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民族素质研究之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论文,民族论文,之六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3)06-0032-07
素质可以有多个载体，比如国民、民族和作为个体的人。人的素质过于宽泛，国民素质（多民族国家）无法概括心理·意识素质的内容，所以，用民族为载体，来研究它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是恰当的。但是，由于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就要以影响最为广泛的民族作为研究的重点，其他民族作为补充。而在那些各民族的影响力分布均匀的国家，则要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国民素质等同民族素质，无须区分。
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几百年来，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试图清晰地解释这个问题。在传统的观念中，注意力集中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上，资源、人口、土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外延，机构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质量也被考虑了进去。但有一点是无法解释的，就是在大致相同的技术、物质和劳动力条件下，在质量大致相同的机构体制和经济政策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本文的目的。
50年代，经济学家Robert M·Solow最先使用残数的概念测算总和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它假定，经济增长因素由有形的、可认定的因素和无形的、不可认定的因素构成，前者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后者被概括为技术革新（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或知识（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解释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计算中的残数，可归因于生产率的增长，即通过知识有效利用其他因素。这个残数所要测算的，是传统意义上所称的总和要素生产率(TFP)增长。也有人将残数称为衡量我们尚不了解的因素的指标，因为该残数所反映的是我们无法解释的内容。残数概念的贡献在于：过去，对生产力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在较低层次上集中于资本的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残数可以鉴别和测算总和要素生产率，它能测定所有投入物总和的每单位产出变化情况。残数是由知识因素构成的，正是知识带来了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当中，劳动力的质量对增长的贡献最大，其依据是：如果新的劳动力比现有的劳动力生产率高，那么根据以劳动力份额而制定的公式，他们定能够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而获得的额外贡献就在残数中表现出来[1]。
然而索罗残数最大的缺陷在于，虽然它指出了残数所反映的是知识因素，但知识如何起作用、通过什么途径起作用，却丝毫未予涉及。
知识在人类产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要，在知识化时代，就显得更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仅仅是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将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便需要知识。如果我们想使明天的生活比今天更好，如果我们想使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使我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并保护我们的共有的环境——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要简单地将更多的资源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还必须用一种使我们的努力和投资产生更高回报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这也需要知识，而且相对于资源而言，我们需要更多地倚重于知识。对处于世界经济领先位置的国家而言，知识与资源之间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决定生活水平的诸多因素中，知识可能已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这比土地、工具和劳动力都要重要。今天，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从创新中获取新的财富，它们创造出成千上万个与知识有关的涉及多学科领域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似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的，从事这些工作的是知识工程师、知识管理人员和知识协调员。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其利用知识的能力的必要性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理解和制定国家知识战略，并在追赶发达国家，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迅速地做更多的事情，以增加其知识基础，投资于全民教育，井利用新技术以获取知识及传播知识。在这些方面行动迟缓的国家将会落在行动迅速的国家后面，而且其发展前景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将是难以弥补的。”[2]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被人们所公认，其重要的程度也在残数概念中体现出来。但是，知识并不能直接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它还要通过以下过程：首先，知识要素质化，也就是说，知识必须被人所掌握，通过人来发挥作用。特别是那些基本的知识，只有被人普遍掌握后，才能形成为素质能量，使人能够在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经济活动中发展作用，这里既包括生产的过程，也包括对生产的有效管理；第二，由那些知识精英创造的新知识，如果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创造财富，还需转化的过程，也就是把可以创造财富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也可称为应用的过程。无论是创造知识，还是将它转化为生产力，都需要以人为媒介，因此，笔者认为，拥有普遍的、高素质的人群，在领先世界的知识领域占据一定的优势，并且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财富的机制，就能使总和要素生产率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领先产业（比如信息、通信和生物技术产业），这种作用则更为显著。考虑到民族心理·意识素质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以民族为单位测量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总和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民族素质的作用。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如何体现出民族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有一个（或几个）民族发挥主导作用，则以这个（或这几个）民族的作用为主进行测量；如果在一个多民族国家，谁也不起主导作用，则要以国民素质为测量的标准，但在这样的国家，经济上往往是不成功的；还有第三种情况，如美洲的许多国家，是在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这些移民中的主体对移出地的记忆愈来愈淡化，甚至于消失，这实际上属于新的民族体的形成过程或已经形成。如美国，事实上正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
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条件下，民族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惊人的。这种作用，由于不是来自于有形的因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而是来自于无形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素质的因素，因而长期以来，不能被清晰地加以解释。总和要素生产率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尤为明显，这就说明，在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发展结果的主要原因。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投入物的增长在不同的时期内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产出的增长速度却下降，那么使用投入物的生产效率的增长就一定下降了。生产率增长的质量反映了资源配置、技术和能动的比较优势的变化。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说明了技术优势的衰退，说明了投入物使用效率提高不快，或兼而说明了这两个问题[3]。
表1 1960～1987年抽样的世界各国由要素投入物的增长表明的产出增长百分比份额
地区、组别和时期 资本 劳动力 总和要素生产率
1960～1973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59 2217
东亚 50 1635
欧洲、中东和北非 51 1038
拉丁美洲 55 2025
南亚 81 200
总计 56 1826
1973～1987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92 37-27
东亚 62 1720
欧洲、中东和北非 68 1914
拉丁美洲 94 51-48
南亚 55 1924
总计 76 28-6
1960～1987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73 280
东亚 57 1628
欧洲、中东和北非 58 1428
拉丁美洲 67 300
南亚 67 2014
总计 65 2314
部分工业国
1960～1985年
法国 27 -578
联邦德国 23 -10
87
日本 36 5 59
英国 27 -578
美国 23 2750
资料来源：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工业国的数据引自Boskin和Lau1990年，本表转引自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表2.3。
一份研究报告在分析了许多国家20世纪60至80年代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后发现，物质资本积累只能解释其中差异的不到30%，其余70%以上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构成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无形因素（表2）[4]。
表2 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解（百分比）
资料来源：Earterly、Levine和Pritcher发表的报告，转引自世界银行《198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表1.2。
在研究了98个国家的情况后发现，这98个国家未加权的每名工人产出平均增长率为2.24%，其中，其增长的34%（0.76个百分点）来源于物质资本的增加，20%（0.45个百分点）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总和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增长高达46%（1个百分点以上）。同一项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结合在一起，其作用只占9%，而使残数占到91%[5]。如果这项研究成果的结论真实可信的话，民族素质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有些民族为什么发展得快，而另外很多民族则处于缓慢发展或停滞和衰退之中。据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加纳与韩国的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但到了1991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是加纳的8倍多，到了1997年，是加纳的28倍多。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造成的差异只占30%左右，另有70%左右属于无法解释的差异[6]。这70%左右的差异，就是TFP因素，也就是民族素质因素。1999年，加纳的成人识字率（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仅为70.3%，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为42%，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为3.9年（2000年）；而同期韩国成人识字率为97.6%，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收入率为90%，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很显然，民族素质的差异是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性原因。更具说服力的是，加纳的自然条件要优于韩国。1997年，加纳的土地面积22.8万平方公里（韩国9.9万平方公里），人口1800万（韩国4600万），农田占土地面积的20%（韩国也为20%），可耕地人均0.17公顷（1994～1996年；韩国为0.04公顷）[7]。更具说服力的是，二战以后，非发达国家中只有4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成为高收入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而他们首先在民族素质方面取得了成就。有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偏见和嫉妒，认为东亚无奇迹可言，因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是由于投入物的增加而带来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它们对教育的较高投资带来人力资本较高比率的增加。世界银行对此并不完全认同，认为：1.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但是它们也有效地将这些储蓄进行了投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储蓄率也很高，但并未取得类似于东亚的经济增长率。2.应把体现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中的知识的增加纳入对TFP的测算之中，换言之，如果企业通过投资于工人培训和新设备，或者通过购买技术许可权，从而投资于缩小知识差距，那么至少从短时期来看，它并未显示为总和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提高。3.知识的增加维持了高水平的投资，如果没有知识的变革，投资的收益率也许会逐渐下降，高投资和高储蓄率也许就会停滞，事实上，其他的研究者已发现，当TFP增长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被考虑进去以后，TFP增长的贡献还要大得多。4.同样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增加的测算方法及对这些要素增加所赋予的权数对于TFP的计算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某些理想的条件下（比如完全竞争），我们所观察到的各因素在GDP中的比例即为正确的权数。但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我们所观察到的GDP中资本和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并不能反映适宜的权数。比如，如果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从而使工资受到抑制，那么，我们能观察到的劳动力在GDP中的比例就有可能太小，而资本的比例则有可能太大。此外，资本积累的速度一般要快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低估了TFP增长所起的作用[8]。个别西方学者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民族素质方面的巨大投入和进步，这种进步是史无前例的。在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素质能量精华的指标——技术成就指数方面，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公布的排名中，韩国居全球第五位，新加坡居第十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第24位。1970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以及新加坡和韩国的小学总体入学率已超过了100%。2000年，韩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是10.8年，居世界第七位，新加坡是10.2年，居世界第八位，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9.4年。在理科大学毛入学率（百分比，1995～1997年）方面，韩国为23.2%，居世界第四位，新加坡为24.2%，居世界第三位。1990～1994年，技术领域大学从事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学在校生学生数量占全部大学在校生的百分比，中国台湾省超过40%，韩国超过30%，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30%左右，新加坡20%左右，面主要OECD国家仅有20%多一点[9]。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最为成功，过去韩国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民族素质的超前提高，目前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的领跑地位，更得益于民族素质的良好基础。目前，韩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和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NP的比例，都居世界前几位。2000年，韩国的总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率达到6.8%，在30个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成员国中名列榜首；在15岁学生为基准的学业成绩方面，韩国与日本在科学科目方面位列全球之首，数学科目与新西兰一起并列第二；2002年，韩国的上网人数（百分比）居世界第五位，宽带网使用率和利用宽带连接因特网的比例居世界第一位。除此之外，这几个国家和地区还从历史继承了宝贵的遗产——儒家文化，赋与他们勤奋、务实和凝聚力，使他们具备了超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极高的素质能量，成为潜藏在其发展动力中最主要的部分，这就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几十年稳定、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部分带有偏见的西方学者极力掩盖的。如果中国重复这种发展成就，就会彻底改变全球的经济力量分布格局。
表3 OECD成员国中知识经济产业增长情况
国家
年份 知识经济产业
年均增长(%)
OECD全部1990-1997
5.06
加拿大 1985-1997
3.72
美国1985-2000
4.74
日本1985-1998
2.79
韩国1985-1999
10.28
丹麦1985-2000
3.12
芬兰1985-2000
5.15
法国1985-1999
2.50
德国1991-2000
1.67
荷兰1985-1999
4.48
挪威1990-1997
2.40
瑞典1985-1998
2.88
瑞士1997-1998
4.74
英国1990-1999
2.7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张立云、周大庆编制，北京，新华社2003年7月17日发。
总和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说明重视教育的重要意义。教育的成果只有转化成素质时，才能发挥作用。但是，教育成果转化为素质能量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是很难用数据来测算的，所以，有些研究者直接用教育成果衡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这种研究很不完善，但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多研究报告都证明了教育的巨大作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而且可以连续以这样的速度增加3年，尔后劳动力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1年，GDP可以增速4%，这样的增加速度也可以保持3年。另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仅技术进步一项就占了自1945年至70年代初美国经济增长的50%以上，劳动力的增加占了27%[10]。一项研究发现，美国1929～1982年间人均GDP的增长中，25%可由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解释[11]。还有一些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的类型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攻读数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的比例，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它表明，在这些领域的教育投资收益要高于其他学科领域。一项研究探讨了1970年各专业大学生的比例与随后人均GDP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程技术学专业学生的比例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极大的正相关关系。虽然这些研究没有确定科学和工程等技术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羌系，但它们证实，拥有更多技术型劳力的国家在经济增长上将会更加迅速。这点说明，大学入学率高而且迅速增加未必就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学生们在学校学习什么内容，要比受教育的时间更为重要。如果在学校学习的是过时和落后的知识，并且灌输保守和封闭的思想，受教育的时间有多长都没什么用。另外，在缺少一些重要的补充性投入物的条件下，即使再好的教育制度，也不能带来经济增长，比如一些国家的工程师失业了，其原因在于它们不能提供其他一些必须的因素，以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用市场的力量，利用这些宝贵的人才和技能。这些因素包括健康的投资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及较少的国家控制[12]。除了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总和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外，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影响的还有机构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质量，这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是否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机构和政策的质量也与民族素质有关。高质量的机构和体制，是建立在高质量的民族素质的基础上的，试图在一个低民族素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机构和制度，实施高质量的经济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机构体制和政策促进知识的创造。如果没有对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所有权的保护，就将不会有投资和研究发生，因为投资者预期他们的工作不会得到适当的收益。而有好的机构体制与政策可以促进知识的转移，并增加有效利用知识的可能性。此外，知识与机构体制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两个方向：支持性的机构体制可以促进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而知识，尤其是关于备选机构性安排的结果的知识，可以导致更具支持性的机构的建立。这种互相作用，使得各国在创造一种有利于知识和信息的创造并支持其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建立能与市场互为补充的机构便显得更为重要。”[13]有一种情况很特殊，比如前苏联，教育指数很高，经济规模号称全球第三，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虽然其生产能力没有变化，但原有的旧体制下的价格和交易扭曲被排除了，俄罗斯及其他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国家生产的产品，需要在市场化的条件下重新评估和定义，结果其生产出来的不是废品就是质量低劣的产品，粗大笨重、耗能、质量差及缺乏售后服务是这些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的共性，所以，1993年，这些国家的GDP下降了一半，到2000年，又在此基础上下降50%以上。从经济和技术方面来看，现在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国家，他的经济规模只有3600亿美元（2002年），仅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3、中国的1/3，也明显低于韩国和印度。俄罗斯在国际贸易中更是一个差等生，石油、天燃气等资源类产品占出口额的半数以上，1999年，其高技术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中级技术出口也只占13%，而同年，美国的高技术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2%，中技术为34%；日本分别为30%和51%；德国为18%和46%；韩国为33%和34%；中国为21%和18%；巴西为9%和24%；印度为5%和11%。俄罗斯的教育指数很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但未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作用，原因在于：其一，俄罗斯不重视教育的投入，教育开支从90年代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下降至2000年的3.1%，按等价比较，仅相当于1991年的43%。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降至0.4%。教师的平均工资降至最低生活费之下，除非万不得已，没人愿意当教师，导致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低下[14]。另外，其教育内容机械而陈旧，将知识转化为财富的能力极差。其二，在历史上俄罗斯是靠扩张立国的，而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极其优越，懒惰和坐享其成构成为国民性格的组成部分，这一现状至今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导致其机构和经济政策的质量极差，使其本来存在缺陷的教育资源无法转化为素质能量。在传统工业化时代，资源、环境、人口规模和教育是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前三个条件中，俄罗斯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但俄罗斯人没能将这些财富转化为发展的动力。目前，人类已进入了知识化时代，人类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于知识的进步，其中，知识的素质化尤为关键。在新的一轮竞争中，依目前的发展形势看，俄罗斯的机会显然不大，知识化时代的军事实力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否则，畸型的军事实力只能是昙花一现。俄罗斯的教训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教育的普及是重要的，但作为经济发展而言，教育的内容和质量，以及如何将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民族素质的能量，并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高质量的机构和制定高质量的经济政策，是更为重要的。
民族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和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过程及效率，也与人的素质密切相关。民族素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目前仍未被人们完全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在较高的民族素质基础上，才能创造高质量的经济和较快的经济增长率。民族素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和影响经济。
一、技术出口状况最能客观地反映一国的经济质量。1976年，在全球贸易总额中，高技术产品仅占11%，中等技术产品占22%，中、高技术产品未在全球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以后的20多年间，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创新高潮期，特别是信息、通迅技术突飞猛进，中高技术产品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比重大幅提高，其中，高技术产品占22%，中等技术产品占32%，两者相加超过50%，这一成绩的获得，是建立在民族素质快速提高的基础之上的。1999年，全球前8位的高技术出口国是：美国（2060亿美元）、日本（1260亿美元）、德国（950亿美元）、英国（770亿美元）、新加坡（660亿美元）、法国（650亿美元）、韩国（480亿美元）、荷兰（450亿美元），[15]而这些国家2000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是：美国12年（全球第一）、日本9.5年、德国10.2年（全球第九）、英国9.4年、新加坡7.1年、法国7.9年、韩国10.8年（全球第七）、荷兰9.4年[16]，这些国家不仅全是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而且都是全球18个技术成就指数领先国家之一。在全球知识创新和新产品、新工序的开发上，80%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类似比例的科学出版物来自于发达民族。
二、在较高的民族素质基础上，才能产生高素质的劳动者、管理者和技术开发人员，只有他们才能从事较高层次的经济活动，并且能够吸收新的知识和新的理念，并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的新产业和新技术。高素质的劳动者、管理者和技术开发人员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生产、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到企业的管理、营销等，都将被纳入高质量、高速度运转的轨道中，这种运转的过程，只能建立在相应的民族素质基础之上。
三、只有在较高的民族素质基础之上，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消费群体。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没了消费的过程，生产出的产品就不能转化为财富。消费可以从质量和程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低质量的和保守的、基本的消费；一种是高质量的、扩张型的消费。前一种消费状况不能促进经济的实质性增长，如何形成高质量的、扩张型的消费趋势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形成这样的消费市场取决于如下条件：一是能够生产出高技术和高质量的产品；二是要形成高素质的消费群体，这一群体既能高质量地进行基本消费（衣、食、住、行、医疗等），又能进行扩张型的消费（投资、旅游、使用高技术产品等）；三是形成理智而超前的消费心理。一般而言，消费的增长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较高民族素质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消费群体，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形成良性的互动局面。
四、只有在较高的民族素质基础之上，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特别重要和有效，它可以使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迅速摆脱困境，寻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民众表现出了极强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积极捐献黄金，容忍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特别是未出现大规模抢购美元的现象，使韩国政府能够从容、快捷地进行经济改革，不仅迅速摆脱了危机，恢复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且利用这一时机，果断地进行产业调整，使韩国成为近几年来知识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韩国的经验表明，较高的民族素质是摆脱经济危机最有利的条件。反观南美国家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更能说明这一观点。
五、只有在较高的民族素质条件下，才能形成良性、高效的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在较高的民族素质基础上，可以向各类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提供优秀和丰富的人才，甚至出现优秀人才过剩局面，出现高水平基础上的优胜劣汰过程，全面提高各类从业人员的水平和整体的竞争能力。一个优秀人才过剩的国家和民族和一个人才短缺的国家和民族间，经济竞争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人才过剩还可导致普遍重视提高个人的素质，在整个社会形成终身学习的氛围。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形成了强大的生存压力和危机感，促使其更加勤奋和刻苦地工作和学习，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国家和民族，会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同个人一样，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也会促使其不断地进行改革，提高工作效率，以迎接可能出现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落后民族的成员往往比较散慢甚至悠闲，而发达民族的成员则生活在压力巨大的生存环境中，快节奏、高效率和勤奋是他们生存的必备手段。处于这两种不同的背景氛围之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六、正如前文提到的，只有在较高的民族素质基础上，才能保证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机构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质量，这里包括政府的效率、透明度、对经济的适度管理以及政府成员的素质，等等。
以上提到的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都与民族素质密切相关。因此：知识创新能力（特别是对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能力）、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高素质的消费群体、稳定而成熟的凝聚力和自信心、良性和高效的竞争机制（由此导致的压力感和危机意识），是构成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而高质量的机构体制和经济政策则可以保证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
〔收稿日期〕200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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