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权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_经济论文

论威权政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_经济论文

论权威主义政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主义论文,作用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权威政治是ANIES经济起飞时期的普遍国情

东亚的经济起飞和发展与权威政治有着密切联系,这是研究东亚经济政治发展时首先应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现象也普遍被国内外研究者们所强调,作为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来认识。在ANIES(注:ANIES: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及近期实现了经济起飞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除个别例外,经济起飞时期几乎都采取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权威主义政体。“权威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的一个共同特点。以往人们多注意了权威政治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很少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权威政治。本文试图不但从权威主义政体对经济推动的作用上,而且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其做一些分析。

要进行这项工作,首先要对本文所使用的权威政治概念作一些限定。权威政治(Authoritarianism)是相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它有时被作为专制或独裁的同一用语。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最高官员由公民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产生,而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政府最高官员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专制政体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君主专制政体,权力一般由世袭获得。在现代,专制政体有各种表现形式,如一党专制、军人独裁、官僚权威主义和个人独裁等。这些政体形式都不具有民主政体的那种自由竞选机制和广泛的公民投票参与,其权力由革命、政变或世袭等方式获得。本文所使用的权威主义政体是指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开明专制政府,它与传统的独裁政府不同。主要不同在于:A.这种权威主义政府基本是在法制条件下运作的。传统独裁政府不是在法制条件下运作的,而是“一种人格权威在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权力运行轨道。在这里,法的权威和机构的权威都处于附属的地位”(注: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B.这种权威政体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不管形式上怎样称呼,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和中期阶段的政府都不是民主政府。高度集权的军人政权是韩国经济发展早期和中期的持久政治现象,从1961年军事政变军政府上台执政,到1987年向民主化转变之前,韩国一直是在军人政权统治之下。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也是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新加坡一直采取的是一党统治。香港我们不太好归类。但是它在港英当局统治下也不是民主政治。东南亚的三个ANIES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多数时间也是在高度集权的军人政权统治下,马来西亚在不同程度上是柔性专制政府,不同时期实行过一些民主措施。所以,尽管在形式上有各种区别,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专制政府或非民主政府毫无疑问是这些ANIES经济发展时期的普遍政治现象。正是这种政治上的非民主化,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条件摆脱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并有效地压制和缓解了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压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进而促进了社会和政治发展。

关于东亚经济起飞时期的权威政治现象,我的认识是:

第一,权威政府所以能促进东亚的经济起飞,是因为在东亚有接受权威政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历史上,东亚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西方,民主制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而在东亚历史上一般都采取中央集权制。近代东亚社会又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没有西方社会那种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要求。所以在东亚,除个别国家外,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期间都是集权政府统治并非偶然。它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立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这种权威形式有力地抑制了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的发展,使自身成为社会认同与国家凝聚力的根本依托,达到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进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不只是东亚,经济较落后的国家,权威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比民主政治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承认的事实。许多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想要获得经济高增长率,它不得不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注:[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经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确认,发展需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注:[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国外一项对98个国家的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穷国当中,权威主义政体提高了经济发展率,而民主政体则确实像是有碍于发展的一种奢侈品。”(注:[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承认,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它的形式,而是来源于它的政绩。在东亚各国中,菲律宾采取的是民主政体,虽然它的基础比大多数ANIES都好,可是近些年来它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却远不如以上国家和地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在发展中国家采取权威政治发展经济比民主政治效果好。ANIES的权威政治是其现代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ANIES只有依托权威政治的力量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推动本国工业产品进入西方市场,以政治优势弥补经济技术的劣势。同时,借助权威政治,ANIES有力地发育和培植了市场体系。它们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初期,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还可能对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起到助产婆的作用。

第三,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和起飞也大都是在专制政体条件下或民主政治没有真正形成的情况下完成的。英、法等欧洲各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得力于封建专制王朝庞大的行政权力机器的推动。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的任务时,尽管建立了议会和内阁,但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只是到19世纪70年代才形成。法国的工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50至60年代,这个时期正好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德国的经济起飞也是出现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在欧洲大陆,和在大部分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样,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因为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对权力集中于一个绝对君主常常持赞同态度,正如当今现代化推进者对于权力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群众性’政党持赞同态度一样。”(注:[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第四,政府能力和政府效能的提高是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从政治权力变化的角度看,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扩大是现代化早期和中期阶段对政治权力的要求。ANIES经济起飞时期的政府基本上是现代意义的集权政府。区别传统独裁政治体系和现代集权政治体系的标志是政治体系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也可以用政治体系的组织结构分化程度和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的出现及职能分化来表示。在现代化过程中,集权和政府职能的专门化相伴而行。这是社会的日益复杂和对政府的要求日益增加的反映。没有职能的分化和专门化,政府仍然是原始的、低效率的。制度化要求决策者尊重和履行法律规定的制度,即要求决策体制和决策行为的制度化。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一个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的政治体系能够提供政治稳定的条件,经济增长也更快。ANIES由于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权威政治所保持的长期政治稳定,有利于政府着眼于国家与地区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坚定不移地贯彻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后劲。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权更替频繁,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上只能搞短期化行为,这正是这些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是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模式。ANIES在奉行权威主义政治时,也不否认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在不同时期进行有限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提供了向法理型政治转变的必备条件时,它们没有固守权威政治不放,而是逐步开始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如卢泰愚、金泳三时代的韩国。如果它们在这个时候还固守权威政治,其政治就会失去合法性基础。

二、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关系的现实选择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在这些现实的关系中,尽管其它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在分析现代社会政治发展时也是完全适用的。ANIES过去30年来的经济发展对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其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如上所述,ANIES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普遍实行的权威政治,是适应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同时,以法制为基础的权威政治也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是其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内在过程。

其次,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必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从历史的发展方向看,政治民主无论怎样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东亚的经验表明,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必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民主政治的实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经把这些条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物质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和“防卫条件”。他认为在所有这些条件当中,发达的经济水平应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首要条件。“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如果群众中大多数人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注:[美]科恩:《论民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0~111页。)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民主制度比较容易得到实施和推广。因为只有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上才能达到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形成较为普遍的社会联系,造就较高的国民文化素质,从而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另外,发达的经济往往以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为支柱,容易造就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容易达成民主政治所必须的社会和解与政治妥协;同时,经济的发达还往往使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趋于公平合理,政治资源的分配比较多地按照公平竞争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先赋的方式来进行。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事实表明,没有发达的经济作保障,民主制度不是徒有虚名,就是不能持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贫穷落伍是独裁政治的温床,富有与进步才是民主政治的良伴”(注:陈秉章:《政治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出版,第190页。)。

第二,经济发展的性质比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可能更有关键性。也就是说,政治民主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更直接的关系。韩国的民主化转变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后,是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但是只有在韩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之后才有政治向民主化的过渡,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韩国从80年代全斗焕政权起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逐步走向自由市场化。金泳三就职后所实行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用参与和创造取代指示和统制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向“以公正与竞争为原理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并提倡“小政府”。(注:[韩国]金泳三:《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新韩国》,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事实证明,韩国的经济市场化对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的特性是全社会特性的基础。这就揭示了商品所蕴含的民主特性和民主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达形态,它必然要求一切经济活动具有更彻底的民主成分和民主内容,并把民主成分渗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以吸纳社会各要素于市场大流通之中而对人类社会发生全面影响的社会组织整合结构,它使市场成为衡量一切的法码,使经济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动力和直接润滑剂。市场经济本身与传统集权政治无法全面、长期地和平共处。市场经济只能与民主政治联姻。

第三,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还表现在政治文化的变迁上。经济发展将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孕育成长创造条件。经济的发展、市场化、教育的发展、工业化、都市化、通讯的发展等,这些都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在这些因素的发展中,人们的价值会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上,人们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宽容精神、协商和妥协精神等现代价值观会随之形成。而只有在一个现代价值观在公众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政治才能有效运作,民主政治的规则才能得到共同遵守。另外,在经济发展中社会的教育水平会逐步提高,而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关心政治,参政意识、宽容精神、权利意识和相互信任感越强。“四小龙”和其它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教育的发展对这些国家与地区社会现代价值观的逐步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现代价值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动力。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又必须有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撑才能稳定和长期存在,否则,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经验。ANIES的经济起飞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它首先是这些国家的权威主义政体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压力下积极推动的结果。权威政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适应其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政治形式并且是其现代政治发展的内在过程。因此东亚的经济发展带有鲜明的后发展经济的政治过程的特点。同时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起飞又带来了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化,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及其发展趋向。ANIES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宜过早发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必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成熟的内部条件驱动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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