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革命夹缝中的人生悲剧——巴人及其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夹缝论文,悲剧论文,巴人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2)06-0056-07
巴人是中国新文学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小说、杂文写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新文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理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同时，巴人又是中国现代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为中国现代革命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巴人自觉投身中国现代革命，又执着于文学理想，将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其悲剧命运之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典型性。然而，巴人的文学写作意义和文学理论研究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巴人研究还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导致现有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没有给巴人一个恰当的文学定位。
一
中国新文学写作是从白话诗歌开始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尝试写作白话诗，1920年出版了现代第一本诗集《尝试集》，1921年8月，郭沫若出版了体现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集《女神》。与胡适和郭沫若相比，巴人也是中国现代诗歌最早的“尝试者”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巴人就发表过12首旧体诗，1920年开始白话诗歌的写作“尝试”，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恶魔》，郑振铎称其为“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①其出版时间晚于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几乎同时，在新诗建设的历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从1921年到1927年，巴人共写作了《情诗》等五本诗集，尝试了抒情诗、叙事诗等多种诗体。叙事诗《烘炉》，体现了五四文学悲壮抒情的精神，“显示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主流方向”，“要是当年就发表出来，我想巴人早就被尊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拓者了”。[1]269除了《烘炉》之外，巴人还有《髑髅哀歌》《印度尼西亚之歌》等叙事诗，巴人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开拓者。
巴人是著述丰赡、贡献特殊的小说家，“他前期以小说引人注目，后期以杂文、文艺论文获誉甚高，他的小说给人一个总印象：视野开阔而眼光深邃，始而才华外溢，转而深沉老辣”。[2]397巴人1923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巴人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监狱》(1927年)、《殉》(1928年)、《破屋》(1928年6月)、《影子》(1929年)、《在没落中》《乡长先生》(1936年)、《捉鬼篇》(1936年)、《流沙》(1937年)、《皮包和烟斗》(1940年)、《佳讯》《死线上》(1928年)、《阿贵流浪记》(1928年)、《某夫人》《证章》《一个东家的故事》《姜尚老爷列传》(1947年)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还有长篇小说《超然先生列传》(1940.8-1941.11连载于《求知文丛》)、《沉滓》(1941.5-1941.9连载于香港《华商报》副刊)、《莽秀才造反记》(自20年代开始写作，几经反复，直到1983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明日》(2011年出版)等。短篇小说《疲惫者》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11号，后被茅盾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可视为五四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是中国现代动笔最早的长篇历史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延续了56年之久，在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②
巴人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杂文家，先后出版了《边鼓集》《横眉集》《遵命集》等七部杂文集和数百篇集外杂文。巴人的杂文写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上海孤岛时期，他坚守“孤岛”，针砭时弊，直面敌人，体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清醒的头脑，有鲁迅之风，被誉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活鲁迅”；二是20世纪50年代，针对“阶级论”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社会问题与文艺问题，以敏锐的眼光和丰厚的理论修养，写作了《论人情》《况钟的笔》等富有批判精神的杂文，提倡文学要“写人情、写人性”，不料因文获罪，被不明不白地打成“右派分子”，遣送回乡，病魔缠身却不得医治，含恨而逝。
巴人的话剧写作尽管数量不多，但颇有特色，代表作有《费娜小姐》《两代人的爱》《五祖庙》，其中《五祖庙》(后改名为《五个被吊死的苦力》)描写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斗争，是中国第一部以东南亚人民反抗斗争为题材的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巴人也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巴人提出了富有时代内涵和鲜明特色的理论主张，《文学论稿》旨在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最早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在五十年代中国，像这样个人写作的系统的文学概论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巴人的《文学论稿》是具有开山之作性质的”。[3]213在孤岛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编撰《鲁迅全集》，“巴人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仅在瞿秋白、冯雪峰之下，而在学术探讨方面有逾越瞿、冯之处”，形成了“坚实的学术功底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从文学艺术创作实践出发”、“强烈的现实感和明确的针对性”等鲜明的风格特征。[4]
巴人两度到印度尼西亚，一次是抗战期间流亡南洋，一次是建国初期出使。利用这两次机会，巴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作《印尼散记》《印度尼西亚之歌》《印度尼西亚革命观》《记李福》《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等历史著作，首开中国学者印度尼西亚研究之先河。
巴人的一生是文学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他始终把个人理想与现代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北伐革命时期为我党提供了重要情报，遭国民党逮捕；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开展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抗战时期，先是在“孤岛”坚持斗争，后流亡南洋，组织、领导南洋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建国后，先后担任外交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要职务。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随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残酷迫害，直至病逝。一个为新政权浴血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家，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自己人残酷迫害致死。巴人的悲剧，绝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激变下的必然结果，是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深刻折射，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典型性。
二
面对巴人这一巨大的存在，学术界关于巴人的生平研究和遗著整理还不能令人满意，多为零星的回忆性文章和研究文章，系统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研究成果不多。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出版的《巴人先生纪念集》，周南京主编的《巴人与印度尼西亚》，《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3期的系列论文，袁少杰等人的传记研究是目前巴人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展示。
巴人的著述非常丰富，可惜一直没有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1959年巴人自己编辑了《短篇小说选》，收入短篇小说34篇，不到巴人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十之二三”。1997年8月，林乐齐、秦人路编选的《王任叔杂文集》，收入巴人主要杂文204篇，虽不能反映巴人杂文写作的全貌，但基本代表作都体现出来了。1997-2000年，由浙江省社科院《巴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巴人文集》，包括戏剧卷、回忆录卷、长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诗歌序跋卷等，③基本反映了巴人的文学成就。巴人生前未刊遗著的整理工作明显滞后，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直到1984年2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反映20世纪20年代浙东青年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明日》，2011年才由江达飞、王克平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南京主编的《巴人与印度尼西亚——纪念巴人(王任叔)诞辰100周年》收入巴人有关印度尼西亚的诸多遗稿，其中多篇为首次整理编选，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就公开出版的情况来看，巴人一些重要著作尚未入选《巴人文集》中，文学理论著作如《文学初步》《文学论稿》等；文学研究和批评成果如《鲁迅创作方法及其他》《鲁迅的小说》《论鲁迅的杂文》《文艺论集》等；印度尼西亚历史和社会问题研究成果如《论印尼的反帝斗争》《印尼社会发展概观》《远东民族革命问题》《群岛之国印尼》《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下)、《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下)等；巴人大量的翻译著作，也未涉及。《巴人文集》收入了巴人部分日记、书信，但不够全面，还远远不能满足还原巴人生平和思想发展脉络的需求，要建构巴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完整形象，需要将巴人的全部著作、论文、日记、书信整理出版，《巴人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刻不容缓。
新时期以前，除了巴人自己写的自传、思想汇报、交代材料而外，关于巴人生平事迹的记录、研究比较稀少。烟波在20世纪40年AI写作作了《客居印尼的王任叔》，记录了巴人“在敌人的刺刀统治下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名为‘苏门答腊华侨反法西斯同盟’”，[5]出版报纸，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巴人平反以后，雷洁琼、韩念龙、周而复、谷斯范、许杰、楼适夷、蒋天佐、唐弢、许觉民、丁景唐、孔另境等生前好友回忆巴人的生平事迹，缅怀巴人对于革命和文学的贡献，这些回忆性文章涉及巴人生平各个阶段，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巴人的家属，如王克平等，也通过纪念性或回忆性文章，提供巴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变化材料。“巴人在南洋”已经成为巴人研究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题，出现了一批有材料、有观点的好文章，如徐安如的《王任叔及其〈五祖庙〉》、书乡的《岛国之念——忆巴人老师在先达》、明伦的《遭荷兰拘捕的巴人》，周南京、王克平的《一首被埋没了四十年的诗歌》，李学民的《珍贵史料 深情怀念——重读巴人〈印尼散记〉》，林克胜、陈文营、张爱群的《苏岛棉兰〈民主日报〉出版前后》等，为我们提供了巴人南洋活动的大致情况。王克平的《巴人在南洋的战斗生涯》[6]介绍了巴人在新加坡、印尼的七年战斗生涯，从编辑文学刊物、从事革命工作和积极从事创作等角度再现巴人当时所处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有巨大的史料参考价值。
袁少杰的《巴人评传》、王欣荣的《王任叔巴人论》、方凡人的《巴人传》、戴光中的《巴人之路》、王欣荣编著的《巴人年谱》等，是巴人生平事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力图真实再现巴人的革命人生与文学人生，为我们展示一个鲜活的巴人形象。袁少杰的《巴人评传》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巴人研究成果，全书18章40余万言，对巴人在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左联时期、3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南洋时期、全权大使时期、建国初期等各阶段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史料丰富翔实，钩沉细腻，视野开阔，时有卓见。如“‘孤岛’上文化抗敌的巨擘”分上中下三章叙述巴人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文学贡献，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完整的钩沉；又如将巴人《莽秀才造反记》放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变迁和文学取材的辩证关系中，认为“从文学的角度上看，辛亥革命以来，形象地反映这一伟大斗争的作品，质姑且不说，单就量而言，也是少的可怜的。反映北方义和团斗争的还有一些作品，但反映南方这一斗争的各种形式的作品，几乎看不到。王任叔的《莽秀才造反记》填补了这一文学史上的空白”。[7]再如，通过时代性、哲学思辨、体系建构、民族风格等方面的评述，认定巴人的《文学论稿》是新中国“文论教材史上的开山奠基作”，表现出作者的史料功底和学术见识。
巴人生平事迹研究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源于两方面局限：其一，相关生平资料的局限，现有的材料还是以纪念性文章和回忆性文字为基础，书信日记经过挑选，巴人任职于印度尼西亚全权大使、外交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期的资料、巴人受迫害致死的资料还没有全面公开，导致巴人生平史料存在诸多空白和疑点；其二，思想和认识的局限，传记作者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有意无意将巴人之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迫害，还没有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体制、文学体制看待巴人之死的悲剧意义，更没有进入巴人心灵的深处，辨析巴人在当代中国的深层痛苦与艰难抉择。
三
关于巴人文学写作的研究一直是巴人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其中巴人小说的研究更加突出一些，已经涉及到巴人各个时期的小说作品：杨剑龙的《论王任叔小说中的阿Q家族》[8]从巴人与鲁迅相似的幽默与讽刺交融的艺术手法切入，解读巴人乡土小说中的“光棍党”这一人物系列；车晓勤的《永恒的悲哀——解构巴人〈莽秀才造反记〉的启蒙情结》[9]挖掘巴人历史叙事中隐藏的对农民抗争的启蒙意识；曹惠民的《巴人南洋题材创作略评》[10]以《五祖庙》和总题为“海外见闻”的八个短篇小说为对象，从印尼华文文学先驱的高度肯定了巴人南洋题材的创作；杨义认为“进步性、坚实性和创造性三位一体，是王任叔后期一批小说的基本特征，即此一端，我们便不能低估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2]413吴秀明认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将沉淀在农民心理上的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纳入艺术视野，透视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惰性。这一主题与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反思、批判双峰并峙，在历史小说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11]南志刚、张蒲荣认为：“从《疲惫者》到《运秧驼背》，是巴人忍痛改造文人式‘自由表达’传统，而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政治化书写的过程，为中国文学由‘五四’知识分子公共空间走向共和国文学的政治空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12]
巴人五四时期的诗歌刚刚出炉，郑振铎就敏锐地意识到巴人诗歌的意义，称赞巴人 “是现代的最有真性情的诗人”；④骆寒超在《论巴人的〈烘炉〉及其在中国现代叙事诗上的地位》一文中，肯定巴人的《烘炉》等三部叙事诗都是“珍品”；[1]269王欣荣认为“他(巴人)新诗价值取向的变更，代表着新诗发展的新动向”。[13]刘华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巴人的诗歌创作，认为巴人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现代人道主义者。[14]巴人的戏剧创作“尽管数量不多，它们的重要性却不能忽视。这三个剧本不仅是研究巴人思想和创作的一批重要资料，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15]巴人的杂文理应成为巴人研究的一个重点，陈福康的《论巴人对中国现代杂文运动的贡献》、卢豫东的《巴人与“鲁迅风”论争》、陈松柏的《试谈巴人的讽刺文学理论》、钱英才《鲁迅与王任叔》等比较有代表性，论者普遍认为“王任叔的杂文深受鲁迅杂文的影响。他像鲁迅那样把政论、杂感、随笔、书信、序跋……各种文体，夹在一起，继承了鲁迅杂文体制、文体多样，锋利泼辣，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结合。”[16]
关于巴人文艺理论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重要的节点上，一是巴人的《文学论稿》，一是以《论人情》为代表的5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吴中杰、陈丹晨、王铁仙等专家参与，巴人文艺思想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唐鸿棣的《巴人研究及批评主体思维方式之观照》，吴修的《论巴人的美学思想》，钱英才的《巴人小说美学三题》，毛微昭的《巴人及其文学理论专著——〈文学读本〉在现代文艺理论教材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基本反映了学术界对巴人文艺思想的认识。论者普遍认为：“巴人的《文学读本》和《文学论稿》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影响。”[17]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3]213王铁仙从巴人的《论人情》现象出发，指出“一篇不长的杂文，竟一度掀起轩然大波，被讨伐了很长的时间，最终还是作者被迫害致死的重要原因，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寻常又令人惊异的故事”。[18]南志刚的《论巴人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19]揭示巴人在文学批评上追求人物形象复杂性、丰富性和完整性的美学原则以及这种美学原则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张梦阳为代表的鲁迅研究专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巴人的鲁迅杂文研究“把分期的历史学研究和分类的文体学研究结合在一起”，[20]肯定巴人是有着独特贡献的鲁迅研究专家。
四
巴人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纪念性研究多，学理性分析少；分门别类研究多，整体把握研究少；就事论事研究多，普遍意义挖掘少。
改革开放以来，巴人研究首先从巴人的平反、纪念性活动开始的，许多生前好友、家属亲戚和故乡学者组成巴人研究的基本队伍，绝大多数成员出于纪念性学术讨论会的需要，临时写作回忆文章和研究文章，往往热情有余，学理分析不足。如果不能把巴人放置在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革中，进行冷静地、深入地学理性考辨，很难得出具有深度的学术见解。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进程，从学理上深入分析巴人之于现代革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启示，特别是将巴人的人生道路、文学成就与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避免感情用事，切实推进巴人研究进入学理性阶段。
在巴人研究中，生平研究、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杂文研究、文艺思想研究等还处在各自为战的阶段，而对于巴人的话剧研究、历史写作研究还没有很好展开，未能从整体上反映巴人的人生、文学和学术贡献，不能彰显巴人悲剧的深刻启示和普遍意义。这说明巴人研究的整体视野不够宽阔，尚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阶段，缺乏整体性研究。许多研究者并没有通读巴人的论著，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抓住巴人某一方面的论著，做一点零星文章；巴人留下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而杂乱，很难从中找到一以贯之的主线。
巴人的研究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往往就小说论小说，就生平论生平，大家都意识到巴人在现代小说史、现代诗歌史和现代杂文史上应该有地位，但这种地位究竟怎样?没有人进行清晰的描述，对于巴人的文学史定位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巴人研究应该“人乎其内，出乎其外”，与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国现代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结合起来，尤其是参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结构和心路历程，挖掘巴人在纷纭复杂活动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动因和心理动因，彰显巴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文学活动、悲剧命运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为了进一步推进巴人研究，亟待开展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其一，重新认识巴人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明确巴人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巴人处于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峥嵘岁月，兼有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作家、文学理论家、编辑、外交官、历史学家等多重身份，通过巴人研究，可以揭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激进主义思潮鼓动下，将个人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结合起来，融革命家与文学家于一体，尤其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产生冲突时，巴人人生道路选择及其悲剧意义，成为透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和知识分子际遇的典型性个案，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学建设意义。巴人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建设者，也是中国新文学建设的见证人。巴人留下的文字，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民族，通过巴人作品、著作、文章的解读和研究，无疑可以丰富、细化中国现代文学史，填补现有文学史叙述的空白和不足。因此，巴人研究不仅是关于巴人个人的研究，更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类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巴人留下一千多万字的遗稿，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和新文学发展的活的“史料”，其文献价值不容低估。
其二，建构巴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完整形象，尽快整理巴人的全部文字和相关历史资料，出版《巴人全集》，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材料。巴人是复杂存在，系统地、完整地整理巴人遗著，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留下一份完整的资料，具有不言自明的深刻意义。必须抱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公开巴人的全部个人资料和相关的档案管理资料。保留巴人文献资料的亲友，应该不避讳、不隐瞒，将巴人的原始写作文本公诸于世，包括写作遗稿、研究遗稿、日记、书信、便函、影像资料等等；特别是建国后巴人任职于若干部门的工作资料、受打击和迫害的实情资料等，能解密的解密，能搜集的整理出版。向社会公开征集巴人相关资料，成立专门的编委会，尽快编辑出版《巴人全集》(包括巴人的全部译作)、《巴人手稿全集》，以期恢复巴人的完整形象。
其三，整合研究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巴人的整体研究。1991年袁少杰先生提出“对巴人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必要性：“对巴人研究应该从纯文学研究的圈子里走出来，因为他不仅是早期的诗人，创作宏丰的小说家，鲁迅式的杂文家，成就卓著的文艺理论家，他还是一位贡献巨大的鲁迅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出版史上有殊荣的出版家，有奠基功劳的印度尼西亚史家及外交家、社会活动家。联系现实实际对巴人进行全方位研究，会使我们得到全方位的收获。”[21]遗憾的是，多年过去了，整体性的巴人研究成果仍然是凤毛麟角。巴人身份和贡献的多样性，令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化的当下学人深切地感到力不从心，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找到巴人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共同的“支点”，导致对巴人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分析描述不够到位。鉴于这种情况，亟待整合研究队伍，集中历史、文学、编辑、外交、翻译、心理等多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团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巴人研究，分工协作，对巴人及其遗著进行全面的历史梳理和学理分析，开展全方位的巴人研究。
其四，文本细读和历史语境相结合，彰显巴人的艺术风采。基于巴人的社会活动、文学活动和悲剧命运，结合巴人研究的现实状况，采用文本细读和历史语境相结合的方法，把巴人放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和文学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巴人代表作品的文本细读，挖掘、文本的内在意蕴和历史内涵，进而对巴人及其文本做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价值判断。既要避免将文本看成一个孤立的系统，就文本论文本，忽视历史语境和历史进程，降低巴人诸多文本历史价值的现象；也要避免过度的历史情结，忽视历史发展的“后视”视角，人为抬高巴人的历史价值。特别需要从现代中国文学与革命之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五四文学精神和左翼文学革命话语之间的冲突，描述巴人在文学与革命夹缝中的尴尬，解读巴人命运悲剧和文学悲剧，并以巴人为个案管窥中国现代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深层价值。
注释：
①西谛《通讯》，《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6月11日。
②“现代长篇历史小说是在30年代中期破土而出的。1935年到1937年，李劼人创作了三篇系列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生动完整地反映了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1年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以及武昌起义的历史风貌，以恢弘的气势再现了清末民初成都一带的世态人情、市井习俗，从而填补了文学史的一项空白，被称为可与左拉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媲美的‘大河小说’。其实，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创作时间较之更早。”详见吴秀明、陈洁《论巴人〈莽秀才造反记〉及其在历史小说史上的地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6页。
③《巴人文集》(戏剧卷)，宁波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巴人文集》(回忆录卷)，宁波出版社，1997年9月版。《巴人文集》(长篇小说卷)，宁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巴人文集》(中篇小说卷)，宁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巴人文集》(短篇小说卷)，宁波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④西谛《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发表一些敬意》一文的附言，《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