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目标论文,持续增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一朝一夕“速成”的，而是要经过较长的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这其中的关键是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选择，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导向力量。
一、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基本内涵
所谓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要达到的经济增长目标，它是一个由定性和定量指标组成的目标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该如何确定呢？
首先，从经济增长理论来说，社会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由多层次增长目标构成的总目标，是一个与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和不同层次结构紧密联系的总目标，是一个以满足主体需要为出发点、以主体的发展为最高宗旨的总目标。在这里，主体的需要和发展处于总目标的中心位置，纵贯总目标的每一个层次，横联总目标的方方面面。纵的方面，如第一、二、三产业、教育、科技、文化等等；横的方面分四个层次，如：第一层次目标，包括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等；第二层次目标，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 医疗服务业、 科学教育事业等部门的总产值、净产值和总收入；第三层次目标，包括农业中的农、林、牧、副、鱼各业，以及工业中的轻重工业的总产值、净产值和总收入；第四层次目标，包括各部门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这是最基层的增长目标，是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基础。总之，增长是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发展的增长，其目标是一个以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发展为中心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其次，从经济增长的实际操作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制定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总要规定一些具体的指标和提出分步实现这一目标的阶段性目标。如中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起到本世纪末，花20年的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 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说：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4000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均4000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15亿人口，人均达到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 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由此可见， 中国规定的经济增长战略的总目标，不仅表明中国要在物质文化方面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而且要在主体需要的满足和发展方面，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就在动态上确定了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动态上达到追赶的目标，而不至于达到了起点时期的目标后又因未注意未来目标而拉大了与未来发达国家发展的水平，以致使自己永远被动地处于发展中的追赶地位。
再次，就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空间分布结构而言，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一个大国，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具体目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省市、区情况千差万别，起点的基础也不一样，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的地区分布不能没有差别。按照中央的要求，全国各地凡是具备条件的都要加快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要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例如，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再如，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湾地区要加快开放和开发，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要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成为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与全国的情况一样，各省省内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应有所区别，也要确定相应不同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具体目标。
二、确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则
赶上或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这是现代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要求。因此，从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转入一个以“追赶式”增长为特征的阶段，并新涌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他们中不少在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方面，都赶上了美国（以1950年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为标准）。
考察后起国家和地区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努力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历程，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制定自己长远的“追赶式”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战略，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有五项：
一是主体需要原则。我们认为，主体需要是经济增长的最高原则，是经济增长的永恒动力以及逻辑起点和归缩点。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必须首先考虑来自主体方面的动力、新增加的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是否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发展，是否有利于达到作为综合主体象征的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后起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特别注意掌握好这个原则。增长目标到底能定多高，从主观方面说，这不仅取决于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民群众为了未来发展而牺牲眼前利益，以及提高积累以扩大投资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如果超出这种承受能力，经济增长的目标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成为单纯的政府需要而与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需要脱节，其实现就会失去来自人民群众的力量源泉。这在中国是有教训的。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15年“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不顾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需要，进行高积累、高投入，超过了社会物质财富和人民群众的实际心理承受能力，最后不仅战略目标实现不了，而且反而很快陷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的教训更是深刻。为了增强和维持“强盛”的综合国力，过份集中投资发展军事化的重工业而忽视民生性的轻工业的发展，致使经济增长总体指标看似实现了，但人民生活却得不到相应的改善，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差距越拉越大。其结果，不仅党和政府提出的经济战略目标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反而最终演变成一场国家解体的悲剧。
当然，反过来超过主体需要的限度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又会出现生产过剩、市场疲软、产品库存积压、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价值不能最后实现的问题。这同样是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必须遵守的一个界限。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经济过热，需求不足，供过于求，本质上仍然是经济增长战略目标与主体需要脱节。只是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经济国际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在考虑主体需要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国一地，而必须放眼全球市场看主体需要，不然，也可能会限制我们的经济视野，影响我们制定虽属高速但仍然可行的经济增长战略和目标。要看到，主体需要以货币支付能力的形式在市场上表现为需求，而需求和供给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需求（需要的转化形式）制约供给的实现和创造供给，另一方面供给也制约需求的实现和创造新的需求。如中国台湾地区，1953年纺织业已有纱锭16.7万锭，织机6700台，供给已超过岛内需求，其增长速度和目标已受到界限的限制。如果简单地局限于台湾一地按需求决定生产能力，台湾的纺织业就不能再增长和发展了。但实际情况正相反。台湾到1980年纱锭增至336 万锭，织机增至566万台，纺织业最后成为其工业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 为台湾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就业问题。在这里，关键是其纺织企业的活力较强，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扩大了主体需要数量，从而支持了台湾纺织产业的高速增长。纺织产业部门如此，其他产业部门也如此，整个国民经济也如此。这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其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时，既要注意坚持不能超越主体需要的限度，又不能仅局限于一国一地需要的限度。这是后起国在考虑和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时必须注意的。
二是国力原则。经济建设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制定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必须以一定国力为依据，不能超越国力。不然，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就会变成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而没有坚实的基础。这是从客观方面来看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所谓国力，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利用国内外自然资源、物质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市场等方面资源，以及各种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支撑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其中物质力量是最终决定和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国力和最终国力。在这里，所谓国力也是一国经济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约束力。这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从物质资源约束力的强度来说，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强度要大，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供给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约束强度都比较大。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是要通过加速经济增长来摆脱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从主观愿望上说，总是企望通过尽可能多的物质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出量。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生产中物质资源的可投入量，特别是资金的可投入量，是极为有限的。因此，生产的资源物质的不足，尤其是可投入资金的不足，便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这方面的约束比之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些自然资源不足，原材料不足，是可以进口的，但这受到国际收支平衡界限的限制。至于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足，诚然也可以引进，但外债问题受到偿债率〔2〕的限制。总之， 作为物质资源方面的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一个最高限制，超出这个高限，国力就不能承受，这是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时必须遵循的一个极限。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市场资源也有一个限制。国内市场是国家能够在宏观上调控的市场，其容量的大小是社会需求大小的一种体现，对经济增长中总供给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开放条件下，国内市场不可能密封起来，它不能不受进口商品的冲击，使一部分国内市场受到挤压。至于国际市场虽然广大，但竞争激烈，进入屏障难于突破。这就是说，市场资源作为以需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方面的国力，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也有一个限制。
上述是从量的方面论述了作为国力的物质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要求经济增长目标要与其相适应。现在再来看作为国力的物质资源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和限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要素的质量，主要是指生产设备和劳动工具的技术水平；二是活劳动要素的质量，主要是指劳动力的劳动熟练程度和技术管理水平。这方面的国力，主要表现为吸纳投资、新上项目，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水平的投资吸纳和扩张能力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忽视生产力的历史继承性，不顾自己的国力，是有过十分深刻的教训的。如：1958年按原计划钢产量为620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5.88%。 这是与国力相适应，比较切合实际的。但是，下半年搞“大跃进”要求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就违背了国力原则，其后果已众所周知，不必赘述。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搞经济建设，由于比较注意了遵循国力原则，确定了比较合理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15年来经济增长波动才比较小，发展才比较快。
至于精神文化方面，虽然我们把它列入国力范畴，但毕竟不象物质资源国力那样具有最终的硬约束力。不过精神可以变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约束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有一种改变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又有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些一旦变成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就会使物质资源国力的作用加倍发挥出来，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这方面的约束力，从积极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支撑能力则比发达国家要强。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一定要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之在经济增长中日益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是后发优势原则。这是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首先提出的一个经济理论概念。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落后国家由于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对较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以及本国低工资的两个有利条件，跳过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以较短的时间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的发展经济的态势。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赶上或者超过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们在追赶中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重要依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后发优势，是由产品的经济生命周期和生产力进步的横向转移规律决定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雷孟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先进国家如美国许多新产品在生产中一般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品投入和出口垄断时期；第二阶段，是产品成长和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这种新产品时期；第三阶段，是产品成熟和发展中国家产品和先进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时期；第四阶段，是先进国家开始由出口转变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时期。日本学者赤松根据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史提出了与此相类似的雁行理论。他认为：第一只雁是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进口浪潮；第二只雁是进行开发生产满足国内市场的生产浪潮；第三只雁是出口浪潮。赤松雁行论中的第三只雁，即出口浪潮，正好与弗农的产品经济生命周期的第四个阶段，即发达国家由出口变为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相衔接。在这里，我们从产品经济生产周期说到雁行论可以看到，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回避风险多、花费大的技术开发过程，利用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和闲置资本，利用较低的工资和比较成熟的技术，在经济发育尚未完全成熟的条件下进入现代经济成长过程，加速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培育成长因素和完成发育任务。
与此同时，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产业技术的经济生命周期和再开发周期的影响，中间有一个相对速度较慢的间歇期。如自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次技术——经济长波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次长波，其中每次长波均从发达国家开始，且都有涨潮和落潮，落潮期一般均在10年以上，平均20年左右，时间长的为30年左右，但总的趋势是间歇期逐步缩短。这就为发展中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创造了机遇。
再进一步看，在长波的间歇期内，由于生产力横向转移和扩展规律的作用，先进国家在利益动力的驱动下，往往要把资金和技术向后进国家扩散和转移，用生产力的量的扩张取得原有技术的最大效益。这就在客观上为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发展中的后起国家，由于后发优势的作用，完全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用较长时间走过的发展路程，这已经为世界经济发展史所充分证明。第一次产业比重由50%下降到20%左右，实现工业化，进入现代化，英国用了400年、美国100年、日本只用了50年左右。因此，发展中国家制定赶超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后发优势”是一条重要原则，是一个重要依据。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由此树立起坚强的信心。西方国家能做到的，我们也同样能做到，而且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应更加能做到。
四是竞争力原则。所谓竞争力，不仅指发展中国家的国力规模，更主要的是指其国民经济的综合素质、社会生产力发展、产业和产品等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应立足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竞争力。只有这样，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长期保持良好的势头，最终达到增长的战略目标。不然，增长只能维持一段不长的时间，而确定的战略目标也就要因此而不能实现。
五是稳定原则。所谓稳定，系指经济的平稳增长，政治社会的稳定，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就要求经济增长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把经济绷得太紧，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可以快几年，但随之波动太大，就很难不造成社会的动荡而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增长目标的实现。
三、增长战略目标的导向作用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虽然表现为一系列经济社会的指标体系，但它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为依据，凝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群众及其高层领导集团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因此，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就成为一种活的有机结构体系，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导航的航标，且必然要对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及生产的各种要素和形式、经济各部门乃至经济过程的决策和调控等，产生一种重要的导向作用。
第一，动员和组织作用。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实现既是主体的现实需要的要求，又是其理想需要的要求；既是社会结构有机体中局部利益的要求，又是其整体利益的要求。因此，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旦制定了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就会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面旗帜，对社会各阶层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各级领导的力量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去为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努力。不仅如此，经济增长战略目标还能引导主体把集中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按照增长战略目标的总体要求，根据各类纵向目标产业部门和各个层次目标经济产业的不同情况，通过市场机制按不同比例进行分配，同时引导生产要素向效益高、对增长贡献大的支柱产业和代表进一步加速增长方向的战略产业部门流动、转移和集中，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要素生产率。中国分三步走至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之所以在中国发展经济中产生如美国《幸福》月刊文章所称誉的“神话般的经济潜力”〔3〕， 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中国的国情，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自觉行动。
第二，战略指导作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实现增长的战略目标，有一个战略路线的选择、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措施的确定问题。增长战略目标对所有这些战略问题，都具有指导作用。增长战略路线要根据增长战略目标要达到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来选择，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措施也要据此并结合国力和整个经济环境来确定。
第三，政策手段选择的指导作用。经济政策一方面是经济增长过程各方面主要经济关系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战略目标和经济政策的关系，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制定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在研究、选择、制定经济增长过程的各项经济政策时，增长战略目标的要求贯彻得越充分，越彻底，政策手段的作用就越大，增长战略目标的实现就越有保证。
第四，体制指导作用。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限定的战略目标的选择决定着作为生产关系具体化的体制的设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处于以机器体系为主兼有手工工具的落后阶段。这就决定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是一个社会生产力的革命过程。因此，经济增长战略目标的制定就必须遵循国力原则，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第五，主体自身发展的指导作用。经济增长战略目标固然是主体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但它又具有一种能动的反作用：为了实现增长战略目标的各项指标，要求主体必须据此来调节社会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调节生活资料中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分配和消费的比例，在保证生活逐年有所改善的前提下，努力增加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积累，增加主体自身能力发展的投入和消费，使主体自身的消费立足于发展，立足于提高活劳动的生产率。与此同时，增长战略目标不仅在方向上指导主体的发展，而且在发展内涵的丰富性上也对主体提出各方面的要求，规定主体按增长战略目标作为多元化、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去发展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素质。
上述主要是假定增长战略目标是合理的、科学的前提下，对其积极的导向作用进行了概括和阐述。但是，如果增长战略目标离开了主体的需要，超出了国力的承受能力，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体系，那么，其导向作用就会变得消极，以至对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误导而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内部的正常关系失去平衡，乃至最终造成局部或全社会的动荡。历史的经验表明，脱离实际搞“高指标”、“高速度”反而欲速则不达。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225页。
〔2〕偿债率（debt—paying ratio ）系指外债的本金偿还和利息支付总额与当年商品、劳务出口收入的比率，它表明该国当年的实际偿还能力。一般地说，这一比率越低，说明该国当年还本付息负担越轻；但如果这一比率太低，则表明该国未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国际上一般掌握一个国家每年外债本息偿还总额不超过当年出口额的20—25%为外债承受力的安全界限。
〔3〕参见《人民日报》1993年11（12）月《国际》附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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