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汇变化的“非连续性”——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二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连续性论文,词汇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词汇变化的机制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下文简称《解释地图》）由岩田礼编写，岩田礼、村上之伸、木津祐子、松江崇等13人执笔。该书于2009年12月由日本白帝社出版，A4版面，341页，共收录49个词汇条目的95幅地图。每一幅地图或每一个条目都有“解说”，均由“条目”、“词形的分类”、“分布特征和解释”和“英文摘要”构成。每一解说末尾都附有关键词，以表达出画图者对该地图的重要观点。按该书271-279页的“关键词索引”，关键词可以分成“分布类型”和“词汇变化的机制”两类，其中前一类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具体可以参阅曹志耘（2011）。《解释地图》力图阐明词汇变化的机制，旨在对普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做出贡献。“词汇变化的机制”可以分成三种次类，下面分别列举出现频率四次以上的关键词（括号内为该词的出现次数）：一，基本概念，包括前缀（5）、词重音（5）、有缘形式、有缘化（理据化）（4）、构词法（4）等；二，内部现象（内因），包括通俗词源（14）、所指/词义的转移（13）、类音牵引（7）、同音冲突（5）、类推（5）等；三，外部现象（外因），包括混淆（形式）（10）、词形的接触（方言接触）（7）等。
第一类是基本概念，其他两类着重变化的性质及成因。“内部现象（内因）”是指由方言自身的内在原因产生的现象，“外部现象（外因）”则指从外部带进来的压力引起的现象（Dauzat 1922）。其实，由一个关键词概括的现象也不能一概归于内部类或外部类。譬如，原表“跑”义的“走”在近代北方方言中转而表示“行走”义，而“跑”义则以新词的“跑”填补（或者说，由于“跑”义由新词的“跑”占领，“走”被推到“行走”义上了）。这种所指的转移现象大概属于内部现象。但是“跑”这一词在一些北部吴语中现在占领了“行走”义，这可能是不同词汇系统在地理上接触或冲突的结果（参见《解释地图》地图45、46以及“绪论”26-27页），属外部现象。又如，“同音冲突”一般都由语音变化等内在原因引起，但原表“大豆”的“大豆”在山西以西的西北方言中转指“蚕豆”，此乃外部压力导致的同音冲突所致，参见《解释地图》地图29、“绪论”26页以及曹志耘（2010）。以上关键词的归类是按多数情况确定的。
二 何谓“非连续性变化”？
“非连续性变化”这一说法原为笔者日文论著（岩田礼1995）题目的一部分（原文是“不连续性”），也来自贺登崧神父曾说过的一句话：“现代中国的文献语言学的错误不在于依据文献做研究，而在于要在方言中找出和书面汉字相对应的词。这一做法是以汉语变化有连续性这一点作为前提的。但是事实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连续性。”（贺登崧2003：107）。
比较法的核心是“音韵对应”（或说“语音对应”），而对应规律说到底是建立在以单个词为对象的词源探讨的基础上的。然而，众所周知，不合乎规律的现象颇多，虽然比较法早已注意到了例外现象，中国学者也企图说明例外产生的机制，如李荣（1982、1994），但这种探讨目前还限于若干特殊的词语。李如龙（2007：469）在讨论“词汇音变”时指出：“有时音变会造成方言词的本字不明。如果方言词本字不清，对于真切地理解方言词的含义，尤其是探讨方言词的形成年代以及它与古代汉语或周边方言甚或其他民族语言的关系，就会造成困难。可是以往为方言词考本字往往只注意历史音变造成的语音对应的例外，总是往韵书里去找相应的反切和义位，往古籍中找例句，关注共时音变造成的音、字脱钩比较少。”李先生的这段话与上引贺登崧文一脉相承，“共时音变造成的音、字脱钩”大概与本文所说的“非连续性变化”相当。
问题在于，方言中发生“非连续性变化”的概率之高，甚至达到无法以“例外”来概括的程度。导致非连续性音变的因素，具代表性的有通俗词源、类音牵引、同音冲突、类推以及方言接触（其实质多为词语的接触）等。图1中P（X）代表祖方言中存在的语音形式为P、词义为X的词，p（x）代表其直接的后裔：即假如P（X）在长期变化的过程中一直没接受方言内部其他词语的干扰，也没受到外部方言的影响，而一直按语音变化的规律变化下来，那么，它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会是p（x）。这叫做“连续性变化”，也不妨比喻为“无菌状态”下的变化。汉语中的“牛、马、天、风、山、湖”等单音节词经历了这类变化。但是，至少就复音节常用词而言，发生这种连续性变化的概率一定很低，而是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诸种“污染因素”的干扰。①受过这些因素影响的词语在现代方言中会有多种反映，图1以p'（x）、p'（y）、q（x）、r（x）代表。
“类音牵引”是指词义不相同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词在语音上互相接近的现象，以一定程度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多数发生在词汇体系中孤立存在的实词之间。假如历史上的某一时期P（X）由语音相近而词义不相同的词P'（Y）牵引，它在现代方言中的反映不会是p（x），图1标做p'（x）。类音牵引往往导致同音冲突，即P变与P同音，此时X和Y这两种词义（或所指）也会为争夺一个形式P'开展斗争，而假如这以Y的胜利结局，由P表达的词义从X转移Y，其现代方言中的反映则是p'（y）。譬如，“壁虎”一词很可能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与“蝙蝠”、“蚍蜉”（指蚂蚁）等词形发生过牵引现象，以致“蝙蝠”或“蚍蜉”的读音要与“壁虎”冲突。这一场斗争似乎以“壁虎”的让步结局。现以利津、太原的例子说明：
利津方言还保留“壁虎”义的“壁虎”，但“蝙蝠”的读音由“壁虎”牵引以致两者都以“壁虎”[pei xu]称呼，现在以前加修饰成分（即“檐”[
]和“蝎”[
]）来区别（参见岩田礼1996）。②太原方言已不使用“壁虎”义的“壁虎”，但“蝙蝠”的“蝙”和“蚍蜉”的“蚍”分别读为入声的[
]和[
]，而前者与“壁”字读音相同。这就暗示着该方言中曾存在“壁虎”义的“壁虎”[
]。它原为牵引“蝙蝠”和“蚍蜉”的主体，但是由此产生的同音冲突反而致使它的所指转移到“蝙蝠”，即上图的p'（y），而“壁虎”义则由“蝎虎儿”[
]来填补。这种变化的结果反映在方言地图上：长江流域的方言多数使用“壁虎”（存古），但它在淮河—秦岭以北地区的分布较为零散（利津则是其一例），而北方方言多数都使用“蝎虎”或其变体。这种现象早期法国的语言地理学家称之为“凹陷（téléscopage）”（Dauzat 1922：64-72）。
假如P（X）与从邻接优势方言传来的同义异形词R（X）接触，P（X）也会由R（X）代替，即“借词”，图1中r（x）即其后裔。但是假如P（X）与R（X）的势力颉颃，不分胜败，也会导致（smoke+fog）/2=smog式的合成词的产生（《解释地图》称之为“混淆”，参见岩田礼2007）。
再者，最常见的污染因素是通俗词源。不同的学者对此因素的理解似乎有所不同，需重新定义。首先，通俗词源反映的是过去某一时期方言说话者对事物的理解，它与现代方言的说话者对该事物的理解不一定相同。其次，这是某种无意识的类推或比喻，表现出词语理据化的过程（《解释地图》称为“有缘化”）。图1假定P（X）的所指X是从Q（Y）的所指Y类推而来的，以致形式P变为Q，结果在现代方言中实现为q（x）。最后，通俗词源的发生往往以P和Q之间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在这种意义上接近类音牵引。譬如，“踝子骨”义的词在陕西关中地区分布着含“核”的词形，即“核桃骨、核桃疙瘩、桃核”等，这是由所指的类似性得来的通俗词源。但我们在地图上能发现，这些词形的周围及陕北则出现“滑拉骨、踝拉骨、划二骨”等首位语素读[xua]的词形。如假定写作“滑、划”等的语素来自“踝”，那么“核桃”之类通俗词源的产生应基于“踝”[
]与“核”[
]在语音上的类似性（参见《解释地图》202-203页）。
凡以上所述的各种现象必定在历史上频繁出现。在下文中，我们以“麻雀”和“喜鹊”及“肚脐”和“荸荠”为例，对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三 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
3.1 麻雀和喜鹊
“麻雀”的“雀”和“喜鹊”的“鹊”均属药韵，前者是古精母字，而后者是古清母字。但现代北方方言中“雀”字多读送气音，与“鹊”字同音了。汉语中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是音位性的区别，不会任意辗转。《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图102是“
的声母”。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产生这种“特字”的原因。
《解释地图》地图16“喜鹊”是木津祐子先生绘制的。她首先把所有词形分成八种大类，其中“麻”系词包括“麻野鹊”、“麻衣鹊”、“马尾鹊”、“麻楂子”等词形（“鹊”字也写作“雀”、“巧”、“俏”等）。这类词形覆盖整个河南省，也分布于冀南、晋南。
“喜鹊”义的词形为何前带“麻”（“马”）字？我们认为这是“喜鹊”义的词形受到了“麻雀”义词形的语音牵引所致。③表2列举这两种鸟在一些方言中的名称。
可见，“麻雀”的名称中原一带已不使用“麻雀”，也不使用“家雀”，而现在则以“小虫儿”等名称称之。图2是一种示意图，圆圈表示中原地区。
“喜鹊”义的词，“麻”系词形的周围都有“鸦鹊”或“野鹊”，形成典型的“周圈分布”。据此可以推测，中原地区原来分布的是“鸦鹊”或“野鹊”，其中更古老的应为“鸦鹊”。“麻雀”义的词，“小虫”等非“麻”系词形分布于中原地区，其周围地区主要有三种词形出现：“麻雀”、“家雀”和“雀儿”。其中“麻雀”的分布领域主要是淮河以南以及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它虽然也出现在淮河以北地区，但分布较为零散。淮河以北地区，出现频率高的是“家雀”和“雀儿”，前者倾向分布于北方东部，后者多数都出现在山西以西的北方西部。我们认为，中原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小虫”等的分布地区，曾有一个时期是“麻雀”的分布领域。
“鸦”和“麻”均为二等平声字，而“鹊”和“雀”原来就是一个声母的差异。这就是说，“鸦鹊”和“麻雀”构成类音关系。
喜鹊：鸦鹊*a 
iak/麻雀：麻雀*ma tsiak
在这种情况下两词开始相互牵引，即“类音牵引”。这种牵引进而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
（1）“雀”字声母变成送气音，与“鹊”字同音了。这是产生了一个“特字”的原因。这种词汇音变同时也带来了词义及构词法上的变化：“雀”和“鹊”在整个词形中都不保留原义，而变成只表“鸟”的语素了，即“虚化”；结果，原来孤立存在的两个词以共具一个共同的语素聚合（即“理据化”，参见注②）。④
（2）“鸦鹊”变成前带“麻”字的三音节词，即“麻鸦鹊”。这一词形后来变成了“麻野鹊”，进而也变成了“麻衣鹊”等，此乃三音节结构的第二音节易于读成轻声的缘故。
（3）“麻野鹊”、“麻衣鹊”等“麻”系词由于第二音节往往读成轻声，语音接近“麻雀”，因而面临同音冲突的危机，为了回避冲突，方言将“麻雀”替换为“小虫”等，即上文所说的“凹陷”。
3.2 肚脐和荸荠
类音牵引的发生不以词义的类似性为前提（Dauzat 1922：74）。上举“喜鹊”义的词，河南原阳的“马尾儿鹊”[ma ir tiao]和邓县的“马尾雀儿”[ma i t
r]都是由“蚂蚁”[ma i]一词牵引的结果。太田斋（2005、2007）讨论了更多词义相差较远的例子，请参阅。
“肚脐”是人体，“荸荠”是植物，而在方言中表两者的词形往往相近，甚至同音。对此现象，魏钢强（2004）认为，“荸荠”之名来自本指肚脐的“脖脐”，荸荠因为和肚脐的形状相似而得名。《解释地图》地图42是“肚脐”，作者是植屋高史。他主张，“肚脐”和“荸荠”的名称互为相近，这是类音牵引的产物，并不以词义为变化的条件。图3是该地图的简化示意图。“脖脐”的前字以简化音标表示。P代表唇音声母，包括p、
。圆圈表示中原地区。
淮河—秦岭以北地区出现的多数是来自“脖脐”的词形。其中占多数的是三音节形式，但这必定是后世的创新所致，而原来都为双音节。后加“眼”、“窝”、“窟”等的三音节词形出现在东部和西部，而前带“肚”的词形则出现在中原地区。这种分布格局与图2相似。“脖脐”类在淮河—秦岭线以北与南方的“肚脐（眼）”或“腹脐”对峙，总体来看形成南北对立格局。但有两种例外：第一，湖南、江西的若干方言使用来自“脖脐”的词形（魏钢强2004），这可能说明“脖脐”曾有广泛地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时期；第二，北京及周围地区不使用“脖脐”而使用“肚脐眼”，这可能是明代以后从江淮地区传至京师地区的。
“脖”来自《广韵》“胦脐”义的“脖”，没韵蒲没切（中古音：*b
t）。“荸荠”的“荸”就与“脖”同音（魏钢强2004）。至于后字，“脐”和“荠”的中古音都是*dzei，但是前者是平声，后者是上声。
魏钢强（2004）的“‘荸荠’之名来自本指肚脐的‘脖脐’”这一词源说立足于这两词的类音性。魏文说，“今‘荸荠’的‘荸’读音纷歧，这并不奇怪，因为‘荸荠’从‘脖脐’而来，而‘脖脐’的‘脖’本来就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可能有不同的来源”。这种见解似乎也接近类音牵引的看法，即某一词的读音跟随另一词的读音变化。魏文指出，“荸荠”的“荠”在南方的金华、长沙、贵阳、黎川四处方言中都分别跟各自方言的“脐”字同音。魏文还指出，“脖脐”和“荸荠”在有些方言中完全同音，举的例子是河北辛集、山西平遥、陕西绥德以及江西永新。现在增补另一例：山东利津方言把两者都叫做[
]（据陈章太、李行健1996）。
魏文的见解在词源探讨上确实有突破之处，但我们认为，“荸荠因为和肚脐的形状相似而得名”这一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虽然对植物的这种比喻式命名法比较普遍，但一般都取“修饰成分+词根”式的构词法，如“马蹄莲”、“木耳菜”。事实证明，在多数方言中“荸荠”终于没发展成三音节的偏正结构，而变成三音节的反而是“肚脐”义的“脖脐”类。这也就说明，诸方言还是趋向于取消两者的同音冲突状态。其次，假如说魏说能成立的话，“荸荠和肚脐的形状相似”对事物的这种认知形态应该自古以来一直继承下来，然而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最后，纯粹从理论上讲，也会存在“‘脖脐’因为和荸荠的形状相似而得名”这种可能性。
“脖脐”、“荸荠”二词的类音性是出于类音牵引的作用，而与词义本不相关。假如说方言的说话者认为“荸荠和肚脐的形状相似”，那应该是通过词形的相似性才出现的认识，正如“踝子骨”义“核桃”之类词形的产生是基于“踝”和“核”的类音性。我们还进一步认为，“脖脐”、“荸荠”二词已于中古以前开始牵引，导致了中古时期的类音状态。
“荸荠”这一植物及其名称自古以来就存在。一般认为，其词源是见于《尔雅》的“凫茈”，但本文对此不予以评价，现假定“荸荠”来自古代的某种词形，图4标作X。
我们认为，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应于中古以前）X开始由“肚脐”义的“脖脐”牵引，或者说这两词互为牵引，以致X变成了“荸荠”。后来为了回避冲突，“荸荠”和“脖脐”的读音开始分化，主要表现在二词前字的读音上，即上图的Pi、P和Pu（P除了p、以外还代表b）。
首先说声母。在现代方言中，“脖”和“荸”的声母既有读[p]或[b]的，又有读[]或[m]的。读[m]的当然是音变例外，读[p]还是读[]也不一定能按浊声母清化的规律说得清楚。这也就说明语音牵引搅乱了变化的规律性。
“脖”、“荸”二字回避同音冲突的趋势表现在[u 
o]的分布上。这些韵母在“脖脐”中出现在淮河—秦岭以北，而在“荸荠”中出现在淮河—秦岭以南（主要是长江流域地区），形成“地理上的互补关系”（马濑良雄1992）。表3举例以观察诸方言中的具体情况。A类是淮河—秦岭以北的方言，C类是长江南岸的方言，B类是介乎南北之间的江淮方言或秦岭方言。来自“脖”、“荸”的语素标示调类，以或t结尾的都是入声。来自“脖”的语素以下划线标示。
基于以上事实和分析，我们认为，“脖”、“荸”二字的韵母在北方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曾经历过两次词汇音变：
音变Ⅰ发生在整个地区（或者说，某一地区产生的这一变化后来遍及整个地区），音变Ⅱ主要发生在淮河—秦岭以北的方言（即上述的A类方言）中。
关于Ⅰ，有何因素致使[t]或[]改成[u]？《解释地图》（230页）对此提出的解释是，此乃“脖脐”一词从“肚子”一词类推所致。⑤按，“肚”，《广韵》徒古切（中古音：*du），义即“腹肚”。于是“荸”的韵母随之也变成了[u]，还是出于类音牵引的作用。这就是说，“脖”和“荸”曾有一个都趋向变成[u]（舒声）的时期。上举B类的汉中方言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即“脖”、“荸”都读[pu]，只是声调不相同。
同音冲突是“为争夺一个形式而开展的两种意义（所指）的斗争”（《解释地图》24页）。这种斗争的结局总有胜者和败者。中原地区“喜鹊”和“麻雀”为争夺“麻”系词开展的斗争，其胜者是“喜鹊”，它致使“麻雀”义的“麻雀”一词凹陷。音变Ⅱ乃为“肚脐”和“荸荠”开展斗争的结果。在长江流域的多数方言中，[u]韵母保留在“荸荠”义的“荸”字中，而“脖脐”则由“肚脐”或“肚脐眼”代替。这就表明，这一场斗争的胜者是“荸荠”。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果应有另一种原因，即古词“脖脐”的理据性远不如“肚脐”和“肚脐眼”的那么高，也就是后者的吸引力高于前者，故此易于扩大势力。
关于北方方言还需要补充两点：
第一，北方地区“脖脐”和“荸荠”的斗争曾有一次以前者的胜利结局，但后世在有些方言中“荸荠”开始反击，“脖脐”由此被牵引，以致产生了二词同音的现象，如上举利津方言的[pii]。我们认为，魏钢强（2004）所举四点方言的同音现象也是后起的变化。按，同音冲突有“可以忍耐的”（tolerable）和“不能忍耐的”（intolerable）两种，后者限于发生在属于同一词义范畴的词语之间（Dauzat 1922：65），而由于“肚脐”和“荸荠”是属于不同词义范畴的，虽然多数方言趋向取消同音关系，但不难想象也会存在容许同音状态的方言。
方言回避同音冲突的措施不止是语音形式的改变，一般来说，更常见的是语素本身的替换，如长江流域的“脖脐”大部分由“肚脐”或“肚脐眼”代替了。表“荸荠”义的词，北部吴语以及一些北方方言中都有“地荠、地梨、地栗”等说法（参见上举诸城之例），这也可以看做“荸荠”回避与“脖脐”冲突的结果。但也需要指出，这些词形都是形容“荸荠”这一植物的某种特征，具有实在意义，故同时也是通俗词源的产物。
四 结论
根据以上两对常用词的地理分布，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种规律：如某一词形p（包括词形略不相同的p）在地图上就所指的不同（x和y）呈现出互补分布，这可能是过去发生过同音冲突及由此带来的凹陷的痕迹（马濑良雄1992，Iwata 2006）。
现在的q（y）过去可能是p（y）或p'（y），或者现在的r（x）历史上可能经历过p（x）或p'（x）的阶段。
本文曾在“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21-22日，北京）上宣读，后作了较大改动。在改作过程中承蒙王莉宁先生提供不少宝贵意见，兹表示衷心的谢意。
注释：
①Dauzat（1922：72-73）在谈通俗词源时说过：“‘污染’这种称法是不妥的，因为污染其他词的词语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因此本质上是健康的词语。”本文之所以敢使用这种比喻，是针对比较法的思想。又，Wang & Wang（2004）认为，在汉语方言历史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中应该剔除复合词。从本文的观点看，这也就是单音节常用词较少受到各种污染因素的缘故。
②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利津方言中发生的变化出于加强理据性的动机，即原来孤立存在的两个词以共具一个成份[pei xu]来聚合。
③“麻雀”的地图将出现在《解释地图》（续集）上。
④指“喜鹊”的“麻”系三音节词的词根有不少报告写作“雀”，反映出说话者对此语素的认同已经变化了。
⑤《解释地图》230页将此称作“语音牵引”，不妥。因为“肚脐”和“肚子”是互为关联的词义范畴，故词形的变化必定由词义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