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的三大新变化_文艺论文

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的三大新变化_文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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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创作主体变了,上个世纪之交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士”,曾经经历了从“士”到专业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剧作家、演员、导演、画家、教师、医生等等“自由职业者”的转变;而这一个世纪之交,半个世纪来为国家包下来、养起来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剧作家、演员、导演、画家、教师、医生(当然,他们没有白白地被养起来,而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却又重新向着“自由职业者”转变。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更法”、“改图”的思想逐渐在“士”中间传播;“采西学”、“制洋器”的呼声逐渐高涨;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为指导思想,开始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文化;“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慈禧太后却被迫成了“六君子”遗嘱的执行者。1905年,她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从丙年(1906)科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这一措施,断了“士”的由科举进身官场的出路。在这过程中,“士”们或由官派、或凭私费纷纷出洋留学,去欧美,去日本,而以去日本的居多。他们回来后,对科举已不感兴趣,做起了上述自由职业者的工作。1905年,清王朝的上谕,更迫使“士”大批地从事“自由职业”。这一过程,即使从1896年戊戌变法算起,至少经历了20年时间,封建知识分子“士”才完成了向“自由职业者”的这一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却逐步消灭了“自由职业者”阶层,把他们统统变成了国家干部。这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致的。本来在娱乐场所里表演相声、曲艺等艺人;在农村里演出的“草台班子”——戏曲演员;为市民演出的京剧等种的演出团体中的成员,全都成了国家干部;作家、艺术家更列入国家编制。40多年后,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埋怨“待遇菲薄”;另一方面广大市民却埋怨很少看到“戏”,农民埋怨很少看到电影,知识界埋怨很少看到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体制必须改革由国家对文艺工作者统统包下来、养起来的一贯做法,已经成了国家、文艺界和民众的共同要求。

少数文艺工作者,较早地看出现行文艺体制的弊端,他们从80年代起,即适应市经济的需要,自谋出路,留职停薪,径自成了自由撰稿人、文艺个体户。据不完整的统计,目前中国的电视剧,约有一半是由文艺个体户拍摄出来的;中国的文艺作品,至少有五分之四是由业余作者及自由撰稿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就全体而言,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艺体制基本上没有变。这就出现了上层建筑(文艺体制)与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

三月春雷一声响,九届人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行政改革,惊破了部分文艺工作者以为国家把他们养起来的政策将长期继续下去的好梦。到1996年底,我国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含各种各样的文艺工作者)为3676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按现行平均每人每年1万元个人经费标准计算,现有的财政供养人口一年就需要近4000亿元,占了1997年国家财政预算收入8642亿元的将近一半。我国的财政几乎成了“吃饭财政”,国家还能拿出多少钱来搞建设?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把行政改革作为和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并列的三大改革。国务院40个部精减为29个部。三年之内,机关干部精减一半。被精减的干部,带工资参加学习培训,以后再分流到需要他们的单位中去。朱镕基同志的说法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这样,行政改革就一下子改到文艺工作者头上了!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意,目前身为国家干部的文艺工作者将逐渐向“自由职业者”转变的确定无疑的了。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之交,“士”向自由职业者转变,是因为科举制度取消后,“士”不得不变为自由职业者。这一个世纪之交,作为国家干部的文艺工作者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变,则是因为国家自觉地进行行政改革,因此,文艺工作者也得像其他国家干部一样,看到大势所趋,不仅要做好被精减的思想准备,而且还要作出如何转变为自由职业者的行动打算。

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愿意作这样的转变,说什么这样一改革,文艺将走向衰落!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对文艺史无知的说法。从古代至近代,屈原、司马迁、三曹、李白、杜甫、韩、柳、三苏、欧阳修、王安石、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匠、李伯元、吴趼人、刘鹗……其中哪一位是国家养起来的作家?画家中倒是有御廷供奉,但宫廷画家的成就远不如不被国家养起来的画家。洎乎现代,鲁、郭、茅、巴、老、曹,又是哪一个是被国家养起来的?最近茅盾文学将的四名得主,只有陈忠实是专业作家,王火、刘斯奋、刘玉民,全都是业余作家。1995~996年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至少有一半以上是业余作家。江苏获短篇小说奖的毕飞宇,获散文奖的夏坚勇,也是业务作家。目前,作家、艺术家由国家养起来的,只有中国和朝鲜两国!取消了国家养作家艺术家的做法,让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上自由竞赛,只会促进文艺的繁荣!

这一个世纪之交创作文艺的主体作家艺术家,从由国家养起来的国家干部朝着自由职业者转变的这一新变,将使21世纪的中国的文艺产生真正的繁荣!

上个世纪之交,许多面向市场的文艺刊物纷纷创办和许多文艺演出团体纷纷创立,是它们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的前进和发展。据日本学者的计算,晚清的各种定期刊物达672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什么都有。单是文艺期刊就刊登创作小说1288种,翻译小说1016种,出现了晚清小说创作的大繁荣。这个数字超过阿英统计数(创作小说420种,翻译小说587种)的一倍还多。这些定期刊物全都面向市场,清王朝不贴补它们一分钱。与此同时,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戏剧团体(主要是戏曲团体)也从主要为宫廷和达官贵人富翁演出转变为主要给市民演出。相互竞争、相互比赛的结果,终于到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像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盖叫天、周信芳等等一大批著名演员。这就说明,上一个世纪之交,文艺期刊和戏剧团体面向市场的路子是走得对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期刊和文艺团体也实行了“国家化”。凡批准成立的文艺期刊必有经费补贴;凡收归国有(含省有、市有、县有)的戏剧团体,经费全由国家负担。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今天。但国家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对文艺期刊的补贴不多,对文艺团体的拨款也不可能很多。于是到90年代,不少文艺期刊发行量只有一两千份,甚至只有几百份,难以为继,“奄奄待毙”。许多文艺团体(特别是剧团),有的只能发60%的工资。这就是文艺期刊、文艺团体由国家包下来所造成的弊端!

但是,从80年代起,又有数以百计的文艺报刊和自由组合的文艺集体(主要是电影电视的摄制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占了目前文艺报刊数的一半左右,影视摄制组的一半还多。它们不要国家一分钱,稿费却比国家期刊发的多,订户也比国有期刊拥有的多,其成员收入也比国有期刊、国家的文艺团体的人员高。国有文艺期刊、文艺团体也到了不能不改革的地步!

同样是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行政改革方案规定,目前的国家事业单位(含文艺期刊、文艺团体)要求在三年后,自己管自己,不吃国家的“皇粮”!这样,现有的文艺期刊,文艺团体,除国家今后保留的事业单位(如国家一级艺术团、博物院、图书馆等)外,统统都要面向市场,三年内由事业变企业,三年后,自己管自己。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之交,文艺期刊、戏剧团体面向市场是自发的,那么,这次文艺期刊、文艺团体的面向市场却是自为自觉的。

于是,又有某些文艺工作者出来说,不给文艺期刊、文艺团体以国家补贴,将会导致文艺事业的萎缩。这又是不负责任的对文艺历史和文艺现状无知的说法。第一,目前这么多国家补贴的文艺期刊和文艺团体已远远超过国家所能承受的负担能力;第二,文艺期刊、文艺团体(特别是戏剧团体)从历史上看,本来就面向市场,“自己管自己”的企业性单位;第三,如果刊物办得好,文艺团体密切联系群众,市场需要你,群众需要你,你是能够“自己管自己”的,而且过的日子要比现在好;第四,如果你在竞争中竞争不过别家刊物,这只能说明你无能,读者、观众不欢迎你,“关停并转”得了;第五,文艺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在市场经济下,你得首先使它转化为商品,卖得出去,你的精神产品这一面才能实现。否则,文艺期刊出版了,积压在仓库里,你的精神产品这一面如何实现呢?戏排好了,没人看,你的精神产品这一面又如何体现呢?第六,30年代左翼文艺期刊、左翼文艺团体都是“自己管自己”,但它们却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而且出人出作品,在文艺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总之,现在国家制定的行政改革方案,对文艺期刊和文艺团体要求三年内由事业变企业,三年后,“自己管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有主动自觉地实现这一转变,而不能对之持抗拒、抵制的态度。

和创作文艺的主体“士”转变为“自由职业者”,文艺期刊、文艺团体面向市场的同时,上一个世纪之交,文艺的内容也进行了革新。梁启超等人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主张文艺要为当时的改革和革新服务。这些“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直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和“文学革命”相衔接。转变成了“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面向市场的文艺期刊和文艺团体,在文艺内容上要求作这样的革新,是必然的。本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文艺,如上所述,正在或即将进行着创作文艺的主体由国家干部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变,文艺期刊、文艺团体由事业转为企业的面向市场的转变,而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上,则明确提出了必须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向社会主义文艺转变的要求。这在江泽民总书记在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的讲话中已有集中的精辟的说明。

尽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是由国家养起来的,他们的文艺创作,理应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相一致。但是,国家养起来的文艺家并不是个个都反映人民的国家意愿、利益和要求的。当然,那些自由撰稿人、文艺个体户,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也像国家养起来的作家艺术家的多数一样,其创作倾向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不乏背离“二为”方向的事例。在这一情况下,我们不是要重复“左”的文艺路线统治时的搞“大批判”、搞“封杀”、搞“锄毒草”,而是要在正面进行导向,拿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来取代具有严重不良倾向的作品和坏作品。同时,根据法律,对黄色文艺读物、非法出版物以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作品实行“扫黄打非”和依法禁止发行。其中,正面进行导向,拿出优秀的作品来取代它们又是最主要的。

我们要明确提倡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思想上是多层次的;在题材、风格、形式、手法、技巧上是多样化的;在创作方法上是“各取所需”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文艺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要说明的是,思想层次高,艺术水平不一定也是上乘,我们要求的是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相统一,是题材、风格、形式、手法、技巧的多样化。新时期以来,文艺的题材、负格、形式、手法、技巧确实多样化了,但是,与民众的更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相比,还显得不够,因此在这些方面应进一步多样化。

创伤方法上则应“各取所需”。古典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种种创作方法,都曾创作过一流文艺作品。硬性地规定和提倡某种创作方法,使它“定于一尊”,是无效的、徒劳的、而且只能使这一被提倡的创作方法僵化、退化。我们则提倡创作方法的自由竞赛。什么样的题材,需要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表现就选择什么样的创作方法;什么样的文艺家的创作个性,喜爱使用什么创作方法,就让他选择什么创作方法。总之,在创作方法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各取所需”。“拿出货色来!”这是最主要的。我们不搞创作方法的孰优孰劣之争。而且,说到底,创作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就我国的现实主义而论,就曾经历了古典现实主义、背叛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从1997年的中短篇小说看,开放现实主义又在向理性现实主义发展。

这就看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文艺才是真正自由的文艺。它和创作主体——“自由职业者”,文艺作品的最终落脚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的文化市场,文艺作品的欣赏对象——有着多种多样不同文化要求的精神上自由的人民大众相一致的。但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国对黄色文艺、非法文艺出版物、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是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的。我们并不讳言这一点。

本世纪和下世纪之交我国文艺的三大新变,将使我国的文艺走到世纪文艺的前列,创造出我国21世纪的光辉灿烂的文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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