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贫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贫困的全球化
20世纪晚期将作为全球贫困化的一个时期载入史册，其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体系、公共设施和文教卫生规划的的衰落。这种“贫困的全球化”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付诸东流，并在第三世界找到了它的起点，同债务危机一齐爆发。90年代以来，全球化席卷了世界上所有大的区域，包括北美洲、西欧、前苏联集团所属的国家和东南亚以及远东的“次发达国家”（Schwellenlander）。
非洲、撒哈拉南部、南亚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在90年代发生了饥荒；医院和学校被关闭，上亿的孩子丧失了上学的权利。在第三世界、东欧和巴尔干重新爆发了传染病，包括肺结核、疟疾和霍乱。
前苏联的贫困化
经济休克疗法。如果要评价冷战结束后经济崩溃对收入、就业人数和国家的社会福利的影响的话，可以说这些影响比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更具破坏性。在前苏联（从1992年算起），由于卢布崩溃而引发的急速的通货膨胀使得实际收入锐减。“经济休克疗法”在实施私有化的同时，将整个工业推向了直接的毁灭，这导致解雇成百万的工人。
在俄罗斯联邦，1992年1 月叶利钦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的初步改革引起物价上涨了100倍；而工资只增长了10倍； 在这方面英国的一项研究证实，在1992年俄罗斯联邦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86%。
民用储备枯竭。俄罗斯的改革不仅使其军事工业综合体解体，而且也耗尽了民用储备。 这次经济下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鼎盛时期， 即1941年德国人占领北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后并对前苏联的工业基础设施狂轰乱炸之后，前苏联不得不面对的生产下降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1942年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战前减少了22%。而在19891995年这几年，整个前苏联的工业生产（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减少了48.8%，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44%，尔后生产还在继续下降……根据不受制约的判断，生产下降的幅度确实是很大的，而官方的统计数字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是被人做了手脚。
东欧和巴尔干的生活费用作为重新调整商品市场的结果而提高到西方的消费水平上，可是他们的低微的月工资却只有10美元。在保加利亚1997年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只有2 美元……在整个地区大部分居民被粗暴地排斥在新时代之外，因为他们无法为电力、水和交通筹措足够的钱。
西方的贫困
社会隔离 早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尤其明显的是90年代初以来，严格实施的节约措施已逐步瓦解了福利国家和整个社会保障系统。战后最初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已被放弃，在西方已倾向于部分取消失业保险体制，实行退休金发放私有化和国家社会福利载体的私有化。
随着福利国家的崩溃，人数众多的青年失业者成了社会动荡和民众抗争的源泉。城市生活的改变，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将导致西方的城市越来越同第三世界的城市相似。大城市的重要地区将打上“社会隔离”的印记：都市的生活空间将越来越按照社会界限和伦理界限来加以划分。美国的一些城市（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城市）的贫民窟的贫民在许多方面同第三世界贫民窟的贫民相差无几。
“亚洲虎”之死
对有些国家不利的货币投机交易促使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这几个“次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最有成效的经济体系很不稳定，实际上一夜之间就使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突然恶化。中国是一个取得了“经济成就”的国家，但是上千的企业面临着关停并转，这导致解雇上百万的工人，同时有关社会福利的预算也大幅度削减。
在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期间，职业投机家从中央银行的合法储备中将几十亿的美元据为己有。换言之，这些国家将不再有能力借助货币供应量的策略来“资助经济的发展”。
合法储备的枯竭是经济结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改革会导致破产和大众失业。换一种说法：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有限的能力很难对落入“职业投机家”手中的私人外汇储备进行监控，这就意味着，亚洲各中央银行无论是单个还是共同都没有能力去战胜投机交易这股洪流。
二、全球化贫困的原因
全球性失业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依存于人们的贫困。全球性的生活水平恶化并不像过去某些历史阶段上发生过的那样，是“生产资料短缺”的结果。事实上，贫困的全球化是发生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一个阶段上。科技进步有助于极大的提高经济体系的潜能，以生产日常需要的商品和提高服务质量，但是却不能将较高的生产率用来相应减少全球性的贫困。
与此相反，在企业中缩减预算、采取结构改革措施以及将生产向劳动力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却导致更多的人失业，雇员和农民的收入将更加减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依存于人们的贫困和廉价的劳动力：很高的失业率既有助于工业国家，又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削减实际工资。“失业国际化”导致资本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坚定不移地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
贫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工业国家迅速蔓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的失业人数几乎占全球劳动力潜力的三分之一。
“创造人口过剩”
各国劳务市场相互独立已成为过去：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相互之间进行公开的竞争。工人的权利受到限制，而劳务市场得以重新调节。
世界范围内的失业被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而发挥作用。这种手段在全世界“调节”劳动力的费用：在第三世界和前东方集团的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例如，在中国估计有2亿过剩的劳动力）， 有助于降低工业国家的工资水平。这里所说的劳动力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的劳动力概念，包括熟练工人、专业人员和科学工作者。
此外，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在国际社会、各社会阶级和各民族群体之间制造了一条很深的鸿沟。重建的经济结构甚至在这些国家中划分劳务市场，并且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在就业者、部分时间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划上了一条社会分界线……
廉价劳动力的全球经济
全球性企业让其劳动力的费用尽可能地低于全世界的费用水平。第三世界和东欧的实际工资比美国、西欧或日本的实际工资低了17倍：由于世界上廉价的和贫穷的工人太多了，所以进行生产的机会才会如此巨大。
传统的经济科学着重指出，“贫乏的资源”必须分配给整个社会，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却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教义极度对立：关闭工厂设施，中、小企业破产，解雇技术工人和国家文职人员，而在“经济性”的名义下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闲置。原动力却在社会资源应该“经济地”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得到利用的取向中消失殆尽。然而，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的情形却正好相反：资源并没有“经济地”得到利用。这就是说，拥有闲置的生产能力和成百万失业工人的现代资本主义却拒绝动用未被利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全球财富的积累
全球性的经济结构改革使日常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性行业很不景气，它以有利可图的投资为取向，将资源转移到奢侈品的生产上。根据投入生产性企业的资本枯竭的情况，就会在更加投机和更富有欺骗性的行业中去追求利润，而这些行业又反过来去支撑最重要的金融市场的紊乱倾向。
在南方、东方和北方，少数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的人靠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美国，财产过十亿的亿万富翁由1982年的13人上升到1996年的149人。“亿万富翁俱乐部”大约有450个成员，他们在世界上聚敛的全部财富远远超出那些人均收入很低、养活着56%的世界人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此外，聚敛财富的过程越来越发生在真正的经济领域之外，而同那些正直的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无关。
家庭预算支出的暴跌
在这种体系中，生产的增长依赖于“就业人数的减少”和削减工人的工资。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影响家庭对日常必需品和服务的需要水平：生产能力是无限的，但是消费能力却有限。在劳动力廉价的全球经济中，生产增长的过程就是通过削减工资、解雇工人和支付低工资来实现的，但是同时也降低了一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因此，生产过剩的倾向达到了从未有过的规模。换言之，在这种体系中，要经济复苏就是要在关闭“多余的企业”的同时，还要通过解放沉睡的生产能力才能实现。“多余的企业”必须向最先进的机械化制造业让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停产，这涉及整个地区的经济，只有遍及全球的一部分农业潜力可以加以利用。
这种全球性的商品供给过剩是购买力降低和贫困增加的一个直接后果。供给过剩又反过来促使直接的生产者关闭多余的生产能力，因而生产者的收入也在减少。80年代初以来，商品生产的过剩导致商品的实际价格的降低，这首先给第三世界的粗加工生产者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影响，最近也同样影响了深加工领域。
小资本的破产
在发展中国家，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所有生产部门都将关闭。城市的非正式部门在历史上作为创造劳动岗位的源泉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货币贬值和进口的自由化以及商品倾销而遭到破坏。在非洲撒哈拉南部，成衣业的非正式部门被关闭了，而代之以销售按每吨80美元进口的旧衣服。
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也包括在东欧、前苏联和非洲撒哈拉南部已得到证实的经济负增长率），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仍然取得了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在世界市场上所占有的份额也同样得到了增长。不过这一发展首先要归功于替换了现存的生产体系。这就是说，牺牲了地方的、地区的和个别国家的生产者的利益。世界上的大企业的复苏和“获利”是建立在购买力的全球性集中和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贫困化上。在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中，那些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或者支付最低工资的企业生存了下来。
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使得大企业资本享有特权，对人力资本、廉价的劳动力和企业领导进行监控。这样一来，就可以占有小公司或个别交易的大部分利润，而大部分投资性支出却由财政上独立的生产者来承担。
在西欧，可以看到上述过程相应的发展。欧盟政治改革的过程日益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赋予占统治地位的金融利益以高度的重视，但是却是以牺牲欧洲社会的统一为代价的。在这种体系下，国家政权有意承认私有垄断的这一发展：大资本毁掉了小资本的种种印记……根据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洲经济集团形成的趋势，地区和地方的企业将被清除掉，城市生活也将发生变化，私人小企业也将关闭。“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允许全球性企业有更多的灵活性，同时还抑制小资本的影响。虽然“经济一体化”在全球性企业的影响下看起来是一个政治统一体，但是它却在国际社会内拉帮结派，制造社会紧张气氛。
三、宏观经济改革的国际化
债务危机
自从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 ）确定的固定汇率体系在1971年崩溃以来，全球性的经济体系改革已经历了许多阶段。在越战结束后的那几年里，也就是70年代后半期，主要的商品市场供应过剩已经开始显现出来。80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也以商品价格同时崩溃和实际利率的上升为其特征。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陷入了危机。大量外债的积存给国际债权人和“捐款者”提供了“政治上的施压手段”，以对债务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施加影响。
适应性的结构计划
1944年制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建立在“重建经济”和保持最重要的货币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按照这一精神制定的适应性的结构计划从80年代早期以来却已经广泛地危及各国货币的稳定，并且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趋于毁灭。
今天坐落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领导下的世界经济的机构改革，却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去建立自己国家的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化使得各国的领土和国家经济体系在经济上可以任人自由出入，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储备空间”。而国家机器的基础遭到削弱，针对国内市场的工业将受到破坏，民族企业将倒闭。此外这种改革还有助于取消最低工资立法，取消社会福利，等等。
“全球性监督”
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展现出一个新的“三足鼎立”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更加有效地监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强三个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它们的这些做法终归是将各国的主权弃之一旁。
1994年在马拉喀什的乌拉圭回合结束后产生的新的贸易体系中，必须重新定义坐落在华盛顿的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规章的执行再也用不着依赖于专门的信贷协议。适应性结构计划中的许多规定，例如贸易自由化、外国投资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在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中被确定下来。这些条款是国家按照国际法施加影响的基础。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对贸易进行的重新调整，涉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条款，等等都使得跨国企业有可能挤入地方市场，并对各国工业、农业和服务行业等等所有实用的产业进行监督。
“多边投资协定”
在这个新的经济领域，在各国经济改革中产生的国际协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97年产生的金融服务协定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管理下达成的。而计划中的多边投资协定，正如一个观察家所指出的，却是一个“跨国企业的权利蓝图”。
这些协定加重了国际社会调整其经济体系的困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庇护下，多边投资协定对别国的社会福利计划、创造工作岗位的措施和摆脱少数集团的歧视是一种威胁。换言之，会导致国际社会失去其权利，而全球性企业将拥有更大的权利。
全球性企业的权利
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却支持国家投资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的依据是市场经济的各种势力都在有意识地相互影响。此外，全球性组织的发展也导致需要为全球性企业和金融组织制定出“明确的权利”。在各国和国际间执行这些规定的过程中却总是忽略了民主程序。在所谓的“监督”和“自由市场”的借口下，新自由主义却为政治权势创造了令人疑窦丛生的合法性。
有人对全球性贫困在数字上玩弄伎俩，这妨碍国际社会对一种历史发展结果的认识，而这一历史发展在80年代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就已经开始了。这种“错误的意识”在对“自由”市场进行分析讨论的方方面面流行开来。传统的经济学家的认识是目光短浅的，这妨碍人们去理解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真正作用及其对成千上万人的生计的毁灭性的影响。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也不采取别的什么行动，而只是对流行的经济辩论抱怨不已，并不去认真地评价，经济结构改革以什么方式去影响国际社会，又怎样导致组织的崩溃和社会冲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