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再提效率优先了——访耶鲁大学政治系王绍光博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鲁大学论文,政治系论文,不应论文,再提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二十年了，现在贫富差距已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改革造成的，从而对改革本身产生怀疑。那么今天的贫富悬殊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它，怎么处理这一问题呢？日前，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王绍光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此问题谈了一番自己的看法。
王绍光说，改革以前虽然分配比较平均，但那时的平均主要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社区里面比较平均，从全国来讲，也不能说非常平均，尤其在农村。从当时农村来讲，每一个小队比较平均，大队与大队之间实际上已经有很大差距了，公社与公社之间差距就更大了，如果要跨县、跨省的话，差距就很大。有些小队，象北京效区有些地方叫油饼队，因为一天挣的钱只够买一个油饼，但有些地方，象江苏比较好的地方一天可挣二三块钱。
王绍光认为，改革刚开始的几年，主要是1978年至1984年左右，贫富悬殊可能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了。改革之前贫富悬殊很大程度上是两种，一是城乡差距很大，一是地域差距很大。改革初期，这两个差距可能是缩小了，对这个问题虽然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在争论，但我相信这段时间是缩小。城乡差距缩小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把剪刀差缩小了，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农民收入提高了，自然城乡差距就缩小了。地域差距有一段时间我相信也缩小了。原因可能也很简单，就是“文革”时期间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有段时间以粮为纲，有些地区不让种植在本地有优势的作物，只让种粮食，所以它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它们的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改革开始的时候，允许多种经营，可以发展本地的比较优势，这样就把本地的收入逐渐提高，也使地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所以，总体上来讲，1978年到1984、1985年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在缩小。
但1985年以后就出现了新形势。那时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具体到政策上往往强调的是效率优先，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很多学者还在讲中国平均主义太严重了，所以效率不高，要用收入分配多元化、差别化刺激效率。但这种想法到九十年代已经不真实了。九十年代收入差距在扩大。现在有些人说地区差距在缩小，但我看是在扩大。看你怎么算，怎么算法非常重要。用三十个省作单位来分析地区差距的话，如果把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去掉，地区差距从八五年以后一直是在扩大，各省人均GDP一直在扩大，到九十年代尤其九二年以后急剧扩大，在九二、九三年以前可能看得不太清楚，那时在国有企业里面可能还有一定的平均主义，但是到了九三、九四、九五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同的产业之间收入差距就很大，垄断行业职工比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高很多，同样在一个城市里，效率好的企业的职工收入比效率差的企业的职工高很多。所以差距是在不断地扩大。
王绍光指出，问题关键不在于经济差距在扩大，而在于没有公共政策来缩小差距。由于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重点又仅仅放在头四个字上，所以除了扶贫这一块，中国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机制、政策工具。
王绍光说，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Share in Rising Income"（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19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好外，贫富悬殊看起来要比发达国家、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要大。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虽然我知道中国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我没想到放到全世界范围里面来讲，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从动态来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十五年内收入差距从比较平均到相当的不平均，面对这个变化速度，中国依然没有政策上的工具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从1995年到1998年，我相信，现在收入差距如果再算的话，基尼系数可能已经0.4了。而且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地恶化。按照以前那个步子恶化下去的话，前景是非常危险的。
王绍光说，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前有些人讲，收入不公平实际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穷人不太可能省钱，只有富人才能省钱，所以收入分配不平均的话，钱就会向富人那里倾斜，富人既然会省钱会拿来投资，所以这样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国内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其实这是一个学术假设，不是一个经济规律，很多地方都没有按照这个倒U形来走。而一个国家经济收入变化是不是倒U形，取决于公共政策。比如说，在中国台湾省、在韩国，它们的经济收入差距开始上来一下马上就下去了，但有些国家的倒U形要走很远，走几百年也下不来，象巴西走了几十年还在往上走，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国如果不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话，不仅会造成很多其他的问题，甚至会引起中国经济的负增长。国外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证明，收入不平等有几个渠道会破坏经济增长。
第一，经济不平等造成政治不稳定。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即使不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如果不平等的话，就会出现“再分配型的政治”，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收入很不一样，有些社会集团老是要花时间去抗议，要政府分钱，虽然还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定，造成革命，但是即使这样，大量的社会资源被浪费掉了，也造成了经济增长率下降。
第三个渠道是如果收入分配不公有一部分穷人，穷人要把钱都花在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活上，它很可能没有钱来投资人力资本，来投资教育。如果收入非常不公平的话，有一大部分人得不到基础的教育，得不到基本的卫生保障，从而他们的体力、智力都会比较差，这样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王绍光说，好几个独立的研究证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是在下降的。
具体到我们中国，王绍光说他现在有一个假设，还没有证明，即中国这几年增长率下降，很可能跟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需求不足，为什么需求不足？因为收入分配不平均，穷人想买很多东西他没有钱买，甚至连吃饭的钱都要省，他的需求就要下降；而先富起来的那批人除非是巨富，否则先富起来的很多人可能每年有5万10万的收入，可他其他的东西都有了，要买更大的东西又买不起，所以他把这钱也存下来了。这样就造成内需非常弱。需求不足生产就得下降。这是假设，我估计是可以证明得了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收入虽然还有增长，但非常微弱，这样他们的需求也就会非常微弱。城市里面出现贫困层，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保守的估计是2000万人。这些贫困人口跟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一个区别，农村的贫困人口可以非常非常贫困，但他还有那么一块地，他还有最后的保障，包括在城里的那些民工，一旦城市收缩没办法了还可以回去种地，可能吃得不好但还有一碗饭吃。城里这些人就真正是一无所有。一旦被抛到街头，没有工作了，生活就会急剧下降，所以估计收入差距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王绍光指出，联合国公布的《1994年社会发展报告》提出有17个国家是处在社会危机的边缘。他们在起草报告时已预测卢旺达和墨西哥的齐亚帕斯地区会出事。中国是该报告列举的四个地区差别较大的国家之一。该报告敦促中国小心从事，千万别让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王绍光认为，现在确实需要决策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努力了。否则的话，没准哪一天会出事。考虑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怎么能使一个体制能长治久安，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思考收入差距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一定要把不安定因素从根上去掉，而不是治表不治本。
王绍光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很好的提法，既是市场经济，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应该是对大多数人有吸引力，因为大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社会不公平。所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对的，要强调社会主义。但也要看具体情况，象七十年代末期，那时干多干少一个样，确实要强调效率，不能过分地强调公平，但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哪一个阶段该调整政策就得调整政策。我现在觉得效率和公平不可偏废。一定要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它们两者之间确实有些时候是矛盾的，过分强调效率会影响公平，过分强调公平就会影响效率。
王绍光认为，中国政府现在需要建立再分配机制。再分配机制包括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社会集团之间等的再分配机制。要做到这点的前提有两条，第一是指导思想一定要换过来，不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两者都要兼顾。第二，国家要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情，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说到底还是钱。那么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呢？如果有几个漏洞堵住了，钱就来了，估计偷税漏税将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如果收上来的话这就是几千亿，然后是预算外，中国的预算外是世界的一个奇观，要把它并到预算内来，使预算外的钱能再分配。两者加起来占GDP的百分之八、九。这需要政府下大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