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矛盾与苏维埃联盟解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矛盾论文,民族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九一年底，原苏联境内的民族独立浪潮，经过民族冲突的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了顶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走向分裂。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都成立了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历史的陈迹。
随着这一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来愈远，我们也就能更好地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认识，去研究。如果把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看成是苏联境内的各民族重新走向独立、重新走向自我发展的道路的结果，是否可得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苏维埃联盟没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呢？显而易见，这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顺应历史要求而建立的强大的苏维埃联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却最后分道扬镳，其合理性体现在那里呢？回答这个问题，绝不能用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观点，作简单的回答。而必须作辩证的，历史的考查。
一、“先天不足”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先天不足”是指联盟在继承沙俄其他方面，诸如：生产力、土地、人口的时候，同时，也把民族矛盾、民族隔阂，这一沙皇俄国特有的遗产接受下来。（这不是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过错，因为民族矛盾的解决、民主隔阂的消除，不是一场战争就能解决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的正义战争。它需要正确的理论与政策，耐心的说服与感化、长期辛苦的工作等。）
从历史上看，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在13世纪末建立的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4世纪开始，莫斯科大公国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它在兼并俄罗斯各公国的同时，又侵略其他民族居住地区。1547年，伊凡四世自封“沙皇”，从此莫斯科公国改称“沙皇俄国”。在其存在的三百多年间，它从周围邻国兼并了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非俄罗斯土地、统治着一百多个被它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由于野蛮的农奴制度以及后来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对这些民族的统治和压迫是非常残酷的。沙皇政府出于地主阶级利益，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把他们看作是“下等民族”。非俄罗斯民族完全处于受压迫受凌辱的地位。在广大非俄罗斯地区，一切重要职务由俄罗斯官吏担任；一切官方事务都用俄罗斯语言办理；书报等禁止用非俄罗斯语言出版；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言讲课。非俄罗斯民族被强迫实行俄罗斯化。并且沙俄还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歧视、蹂躏和屠杀政策，有大批的无辜的人民惨遭杀害，有的甚至整个民族都被屠杀殆尽，遭到了种族灭绝的命运。
正是沙皇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暴戾的军事占领、贪婪的土地掠夺、无情的文化摧残、残酷的种族屠杀，使得“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记录”（《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第22卷，第354页）。
在这样的“母体”产出的苏维埃联盟，不得不遗传下民族矛盾的基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旧俄的领土上，建立了除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民族也分别建立了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时，各苏维埃共和国走向联合符合当时时代要求。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只是为苏维埃联盟的建立提供了前提。这一前提同列宁的科学的民族理论，民主政策，绝不会在较短的时期内消除俄国的大俄罗斯主义及其他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仇视心理，也不能消除地方民族主义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隔阂。如果当时国际上有一个和平、发展的优越环境，各共和国的共产党、无产阶级会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经过艰苦的工作，消除长期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自然地走到一起，由联邦制走到单一制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按人们美好愿望而运行。当时，摆在各民族共和国面前的是帝国主义军事上的干涉，经济的封锁、外交的孤立。他们联手要把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扼杀在摇篮里。严酷的现实，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捐弃民族矛盾“前嫌”，走到一起。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军事上联合起来。1919年6月1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根据自愿原则，在承认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结成反对外部敌人的军事联盟。军事组织、战斗指挥、铁路管理等部门实行联合。国内战争结束后，1920年12月28日俄罗斯联邦同白俄罗斯分别签订了军事经济同盟条约。规定合并国民经济委员会、陆海军、外贸、行政、交通、劳动和邮电等7个人民委员会部，以协调军事经济工作。同时，和平经济建设也产生了各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接近、联合的需要，当时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各共和国经济、必须集中经济资源、联合财政力量，统一交通运输，才能完成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
在外交方面，1922年初，在准备热那亚和海牙会议期间，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抵挡西方列强的进攻，而结成统一的外交战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代表不仅代表该国，还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布哈拉、花拉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委托，代表它们出席会议，并以它们的名义签订条约和协定。
可见，当时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是基于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等各方面需要。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种需要，必然掩盖了长期历史积淀的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即使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成立，也不会立刻使民族矛盾、民族隔阂，冰消雪融。
如果说，1922年成立苏维埃联盟，是在列宁亲自指导下并按他一贯倡导的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的。而1940年6月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分别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实行军事占领并宣布成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则违反了列宁一贯倡导的处理民族问题的自愿平等原则，激化了民族矛盾，使本来“先天不足”的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民族仇视的病症更加恶化。
二、联盟在民族政策上的“后天失调”
苏联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联盟成立伊始，已露端倪。1922年春，根据列宁的倡议，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建立南高加索联邦。此后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的思想深入人心，同时，联盟也有了现实的基础。但究竟怎样联合？党的负责人各持己见。1922年8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委员会，来拟定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不久斯大林制定了称之为自治州的计划，主张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作为自治州共和国；扩大的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对各苏维埃共和国相应的中央机关有约束力；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事务、军事、交通和邮电等人民委员会同俄罗斯联邦的相应机构合并等等。这个方案无疑暴露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遭到了所有的共和国代表的反对。斯大林同时也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在筹建苏维埃联盟，谈到自治州和格鲁吉亚事件时指出：“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大海里，正如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630页）。当时列宁“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列宁全集》33卷，第234页、334页）。可见，列宁对联盟建立初期，斯大林所表现出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早有察觉，并进行了严肃批评。但由于列宁英年早逝，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
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虽然他在民族理论方面有过不少的正确论述，同时在分析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危害时，提醒全党高度重视。但在实践中却放松了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警惕和斗争。而且在公开场合宣扬俄罗斯民族优越论。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专门举杯庆祝俄罗斯人，说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族人民的领导力量”，俄罗斯人民是“起领导作用的人民”，“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成了我们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斯大林文集》，第313、459—460页）。苏联有一百多个民族，他们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斯大林仅提到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没有任何表示，连全部领土遭到德国法西斯占领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也没有提一句。
50年代初，苏联按斯大林的指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掀起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运动。而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口叛国罪，以国家安全为由，把几个少数民族强制集体迁到中亚、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卫国战争初期，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被迫迁出，随后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麦斯赫特人也被强迫迁出。战争结束之后又把鞑靼人迁出克里米亚。相应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建制也被废除。这种民族歧视行为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
斯大林不仅在国内容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且在对外政策上同样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如1939年8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与边界条约》。此后，苏军进兵波兰东部，发动对波兰的战争。强占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成立了三个加盟共和国。这都为此后民族分裂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同时，斯大林还同大国作交易，实行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凡此种种，都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各民族地区和经济文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苏联领导人忽视了国内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多样性。其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也出现了不少错误和失误。赫鲁晓夫断言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勃列日涅夫则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基于这种判断和认识，苏联当局人为地加快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同时，在文化方面，强制推行俄语，排斥压制以至摧残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采取这种极端强硬的措施固然维护了一时的稳定，却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一旦高压解除，蓄之已久的愤怒情绪就会露暴出来，其直接后果，激化了潜在的民族矛盾，加快了民族分裂的趋势。
三、苏维埃联盟的“夭折”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挺住了法西斯的冰刀雪剑，却突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顷刻土崩瓦解，的确令人深思。如果单从苏联的民族问题来思考，联盟解体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却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民族问题，作为一个顽症虽然一直存在，但是，80年代中期以前，在统一的联盟中央强有力的控制下，这一问题并不显得突出，联盟体制还是比较稳定的。维系联盟的纽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经济的发展与密切联系还是比较牢固的。只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不散和经济迅速发展，联盟就不会四分五裂。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是“剪断”了维系联盟结合的纽带，随之联盟也就岌岌可危。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象其前任一样，并未意识到，民族矛盾已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但从苏共27大起戈尔巴乔夫开始承认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1988年苏共中央二中全会，他认识到“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了”、“民族感情流露了”，要以“发展各共和国间联系的方式以及加强它们的权利”的途径，来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实际问题。苏共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族际关系的决议》，提出原则性构想，到1989年，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方针政策与措施。在以后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又制订了《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并将其作为苏共处理民族关系的行动纲领。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到其民族政策出台之际，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经济上由低速增长，到停滞、最后急剧倒退，生产迅速下滑，以致经济全面崩溃。各加盟共和国各行其是，经济关系、经济纽带破裂；政治上，民主化、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特殊标记和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民主化、公开性的失控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利用，构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威胁；多党制的实行，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共产党组织和对于社会的凝聚作用，致使各种政治组织、反对派纷纷建立，并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在强大压力面前，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可耻地作出解散苏共的决定，使强大的苏共组织瘫痪、丧失战斗力；思想舆论上，“改革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谬种泛滥，搞乱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搞乱了人民的思想，致使党对舆论彻底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合法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实际上为右翼势力夺权上台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这样，苏联经济的全面危机，政治体制向西方政治体制演变，苏共自身演变和实行多党制后的失势、舆论导向严重失控等多种因素，使苏联历史上积累的民族矛盾总爆发，并一发而不可遏制。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造成的恶果。面对汹涌的民族独立浪潮，其民族政策捉襟见肘、一筹莫展。
1989年是苏联民族冲突事件最多、最激烈的一年，特别是年底立陶宛共产党员宣布独立震动最大。戈尔巴乔夫前去游说，收效甚微。继立共独立、退出苏联之后，各共和国相继掀起了独立浪潮。1990年6月22日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接着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八个共和国也先后发表了本国主权宣言，都宣布自己的法律和主权高于一切。而爱沙尼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则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面对各共和国的独立，戈尔巴乔夫也只有步步退让。“8·19事件”后，各共和国纷纷进一步采取独立的实际步骤。12月25日，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波罗的海3国和格鲁吉亚未参加），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市举行会晤，宣布由11个共和国共同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和《阿拉木图宣言》，同时还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确认独立国家联合体。这样，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了它的尽头。
所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解体的历史轨迹可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虽然建立在平等和自愿原则的基础上，但当时由于战争等特殊的因素，急剧地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致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民族隔阂没有得到弥合，这就使联盟成立伊始就存在民族问题上的“先天不足”；列宁英年早逝，他的科学的、正确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未得到切实地、认真地执行，加之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某些失误，致使苏联民族问题“后天失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动摇了党的组织，并致使党组织解散，加上经济崩溃、政治和思想混乱，使苏联历史上长期积淀的民族问题总爆发。各民族成立了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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