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
试论德尼·古莱发展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核
周 涛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思想的内容特别丰富，但其基本内核涉及六个方面的关系：发展与幸福、财富与幸福、援助与幸福、技术与幸福、文化与幸福以及生态与幸福。其中，幸福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必要的物质财富是实现幸福的基础，生态环境是实现幸福的前提，文化是实现幸福的根本，而援助和技术则是实现幸福的必要路径。深刻把握这一基本内核，对于理解中国梦和幸福梦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发展伦理思想；基本内核；财富；文化；生态
“发展伦理学之父”、美国圣母大学荣誉教授德尼·古莱（Denis Goulet，1931-2006，以下简称古莱）发展伦理思想的内容特别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古莱的发展伦理学实际上就是关于发展幸福的学问。本文试图对古莱发展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核即发展幸福观给以较为详细的梳理，相信这一探讨必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梦和幸福梦的理解。
一、发展与幸福
古莱从发展的视角探讨幸福。
Stars and moon are dim in the evening, rain or snow falls from sky later on.
在古莱看来，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而“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则是发展的核心问题。[1]“从长远来看，发展是关于一种文明及其生活价值观的品质”[2]。而其中的“美好生活”、“文明及其生活价值观”，既是对人类生活质量、生活态度的凝炼，也是对“发展为了什么”这一发展伦理学目的论问题的回答。古莱说：“判断生活质量的高低，只有根据‘构成人类幸福的是什么？’以及更加根本的是根据‘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1]44同时，古莱强调指出：“在某些方面，就是为发展而寻求发展，但在较深层次上发展是从属于美好生活的。”[1]43由此可见，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发展可以作为目的来看待，但就其与“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关系而言，发展是手段，而幸福生活才是目的。
那么，什么是幸福呢？构成幸福的要素有哪些？伊壁鸠鲁将幸福的起点和归宿理解为快乐，由此开创了快乐主义幸福论学派；亚里士多德则把幸福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德性，由此创立了德性主义幸福论学派。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生能够得到的好处”的三分法，即外在之物、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给了叔本华以很大的启示，使他把“决定凡人命运的根本差别”概括为三个方面——“人的自身，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亦即财产和其他占有物”；“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3]。叔本华正确地认为第一方面比其他两个方面对幸福与否产生更根本和更彻底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他把第一方面之间的差异看作是大自然早先确定的观点，因而抹杀了人们后天创造幸福、获得幸福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陷入悲观意志主义的幸福论。
古莱将美好生活即幸福生活归结为三种价值：生存、尊重与自由，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主义的幸福论。在古莱看来，生存即维持生命，与人类最基本需求的满足息息相关。尊重即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活得有价值，受他人尊敬。自由即人们有更多的选择，较少的约束。古莱指出，这三种价值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密切联系：如果生命无法得到尊重，它就不值得存续；如果完全得不到尊重或者生活绝对贫困，也就无法享有真正的自由；说生命存在着因而人们能使生命有意义，这不是同义反复；生命是实现一切人类价值的前提，同时又是这些价值的条件；生活得好是生活的最终理由，所以，所有其他价值都是美好生活的手段。[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肯特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瑟尔沃（A·P·Thirlwall）评价说：“所有这三个核心因素是相互关联的。缺乏自尊和自由产生于低下的生存水平，而缺乏自尊和经济约束，由于产生一个宿命论的意识和对现存次序的接受——加尔布雷斯称之为是‘对贫困的适应’——在一个循环的、永久化的贫困链中相互连接在一起。”[5]
方差分析表明：产量P3与P5处理呈极显著差异，与P1呈显著差异；千粒重P3与其余处理均呈极显著差异，穗粒重P3与其余处理呈显著差异；穗粒数P5与P2无显著差异，两者与其余处理均具有极显著差异。密度处理下，产量D4与D1处理呈极显著差异，千粒重D3与其余处理均呈极显著差异，穗粒重D1与其余处理均呈极显著差异。
二、财富与幸福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及其与幸福的关系？这是发展过程中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古莱进而强调财富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拥有，更重要的是精神中的所有，而且后者才是真正财富的圭臬，包括知识、美德、才能、想象、力量、健康、自由等。财富不仅仅包括个人财富，还包括共同财富。“发展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同样可以发现可能同意某些共同的财富对整个人类而言是必需的，如果他们想要有价值地生存，即使他们不能就涉及研究或行为时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2]14。共同财富包括学校、图书馆、公园、教堂、公路、桥梁、农田、森林、鱼塘、礼仪、节庆、节日等与人类更好生存、尊重和自由相关的一切形式。
这部《辞海》跟随我已经60多年了，我现在有了好多新的工具书，但我还舍不得丢弃这部《辞海》，因为我是靠着它慢慢地成长的。
基于对财富的理解，古莱对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作出了如下的阐述：
就精神财富而言没有一定的上限，但就物质财富而言则有一个客观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足够”。古莱援引乔治·威尔逊（George W. Wilson）的话说，“每个人只应当得到足够的东西使之能够在城邦境内完成命运或者柏拉图所说的特殊教育系统选择他所应完成的工作，根本无需再多”[4]1。古莱认为，尽管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强调“如不说明某人的能力如何以及他发展这些能力有多重要，谁也无法说明多少才是足够”，但还是有某些一致的看法，即过度贫困阻碍人类正常的生活，因此足够“至少意味着能充分满足人的基本生物需求以便他们能把部分精力用于生存以外的事物”。[1]65足够就是“拥有那些人们非此不能‘存在’或‘良好存在’的物品”[4]125。
从食品立法的视角来看，有关部门在现阶段就是要在根源上健全立法，通过运用立法的途径与方式来惩戒制售毒害食品的不良行为。具体在实践中，关键举措在于运用全局观来规制整个过程的食品流通与食品生产，确保食品消费者都可以拥有更为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针对当前各个核心性的立法环节，应当将安全阀全面布置于食品安全立法，以便于开展综合性的安全威胁防控。
这是因为“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4]21，长期贫困意味着极端的不足够，使人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毫无幸福可言，真正的幸福至少意味着生活物品的足够，但这并不等同于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就越幸福。“货品富裕和幸福美满不是同义语：一个人可以拥有富裕但生活平庸，或者拥有很少而生活丰富。”[1]63由此，他批判说：“经济学家作为人，必须谴责浪费和疯狂消费为人的境界的降低。蔑视三千种‘文明的’人需求的阿拉伯贝多因人比鼓吹把人类幸福还原为拥有‘经济物品’的发展形式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智慧。在把发展带给世界的借口下，我们许多西方人或许实际上赋予它为反发展，即说幸福就是拥有更多和渴望更多的神话。”[2]34
这就启示我们，对幸福的考量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财富，但这不是说多多益善，追求内在的幸福才是永无止境的。
由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资源的有限性，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历程中，往往会遇到外界的援助问题，但什么是援助？如何对待援助与幸福的关系？古莱随后给出了回应。
三、援助与幸福
这就启示我们，要严格管控现代技术，特别是不要低估现代技术的副作用，尽可能地使现代技术真正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
采用调查点位土壤样品数据，借助反距离权重插值（IDW）法进行空间插值，并对插值结果进行土壤Cd风险等级评价，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土壤Cd有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北江流域两岸，包括肇庆东南部、佛山中北部、中山市、广州市南端及珠海市东北部（图4）。
一是基本需求优先。“发展援助不是一件慈善行动，而是任何公正的平等的全球资源分配的合理要求。分配公正要求更大的优先应给予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不论他们在地理上处在哪里——而不是去满足其他资源使用者的要求”[1]192。
三是不干涉人权。真正的发展援助应当不以受援国的人权为筹码，援助国有责任不向受援国提供用于侵犯人权的各种资源，包括出售武器、训练警察、武装威胁或镇压等。
二是结果平等。“由于根据最大需求来分配受益存在着结构性障碍，在反对精英决策的斗争为一大优先的社会内才有可能取得相对的成功。要求机会均等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系统的机制以保证某种程度的结果平等”[1]194。
最后，古莱正确地指出，即使发达国家的援助是合理的，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动员自身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而言，也是处于次要的位置。这意味着，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某一时期和某一领域需要发达国家给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因为后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适当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如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
其中，关于如何看待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古莱给出了如下的解答。
1.2.3 寻找实证 根据提出的循证问题，查阅相关书籍和科学文献，在全面了解国内外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治疗和护理情况、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后，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最适宜的健康教育方案。
四、技术与幸福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难以防控的不幸，因此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形象地看作是“一把双刃剑”。
实际上，人们对于现代技术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抵制、渴望和反思的历程。当初，人们因机器大生产剥夺了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从而抵制任何形式的新技术；后来，人们发现现代技术是“走向现代化的护照和进入20世纪的会员证”，它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人类苦难，因而渴望获得并使用现代技术；现在，人们发现现代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特别是对于人类内在的价值观问题，现代技术无能为力，因而必须重新思考和评估现代技术的作用和意义。正如古莱所言，现代技术的确“带来了摆脱来自自然、传统和僵硬社会格局老约束的新自由。……但是现代技术也对采用它的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命定论。进入城市工薪系统的那些工厂工人获得了摆脱父权束缚或乡村禁忌的自由，现在他们却必须上班打卡，匆忙赶车，并且服从现代生活带来的无数压力”[1]12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这就明确了打赢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水平的攻坚战，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满足学生的真需求和真期待，从而拉近课程与学生的距离和情感。
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发展内在地包含着财富、援助、技术、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对财富与幸福、援助与幸福、技术与幸福、文化与幸福以及生态与幸福之间关系的探究，便成了古莱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可见，现代技术的应用给人们带来的不全是福祉，相反会造成人类古老美好价值观的消解，生活意义的失落。的确，“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价值的携带者，也是其破坏者”[7]。出现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技术对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对高效率的过度膨胀，以及对问题解决的过度自信。
古莱认为，解决现代技术这一悖论的根本出路在于将技术进行合理管控，使其始终为人类过上幸福生活的发展目的服务，而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技术要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服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追求与我们的科学相称的智慧；二是采取适宜的技术政策。对于前者，代表现代科学和古代智慧的双方要在尊重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把凌乱的现实构造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对于后者，古莱认为必须满足最大需求，促进自力更生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古莱发展伦理学的视域下，“援助”意指“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帮助，其宗旨是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告别贫困，提高生活质量，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6]。许多国家的援助文件都明确指出，这是“为了一个充分发展的世界和全人类更美好的生活”[4]62。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援助并没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灾难和不幸，因为他们往往以援助为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此，这种援助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一种有毒的赠品”，不是真正的援助。
古莱认为，真正的发展援助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与此同时，与现代技术相联系的问题是文化问题，因为技术文明不仅与幸福相连，还与文化密不可分。于是，如何对待文化，尤其是如何处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古莱发展幸福观的重要内容。
五、文化与幸福
财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渗透于古莱对财富概念的理解之中。他在代表作《发展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指南》中，专门用“财富的定义”这一醒目的标题给予了深入探讨。古莱举例说，卡罗丽娜（Carolina Maria de Jesus）认为财富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能得到基本必需品”；洛佩斯（Barry Lopez）认为“财富的概念应基于身体健康和精神幸福，而不是物质拥有；‘贫穷’指的是没有家庭，没有部落——没有关切你的人们”；佩雷克（Georges Perec）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讽刺道：“他们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他们一无所憾……这是一席豪华盛宴的前奏。可是他们将吃到的这顿饭老实说是索然无味的”；基督教的早期元老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等强调，真正的财富在于其内在自由，它使人们把物质货品用做满足需求的手段，作为培育取得更大满足的更高货品的途径；政治学家道格拉斯·拉米斯（C. Douglas Lummis）说，“共同财富的古代思想与我们今天新兴的（或再度兴起的）环境认识相结合，可以产生‘财富’真正是什么的可取的新意义”。[1]154-159
总量控制阶段主要指人类设定经济社会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上限，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水资源管理的人水关系发展阶段。需求管理是长久实施总量控制的必要手段，主要指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科技、教育等手段，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培育节水文化，激发节水主动性，改变社会用水方式，抑制水需求的过度膨胀。
古莱说：“虽然几十年来发展决策是经济和技术顾问对政治家的专利，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承认发展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问题。”[8]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9]在古莱看来，文化是指意义、规范、习惯与社会制品的现有总和（living sum），它们给予人们作为某个可见社群成员的认同性，而这种社群按照自身的方式对待环境，对待朋友、敌人和陌生者以及确定哪些价值观重要与否。[2]137-138由此可见，幸福虽然与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等有关，但它最内在、最根本的还是精神的幸福、文化的幸福。
按照不同的视角，文化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划分。但是无论怎样划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分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划分。传统虽然历史久远，但其生命力不容置疑：能够为生活提供意义，指导人们正确地行动以及对外来的影响提供接受或拒绝的标准。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性的特征明显，影响力极大：现代性发展所具有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全球化和短时化等特征，使其具有更强的宰制性。正因为如此，在传统遭遇现代性之际，后者占了上风。“在这个世界上保留一块不受现代化影响的‘净土’，一块类似于野鸟保护园的人类文化狩猎地，或许能满足一些人的审美趣味。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群能长期不受到发展的强力影响”[1]56。
因此，令人棘手的问题是：固守传统还是投向现代？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
世界各国和地区根据各自的习惯和实践形成不同的语言符号、民族性格、哲学宗教、神话象征以及意义系统，进而构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世界因此丰富多彩，魅力无穷。而现代性单一大规模文化“以电子传媒、精巧设计的消费品、职业流动性和全球传输的作用模式为特点”[1]170，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趋向同一，文化个性趋向消解。这样传统与现代构成了一对张力，左右着人们的发展趋向。
受城乡地区间经济发展区别的影响，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多、品种丰富，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较低、种类匮乏。一方面集中表现为供给产品地区结构差异，不同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明显的对比，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则比较单调、匮乏。另一方面则集中表现为供给总量难以满足需求。由于城市财政支持丰厚，能够提供数量充足、种类完备的公共产品，而基层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大多停留在以满足基本生活、农业生产等基础生产生活需求水平阶段，这与当前新农村建设下农民希望实现农村发展繁荣、村民生活富裕的迫切需求是完全矛盾的。
但是，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可以走向融合，共同为全人类的终极目的——幸福服务。传统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因此需要吸收现代文化的合理因素。古莱援引一位前英国国会议员的观点，认为“文化毕竟有关人们和日常生活方式——不是纪念碑和纪念品”[1]177。而现代文化需要契合国情、民情，因此需要照顾传统文化的合理关切。古莱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划一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发展计划者在进行抉择时应当警觉到标准化现代技术造成冲淡文化的高昂代价。为了维护文化多样性，计划者应选择保护那种多样性的与工作有关的技术。”[1]177因此，“文化互动的融合模式反对两种相反的极端：一种文化的强暴同化和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被动投降”[1]172。这就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可以并行不悖，甚至走向新的融合，以引领人们实现幸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最佳的态度。
技术和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结晶，而大自然是先于文化而存在的。由于人们不合理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的幸福感随之降低。因此，如何对待自然生态问题也就成为古莱发展幸福观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六、生态与幸福
古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发展不顾及后果，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反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不幸、灾难，甚至人类的自我毁灭。可见，重视生态问题的研究，也是古莱发展幸福观的应有之义。
在希腊词源学中，“生态”一词是指较大家庭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larger household），是生物有机体存在的整个环境。今天，生态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a household word），具有启发性的象征意义（illuminating symbolism）。与“生态环境”相联系的“自然”，作为所有生命的维持系统，是较大的“经济”（家庭管理），其中对“稀缺”物品进行智慧管理的合乎人道的经济得以有效利用。[8]151
回顾人类整个发展史，我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先后经历了畏惧、征服和保护的过程。在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爆发以前，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无法解释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畏惧之心油然而生，生态平衡保持得很好。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就不再那么敬畏了，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大自然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不是我们任意征服的对象。人类应当对过去的征服表示愧疚，对现在的发展表示克制，对未来的行动重新规划。人类应当学会善待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使生态平衡重新得到恢复。否则，人类难逃灭顶之灾，幸福生活也将落空。
鼓励社会力量自助或合作建设的各类创新服务点，在自愿原则下纳入区级图书馆总分馆管理体系，与区级总馆、街镇分馆实现资源整合与分级管理。发挥好民间力量和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打造最美阅读空间，如最美书店“钟书阁”、优秀文化交流空间“朵云书院”、山脚下的书屋“三联书屋”等，充分发挥“阅读+”“图书馆+”的文化集聚效应。
但是，保护大自然，恢复生态平衡，不是说不再开发利用大自然，而是说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大自然。当然，这也不是说取消人类的自由，而是说要使人类的自由建立在“生态智慧”（ecological wisdom）的基础之上。所谓“生态智慧”，意指“人们在其生态环境内探寻将技术运用于资源的最佳模式和规模”[8]152。
营造积极网络环境，减少青少年犯罪事件发生，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对青少年的关注力度，帮他们安全度过人生的转折期。
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如果不再利用大自然，那么将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危及人类的生存；但是如果过于高扬人的自由，那么将会因为资源枯竭、生态失衡也同样会危及人类的生存。由此可见，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无法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因此，古莱主张“人类自由与大自然之间的对立可以纳入一个更大的整体——即‘整体发展’，这是一个包罗三个要素的规范性概念：美好生活、社会生活基础、以及对大自然的正确态度”[1]145。
古莱这种“整体发展”的要旨在于，“没有环境智慧就不能有健全的发展伦理，反过来，没有稳固的发展伦理就没有环境智慧。发展伦理必须参与环境政策的制订，而环境伦理必须参与发展政策的制订”[1]142。所以“真实发展的伦理就是生态智慧的伦理。健全发展责成并实施生态智慧，正如生态智慧（整体和全面地理解）也促进健全和和谐的人类发展”[1]150。
这就启示我们，生态环境是实现幸福的前提条件，因此要自始至终将优良的生态环境作为衡量真正发展与否的标尺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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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5.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605（2019）02-0099-07
收稿日期： 2018-1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BZX095）；长江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古莱发展伦理思想对构建‘幸福湖北’的启示”（项目编号：2013csy004）。
作者简介： 周涛，男，山东新泰人，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发展哲学。
责任编辑：肖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