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解决国际人道主义危机的中国方案
狄英娜
[摘 要 ]当前世界范围内人道主义危机频发，其中经济落后贫困、战乱冲突动荡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是重要的原因所在。面对以人道主义危机为重要代表的全球治理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彰显了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人权的价值追求，在人权主体上强调人类整体性，在人权内容上强调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在人权本质上强调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在人权实现上强调共同义务与共建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道主义危机的解决构筑了坚实的路径，其中，主权平等的伙伴关系是改善全球人权治理、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基础；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改善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提供了前提；维护共同安全是保障人权、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大环境；实现公平和共同发展是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发生的根本；基于联合国权威性的治理是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以外交手段替代暴力手段是人道主义危机解决的主体路径，用综合思维进行源头治理是应对人道主义问题的可行方案；以规范、制度和理念为支撑的共同体建构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新方向。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全球治理困境开出的良方。学术界关于这一思想展开了多元阐释，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拟从全球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人道主义危机出发，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道主义之间逻辑关联性的阐释，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求解人道主义危机维度所具有的中国方案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人道主义是人类应当追求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相关制度和规范值得全球各国和人民遵守、尊重和内化。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领袖自居，实施了大量“不自由”“不民主”和“破坏人权”的霸权行为。人类共同积累的制度和准则等文明遗产需要各国的继承和维护，但是不意味着西式理念和西式方式统领世界事务的一切，更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是道德审判官，对他们所作所为都判定是“正确的”和“道德的”，而不顾事实地把第三世界国家推向反面。“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世界事务中的对与错、好与坏、真与假应当由全世界各国和人民共同评判，而不是由西方世界强加给全世界。西方理念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并不是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而是将世界描绘成由西方国家领导的、由发展中国家充当秩序底层的“无政府”但是“有领导权”的世界。西方世界数百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幻的世界秩序中强化这种理念，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基于共同体而存在，人类从共享共生的共同体中获得各种需要并实现人的发展。[2]不追求和维护全球利益，各种全球问题无法解决。[3]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通过全球治理维护全球共同利益，避免大规模人类悲剧和灾难的发生。[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全球治理观念的彻底变革。西式“进攻性”和“主导性”的理念已经被证明不仅不能为全世界谋福祉，反而沦为少数霸权国实施霸权主义的借口。人类需要新的理念来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为代表的东方理念，可以为全球理念的充实和完善提供新的强大动力，对于应对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当前人道主义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
世界怎么了？应当怎么办？不仅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长期困惑的问题，而且也成为发达国家所逐渐思考与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全球治理的困境之上。而当前全球范围内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则构成了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表现形式。之所以人道主义危机频发，从根本上是由多重原因所构筑的。
（一）经济落后和贫困地区是人道主义危机多发易发区域
冷战结束以来，因一国国内局势变动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时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索马里危机、卢旺达危机、波黑危机、科索沃危机、东帝汶危机、苏丹达尔富尔危机、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等都是典型的人道主义危机案例。近年来，叙利亚国内局势动荡所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进入2018年以来，已有89名医疗人员在92起武装冲突中丧生，死亡人数已超过2017年全年。由战乱所引发的基础设施损毁和大规模人口迁徙等，都令叙利亚面临着当前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也门，也上演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18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联合声明强调，也门经历了1000天的战争，酿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呼吁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物资进入也门境内，并放下武器，尽早结束冲突。
经济落后和贫困地区是人道主义危机多发易发地区。不管是冷战以来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索马里、卢旺达、科索沃、东帝汶、苏丹，还是近年来饱受战乱纷扰陷入人道主义危机的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缅甸，都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这些经济落后国家，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下，越来越沦为人道主义的灾难国。美国知名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欧亚大陆上划出一个“充满激烈动荡漩涡”的“长椭圆形”：“它从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罗斯—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边界。因此，这个长椭圆形包括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的南部地区。”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里，全世界的热点、焦点几乎没有离开布热津斯基所划的这个“椭圆形”。[5]
某工程是1座常见的砖烟囱，高45 m。工程位于山西省孝义市，建设单位为西山吕梁德威公司德顺煤矿。工程采用国家标准建筑设计图集《砖烟囱施工标准图集》G611(六)中编号为45/1.4-508-250-15型号的烟囱。基础直径为7 m，筒身入口外径4.41 m，入口内径3.33 m，出口内径1.4 m。烟囱基础为C25混凝土。
通过设置合适的门限，就能根据yr,i值判断对应的是否属于矩阵V的对偶空间.经分析可知，两个分布的差异越大，识别概率越大.当时，yr,i分布主要取决于参数m和误比特率ε，为此计算不同参数组合下两个分布的归一化期望差值和方差比值，即
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在其著作《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对待这两类国家要有不同的规则。这里的“断层国家”指的就是不发达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书中称：“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我们永远不会‘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家’，没有所谓的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6]贫困是“无声的危机”，不仅严重阻碍了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当前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 战乱、冲突和地区动荡是诱发人道主义危机的主要因素
谈及恩师王选在心中的形象，肖建国做了如下的总结：第一，追求创新。在提出研究课题时，恩师经常会尝试许多新鲜的想法，提倡首创精神，在开辟新思路的前提下再确定课题的研究方向。第二，忘我工作。无论是研究新技术、开发新课题，还是在其他的学习工作中，恩师都非常刻苦认真，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会潜心钻研非常忘我。第三，务实精神。在科研创新方面，说到做到、稳扎稳打；在用人方面，恩师非常重视实干能力，“尤其在关键岗位，一定要选有真本事的人”。
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行向中东、北非地区输出西式民主，导致一些国家内乱不断、冲突绵延。美国是最热衷于向外输出自己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的国家，自建国开始，美国历届总统，从华盛顿、杰斐逊、威尔逊、到罗斯福，都将输出民主价值观当成自己的使命。冷战之后，美国统治阶层更是雄心勃勃誓将美国民主推向世界每个角落。时任总统克林顿言之凿凿：“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希望建立一个从波兰到厄立特里亚，从危地马拉到韩国，“民主国家茁壮成长，各国互帮互助，和平相处”的世界。小布什宣称，要在中东地区打造一个“民主的样板”，进而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实行民主辐射，为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开辟道路。
纵观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践，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制裁行动为主体的“人道主义干涉”。从程序上看，这种干涉实践是合法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直接渗透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制裁行动中，安理会相当多的决议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推动下通过的。二是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干涉行动。对于这类干涉行动，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竭力为其辩护，千方百计为其寻找“合法性”，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对此都持否定态度。
这七绝逍遥阵由侠客岛北斗七星阵变动而来，方乾在侠客岛穷海之边，夜参北斗，由星辰运转之中，悟出内力变化，得七七四十九变，可由七人、十四人、二十一人，一百四十七人，直至七百人形成大中小北斗七星阵，以门客家丁席卷来攻侠客岛的敌人，实是侠客岛第一防守奇阵。
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叙利亚也同样如此，曾经的沙漠绿洲变成了热战中心，经济倒退40年，民不聊生，700多万民众离开家园，其中300多万逃到邻国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数十万难民逃往欧洲。其他受到“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如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也门等，也面临类似的结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操纵民意、引发暴乱，推翻当地强人，破坏了教派和部族间原有的平衡，最终演变成无休无止的内乱，恐怖主义滋生蔓延。这些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提供不出西式民主生长的土壤，美国人奉为蜜果的民主，对于他们而言却如夺命的砒霜。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人权观念的发展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彰显。鉴于西方传统人权观念的片面性，人权在当代世界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发展与新的共识的形成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就此意义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适逢其时，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
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的战乱中，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占领他们的领土，但其推行强权政治的行为却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在民主输出的旗号下，大搞幕后阴谋、蓄意颠覆、金钱收买，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影响别国正常的政治发展进程。这种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和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维方式，本质上与帝国主义并无二致。
（三）国际干涉是人道主义危机不断蔓延的重要原因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民主输出造成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煽动并参与了叙利亚内乱等，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分崩离析、动荡不休、难民如潮涌向欧洲。美国及其盟友举着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后，美国声称要打造一个民主、透明的联合政府，却开启了部落与宗族斗争的潘多拉盒子，阿富汗自此国无宁日。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阿富汗各部落和教派不断交战，只是偶尔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或者联手对邻国发动劫掠。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图打造一个透明、民主、在安全环境下运行的中央政府，但政令不出喀布尔，古老的部落准则依然大行其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人权的价值追求，它既是人类向善的一种美好表达，也是人类社会追求进步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道义力量，能够形成强大的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人权发展的时代精神，它要求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公平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正是当今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在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和平权、安全权、环境权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反映了世界人权事业朝着更加全面、协调、平衡、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干涉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失去公正性的症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是鲁莽、草率的，常常造成灾难性后果。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的外交政策经常违背国际道义。例如，美国常常以停止援助或停止食品供应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对此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呼吁西方国家不要将“粮食援助”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更呼吁不要以人权为借口野蛮地干涉他国内政。然而，1995年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仍然常常采用停止援助和停止食品供应等手段。西方国家把自己当作道德上的评判者，将对弱小国家的干涉美化成“人道主义救援”，他们竭力美化人权，强调其所发动的战争的正义性，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强权政治的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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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旦主权原则被人权、道义等概念不断侵蚀直至完全破坏，就很难想象还有任何法律和实际的屏障可以保护弱小国家的基本生存。那么，国际社会要么进入一个纯粹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完全的无政府混乱状态，要么转变为层级式的帝国体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人道主义内涵
介绍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电动车防盗装置设计，该设计创新性地将GPS和GSM功能与传统报警装置结合，使其防盗功能得到大幅提升。不仅可以对可疑行为进行声光报警，还能通过追踪定位，实现被盗车辆的迅速找回；系统同时具备智能化、结构精简、安全系数高和可操作性强的优点，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便利。该产品还可以运用于其他各领域，实现对贵重物品的监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此后，美国同样不遗余力地在其宣称的所谓“中东最不自由的国家”伊拉克推行民主，试图将这个没有民主历史根基的国家强行建成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而激励整个地区的民主转型”。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20世纪的伟大斗争”已经展示了“唯一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便是自由、民主”，“伊拉克的民主将会成功。这一成功将传递明确的信息，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自由将属于每个国家的未来”。为此，他们把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宣传为对民主和自由的传播——为了“普世性”的自由民主价值，终结世界各地的暴政。在西方人看来，只要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就可以在伊拉克建立起民主政权，进而实现地区的民主转型。然而，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民众非但没有迎来民主，甚至失去了之前萨达姆执政时国家的稳定与统一，陷入长期的战乱与纷争，不少人为逃离动荡与苦难，纷纷远走他乡，沦为难民。
1.在物业服务合同的存续期间，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利益应当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在物业服务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状态，对方当事人就可以行使抗辩权；如果一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只是存在小的瑕疵，对平衡状态不构成威胁，对方就不能行使抗辩权，应当继续本着全面履行的原则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在人权主体上强调人类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发展和丰富了人权观念，人类是中国当代人权主体观念的基本立足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因此，人类作为中国当代人权观念的起点，不仅是对人权主体观念的发展，也是人权唯物主义的发展。人权作为人类社会的权利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纯意识的，更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这对于过去长期将人权仅仅视为一种道德观念或者仅仅从市民社会视角来理解人权的内容与方法来说，是巨大的进步。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权观念的发展，既揭示了中国当代人权观念的主体内涵，又展示理解中国当代人权观念的基本路径与方法。在内容上，人类整体是人权的主体，既包括个体也包括集体，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视，否则会造成在人权主体上对人权认识的失误，这是对西方人权观念进行反思与检讨的收获，也是对中国当代个体与集体人权主体理论的整体提升。在方法上，人类整体是对人权进行认识的逻辑起点与认知视野，人权从根本上源于人类整体，源于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关系中所造就的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综合而言，对人类整体认识的高度决定了人权观念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在人权内容上强调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西方国家基于政治考量，长期在人权观念上守成不变，一直侧重于强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无视或漠视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及文化权利作为人权存在的意涵、价值与地位。显然，西方一些国家的人权观念与国际人权宪章、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不是相向而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权事业的发展上解放思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以来，中国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至2016年《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的发表，中国对于人权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即中国的人权发展思路是立足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强调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权内容上的具体体现。这是因为，当代世界人类共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悠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没有共同发展，局部的或片面的发展也有可能危及人类的安全与生存。如果说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重视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那么对于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强调则是基于当代世界的基本状况。
第三，在人权本质上强调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在人权本质上，西方传统人权观念是赤裸裸的利益观，是资本的人权，没有资本便没有人权。资产阶级这种人权观念的基本立足点是建立在压迫无产阶级与剥削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中国当代人权观念对西方人权观念的本质予以扬弃，一方面，承认利益与人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揭示了人权的正义本质，即只有受到正义理念支撑的利益才能被视为人权。利益与正义是构成人权的两个基本成分，是决定人权本质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人权进步的两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表明，并非所有的利益或所有的正义都是人权的本质，或者说人权本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反思。在利益的维度，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当然，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并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共同利益才值得人们去追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人权本质的贡献之一是对利益的发展，即对共同利益的强调。在正义维度，正义作为人权的本质是对道德观念的凝练与提升，体现了人权本质的价值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人类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只有共同价值才是值得承认与维护的。就正义而言，不同的个人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正义观念，只有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正义才必须捍卫。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表明了当代中国的人权追求与实现全人类人权的本质所在。
第四，在人权实现上强调共同义务与共建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社会的人权实现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提升了聚焦国家的焦点与方式，即人权实现是各个国家的共同义务，各个国家之间应该采取共建共赢的方式促进人权的保障与实现。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人类的人权实现绝非一国之功，而应是各国共同之责。各国应抛弃前嫌，在人权问题上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人类社会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中国对世界提出人权实现的新思路，是中国对于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人权实践与行动上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人权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动世界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将起到深远影响。中国当代对人权实现共同义务与共建共赢的强调，是对人类社会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有效回应，是为了捍卫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重大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人道主义危机解决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际社会应当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等领域共同努力。
第一，主权平等的伙伴关系是改善全球人权治理、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基础。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保障人权、应对挑战、呼唤平等合作。某些势力拉大旗作虎皮、以人权“教师爷”自居、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行践踏人权之实、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维护狭隘民族利益的做法应当寿终正寝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所有成员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在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极有可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是受人欢迎的还是招人厌恶的，抑或是大有裨益的或者存在害处的。因此，要避免那种你争我抢的零和博弈，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必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平等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平等能够确保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拥有公平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掌握在这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家手中。各国应当寻求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构建伙伴关系而不是寻求结盟。在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探索改变现有体系中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部分。这一努力在改进人权方面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主权平等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根本。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国际人权法和联合国人权工作的基本原则。“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国际人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要由各国共同建设，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各方应该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以平等的伙伴姿态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各方都要客观公正看待他国人权事业发展，不能把人权政治化，不能借人权干涉内政，更不能搞政权更迭。事实证明，将自身价值观和人权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动战争，只会造成混乱，导致打开潘多拉盒式的持久动荡。
第二，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改善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提供了前提。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元的，因而人权观念也势必是存在差异的。当今全球人权治理的种种弊端，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某些势力自诩“政治正确”、鼓吹“历史已然终结”、声称世界上的人权理念“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却忽视了世界各国国情的差异、诉求的不同，以一己之私取代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拒绝国际人权治理领域的交流对话，乃至于推行“双重标准”，这种做法不啻在“污名化”人权事业。而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世界各国、不同国家、文明和族群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借鉴，以期实现共同进步。惟其如此，才能使各个国家、族群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权治理途径，才能切实改善人权、保障人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保障模式，人权事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各国人权发展理念和实践的丰富多彩，应该成为国际人权事业欣欣向荣的源泉，而不应成为各方对抗对立的根源。不同国家、文明和族群之间应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各方应尊重他国人民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坚持建设性对话，妥善处理人权分歧，共同寻求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有效途径。
第三，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共同发展是保障人权、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大环境。战乱、冲突和地区动荡是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的主要根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包容、普惠的世界，它强调国际社会通过对话与合作来保障人权，注重为人权概念发展创造新的契机，强调要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和更具包容性、非歧视的贸易体系，确保提升贸易机遇和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强调要充分借用技术发展来克服种族和地理界限，确保社会朝着平等方向前进，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护人权和人类的尊严。各国要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来确定人权发展道路，不应有外部干预，不应使人权成为惩罚的工具，也不应采取双重标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一国的发展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只有在推进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的同时，实现公平和共同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与不公——而这两者正是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根源之一。在这方面，中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中国推崇公正和有效的全球财经治理，开放和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绿色和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以及包容性和互通性的全球发展治理，并认为这些方面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优先事项，这集中体现了中国正积极主动地为全球经济增长建言献计。此外，在推动包容性增长方面，中国还倡导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呼吁让所有的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到规则制订中来。同时，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增加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等举措，也是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公平、包容和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期藉此保障作为人权的发展权，对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做出贡献。共同发展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关键。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为实现各项人权创造了基本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共同体，过去狭隘的民族或国家利益观突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独立性，而忽略了各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相关性、连带性和整体性，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人权促进与保障，不仅应强调权利，还更应强调义务和责任，强调国家主权尊严和个人价值尊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8]，这不是分担包袱，而是分担责任，是共享价值中的集体责任。
第四，基于联合国权威性的治理，是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联合国的安全治理是以集体安全体制为基础的，冷战期间美苏对抗，联合国安理会未能有效应对全球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安全治理的赤字。冷战后，联合国改革进展乏善可陈，没有能弥补这种赤字。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绕过联合国，实施各种干涉行为。[9]联合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最大最可靠的组织基础，也是目前国际社会在全球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最为珍贵的成果。当然，联合国功能和地位的缺失严重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人道主义问题本身就是世界事务中争议极大、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不像西方世界所描绘那般简单。国际人道主义问题中充斥着舆论导向、权力政治、战争冲突、国际规则、集体行动、国际矛盾、国内冲突等各种问题。大部分国际人道主义问题无法简单地用黑与白清晰地界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民主机制的基石性作用。联合国应当成为评估人道主义问题的权威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应当是决定是否存在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是否有必要实施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准则的干涉的权威机构。单边主义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路径，单边主义行动无论站在多高的“道德高地上”，无论如何动员媒体进行舆论宣传和炒作，无论建立在多么强大的国际实力基础上，都注定背离全球共同利益和普世性国际道义准则，因为单个强国不受约束就无法自觉地将全球福祉作为本国追求的目标，更无法摆脱国内政治和经济考量的束缚而做出与国家利益不符的决策。因此，单边主义等于“非道义主义”，与国际人道主义的宗旨和原则是完全冲突的。美国所实施的所有单边主义行为，无一不是例证。联合国安理会不能成为少数大国满足一己私利的产物。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有较长的历史经验的积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未来人道主义问题解决的重要支撑。强调“维和”而不是“干涉”应当成为联合国框架下的人道主义问题治理的重要原则。“维和”可以在最大限度地尊重目标国家的主权和国情的基础上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干涉”则必然充满争议和矛盾，而且未必会达到预计的成效。即便不得不实施干涉，也必须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者由联合国安理会组织开展集体行动，而不是由少数国家私自实施干涉。“保护的责任”应在联合国制度框架下基于审慎的原则进行法典化，形成成熟并为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的概念体系、执行标准、限定条件、行动方式、组织形式和善后安排。
第五，以外交手段替代暴力手段，是人道主义危机解决的主体路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根植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是东方智慧的代表性思想之一。“和合”反映在国际事务中，就是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问题、矛盾、争端和冲突。人道主义问题本来就与各种国内外问题相互缠绕在一起，动用暴力进行干涉是最后的选择，或者说是最应该避开的选择。暴力通常无法解决相互关联的复杂矛盾，只是将最紧迫的矛盾简单化地消除了，但是却衍生出更多更大的矛盾。外交手段是最容易被各方所接受的路径。虽然外交手段相对来说没那么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协商，但是这是一种没有战争创伤和悲情历史记忆的方式，一旦达成成果将会对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常持久的价值。西方世界的进攻思维、霸权思维、对立思维、竞争思维和零和思维更容易催生出暴力的方式。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命运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就是要全球各国和全人类都转换思维和理念，从零和转向共赢，从暴力对峙转向和平共处。各国本应该从大萧条、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各种世界性危机中汲取旧式国家间权力斗争理念的教训，意识到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命运。但是旧式理念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国家和一些人抱着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不放松，执迷不悟地搞军备竞赛、经济对冲、政治对立、意识形态对抗，却无视全球化时代各种不断涌现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如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威胁。外交不仅应当回归国家间关系的中心舞台，更应该成为人道主义问题解决的主体路径。被狭隘的旧式观念束缚，将使人道主义问题陷入无解的境地。
同样是赞美青春少女，《阳光下的少女》刻画的则是谢洛夫居住于多莫特坎诺沃的表妹玛丽娅·西蒙诺维奇（Maria Simonovich）。树荫下，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姑娘身上。画家在此利用光色的瞬间变化塑造人物的手法更具印象派的特点。投射在少女白色上衣上的阳光，使一件单纯的衣服和白皙的面孔变得多彩斑斓，形成一曲色彩的“和声”和一首阳光的“赞诗”。少女平静如水，人物与太阳、空气和环境的融合自然静谧。如果说谢洛夫的《少女和桃子》是在借助构图技巧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那么此画则完全相反。在此，画家是将前景中的静止人物与背景进行对比，创造出一种空间“击破”的印象。
第六，以规范、制度和理念为支撑的共同体建构，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新方向。理念是行动的向导。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信息化时代广泛相连、即时通讯，全球村的设想日益成为现实。国家也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将国际社会或地区层面的关系看作是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的规范和制度基础，将使各种人道主义问题被削弱、控制或消失。对于国家来说需要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建设和维护好“小共同体”，并推动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对于国际组织来说，需要向成员国劝说和推广全球先进的价值观念，并形成组织内具有权威性和凝聚力的核心规则，在制度和规范框架内形成小范围的双边共同体、多边共同体或基于技术和规则基础的“组织化共同体”。对于国家来说，应当放眼于世界，为全球发展、全球治理和全球交流提出合作倡议，推动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并在合作互动中不断塑造互信，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更多基础。人道主义问题在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中更好理解和处理。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持久的和平友好的合作和互动预期，就会彼此将对方视为本国或者本团体利益的一部分，就会形成较有效的集体行动和深厚的集体认同。同时，在共同体中，“互助”将成为一种文化，成员之间彼此协助和提供援助，有力地共同面对危机和挑战。长期的互动将建构出良好的互信关系。共同体是人类社会需要追求的长远目标，共同体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这种信任将对避免人道主义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蔓延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共同体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现实中的。这就要求作为成员的国家及其国民坚持共同体共享的理念，并提出各种新的倡议和理念，以供学习借鉴；在现实中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一道建立成熟的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内制度，使制度化的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成为共同体发展和演进的依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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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庞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5-36.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19）05-0005-08
[收稿日期 ]2019-06-28
[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主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2015MZD008、15ZDB181）
[作者简介 ]狄英娜（1984-），女，吉林松原人，哲学博士，求是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邓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