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汇率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兼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取向论文,汇率论文,人民币汇率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汇率安排理论中，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指汇率制度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中的作用。现有文献主要讨论汇率制度对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新近的研究则将焦点拓展到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的关系上。在本文中，笔者采用理论阐述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讨论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而剖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向。
一、汇率安排的反通货膨胀绩效
在汇率安排能否抑制通胀以及何种汇率安排具有较优的反通胀绩效问题上，理论界是存在分歧的。一种观点认为，固定汇率制或钉住汇率制因设定可为公众监督的“锚汇率”而对货币当局形成强大的约束，长期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使“锚汇率”变得不可维持，货币当局虑及承诺，会对货币供给增长率进行适度控制，故固定汇率制、钉住汇率制有助于稳定通胀速度，降低物价水平。另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在固定汇率制或钉住汇率制下，购买力平价使本国的物价水平随外国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上升，此种汇率制度存在通胀传导机制，货币当局会因维持“锚汇率”水平而从国外“输入”通胀；浮动汇率制则可通过汇率波动隔绝外部通胀。
这两种观点阐释汇率制度反通胀绩效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在实证检验中第一种观点似乎稍占上风。Bordo和Schwartz在分析1880-1990年汇率制度的演变后得出，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变的汇率制度时期以及1973年后的混合汇率制度时期相比，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通胀有更明显的收敛趋势。Wolf对比了1970-1999年法定分类和实际分类下的汇率制度，发现中间汇率制比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有更高的货币增长率和通胀率。在法定分类下，固定汇率制国家的通胀率比浮动汇率制国家的通胀率大约低3.5%；在实际分类下，两者间的通胀率差距则扩至15%。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建立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150多个国家汇率制度的LYS数据库，并藉此对IMF分类和LYS分类下汇率制度的反通胀绩效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与其他汇率安排相比，中间汇率制国家的平均通胀水平是最高的，这与Wolf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IMF分类下，浮动汇率制的反通胀绩效优于固定汇率制；LYS分类下，固定汇率制则有更明显的反通胀效果，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结果与Wolf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对于发展中国家，“长期”钉住制（持续5年以上）比浮动汇率制具有更低的通胀率，“短期”钉住制能够降低通胀预期，但在降低实际通胀上效果并不明显；严格固定汇率在实现低通胀目标的效果上是最为显著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Bordo和Schwartz、Woff的研究结果是支持固定汇率制有利于抑制通胀的观点，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的研究显示，LYS分类下固定汇率制具有较优的反通胀绩效，这和上述学者的观点相吻合；IMF分类下浮动汇率制较明显的反通胀效果，则佐证了关于汇率制度反通胀绩效的第二种观点。基于此，笔者认为，汇率制度安排与通货膨胀之间表现为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同汇率制度下的通胀水平是存在差异的。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名义上是“管理浮动制”，但由于央行实行“会员制”的汇市准入规则以及对会员采取最高持汇规模限制，人民币汇率浮动不足，基本单一钉住美元。尽管如此，中国也没有因所谓的长期“钉住”而感染美国的通胀，1995年以来，中国的同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上不断降低，物价增幅呈下滑趋势，1998年甚至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这与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所得出的长期采取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具有较低通胀水平的结论是相吻合的。所以，那种认为钉住汇率制会引进外部通胀的观点是欠说服力的，因为在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如果所选锚币不是频频发生高通胀国家的货币，而是币值相当稳定的货币，依此逻辑，这些国家引进的应是令人羡慕的物价稳定，而不是让政府和民众感到不安的通胀！
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中国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胀，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人民币汇率制度必然向更具弹性的方向逐渐演进，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引发高通胀的可能呢？对此，笔者的态度是较为乐观的。首先，从中东欧5国的经济改革成效看，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都成功地控制了通胀，其通胀率均降至10%以下，取得这一显著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与结构改革相适应的一揽子经济政策，而不是汇率制度本身。也就是说，低通胀与一国所选择的汇率制度类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次，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的东南亚国家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但它们的通胀率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即使这一时期最为“严重”的通胀（印尼1995年的通胀率达9.3%）也是相当温和的。在不长的时间里，东南亚国家开始进入相对平静的后危机时期，各国加强了与世界经济以及相互间的联系，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均不同程度地增大了货币汇率弹性。与此同时，除印度尼西亚外，其他国家的通胀水平出现大幅下降，马来西亚1999年的通胀率仅为2.9%，泰国则接近零通胀。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变迁的经验证据表明，一国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大以及最终向浮动汇率制的变迁并不是与高通胀相伴而生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具弹性汇率制度变迁进程中，只要遵循“先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有效区间，后趋子弹性更大的浮动汇率制”的路径渐进变迁，就不必担心出现高通货膨胀。
二、汇率安排的经济增长绩效
汇率安排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货币当局的汇率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固定汇率制能够锁定汇率风险，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浮动汇率制则因汇率波动而增大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产生负面的风险效应而阻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由于缺乏有效的汇率调整，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常常与短期价格粘性一起导致价格信号失真，资源配置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浮动汇率制则可通过汇率的适时纠偏来降低产出波动性，促进经济增长。
Mundell在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受两次世界原油价格上涨、国际债务危机等外部影响，工业化国家经济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出现明显的“滞胀”。据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制度是与较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增长绩效优于浮动汇率制。Ghosh等人研究了1960-1990年间约1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结果却未发现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系统性证据。Bailliu等人的样本则是1973-1998年的25个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名义汇率制度的选择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具体而言，在国际资本流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择灵活汇率制的国家能够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汇率制度的经常变动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样本中2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制度总体上没有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便是证明。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也是汇率制度经济增长绩效问题的积极探讨者，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钉住汇率制下的产出波动较高，平均经济增长率比浮动汇率制国家大约低1%；对于发达国家，汇率安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相关性。Wolf也比较了汇率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他发现中间汇率制国家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是最高的；在法定分类下，浮动汇率制的经济增长绩效较为显著，其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都高于钉住汇率制；在实际分类下，钉住汇率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优于浮动汇率制，表现为钉住汇率制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综上所述，Mundell认为固定汇率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Bailliu与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在欠发达国家汇率安排上的观点是较为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浮动汇率制似乎具有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Wolf则认为，在不同分类标准下，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因此，笔者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不甚显著，在具体分析汇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时，必须结合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特征。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表明，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1995-2002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都保持在7%-10%的合理区间，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的确对于稳定经济起了关键作用。1997、1998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8.8%、7.8%，远高于东南亚各国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显然，从汇率安排对经济增长的绩效看，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与Levy-Yeyati、Sturzenngger的研究结果并不相符，但和Wolf的结论较为一致。据此可以认为，选择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并不必然导致低经济增长。但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向更具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变迁过程中是否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重新选择是否会以损害经济增长为代价？我们可从东南亚国家汇率安排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比较分析来做判断。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泰国、菲律宾选择的是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崇尚自由浮动汇率制，印度尼西亚则偏好于管理浮动汇率制。尽管在汇率安排上略有差异，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却非常迅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无论是一直实行钉住制的中国，还是偏爱管理浮动或自由浮动汇率制的东南亚国家，都获得了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已证实汇率安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明确的因果关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除马亚西亚的林吉特钉住美元外，其余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增大汇率制度的弹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三国的经济已经基本得到恢复，其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揭示了这样的道理，浮动汇率制以及向浮动方向的汇率制度变迁本身是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向弹性汇率制的转变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经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度增大人民币汇率的有效波动区间，建立名符其实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应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三、汇率安排能规避金融危机吗？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在经济表现良好的东南亚国家爆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显著特征是感染危机的国家出现货币大幅贬值，甚至引发汇率制度崩溃。国内外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危机成因作了剖析，较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的“钉住”性质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显然，此种解释将汇率安排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否设定为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样的逻辑推理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对此最有力的反诘是，同样的汇率制度为何在过去的个余年间能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创造令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如何变得如此脆弱而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成因呢？中国自汇率并轨以来事实上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为何又能徜徉于危机之外并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笔者认为，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成因完全归咎于东南亚国家的钉住汇率制，其理由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
第一，东南亚各国相继爆发金融危机是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热钱”的投机攻击交互作用引起的，而不是汇率制度本身。从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看，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性造成其出口增长锐减，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经济高涨带动进口需求增长迅速，东南亚国家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且赤字额不断扩大。据统计，危机前的1996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率分别为9.18%、5.99%、5.85%，均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平衡国际收支以促进经济发展，多数东南亚国家基本解除资本管制，争相吸引外资流入，导致外债数量迅速膨胀，其中短期债务占了相当的比重，为日后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此外，“热钱”的投机攻击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发生改变，造成外资大规模流出，从而爆发那场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综观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它决不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线罢了。事实上，在后危机时期，有的国家并没有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转向浮动汇率制，而是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道路，如马来西亚实行林吉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
第二，从金融危机与汇率安排的分布看，两者间也没有显示出明确的对应关系。据《世界经济概览》统计，1975-1989年，全世界共发生金融危机72次，其中钉住汇率制国家发生金融危机43次，占同期总数的59.7%；灵活汇率制国家发生金融危机25次，占同期总数的34.7%；而1990-1996年共发生金融危机45次，其中钉住汇率制国家发生金融危机20次，占同期总数的44.4%；实行灵活汇率制国家发生金融危机25次，占同期总数的55.6%。如果从汇率制度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看，似乎可以臆测：特定时期的某种汇率制度可能更易促成金融危机。然而，如果考虑IMF成员国汇率制度构成比例发生变动的因素，基于汇率制度发生金融危机频率指标所作的臆测就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1975-1989年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约占IMF成员国总数的64.4%，而同期选择灵活汇率制的国家所占比例仅为26.8%，根据概率分布，钉住汇率制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较高应在情理之中；1990～1996年实行钉住汇率制国家约占IMF成员国总数的44.8%，低于采取灵活汇率制国家的比例47.0%，因而灵活汇率制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较高也是合乎情理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那种认为汇率与金融危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有失偏颇，汇率制度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何种汇率制度形式易于促成金融危机爆发，必须结合汇率制度的特征和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来分析。
中国金融市场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开放以后，外资银行将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这必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应对人民币汇率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逐步放松利率管制，有序地推进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有效波动范围，打破现行稍显僵硬的“单一钉住制”，从而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放宽最高持汇规模的限制，实现强制性结售汇向意愿性结售汇转变。随着中国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人民币汇率面临的主要是来自外部冲击的干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存在向更具弹性汇率制度发展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根据Krugman的“三元悖论”，为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增强货币政策效力，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存在向更为灵活汇率制度变迁的必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金融危机是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在按照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路径变迁时，大可不必有金融危机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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