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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理就是汉字的构形理据，学术界一般称为构意，即根据词义设计的汉字构形意图。构字的笔画、部件或偏旁，不是任意堆叠在一起的，而是有其道理和依据，从而以形示义（部分字以形示音），音、形、义尤其是形、义之间构成内在、有机的联系。这是汉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汉字的主要特征、汉字教学的独特资源，字理成为设计识字教学体系或采用教学方法的依据，理所当然。但是，如何合理运用字理却值得思考。
一、分析字理是手段还是目的？
识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阅读和习作服务，直接目的是掌握其音、形、义，即读准字音，掌握字形，了解字义。实现直接目的有多种手段和途径，运用字理识字只是其中一种，若运用适当，不失有效、高效。学习“瓜”字，一般的教师会将音、形、义分开讲解，其中的字形教学常常是让学生机械地数笔画，结果往往是学生会漏写其中的提和点，将字误为“爪”。而运用字理引导学生识字，则会介绍构字方法，讲析形与义的内在联系，即“瓜”，金文作“
”，小篆作“
”，它模拟了瓜藤和瓜果的样子，中间部分是瓜果，现在变形为竖折点，不能误写为竖。
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痕迹是信息加工的副产品，痕迹的持久性是加工深度的直接的函数。那些受到深入分析、参与精细的联想和表象的信息产生较强的记忆痕迹，并可持续较长的时间；而那些只受到表浅分析的信息则只产生较弱的记忆痕迹，并持续较短的时间”。机械地数数笔画、拆分偏旁，是“表浅”的分析、简单的加工；分析字理，则是深入的加工，有助于深刻地记忆。加工所以增强记忆，是它为回忆提供更多的检索路线，给推导出要求记忆的信息提供更多的根据。揭示汉字音、形、义三要素的内在联系，形与义、形与音可互为回忆的线索。“目不暇接”的“暇”，左边是“日”，与时间有关，是“空闲”的意思，与“目”则无关，不要误解为“看”，此时字形成为识记字义的线索；反之，若对其左边是“日”是“目”拿不定主意，则可根据“空闲”之义与时间有关而作出正确判断。“分”音“fēn”，可成为“盆”的韵母是“en”不是“eng”的线索；“沐”音“mù”可成为其字形右边是“木”不是“术”的线索。因此，适当分析字理可以提高音、形、义的识记效果。
不过，“六书”的介绍、古今字体演变的展示，本身不是识字教学的主要目的，而应该是正确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尤其是其重点和难点——形。《语文课程标准》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汉字的字理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外还透露着其他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譬如思维特点、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因此分析字理是在传承民族文化。但是，这是次要的、间接的目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作为提高汉字音、形、义识记效果的手段的性质。否则，小学的识字教学岂不成了大学中文等专业的文字学或汉字学课了吗？
字形的演化、读音的改变和意义的发展等，使得某些汉字的现代形体部分或全部丧失了理据，比如“己、未、因、不”，形与义、形与音都毫无内在联系了。有些字若寻根溯源，仍然可以找到字理，比如“年”，小篆作“
”，从禾千声，本义是收成，但这个义项通常只在阅读古籍时遇到，在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还未发现，而“年”的现代形体，则无法看清“禾”“千”了。有些汉字字理相对显豁，比如“小”，甲骨文作“
”，模拟沙粒形，表示细小，但是这类字现代形体简单，字义已为学生熟知，易学易记，即便不分析字理，学生也极少出错。分析诸如“年”“小”等字的字理，固然可以增加汉字文化知识，但对识记音、形、义的作用不大。“年”之类的汉字，音、形、义任何一个要素都已无法成为推导其他要素的线索；“小”之类的汉字，又无需深入加工或掌握更多线索便能记忆。若分析此类字的字理，是错把手段当目的了。
二、确保分析字理的有效性需要什么条件？
分析字理作为促进识记汉字音、形、义的手段，若要确保其有效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分析对象为需要深入加工才能识记的汉字，否则是做无用功；其二，从现代字形看，分析对象的音、形、义应至少有两个要素具备内在联系；其三，具体汉字的字理必须与特定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适配。学生是识字的主体，所谓对汉字的“加工”，必须是学生的自我加工。教师分析字理，是教师的加工，只有学生理解并接受了，才可内化为学生本人的加工，并有效促进识记。如果字理知识超越了学生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被内化，对于识记也就不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其字理知识能为小学各个学段学生所接受的汉字有“目、瓜、束、鼠、燕”等象形字，“刃、末”等指事字，“休、看、宝”等会意字，“渴、盲、衷、沐”等形声字。这些汉字形与义或形与音联系密切，即使是象形字，其所模拟的事物形状依然存留于汉字的现代形体中，字形所示之义也存在于学生的语言经验或知识背景中。但相当多的汉字则不然。由于汉字诞生了数千年，先人造字的理据或多或少已远离现代人的经验，它不是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人教版语文一年级下册课文《要下雨了》中有“水里闷得很”一句话，其中的“很”字要求“会写”。初学的学生往往把左边的“彳”写成“亻”；学了“狠”字后，容易混淆二者。若明白“很”的字理，也许就会减少出错。“很”，形声字，从“彳（chì）”“艮（qèn）”声。“彳”，小步走，可组成词语“彳亍”，以“彳”为形旁的字，与“行走”有关，如“行、往、征、径、徐”。“很”本义与“行走”有关，指“违逆、不听从”，《国语·吴语》“今王将很天而伐齐”的“很”是这个意思。由“违逆”引申“狠毒”“残暴”，最后成为副词，用以形容程度深。这样的加工不可谓不深入，不过它只是教师的加工，它所提供的信息能为成人接受，若教师讲述得更通俗、生动一些，也能为高年级学生接受，但却不能被6岁半到7岁的一年级学生理解、接受，因为它涉及的种种知识，在这个学段学生的脑中还是一片空白，它们远远高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如此系统、完整的分析，违背了学生的认知特点，不但不能激起兴趣，甚至还会陷入“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的窘境。
班固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周朝距离文字产生的时代较今天近得多，其社会环境能够为结合字理的识字教学提供支撑。此外，周朝的小学教育当是一个阶段的教育，《白虎通》认为是孩子8岁至15岁时的教育，还有人认为小学结束时间为18岁或20岁。因此，随年龄增长而有区别地结合“六书”知识讲解字理以认字也是可行的。“六书”等文字知识在汉代被称为“小学”，这是因为孩童入学要先学文字，但却不能简单认为那时的孩子是要系统地通过“六书”来识字的。隋唐以后，“小学”所含知识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小学”作为一门学问，当然不能与基础教育对等，它专门而深奥的学问，绝非童蒙之学，如音韵学向来被称为“绝学”，其书籍也被叹为“天书”，让人望而生畏。涉及“六书”的经典之作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书历二十余年方编撰而成，从文字训诂入手，按“六书”义例，探讨汉字本义，它是学术著作，而不能简单看作童蒙教材。古代指向识字的童蒙教材，周代有《史籀篇》，秦代有《仓颉篇》，汉代有《急就篇》，魏晋南北朝有《千字文》，宋代以后有《三字经》《百家姓》，其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广泛，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这些教材的共同做法是将最常用的汉字，编纂成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在当初还算比较通俗易懂的文句，让孩子在反复的读背中认字，在反复的书写练习中巩固字形，同时也将常识教育和人格教育交融其间。没有证据表明，古代的童蒙识字是系统地结合“六书”等知识进行的。
“小学”在清代发展至顶峰，但未见关于系统运用“六书”理论、考索理据以认字的记述。童蒙教育大家王筠曾介绍他的教学方法：“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这个教学方法，固然与理据相合，但同时也是联系字义关联的事物，以便学生直观地了解，而这个方法只是王筠所举方法之一，说明系统贯彻起来是有困难的。难以系统地结合“六书”、字理知识进行识字教学，应与孩子接受能力有限有关。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学生适配是保证有效教学的前提。建立在学生知识背景、理解水平、接受能力基础上，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教学才是有效教学。对诸如“很”的字进行字理分析，即使准备系统周详，讲解煞费苦心，效果也是没有保证的。
三、分析字理可以随意打破现行教学体系吗？
传统识字教学效益不高。新中国成立以后，风起云涌的教学改革浪潮，催生了数十种识字教学方法，有些识字方法尊重并运用了字理。如集中识字教学，其核心做法是基本字带字，其主要依据便是形声造字之理据。其他如字族文识字，也表现出对字理的相当尊重。但是，识字教学受制于多种因素，主要有汉字规律、记忆规律、与书面语言发展互动的规律、学生认知水平发展规律等。越是全面遵循规律，识字教学的科学性就越强。但是，规律总会存在一些适应条件，合乎一些规律的同时，往往也就违反了另一些规律，这使得所有识字教学法都是优劣互见。众多实验都未得普遍推广，有的数十年来仍在实验之中，而被相对广泛接受的唯有随文识字了，当然，它更多地从学生认知水平和促进书面语言发展出发，而从遵循汉字自身规律角度看，还存在一些问题。
现行多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都以随文识字为主体，部分吸收其他识字方法，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慎重的选择，绝非偶然巧合，也非从众心理使然。当然，识字教学探索并未止步，合乎所有识字教学规律的、完美的新教学法并非不可期待。虽然无法预知它的面貌，但可以推测，它一定是几代甚至几十代汉字教育研究者、广大教师智慧的结晶和呕心沥血的结果，绝不可是得来不费工夫的《说文解字》的翻版，也绝不可是现行教材的生字表+字源、字理的详尽解说。
现代识字教学中，可以适当引进字理，扬其所长，以补随文识字所短，但不宜自行其是，随意打破现行教学体系。
其一，全面完成识字目标。以第一学段为例，除了汉语拼音，《语文课程标准》限定的识字教学目标主要有：“认识常用汉字1600～1800个，其中800～1000个会写。”“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能用音序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学习独立识字。”仅识字教学一项，其目标就是多样的，读音、书写、独立识字能力的培养等教学目标，都不是分析字理所能达成的，以分析字理代替识字教学要不得。
其二，区别对待两类生字。依据《语文课程标准》，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将生字分为“会认”和“会写”两类。“会认”的字是为了克服尽早大量阅读对识字量的需要与学生学力有限的矛盾而安排的，对此类生字，能读准字音，结合语境直观、模糊地了解字义，当它再次出现时能够认识，就达到了教学目的，一般不需要分析字理。“会写”的字，要求准确掌握字形，可以适当分析字理。
其三，兼顾多项教学任务。随文识字是将识字结合于阅读教学，而阅读教学有多项任务。以低年级为例，一篇课文的教学，除了识字外，还有以下任务：培养阅读兴趣；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培养朗读、默读能力；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粗浅地理解课文，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结合阅读相机训练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现行小学语文教材课文的生字，几乎每篇都有10个以上，如果一一讲解其字形、意义的来龙去脉，就需要1课时，加上读音和书写训练，差不多要再用半课时，这就使其他教学任务失去了教学时间。
其四，采用零敲碎打策略。《语文课程标准》将小学阶段须认识的3000个汉字和会写的2500个汉字分配到了三个学段中。第一学段数量最多，第三学段数量最少。有关的字理知识，高段学生一般可以理解和接受，但高段识字教学以学生独立识字为主。识字是低段的教学重点，但若在本学段融入相当多的字理知识，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字理分析应化整为零、零敲碎打地相机渗透。在低年段，可选择那些对音、形、义识记有用且能为学生接受的字理分析；在高年段，则主要在学生出现错别字时，酌情引进字理知识加以纠正，不宜全面、系统地讲解。
四、应如何看待其他识字方法？
一些人将分析“六书”、结合字理识字视为识字教学的正宗方法，而对其他方法不以为然。识字教学不是汉字学教学，更不是古文字教学。牢记识字教学的目的，诸多是非不辩而明。迄今为止的种种识字教学方法，都不能包医百病、包打天下。数笔画、拆分偏旁、在熟字基础上加加减减、编字谜或编顺口溜等手段，多数都不符合甚至违背“六书”之理，但也都是对与汉字有关的信息的程度不等的加工，它们对识记字形有程度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对部分或全部丧失理据的汉字而言，这些方法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牢记教学目的，不把识字教学视为传统的汉字学，就会乐于采纳这些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分析字理以助识字，只是方法之一。教学时，应视“字情”灵活机动地运用方法，方能取长补短，获取教学的最大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教学实践中有一种“字说”的方法，不是结合“六书”理论、字理知识识字，而是随心所欲地解构汉字，对形与义的关系进行非汉字学的解释，如为不漏写“臭”下的一点，将其分析为“自大一点就是臭”。这与机械拆分汉字不同，其解读貌似分析字理，但那是“伪字理”，甚至是“反字理”，与汉字学知识相悖。但是，若结合识字教学目的来考量，同时对汉字的加工又是学生自己的或内化为自己的，对此也能接受。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不能区别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认为自然界中的树木花草、日月星辰都和自己类同，赋万物以生命。“为什么只有在湖边才会有波浪呢？”孩子会说：“波浪是在淘气吧。”8岁大的孩子还会认为有个力大无穷的人隐藏在山后，太阳是他玩的火球，每天早晨他把太阳抛到空中，晚上再收回来。周作人说：“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不思想，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即使不说儿童的权利那些话，但不自然的阻遏了儿童的想像力，也就所失很大了。”有关研究认为，儿童把无生命客体看作是活的和有意识的认识倾向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它直接依赖于知觉或表象中所注意对象的某一拟人特点，这是儿童的泛灵心理，而非泛灵观念。即便只是心理倾向，但也足以让儿童随意游走于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比如，他们分明知道布娃娃不过是玩具，但依然会为它摔在地上而心疼不已。
这种泛灵心理，必然直接影响他们对汉字的加工方式，不是热衷追寻汉字的科学理据，而是用自己的心灵赋予点、横、竖、撇或其他构字偏旁、部件等符号以独特的生命讯息，使之充满浪漫和诗性的色彩，这在低年级更为显著。比如“满”，形体简化前写作“满”，属形声字，左边的“水”是形旁，表示意义，右边是声旁，表示读音，但现在已不能单独成字。这是基于汉字学的加工，也是符合成人理性逻辑的加工。但低年级孩子则这样识记：一天下雨了，水（氵）满了起来，两个孩子（两），躲进草房子（艹）里避雨。这种加工方式完全出自孩子的心理，更易于达成识记目的，而且孩子也知道这不过是自己的联想而已，绝不会误将其视为古人造字的原理。因此，实际教学中偶尔使用这样的识字方法，也不必一概加以反对。
“六书”、字理知识是汉字教学的独特资源，合理开发、恰当运用，可使识字教学如虎添翼，高效地达成目的。但字理识字也不是万能钥匙，运用过滥，学生定然不堪其负、反受其累。造字规律，不等于识字教学规律，将正确讲解汉字的理据当作是识字教学的科学性，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