的参与度，实现了党内的民主，而且进一步弱化工会和选区党的权利，强化了党领袖的权威。在利用现代媒体宣传党的纲领政策方面英国工党做得极为出色。1997年英国大选中，工党的纲领、理论和政策被装潢一新，“新工党”、“现代性”、“新政治”、“新福利”等颇具诱惑力的动听口号通过各种媒体广为传播。布莱尔自身则通过电视，展现了他良好的个人品行、能力，以其充满活力、现代派的个人形象吸引了选民，最终工党大获全胜。德国社民党针对党内分歧严重的状况，利用现代媒体网络等手段，已经在全国全党开展了连续6年的关于制定纲领的公开大讨论，甚至还邀请了其他国家社会党理论家或代表一起参加。利用现代媒体网络等高科技手段，改进党的宣传工作，使党“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已经成为该党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四大目标之一。
西欧社会党在自身建设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两个共同特征，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争夺或维护执政地位所需要的两个重要内容。做到了增强党的社会基础，既及时地安抚传统的社会基础，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又不失时机地满足新社会阶层的经济和政治需求，也就拥有了广泛民众的支持，从而掌握了执政的力量源泉；能够及时灵活地利用现代媒体信息手段进行工作和宣传机制与方式的革新，突破传统各级党组织的限制，缩短高级党的领导者和普通党员乃至一般选民的距离，实现由广大普通党员共同参与的决策民主，满足了具有多样性的民众对于政治公开化、民主化的需求，并塑造出适应时代变化的崭新政党的形象，也就真正能够做到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使自身长保生机和活力。
以上所述各国社会党变革的共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了西欧社会党以执政的左翼政党的身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任务所做出的一种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与西欧国家有着根本不同，但是对于有着相似任务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了解西欧社会党变革的这些必然选择，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