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十大关系——邓小平思想之精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精粹论文,新时期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8年前，毛泽东同志结合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经验，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论十大关系》。今天，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现实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要求我们作出无愧于先辈、雄视当代、经得起子孙后代检验的新答案。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及80年代初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就为我们提供了新时期处理十大关系的正确答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一、今天与昨天
今天与昨天的划分，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既然是转折，当然首先要弄清楚转折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有一段概括：“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②和页码）对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最有权威性的解释，应该算龚育之教授的谈话。他认为，应该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发展。
过去，我们习惯的说法是：继承与发展。现在为什么要再加上一条：纠正，而且排在第一条呢？因为“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见《经济日报》1993、12、24、⑦）。如果没有“纠正”这一条，那会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呢？整个中国将按照两个“凡是”所规定的格局走下去，就不会有邓小平本人的复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后的改革开放大好局面，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一切，那就是昨天中国的原样复制，简单延续，中国人民就不可能结束僵化停滞、封闭落后的状态。所以，“纠正”是今天所以区别于昨天的前提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终于走出了巨大的历史灾难的阴影，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进步。这一重大转折的性质是什么？邓小平在回答外宾时很坦诚地承认：“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③和页码）“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订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③266页）所以，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要从长期束缚我们前进的传统经济体制下解脱出来，从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来，探索一条既纠正过去失误，又继承、发展过去正确的方面，既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模式。
由此可见：今天与昨天的关系首先是纠正其失误，拨乱反正。其次，才是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长期被搞得十分混乱、谬误百出。在极左路线统治的岁月，政治是统帅，是压倒一切的。而当时的所谓政治，便是阶级斗争。据说，这是引自列宁的定义。
其实不然。只要我们认真查阅一下列宁的原著，就会发现列宁正是把“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一公式当成“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政治好像是脱离经济的”来进行批评的，并且警告说：“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错误。”在批评了这种“旧观点”之后，列宁又提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并给政治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及《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看来，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定义硬栽到列宁头上，或者是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曲解。然而误解也好，曲解也罢，其结果相同：长期以来，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四人帮”手里，政治更变成了打人的棍子，整人的权术，坑人的陷阱，……为害之烈，为祸之惨，国人有目共睹，记忆犹新，无不切齿。
邓小平同志以其大无畏的政治胆识与理论勇气，拨开迷雾，排除干扰，毅然抛弃“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提法，大力恢复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正确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②149页）80年代伊始，邓小平重申：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②213页）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还引述列宁的话，“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并且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②167页）
邓小平还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政治优越性必须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否则，便成了空谈，空头支票，并且最终将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③123页）“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③354页）为什么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呢？因为“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③375页）
从列宁到邓小平，都坚持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政治优越性必须落实在、体现在经济发展成果上。只有经济搞上去了，我们的政治优越性才得到生动的证明，才有牢固的基础，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政治与经济两者关系的正确结论。
三、计划与市场
选择最有效的方法、最便捷的途径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一直是邓小平新时期所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如何探索？一种方法是向马、列经典著作求教。但是，从前人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另一种办法就只有求之于实践了。
回顾改革前20多年的实践，经济大起大落，周期波动剧烈，带来损失惨重，国民经济虽有发展但很不理想，“农民和工人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与广大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相比，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提供给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广阔空间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僵化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着每一个生产单位、生产者的自主性、创造性，窒息了人们的积极性。在总结这一教训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③16-17页）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提到社会主义应该运用市场来发展经济。
1985年在对外宾谈话时，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③148-149页）这是邓小平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首次使用“市场经济”一词。
1989年的动乱对思想界触动很大。动乱之后，人们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错误地把搞市场经济的主张当作是自由化在理论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大张挞伐。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还能不能、应不应坚持下去并深入进行？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要求人们作出选择，更要求杰出人物来指点迷津。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表态了。指出时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③306页）这个话出自邓小平之口，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向国内外人士宣告：改革开放的大旗，将永远高高地飘扬在中国上空。
90年代初，世界政局剧变，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这是不是搞市场经济的恶果？中国应该怎么办？是因噎废食、知难而退、走回头路？还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着选择。邓小平再一次及时指明方向、引导中国改革事业顺利前进。他告诫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③364页）
经过改革开放15年的实践表明：凡是改革开放步子迈得比较大、改革中运用市场机制比较成功的部门、地区或单位，其经济活力增强较快，生产力提高较快。因此，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发表了那段关于计划与市场总结性的意见，给十多年来理论界关于计划与市场优劣、利弊、得失之争划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373页）
邓小平同志以其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同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及时导了航，掌了舵。
四、先富与共同富裕
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必须充分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重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即使每个劳动者个人的实际收入与其劳动的质与量直接挂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提倡多劳多得和物质利益原则，这本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理的正确主张，但是，长期以来，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平均主义盛行，连八级工资制度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20多年所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积重难返。邓小平同志重新提倡多劳多得的物质利益原则，显然是对长期以来我们所奉行的传统大锅饭制度的冲击，因而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为了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1978年底，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③142页）正是在这一新政策的作用下，我国的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了。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和洞察力，从1985年开始，多次谈到要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③139页），“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③172页）一方面，要实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政策，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避免两极分化，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前进。这是新时期处理先富与共同富裕两者关系的完整政策。没有前一方面，就不可能刺激人们的积极性，依然固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模式，其结果是共同受穷，共同落后；没有后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大业就可能变质，偏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所以，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新政策的完整内涵。
五、速度与效益
出于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和急迫心情，几十年来，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或社会主义改造中都曾经有过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欲速不达、适得其反。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对外宾谈话中总结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②362页）“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③288页）邓小平所说的“发展要适度”当然也不是说越慢越好。
在研究发展速度问题时，人们往往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发展速度一快，就容易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快，进而影响人民生活。所以，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就要求全体人民为此付出牺牲，政府也要为此冒一定政治风险；而为了求稳，就要放弃发展速度。总之两者不可能兼得。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快慢与通胀、稳定与否并没有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得快一些，新创造的价值与物质财富更多，“蛋糕”做得更大，社会的有效供给更快增长，必将更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相反。因此，发展与稳定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我国在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的同时出现了几次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扬，主要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建立在高效益的基础上。对此，邓小平告诫我们：“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③375页）为此，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深化改革，清除传统经济体制的阻力。加快改革步伐，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是新时期邓小平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这15年我国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主旋律，也是《邓小平选》中一根贯穿始终的红线。
其二，扩大开放，紧紧抓住国际经济变化中的新机遇。在这方面，邓小平以其敏锐的目光、高瞻远瞩，深刻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③64页）“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只有持续、全方位地对外开放，不断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及先进的管理方法，“洋为中用”，才能使我国的经济顺利发展。
其三，“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③377页）重视科技和教育，也是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邓小平并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推动我国科技事业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主体与补充
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直到1949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止，毛泽东所撰写的大量文件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将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法令约束的范围内有一个充分发展的阶段，以发挥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见《毛泽东选集》合计本，第639、751、961、1149、1180、1321、1368等页）全国解放以后，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第30条也明文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4月，毛泽东并公开发表谈话，强调《共同纲领》中有关公私兼顾的规定必须充分实现。（见《人民日报》1950、4、15年）稍后，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书面报告中再一次要求各地、各级政府“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并且批判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
在上述正确思想指导下，我国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纷纷复业、开业，经济繁荣，物价稳定，税收增加。这一兴盛局面对境外资本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纷纷归来，报效国家。然而，由于毛泽东的上述正确思想未能贯彻始终，从1956年开始的大规模对资改造工作迅速推开，私营经济绝迹，个体经济也几乎绝迹，从此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没有竞争，没有活力，运行机制僵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扩大了。
有鉴于历史上的失误和教训，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便指出：“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②310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补充”的观点。1985年对外宾谈话时，他再次提出“补充”的问题。“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③138页）在这次谈话前后，他多次提出同一观点（③110页，181页）。这里，在作为“补充”的经济成分中，虽然没有提及私营经济，但在《邓小平文选》(3)中曾三次提到安徽省一户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即所谓“傻子瓜子”的问题，（③91页、216页、371页）便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全局中，作为“补充”的经济成分，无疑包含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
除经济成分方面的主体与补充关系外，在分配制度方面，也存在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办法；在社会制度方面，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体现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上。邓小平在1984年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中，谈到按照“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及其他相类似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这是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③103页）。
总之，主体与补充的关系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是红花与绿叶的关系。没有后者的补充作用，搞单打一，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行不通的。
七、中央与地方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格局问题，与利益相联系的则是权与责的划分界线。因此，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是要合理分配、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与权力、责任。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也专门列为一条来探讨。但是，终毛泽东一生，也未能妥善处理这个“老大难”问题。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核心人物的邓小平，刚刚走上历史舞台正中心的位置，便遇到这一无可推卸的历史包袱。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②135页）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则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也就是实行“分灶吃饭”。这一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责任心；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对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利弊相随，另一方面却导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强化，求取无度，使企业穷于应付；地方政府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竞相铺摊子、上项目，重复建设、地区封锁，各种“大战”延绵不断。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低效使用，严重干扰了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贯彻。尤有甚者，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利益，“诸侯经济”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之，形成利益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使中央可支配的财力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力量，削弱了国家集中财力、物力兴办全国性建设项目、公共事业项目的能力。
面对新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发表了题为《中央要有权威》的谈话。他说：“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③277页）1989年动乱过后不久，再次批评了各自为政的现象。“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并且表示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③319页）
总之，从传统体制下的高度集权到改革初期的分权，又在纠正分权过度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中央宏观调控、兼顾地方积极性，这就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棘手难题的大思路、大方针。
八、东部、中部与西部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在关于中国发展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每一个省、区都有着不亚于欧州一个国家相当的空间和人口、资源，因而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完善的宏观经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观经济，以区别于全国性的宏观经济）。因此，各省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包括经济上的互补互利关系、由发展水平差距形成的利益关系、还交叉着民族、宗教关系等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条件及自然资源的差异，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三大带──东、中、西部。三大带的划分实质上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所产生的生产力配置问题。除了经济意义外，还牵涉到民族关系，因而具有政治意义、国防意义。所以，三大带的关系非常复杂，具有综合性、持久性。
地区关系问题早在建国之初即已被注意和重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不难看出，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着重于地区平衡发展。这种考虑的出发点与其说是从经济出发，莫如说是主要从政治出发，从国防观点出发。发展到后来搞“大三线”战略，“山散洞”方针，更是立足于马上就要打大战的错误估计。当然，以上措施在均衡配置生产力、促进内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代价也过于沉重，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换来的是低效益。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不算经济帐，要着眼政治、着眼大局云云。
70年代未、80年代初，我们终于放弃了传统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开始采用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重点倾斜战略。这一改变有效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发展，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时也伴生了地区间差距扩大，不平等竞争导致老工业基地相对衰落、地区利益矛盾突出等一系列新问题。
在地区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十多年来，专家们高论纷呈，歧见迭出。梯度推进战略、重点倾斜战略、T型发展、东靠西移……等等，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始终站在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的，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在1978年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②142页）此后，他还多次提到同一问题，并且要求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落后地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③111页及155页）
用什么具体办法来帮助和带动落后地区呢？第一，宏观调控，实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即利用税收杠杆。（③374页）第二，采取一帮一、结对子的办法。（③364页）第三，掌握恰当的时机。（③374页）第四，就目前来说，仍然要鼓励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加快发展，（③277页）同时照顾到广大贫困地区。第五，21世纪初，就要考虑加快发展中西部的问题。
九、官与民
官与民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这本来是人民内部利害一致的鱼水关系，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商品货币关系无孔不入的侵蚀下，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不可避免产生利益差异，甚至磨擦、对立。
如何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呢？早在1975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不久，就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②27页）1979年11月在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讲话中，又把“切实关心群众生活”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来。（②200页）由于脱离群众，干群关系趋于疏远、冷淡，甚至紧张。邓小平列举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之一便是干部搞特殊化。“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②188-189页）其原因就在于：“这确实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同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当官做老爷”，“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②190页）
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源何在？邓小平说：“搞特权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②292页）既然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所以，反对干部特殊化就是“一场严肃的斗争”，不仅要加强教育，在教育无效时，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②224-225）
到了80年代中期，针对干部中“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等不正之风，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应该列为整党的首要内容。（③112页）在反对干部特殊化问题时，邓小平还特别批评了一个官官相护的问题。
1989年政治动乱，更引起邓小平同志深深的思考。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反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③300）因此，他指出，党中央必须立即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便是：“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一定要取信于民”。（③297页）
“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复舟。”邓小平这位老革命家对于古人“载舟复舟”的深刻道理谙熟于心，并向全党发出了严重警告：“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③313页）但愿警钟长鸣！
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应该对精神文明起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讲究等价交换原则，又强调价值增殖的动机，所以容易产生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行为。看不到这些副作用，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由于实行对外开放，“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③379页）有鉴于此，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②326）“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首先当然是要依靠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其次，要求党内、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②326页）最后，要教育与惩罚并举，两手都要硬起来。教育，当然是必要的、有效的，有利于防患于未然，正面引导人们多行善举、义举，造福人民，造福社会。但是，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②217页）
1983年，针对刑事犯罪、特别是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的严重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③33～34页）
关于确定专政对象的主次、轻重方面，过去我们有些轻重侧置的倾向。该从严、从重打击的，恰恰放松了，而有些本来属于思想、意识形态范围里、应该采取教育、说服办法来解决的问题，却又神经过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不动就实行专政，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马克思语）。针对这种偏向及其造成的苦果，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示：“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的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要多杀几个，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③153页）这样，就使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专政机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变成打击破坏者，保卫建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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