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阴阳观念形成的知识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阴阳论文,线索论文,观念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4)05-0013-(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14.05.002 一、早期中国二分、对立观念中的知识因素 对立、对称或二分观念，是人类早期普遍形成的一种观念，并且，它也是人类早期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样一些认识或观念早在采集和渔猎的年代就已经建立起来。在采集和渔猎活动中，原始人注意到在自然中普遍存在着对立或二分的现象，如太阳之升降、月亮之盈亏、季节之寒暑、天气之冷暖、草木之枯荣以及方位和动植物形状的对称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对立或二分的最基本知识，也由此而形成了最基本的认识或观念。与整个人类一样，中国人的对立观念也很早就萌发了，并且也应当是在采集和渔猎的年代就已经逐步建立起来的。之后，伴随着原始农耕和技术时代的到来，知识的内容大大增加了，也因此，有关对立现象的认识也增加了，这无疑会使已经形成的观念固定下来并得到强化。考古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大量这方面的资料。 首先，由于农业的发达和成熟，原先在自然现象中所得到的“二分”对立印象有可能被延伸和拓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1.农作物收获数量之多与少与会逐渐使人们形成多与少这样一对观念。例如原始人已经懂得抛荒、休耕与农作物收获的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族学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云南佤族人知道刀耕火种的产量是种子的10倍，而拉犁撒种是15倍。此外，山顶洞人、柳湾遗址及近现代少数民族都有用骨、木记数的实例，这也是产生多与少观念的明证。①2.农作物收获的多与少同时也反映了丰歉观念，而丰歉观念的产生又会导致其他一些观念的形成。如原始人会渐渐意识到农作物的丰与歉实际与地力条件密切相关，于是肥与瘠这对对立观念肯定会随之产生。抛荒与轮作方式就是肥与瘠这一对观念的体现，对独龙族与佤族所做的调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都建立有相应的抛荒和轮作制度。②3.农业生产已经普遍涉及效率问题。这首先表现在耕作方式和工具上。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北方广泛使用了锄耕方式，南方广泛使用了耜耕方式，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时的耕作效率。此外，谷物加工的进步也反映了效率问题。在裴李岗、磁山等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的磨盘、磨棒，这使得大规模加工粮食成为可能。而效率说到底就是快与慢观念的反映。4.储藏同样对于二分观念有重要意义。如磁山遗址储存粮食已有大量窑穴，而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陕县庙底沟三处遗址所发现的窑穴已超过800个。关于窑穴，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这样一些与二分观念有关的消息：第一，其与容积的大小、深浅等观念相关；第二，其与堆积的多少、厚薄等观念相关；第三，既然窑穴是为了储存，那么它也一定与久、暂这对观念相关。 其次，中国原始先民所从事的极其丰富的制作活动对于二分观念的普遍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考察：1.例如对石斧与石楔的比较研究表明，它们有着不同的工作原理：斧的刃部要足够的利，背部也相对较薄，作用于劈；而楔的刃部却可以稍钝，背部则要足够的厚，作用于裁。③这里，我们看到了利与钝、厚与薄两对观念。其他如中原地区广泛使用蚌镰同样是对利与钝现象的深刻认识，而龙山文化陶器器型的蛋壳化趋势则是厚与薄观念的明显反映。2.原始先民进入定居之后，建筑便成了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对立观念，如燥与湿就是其中之一。在北方，这突出体现在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地面涂层上；在南方，其主要反映在以余姚河姆渡为代表的干栏式建筑中。除此之外，建筑活动还包括了许多另外的对立观念，如支柱等构件的粗细与长短、础基的深与浅、房屋的高与低等。④3.制陶是原始先民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从整个制陶活动的发展能够看出其与二分观念的密切关系。例如，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慢轮和快轮先后被发明了，由此，快与慢这一对观念必然会伴随而至。又如仰韶文化时期的陶窑火道和火眼都较少，而龙山文化时期却很多，多和少这一对观念在此又得到了体现。其他如烧造涉及对温度高低即冷与热的认识，竖穴替代卧穴则反映了上与下意识。⑤4.又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已普遍使用了纺轮来进行纺纱。一般而言，纺轮外径较大，重量较重时，则其转动惯量也就较大，宜于纺制刚度较大的粗硬纤维，成纱亦较粗；而纺轮外径较小，重量较轻时，则其转动惯量也就较小，宜于纺制刚度较小的柔软纤维，成纱亦较细。⑥在这里，原始先民又接触和使用了多对对立观念，包括大与小、轻与重、快与慢、粗与细，等等。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也是在此基础上，用于表达这一观念的抽象或概括化形式也出现了。那么，这种概括化形式的最早表现又是怎样的呢？考察表明，二分观念的概括化形式最早是以图形的样式反映出来的。⑦确切地说，最初的二分观念的概括化形式主要是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彩陶纹饰上，表现为一些对称性极强的构图。张朋川的《中国彩陶图谱》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根据这一研究，我们主要可以得到两类形式：其中一类是几何形纹样。半坡类型晚期彩陶上的鱼纹图案就经常变形处理成为几何形纹样，这之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形式即是由对应的三角形所构成的对比图案。另一类是∽形旋纹。例如在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中就有许多类似∽形的阴阳对应图形。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彩陶图案上出现了十分规整的“太极式”旋纹。⑧尤其是其彩陶纺轮上的∽形旋纹，几乎与后世所谓太极图没有区别。按照张朋川的解释：“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的‘太极式’旋纹，等形、等量的阴阳双关纹相依着共用的∽形，不尽地延伸着流动之意。彩陶上的这类阴阳双关纹，互相映衬，虚实相生，相反相成。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变化而相得，对立而统一。”⑨张朋川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的∽形“太极式”旋纹应当已经蕴含着阴阳的寓意。抽象或概括化形式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能够以其简洁性为二分观念在感知觉方面的固化进一步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够以其统一性为二分观念包括在表意和受意方面的应用提供行之有效的工具。由于有了概括化形式，二分观念才不会离散；也由于有了概括化形式，二分观念才得到强化。并且，概括化形式更成为未来思考的基石与平台。总之，中国人的二分对立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应当已经取得了最初始的形态，并且这一形态与后续形态应当是存在着联系的。 二、原始农耕、医疗活动中的平衡观念 对立观念又必然会涉及对称、对等观念，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立平衡观念。对立平衡的思想是以后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也是最有特点的思想，而这样一种思想的源头也是在史前时期的种种知识活动中慢慢形成的。 有关对立平衡的思想或许首先会在农业生产活动这样一个与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知识门类中产生或形成。考察中国原始社会的农业知识，我们会发现它已涉及中国成熟期农业知识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它已经多少具有一些中国成熟期农学思想乃至中国哲学思想所特有的那种特征：注重农业生产活动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注重农业生产活动各环节本身的具体特点；注重农业生产活动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这之中，对立平衡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例如，垦荒与播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但它们之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垦荒阶段中被砍下的树木要焚烧以增强地力，但在焚烧与播种之间必须保持一段适当即平衡的时间，时间太短，草木灰可能将种子灼死，而时间过长，灰烬又可能成为滋生杂草的肥料。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平衡思维与方法的成熟运用。又如，原始人应当已经懂得抛荒、休耕对于农业生产连续性的意义。一片农田在经过一年或数年的使用之后予以适时的抛荒、休耕，有利于这片农田地力的恢复。显然，在这里已经蕴含了某种辩证思想的雏形，也就是原始人对于农田的使用已有了这样一种理解：欲获则止，欲劳则息。不仅如此，抛荒和休耕也是对事物作具体分析和处理的范例。抛荒或休耕究竟多少时间，是否需要翻土，则又是根据具体土质和作物情况而定的。⑩此类思想的文字记载要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它们作为观念的产生或形成肯定要较此早得多。当然，上述观念又与天人观念相关。 同时，有关平衡的意识也在养生、疗病知识这里萌芽。关于养生与疗病的知识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知识领域。从一定意义讲，用火实践、陶器的发明、居住方式的改变，都与人们探索养生和疗病知识直接或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于养生与疗病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许多非常独特的理解，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研究均表明，早期原始先民已认识到治疗活动或方法的多样性与针对性，而平衡观念可以说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成果。例如传说中讲阴康氏时，由于“水陆不疏，江不行其原”，结果造成“阴凝而易閟，人既郁于内，腠理滞著而多重膇。”这里所谓“凝”、“閟”、“郁”、“滞”等都是一种人体失衡的表现。于是，原始先民便创造了“教人引舞以利道之”(《路史·前纪九》)或“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古乐》)的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体重新归于平衡。这样一些意识以后无论对医学还是哲学都有深刻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原始先民用于强身祛病的舞蹈或导引，通常是模仿动物的动作而来。经过长期悉心的观察，原始人意识到，动物的矫健是和它们的活动分不开的，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虎跳山冈、猿攀树枝。正是这些活动才使得动物具有让人羡慕的体格。于是，原始人便开始模仿一些动物的动作，或跑或跳，或吹或吸，猿踞蛇屈，熊经鸟伸。而这样一种模仿就应当包含有对自然本身是平衡的这样一种认识；不仅如此，天人或人与自然相对应的观念也会在这种模仿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 三、三代时期二分、对立观念的发展及对立甚至“阴阳”语词的出现 进入三代以后，伴随着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中国人的思维又有了更大的进步，二分、对立观念也是如此，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了对立语词或概念形式。而语词或概念的出现使得思维与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 卜辞中已经有这样的对立语词，如东西、出入、有无、吉祸等。《尚书》与《易经》等文献中这类对立语词已很丰富，包括有：左右、先后、上下、大小、刚柔、吉凶、从逆、往来(复)、轻重、平陂、泰否、大人(君子)小人、进退、出入、天地、初终、损益、有无、我彼等。而且《易经》中有一整套表示吉凶休咎的对立性语词，包括：吉、大吉、亨、元亨、光亨、利贞、无咎、无悔、悔、吝、厉、悔亡、凶等。这其中相当部分仍是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知识意义上的提炼与总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概念的文字源头与概念的语言源头是不等同的，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即文字要晚于语言。因此，二分、对立语词或概念的实际生成时间可能要早于我们所看到的情况。第二，《尚书》主要是一部政治文献，而《易经》则是一本占卜手册，因此，其中对于二分、对立观念的涉及肯定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毕竟使我们看到了二分、对立语词化后的第一批成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事实上，当我们将视野扩大到知识领域，对立语词及其观念可能就更加丰富和具体。例如这一时期天文学发展迅速，因此，对立语词在这里也会得到使用。这包括二至，即冬至、夏至；二分，即春分、秋分；日有出入，月有朔望。在与天文学相关的地理学中，方位也常常以对应如东西和南北的形式出现。如据常正光的研究，卜辞中有大量“出日”和“入日”的语词。常正光指出，“出日”和“入日”既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空间地理方位的标志。有了日出与日入时的槷表日影两个端点，便可以连成一条线，这就是准确的东西线。有了东西线又可以得到南北方向的引线。而定四方全靠从出日到入日全过程中保持严格的科学要求与程序。进一步，南北线上测得的日影最长最短两极点既可以判知冬至与夏至，东西线又可以验证春分和秋分。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于是春、夏、秋、冬四季也随之而可定了。(11)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由时间上的二分知识与观念发端，引出一系列时间与时间、空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空间与时间之间的二分知识与观念的互动，并且进一步发展出更丰富的季候知识。这些实际上都是中国古代二分观念与思想的重要知识基础或依据，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相应的对立语词。其实，相关的知识基础或依据远不止此，例如由于地域的扩大，在地理认识上就有了海内和海外的区分。且一些论述中的思想已富有辩证内涵，十分精彩，如《诗·小雅·十月之交》中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总之，如果将视野扩大，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期更多的对立观念及其语词表述。 这其中，就与后世哲学概念与思想的联结而言，“阴”、“阳”语词的出现又尤为重要，需单独叙述。关于阴阳语词，过去一般认为，甲骨文中已有“阳”字，但少见，是否有“阴”字仍存疑。而据萧良琼的研究，甲骨文中已有“阴”字，用于天气变化，例如：“丙辰卜，丁巳其阴乎？允阴。”(《合》19781)这条卜辞说的是丙辰日占卜，丁巳日会阴天吗？第二天果然阴天了。又如：“戊戌卜，其阴乎？
己启，不见云。”(《合》20988)这条卜辞说的是，戊戌日占卜，会阴天吗？第二天己(亥)日天启开了，不见云，启是天放晴的意思。又据萧良琼研究，甲骨文中也有“阳”字，但仅见于《屯南》4529，其中有“南阳”一词，南阳应是地名。萧良琼指出，到现在为止，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阴阳变化的材料。(12)其实，在我看来，甲骨文最初的“阴”、“阳”语词中没有阴阳变化的含意很可能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作为“阴”、“阳”的语词与天气或气候的关系，并且在更大的范围上与自然的关系。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阴”、“阳”两字最初与寒暖有关，这正是已经在甲骨语词中已经形成或确立了的。而就自然的意义来说，古人又多从地理地势意义释此二字，高明处为阳，低暗处为阴；山之南水之北为阳，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如《尚书·禹贡》中的“岷山之阳”，《易·中孚》卦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并且还应看到，“阴”、“阳”二字的使用不仅有居住的意义，还有农耕的意义，换言之，不仅有生活的意义，还有生产的意义，这都是“阴”、“阳”语词从一开始就已经蕴含着的。从语词的角度来说，《诗经》中“阴”、“阳”两字的使用增多，据徐复观统计，有8个“阴”字，18个“阳”字。如《大雅·大明》中的“在洽之阳”，《大雅·皇矣》中的“居岐之阳”。并且也已经出现了“阴阳”这一语词，即《大雅·公刘》中的“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也是目前所知“阴阳”这一语词的最早出处。上述“阴”、“阳”或“阴阳”大抵都是日常知识层面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意义，因为语词的出现为后来的哲学概念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在以上这些观念及语词中，我们其实也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阴”、“阳”这对对立语词的张力，也即普遍适用性，这也正是其后来成为表述对立观念及思想的核心概念的基础。 四、《易经》“
、
”符号及转化思想的知识背景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二分、对立观念在中国古代思维与哲学中“大行其道”也是与其符号化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在周代，二分观念已经符号化，其标志就是《易经》中“
、
”这两个符号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种种卦象。 首先应指出，后世不少研究象数的学者在分析《易经》中“
、
”这两个符号时，或者将其直接视作是观象的结果，或者将其直接视作是计数的结果。这些分析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其实，这也是《易传》的基本看法。但是，就起源而言，“
、
”符号与象和数可能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至少与后世象数学意义上的“象”和“数”是没有关系的。《易经》中“
、
”两爻首先与占卜相关。如高亨指出，
与
开始就是一种占卜工具：一长两短的竹管或蓍草。(13)而它们所代表的则是吉与凶两种可能或结果。高亨的看法应当是正确的，“
、
”符号最初应当就是用于占卜，并且人类占卜活动之初的全部目的非常简单，无非是要知道某种行为后果的吉凶状况。也因此，《易经》首先是一部占卜用书，或者说是一部占卜手册。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发展过程中，《易经》的确有可能是包含或吸收了观象和取数成果的。《庄子·天下》讲：“《易》以道阴阳。”这说明《易经》的卦象中也肯定有确切的“阴阳”含义。但庄子所说“《易》以道阴阳”是否仅仅指卦象所体现的涵义，还是有某些来自于自然界的真实消息，也就是说有确实可靠的知识依据或背景，这无疑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种依据或背景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是天文学知识。根据现有了解以及相关研究，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很可能已反映出二至与二分的知识或观念，在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大河村遗址陶器上绘有12个太阳，这也意味着可能已有一年12个太阳月的认识。到了夏商时期，对太阳的周年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掌握，此即《尚书·尧典》中记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殷代以后，逐渐有了十二辰和二十八宿的相关知识。周代的观测应当更趋成熟。《周礼》中对圭表和日晷测日多有记载，如《地官·大司徒》日：“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春官·冯相氏》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这些应当都指向了阴阳观念的知识背景。 基于此，我们不妨可以假设，形成于周代的《易经》在其发展过程中完全可能就利用了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也可以认为，天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易经》产生影响，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在一定意义上就在于反映阴阳四时消息。(14)可以想象，《易经》卦象极有可能就是反映了四季的变化，这也是《易传·系辞上》中所说的“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真实寓意。这里的两仪就是指阴阳或乾坤，是四季循环的基本规律或法则。四象是指二至、二分，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八卦是在四象也即二分、二至的基础上，加上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换言之，八卦实际上就是对季节、四时、阴阳变化的反映，或者说实际上包含了对季节、四时、阴阳变化的反映。 这样一种反映，即认识，可以通过圭表这一最初始的观测工具获得。以四象为例，假设在观测仪器上，反映一年中白昼最长的夏至日投影线端点用乾卦
表示，反映一年中黑夜最长的冬至日投影线端点用坤卦
表示，那么，白昼与黑夜等长的春分、秋分则分别可以用坎卦
和离卦
来表示，其位于表杆处，因正对太阳故无投影。而二至、二分也即乾、坤、坎、离四卦确定以后，又可以确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即震
、兑
、巽
、艮
四卦的位置。其中立冬与立春的投影位于表杆与冬至日投影线端点之间，立夏与立秋的投影位于表杆与夏至日投影线端点之间。如此也就有了八卦。 圭表是最初始的观察工具，在此基础上必然会产生日晷这一圆盘状的观察工具。事实上，八卦的获得很可能就已经与日晷有关。我们不妨猜测或设想，既然古人已知季节是循环的，那么，由冬至到冬至或由夏至到夏至就构成一个整圆。如此，结合方位的知识，二至、二分可以构成圆中的东、南、西、北4个刻度，四立又增加了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刻度，合计共8个刻度，其中每个刻度之间约45天。这实际也就是后世所谓八卦图(图1)：
但天气知识与卦象发展以及之间的互动并未就此打住。就对季节变化的观察和区分而言，在有了二至、二分以及四立之后，更细致的划分也有了可能，例如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概念确切生成于何时已难详考，但就其产生而言，除了大量的观察，除了这些观察背后必然的生活和生产需求外，也很可能与对日晷等仪器的观测记录有关，或者说与某种数字分割有关。从思维不断深入和精细的角度或进程而言，这种在观察仪器上看出、读出也即增加区分刻度的兴趣和严谨是不难理解的。反映在《易经》中，当八卦位置确定后，理论上讲六十四卦中其余各卦的位置都能够得到确定，只是对观测仪器的要求更高。事实上，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器上已经有把圆分成等份的现象，最多至80等分。这说明在当时圆盘与刻度的知识都已经具备。并且，如前所见，此时也早已掌握一年有365日或366日的概念。以此为基础，二十四节气实际就是再将每45天的刻度三等分，也就是15天为一个刻度。而六十四卦依据同样的原理大致也能获得。 五、关于太极图知识线索的推测 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太极图很可能并非向壁虚造，而是天文观测的结果，只是后人解释多偏于玄奥和神秘并赋予其巫术色彩。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大胆地推测，距今45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的∽形旋纹或许也与天文观测有关。换言之，太极图与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形旋纹之间也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这里仍涉及日晷。当然，日晷的圆盘应当是能够旋转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对每日或规定日数的观测来记录或标出∽形旋纹的抛物曲线。而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应当不存在问题。如前所述，快轮制陶需要有圆盘，是可以旋转的。也就是说，制陶所用圆盘或许就有可能对日晷记录或标出∽形旋纹产生过某种启发。假设根据长期的观测，原始先民已经能够以二分、二至概念以及四季周期循环观念作为基础，在圆盘上标出一年365或366天的刻度或大致刻度，则每日按顺时针方向移动一个刻度并标出投影点，或规定数日移动相应刻度并标出投影点，(15)然后连接起来，就可得到相应的抛物曲线。这具体可以演示如下。 如从冬至日起观测投影，直到春分日，其间经过立春，历经90余日，将每日或规定数日观测到的投影连接起来，则可获得一条左旋的抛物曲线(图2)。如从夏至日起观测投影，直到秋分日，其间经过立秋，将每日或规定数日观测到的投影连接起来，则可获得一条右旋的抛物曲线(图3)。如再将上述两条抛物曲线合并，使冬至位于正上方，夏至位于正下方，且处于垂直状态，则成为如下这样一条抛物曲线(图4)。
同理，如从春分日起观测投影，直到夏至日，其间经过立夏，历经90余日，将每日或规定数日观测到的投影连接起来，则可获得一条左旋的抛物曲线(图5)。如从秋分日起观测投影，直到冬至日，其间经过立冬，将每日或规定数日观测到的投影连接起来，则可获得一条右旋的抛物曲线(图6)。如再将上述两条抛物曲线合并，使冬至位于正上方，夏至位于正下方，则成为如图7这样一条抛物曲线。 而有意义的是，上述抛物曲线正是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上的∽形旋纹，我们也可以猜测这也就是后世所谓太极图所显示的图形。 就哲学观念来说，上述∽形旋纹或太极图正反映出了阴阳消息。联系四象，即二至、二分，其中由秋分至冬至间的卦象反映的应是由阳而阴即由暖而冷的过程，由冬至至春分间的卦象反映的应是由阴而阳即由冷而暖的过程。由春分至夏至和由夏至至秋分的过程亦然。并且，这种阴阳消息还具有更为微妙的变化或复杂的性质。如同为由阴而阳，冬至至春分与春分至夏至就有所不同，前者是阴多于阳，后者则是阳多于阴。由夏至至冬至的过程亦然。(16)由此便有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之分。(17)而所有这些也就是以后《易传·系辞传》中所说的思想：“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均见《系辞下》)同样，以后阴阳家的学说以及农学、医学等知识系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了这样的观念和思想。 六、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阴阳”概念的确立及其与知识的关系 西周末年，阴阳语词已经发展至哲学或思想的概念时期。 首先，到了西周末年，“阴阳”语词或概念已经完全呈现或者说确立，并且明显超越了日常知识层面，在很大程度上与“气”观念和语词密切相关，观念内涵日益明显。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和判断：到这一时期，自殷商以来的“阴阳”语词已经与《易经》中的“阴阳”观念逐渐相结合，从而既获得了语词外壳，又具备了观念内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阴阳”语词与观念又是获得知识的支持的。 例如《国语·周语上》中的两则记载。一则记载的是周宣王即位(公元前827年)，不籍千亩，虢文公谏，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 这里的“阳瘅愤盈”、“阳气俱蒸”、“阴阳分布”都是知识意义上的，具体来说都与耕稼或农业生产有关，同时观念也已蕴含其中，特别是“阴阳分布”一语，“阴阳”均衡的思想已十分明显。 另一则即是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二气的失调来解释地震原因的记载：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 上述这段文字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哲学观念的“阴阳”语词或概念出现的最早例证。事实上，这段文字可能并不应被视作具有哲学观念的“阴阳”语词或概念出现的最早例证，而应被视作哲学观念借助“阴阳”语词或概念得到比较充分阐述的最早例证，这其中涉及了包括平衡、辩证等问题在内的哲学思想。而这段文字的地震知识内容也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由以上两则例子可以看出：“阴阳”概念的最初出现是与知识密切相关的，即其所蕴含的观念与思想都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这对后世“阴阳”观念及思想的表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春秋时期，“阴阳”语词、概念以及观念或思想已经在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其中多数都包含有自然知识的内容。例如《国语·周语下》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中讲：“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中讲：“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在这里，“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都是自然意义上的。又如《左传·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记载周内史叔兴回答宋襄公有关“吉凶焉在”的提问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叔兴在这里所说的“阴阳之事”大致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的意思。再如《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的论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医和为了阐明其思想使用了大量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可以说无不与自然或科学知识有关。 之后，“阴阳”作为普遍规律或法则的观念与思想在春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确立，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观念已经高度抽象化或形上化。对此，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所使用的对立语词中清楚地看到。例如齐国晏婴论对立双方相济关系的论述： 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在这段论述中共使用了十对范畴，虽然这些范畴没有完全摆脱具体事物的属性或特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与具体事物或现象的距离，不难看出其对于自然属性的抽象和提升。还有晋国史墨下面的这段著名论述：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我们看到史墨在这里使用了“两”、“陪贰”、“左右”、“妃耦”、“贰”，并得出“物生有两”、“皆有贰也”这样一些更具普遍或形上意义的结论。毫无疑问，这些论述都是阴阳对立概念与思想抽象化或形上化的开始。它还具有某种初始的、简单的性质。而在此之后，孙子、范蠡，特别是老子又会做更进一步的提升，并最终将“阴阳”这一语词或概念完全固化，从而完成对立思维形上化的全部进程。(18) ①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3章《原始农业》中有关内容，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见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②见《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③杨鸿勋：《论石楔及石扁铲》，见其所著《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8—70页。 ④周星：《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见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1—296页。 ⑤参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第4章第2节制陶技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⑥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中有关内容，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⑦中国人早期对立或“阴阳”观念的概括化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或时期，分别是图形、符号和概念，这其中知识作为背景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关于这些概括化形式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著《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中国哲学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相关内容。 ⑧详见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4、188页。 ⑨同上，第187页。 ⑩见《中华文明史》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7、128页。 (11)常正光：《阴阳五行说与殷代方术》，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第249—253页。 (12)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的渊源》，见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1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页。 (14)一般认为西汉孟喜所作卦气说最早将《易经》卦象与四季气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但事实上《易经》本身很可能就已经包含有这种思想。 (15)从获得太阳投影的大致抛物曲线来说，其实并不需要精确到每日，只需数日记录一次，但应当确定，如5天记录一次，或10天记录一次。 (16)寒暑并不完全与冬至夏至对应，但这对于思想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17)按高亨对四象的解释：“四象，四时也。四时各有其象，故谓之四象。”“少阳之爻，以象春也。由春往夏，是阳之增长。”“老阳之爻，以象夏也。由夏往秋，是由阳变阴。”“少阴之爻，以象秋也。由秋往冬，是阴之增长。”“老阴之爻，以象冬也。由冬往春，是由阴变阳。”“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爻乃象四时。”又：“四象，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爻象也。四象以示事物之阴阳刚柔及其变化与否。”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第538—540页。 (18)本文为作者新著《中国哲学起源的知识线索》其中之一章，略有缩减，该书将于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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