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戴学逻辑和戴震心秘的力作——读李开新著《戴震评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传论文,力作论文,逻辑论文,戴震论文,李开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戴震(1724-1777)“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梁启超《戴东原图书馆缘起》，《饮冰室文集之四十》110页）。明末清初的中国，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兰西，是一个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从达·芬奇到狄德罗，从顾炎武到戴震，他们不仅才气横溢、学贯百科，而且因为肩负着改变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每一部著作都凝结着呼唤新时代的理性精神。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西方人把此精神化为一面政治旗帜，召引人们组成一支千军万马的革命大军，而中国士人，特别是雍、乾、嘉时期的学者，则把它深深地埋在淹博的学术之中，等待春雨催发而在后代学人的心灵中长出无限的希望来。戴震既是一位像狄德罗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又是一位在淹博的学问中播下“异端”思想的哲学家。表彰一代学术巨人之人格，彪炳体大精深学问之端绪，使后学敬其人，继其学，开无穷之伟业，李开同志知难而勇于任事，在写作《汉语语言研究史》的同时，著《戴震评传》，表现出一位真才实学的学者所特有的敢于上天揽月的勇气。
李开《戴震评传》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对戴学体系的把握不仅是准确的，而且论述也是非常精到的。就像李开多处所指明的那样，戴震的目的在于治经、明孔孟性与天道之本义，然而，既然他从识字开始，从观天象、地表，考文物制度直到治声音律吕开始，那么他就不得不把这些领域当作特殊的学问来做。这样戴震就在同一个领域中获得双重的成就：具体的门类学科的成就和在哲学上向“性与天道”的道德哲学一步步逼近、一步步尊立坚实基础的成就。李著就是随着戴学的脚印一步步地向前走的。在历算学领域，李开一方面详细分析了戴震如何把西方历算学的成果归附于中国古代历算学，从而使得中国历算学获得了近代形式，为此，他详细列数了戴震于天学领域的八项成果和数学领域勾股割圆五十一术的非凡成就；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戴震主阴阳气化说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着意阐发戴震的“日月星运行有常”、“天本无度，步算家设度以推测日月之行”的思想。天体“有常”，就是气化流行有则，就是阴阳变化有规律可循；“设度”就是对气化流行中的规律的把握，使人之则通于天之则。从天地，到制度，到人语，到心志，这是一座每层都相互独立，但层层都相互联贯的雄伟学宫。联贯者，高屋建瓴，治学精审，逻辑力强，这无疑是功在戴震，而重视连接的李开难道就不精审、就无很强的逻辑力量吗？独立者，由淹博学问所造就，功自然也在戴震，而把每门学科都说得头头是道，特别是数学、天文学领域，经专家审阅而未发现错误的李开，其知识面之广难道不使我们佩服吗？
其实，让我们佩服的还不仅在于李开对戴学体系的把握，同时还在于他对戴震心秘的深入揭示。任何一种能传世的人文学科的学术，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能捕捉住时代精神的人，是那些在感情和理性两方面都能与社会共命运的人。那么，戴震的时代，其时代的精神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社会是“已经具备了现实性，但却尚未出世的社会”呢？是近代商业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这个问题已有定论，李没有花多少笔墨，但他却把笔墨用在徽商的崛起上。自南宋以来，皖赣浙苏的夹角地带因得益于富春江、新安江及周围河汊丰富的水利资源，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业、皖南山区的茶桑业，作为重要工商业活动，到了明清之际已逐步繁荣起来。在这块土地上及周边地区，先后产生过《天工开物》的作者、科技学家宋应星，数学家梅文鼎、王锡阐等。然而奇怪的是：《天工开物》虽然是顺天力而开万物的技术书籍，但它在中国却受到冷遇；而梅王的历算学，到了戴震的时候，也相对冷落了，原因何在呢？原来这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奇技淫巧”之学，尽管不是外来的，但由于它们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能刺激人们的欲望，所以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相对立，这必然要受到宋明理学的排拒。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历史期待着能站在当时的数学和科学技术成就之上再向前走一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宋明理学相匹敌的思想家，而戴震恰恰是这种人。他生在休宁，从小就随其父亲从事过长途贩运活动，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体验到灾难深重的人们有可能致富的道路。所以在他的心灵深处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这就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的：“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太炎文录》卷一《释戴》）也大概由于戴震“复具知民生隐曲”吧，所以当他一接触到平民思想家颜元、李恭反“人欲浮尽，天理流行”的思想后，立即一拍即合。宣布一种学说的荒谬性是容易的，但像颜李那样斥“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书正误》卷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要克服一种学说并从根本上战胜它，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要在学问上胜过它。历史等待着这样的新人。这种新人也只能是戴震。他是思想界的巨人，也是在各门类学科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到了后期，他虽然走上了反理学的道路，但作为大儒江永的学生，已经有了厚实的历算学、音韵学和史地学的基础，他的血管里流着朱熹“道问学”知识主义的血。所以他能感受到朱学本身的矛盾，朱在理论上将理欲二分是错误的；但朱认为只有通过对能够体现天理的事事物物作体察，才能感悟到天理，这种治学方法却含有科学的因素。李开看到了戴震的这一秘密，以章学诚谓戴震为朱熹第五代传人为线索，分析戴了怎样用“道问学”的治学传统来完成批判理欲二分“杀人”理论的。就戴反理学的立场说，他远远高于仅仅沉湎于考据之中的乾嘉诸老，他们的学问只达到“以字通辞”而没有进入“以辞通道”、通圣人之心志的地步；而就他“以字通辞、以辞通道”来说，他又远远高出颜李，驳斥理学而抛掉知识主义传统，那只能是南辕北辙。
戴震的学问既然以批程朱理学为旨，那么为什么非要走治经的道路呢？统观《戴震评传》，除学理方面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原因，用李开的话来说，戴震处在一个“畸形的时代”，经济的相对发展和政治的极端专制，文字狱迭起，在这种形势下，政治是不能谈的，连经中的政治也不能谈，所以宋明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绝不能被容许受到直接的批判，你有本事就“注六经”吧，所以那时的考据之风大盛。李开笔下的戴震，其治学道路给我们提出了重要的启示：思想家的成长与时代的政治气候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只与他要解决的社会命题有关；思想家并不都是讨论和解决最紧迫的政治问题的人，即使讨论最久远的学术问题，只要能使这种学问反映了时代精神，他也可以成为“命世大才”；思想家必须有特殊的天赋，当你的天赋与社会的需要相吻合、又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与之配合的时候，这样的人才有指望成为思想家。那种以平庸之才，或者虽然有很高的天赋但却生不逢时，或者即使生之当时而不以自己的心血换得“十分见识”者，若想充当那个时代精神领袖，只能是痴心妄想。
（《戴震评传》，李开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