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东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中东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众多研究第三世界的学者来说，当民族主义革命（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后，民族主义对新兴的民族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独立后的民族主义究竟该向何处去？这是个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在此，笔者拟通过对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从革命到建设的角色转换问题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它们一般都要经历两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从反对外来殖民侵略和本国的腐朽统治阶段，到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重建的阶段。两个阶段的基本任务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从革命到建设的角色转换问题。中东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性难题。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主题间的历史性转换，直接关系到新兴政权的政治前景和历史命运。
就中东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看，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阶段。自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中东地区开始被纳入西方殖民扩张的视野范围。整个19世纪，在欧洲列强中谈论日盛的“东方问题”，其实也就是对奥斯曼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这充分表明，中东地区已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板上鱼腩。西方殖民体系在中东的持续扩张，对当地人民的社会生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这次不平等的现象比起他们在十字军的最残酷的一次征战中经受得更为严重，因为现代西方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在武器上装备精良，就是在经济生活的技术上也占优势，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占优势。”（注：〔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经济、军事优势，中东地区建立在“朝代国家”基础上的封建统治者的反击，与西方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由此激发起当地民众日益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从青年土耳其运动到凯末尔革命，从华夫托运动到纳赛尔主义，从大不里士的希阿巴尼派起义到礼萨汗的改革。中东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瓦解过程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巩固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等三个前后连贯的历史时期。一言以蔽之，反帝、反殖是这一时期中东民族主义的战略性任务。而中东民族主义所面临的压倒性任务，决定了它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激进的革命主义哲学，基本手段是一种旨在推翻现行统治的武装斗争方式。在中东地区生产方式落后、缺乏类似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中东民族主义运动赖以进行社会动员的思想基础，一则是从源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中寻求最能体现反帝、反殖精神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再则，便是从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具有根深蒂固影响的传统宗教中寻求能够引起群众共鸣的精神资源。然而，这种把宗教与民族主义混同在一起的做法，能否长久下去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纯粹是宗教的文化同一个非宗教的亚文化群只有在流行的思想体系并未看清他们各自的来源或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共存”。（注：〔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著、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因此，笔者认为，构成中东民族主义反帝、反殖阶段的这种合成的思想体系，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最终必然要面临政治分裂的危险和重新进行文化整合的艰巨任务。
事实确是如此。在民族解放任务胜利完成之后，“在亚洲和非洲，对西方的反抗都合并为一场更为巨大的反抗运动——对过去的反抗”。（注：〔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这对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来说，是个更为严峻的历史考验。前文已指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打着反帝、反殖的旗帜来进行政治动员的。因此，就其本质来讲，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一种集体激情的产物，它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来维持的。然而，在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国家建设问题（即我们常讲的现代化问题），这一进程就其根本特征而言，乃是一项复杂而琐碎的长期工程。这与普通民众伴随着凯歌行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宏大心理预期相去甚远。这时，“民族作为整体”的普遍向前运动，已经被一个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运动所取代，这导致了一种不是进步而是令人焦虑的停滞的感觉。（注：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在奋斗目标和行动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能否避免用取得革命胜利年代的经验和做法去应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快完成这种所扮角色的前后转换，是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具体地说，新兴民族国家主要面临这样几个重大问题：(1)如何驾驭和利用民族主义这一情感性的政治力量。(2)如何重新寻找、确立民族主义政权政治合法性的基础。(3)新兴民族国家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出政绩困局。这些问题对任何一个新兴民族国家来说，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答的。
二、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合法性的重建问题
中东民族主义在取得民族解放斗争胜利后，建设国家成为首要任务。但就政治现代化问题而言，这就意味着中东民族主义在创建起新的民族国家之后，它在政治发展方面面临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和难题。
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东民族主义的基本政治资源。由于中东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丰富的石油储藏，使得它从一开始就成为欧洲殖民体系扩张的重要目标。殖民主义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封建王朝在应对外来挑战时暴露出来的腐朽无能，推动了中东各国民众民族危亡意识的觉醒。而中东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以反帝、反殖反封建为号召，这就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民众呼声，因而能够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戴。这使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存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然而，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随着各国民族解放任务的渐次完成，使得这一构成中东民族主义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消逝。中东各国政权被一个共同的问题所困扰：如何适时地把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对政权的广泛支持成功地转移到新的认同目标上来？如何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从当前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使得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存在很大不同。从整体上看，当前中东的政治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一方面超越了封建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又算不上现代民主政体，而正好处在二者之间。当然，这是一种较为笼统的分类。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所说：“不发达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千差万别的，很难根据一种严格的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注：〔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杨祖功、王大东译：《政治社会学——政治学因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84页。）就中东民族主义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看，它使中东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一种民粹主义政治的倾向。
何谓“民粹主义”？根据埃若库特·迪·泰拉的说法，民粹主义是“一种希望获得城市工人阶级和（或）农民的支持，但又不是产生于这两大部分中任何一个自治性组织权力的政治运动”。（注：Nazih N.Ayubi,Over-stating the Arab:Politics and S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ishers,London & NewYork,1995.p.206.）由于中东地区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中东社会形态的发育并不成熟。即使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一般由知识分子或军人集团担任）与普通民众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极为隔膜的，相互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和内在的联系。这样，当权后的民族主义政权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便成了一个十分模糊的问题。在此情况下，统治者自然格外强调政权的全民特性，处处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这使它既有别于以往的殖民统治和传统封建专制，又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正如中东学者阿尤比所指出的：在中东，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直截了当的、情绪化的和令人叹服的，甚至是一体化的(bodily)；由于贫困和摆脱金钱、文化上糟糕处境的情感，使得这种民主化的过程是朝向“人民”的。（注：Ibid.,pp.203-204.）从表面上看，这些政权处处宣扬自己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作为政治美德的源泉，然而它们崇拜的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每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否定态度。纳赛尔曾对叙利亚复兴社会党领导人阿克拉姆·豪拉尼说：“你不要和我谈论人民，我知道群众是怎样行动的！”（注：阿萨德·阿卜杜·拉赫曼：《纳赛尔主义——国内建设实践中的官僚集团与革命》，第55页。转引自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6页。）在这种民粹主义政治观念中，最缺乏的就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人民”首先是作为一个整体观念与各种个人主义构成对立。因此，在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情结的背后，掩盖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政治逻辑。在中东的政治实践中，它表现为一种克里斯马型的专制统治：既然普通民众只能作为整体而不能作为个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自然成为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当然代表。这样，一种看似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性质的政权，便蜕变为事实上的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的政权。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就曾指出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民主发展进程中所起的负面作用：“民族主义常常是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的民主之大敌。……民族主义者也每每倾向于倡导雷同单调的假民主并用它去替代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当权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压制型意识形态，它要求人们严格忠实于民族传统的官方化身之权威。镇压不仅用来对付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性，而且也用来反对可能与民族相抗衡的个人认同的各种选择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具有全能主义的潜质。它能够被视作比其它的个人认同形式更具基本意义的一种无条件认同。”（注：克雷格·卡尔霍恩：《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民主、多样性和自决》。转引自邓正来、J·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61-362页。）
从政治制度化的角度看，中东民族主义政权似乎更乐于与普通民众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而把政党、宪法等现代政治内容视为“程序性”的东西，随时准备跨越过去，直接去发号施令。纳赛尔就曾一再声称，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党派制度：“一党制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意味着政治垄断；多党制也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是当今外国势力渗入我国的一种手段，借以破坏我们奠定的用来动员人民的基础。”（注：阿萨德·阿卜杜·拉赫曼：《纳赛尔主义——国内建设实践中的官僚集团与革命》，贝鲁特，1981年，第55页。转引自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第156页。）在这里，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认同去管理一切事务。这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是背道而驰的。
从政治实践来看，中东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权威或专制政权。这些国家吸收了现代性的统治手段，却没有吸收政府运作的民主逻辑。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所有的中东国家都享受着国际上的合法性，但在其内部，这些国家却缺乏合法性。（注：参见Bassam Tibi,Religions Fundamentalism,Ethnicity and the Nation-State,Edited by T.K.Oomen,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Sage Publications Inc,1997,p.205。）在这些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对自由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等政治信念的认可和共识。相反，在中东政治中，“如果一个政府允许（民众）批评和示威活动，民众会认定政府要么是私下批准，要么是过于虚弱，无力抵抗”。（注：Barry Rubin,Pan-Arab Nationalism;The Ideological Dream as Compelling Force,Edited by Jehuda Reinharv and George L.Mosse,The Impact of Western nationalism,London;Newbury Park.Calif.,1992,pp.185-186.）大体来说，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治可分为温和的权威主义政治和专制的极权主义两种形式。在诸如埃及、突尼斯以及那些统治者们已经赢得他们的人民高度认可的国家，如侯赛因国王的约旦、哈桑国王的摩洛哥、法赫德国王的沙特阿拉伯等，由于这些政权在人民心目中已具有相当合法的地位，因而只要不构成对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威胁，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便可能以一种相对宽松的方式进行统治。另一种是野蛮的极权统治形式。在这些国家中，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制度一应俱有，然而，在政治运行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隐蔽在正规政治制度背后的按照部族、教派分配权力的部族式政治。这种政治是“以一种粗犷的求生存的性质和一种坚持对一定程度的原始的或氏族集团的忠诚为特征的现代以前的政治交往方式”。（注：〔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86页。）在贝都因沙漠中，各部落之间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培植出一种弱肉强食、有仇必报的部族政治传统，即为求得生存，必须对他人施于自己的任何侵犯予以加倍的惩罚。在当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在有些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里，执掌政权的是人数在全国人口中居少数的部族或教派。在此情况下，要想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便只能更多地遵循部族政治传统，依靠军队、秘密警察等国家强力部门和铁血手段。即使到今天，这种情况也未有大的改观。因此，从总体来看，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在政治现代化方面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三、文化认同与文化整合问题
文化现代化既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是推动现代化向深度发展的精神动力。就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而言，它在培植与现行国家体系相适应的共同政治文化方面，同样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首先，从中东民族主义思想体系自身来看。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当前中东的基本政治体系，并非当地社会、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由英、法殖民统治者人为制造出来的。这种“不光彩”的历史出身，以及政治疆域与民族疆域、地理疆域的不对称，使得民族国家本身是否应当存在，也成为在法理上极具争议的问题。正如德国学者贝萨姆·梯毕所说：“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基础，乃是一种舶来品。这种全新的国家模式完全是从外部强加到一个缺乏支撑它所必须的基础性结构的环境中的。”（注：Bassam Tibi,Religions Fundamentalism,Ethnicity and the Nation-State,Edited by T.K.Oomen,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Sage Publications Inc,1997,p.216.）中东民族国家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与之相配套的政治文化的发育迟缓。一般来说，在欧洲是民族形成国家，而其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又是建立在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保障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很自然地被广大民众理解为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政治共同体，因而能够赢得广大公民的普遍效忠和广泛支持。而在第三世界，由于社会发育迟缓，公民权利意识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往往滞后于国家的形成，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直到民族国家建立后，作为国家精神凝结剂的政治文化才刚刚开始培育。“在中东，民族国家是在没有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注：Ibid.,p.218.）因此，中东现行的世俗政权需要不断从理论上进行自我开掘，论证民族国家体系存在的正，当性。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中东各国国情上的巨大差异相叠加，使得中东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和混乱性。这种意识形态的贫困可以通过中东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频频易帜表现出来。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斯兰主义；从倡导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强调本国利益的国家民族主义，再到具有原生政治形态的部族主义，中东国家几乎试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意识形态。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一种包括所有阶级和集团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总的来看，在地区或外部范围内，以理想化的泛意识形态（如阿拉伯主义或伊斯兰主义）情感归属为一方，以未明确表达、未曾理论化的对疆域国家的认同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摇摆。（注：参见Nazih N.Ayubi,Over-stating the Arab:Politics and Sciety in the Middle East,I.B.Tauris Pubishers,Londo & NeW York,1995,p.26。）“缺乏进行统治的基础性意识形态，正好表明了对发展前景的茫然。当代阿拉伯领导人没有显示出对历史影响的深刻理解、对当前能力的洞悉，或对未来偶然性的预见”。（注：Jamil E.Jreisat,Politics Without Process:Administening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World,Lynne Roenner Publisher,1997,p.205.）而中东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为适应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结果人为地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例如，萨达姆在两伊战争期间曾大力宣扬伊拉克的阿拉伯主义者身份；其后，在1990-1991年占领科威特的海湾危机时期，他又轻而易举地抛弃了世俗主义者的标签，转而强调国家的伊斯兰身份；但是，当1991年海湾战争的转折性失败后，随着国际制裁导致的经济剥夺，使得觉醒了的中产阶级对他的支持日渐式微时，萨达姆便更多地依赖部族身份来巩固他的权力基础。（注：参见Adeed Dawisha,Identity 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Saddam's Iraq,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Autumn 1999,Volume 53,Issue 4。）造成中东国家认同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到底，这与中东民族主义自身形象的不稳定有极大关系。美国学者凯马尔·H·卡尔帕特就认为：“（造成中东思想危机的原因）首先是捉摸不定，二是即兴发挥，三是缺乏理性，四是缺乏思想自由和自我批评，五是崇古。”（注：〔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主编、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273-275页。）
其次，从中东民族主义文化整合所处的环境考察。从中东国家所处的文化环境看，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着力培育的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文化重建过程，还遭到来自部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双重挑战。从内部来看，在中东，“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觉醒与公民社会无关，而是同种族或教派等亚共同体和非国家的次级认同相关”。（注：Bassam Tibi,Religions Fundamentalism,Ethnicity and the Nation-State,Edited by T.K.Oomen,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Sage Publications Inc.,1997,p.206.）在中东，真正的认同是与更小的、属于同种文化的种族和（或）教派亚团体联系在一起的。在当代中东，很多正在掌权的政治集团或为寻求权力而结成的利益共谋团体，往往就是以部族或教派为划分单位的。这些利益集团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成员都是以一种部族式的团结一致精神结合在一起，并相互忠诚。而这种忠诚又优先于范围较广的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这种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思维方式，从内部妨碍了中东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从外部来看，如何处理同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关系，始终是困扰中东文化整合的重大问题。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与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由于宗教文化构成了有宗教信仰民族的主体文化，在那些宗教势力占主导地位、宗教影响极深的民族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从一开始就同宗教传统有着血肉联系。中东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它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曾一再受益于伊斯兰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正如阿拉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Zein N.Zeine所说：“伊斯兰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可能被彼此分开。……阿拉伯民族主义既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宗教复兴；它既是世俗的也是神权的；它既是致力于所有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现实的建设性力量，也是一种毫不妥协的反对西方的力量。”（注：Nissim Rejwan,Arab Face the Modern World,University Press of Florlida,1998,p.29.）问题在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所体现的毕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向。因此，当新兴的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推行世俗化发展道路时，宗教力量便开始与民族主义政权分道扬镳，并以批判者的姿态介入现实政治。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伊斯兰主义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诘难和攻击。第一，他们认为把人类分成较小而相互对抗的单位，否定了《古兰经》所说的人类的整体性和普遍性。真主只有一个，他的子孙也应同属一家。第二，民族主义之所以错误，不仅因为它划分人类，而且因为它分裂由忠实信徒组成的社会团体——乌玛。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现代国家，但却破坏了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它的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第三，民族主义建立起新的崇拜目标，即物质主义国家，它使现代国家成为“安拉的一个伙伴”，亵渎了真主安拉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地位。第四，最要不得的正是“西方”特点的民族国家，它是西方的产物。（注：参见G·H·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6页。）在许多伊斯兰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是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意输入的思想，旨在使他们中间出现对抗，使他们变得四分五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穆斯林兄弟会的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盖哈扎里就认为，提倡民族主义无异于回归到过去的“贾比利耶”（iabiliyya，即伊斯兰之前的部族主义时期）。伊斯兰纽带要比基于共同血缘的血亲关系强烈得多。他质问道：“我们怎么可能为民族主义政府而殷弃伊斯兰呢？”（注：Nissim Rejwan,Arab Face the Modern World,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8,p.77.）多种彼此竞争的思想体系的存在，使得中东意识形态领域因互相侵蚀而充满了混乱，这无形中增大了世俗国家政权进行文化整合的难度。而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作为中东民族主义的替代性政治－文化范式即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舞台的崛起表明，现存的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至今仍没有解决好文化整合和文化认同问题。
四、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注：本部分详见笔者：《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思考》，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
在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息息相关。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内在契合性，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民族主义获得了物质力量和政治价值。就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演化不出民族国家；而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就无法进行得那么快速。（注：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页。）因此，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看成是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民族国家精神体现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在价值指向上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由于有了这一内核，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注：参见尹保云：《论民族主义的发展》，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通过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办法，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的，同时，民族主义力图巩固和扩大国家实力（权力）所做的努力，也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而中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这既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有关，也与中东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我们应看到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中东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要求及功能与现代化进程结果是一致的。中东民族主义作为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是通过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如土耳其）或推翻腐朽统治争取民族自强（如埃及）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这就为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发展空间。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排除民族压迫获得民族解放是一切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8页。）如果没有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作为物质基础，所谓的政治独立、国家强大终究是一句空话。第二，中东民族主义为中东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初始动力。由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型的现代化，而国家作为组织经济生活与控制社会的集中权力，则多数是强大的。这样，“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国家力量首先是一种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任务。由于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效忠基础上的现代意识，因而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扩散有助于打破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部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把民众的精力和认同集中到国家层面，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有力推动。正如现代化学者艾森斯塔德所指出的：“通过唤起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可以起社会动员和扮演大众趋同象征的作用。”（注：〔以〕艾森斯塔德著、张旅平等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策略，在许多方面和中东地区的实际与传统基本符合，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一些疆界未定而在民族认同方面仍然摇摆不定的国家中，要比帝国主义更能使人们了解；激进而专制的意识形态，也要比自由思潮和主张自由意志的想法有着更强的魅力。（注：参见〔美〕伯纳德·路易斯主编、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4933页。）第三，中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植根于中东特定社会土壤中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能够适应中东地区现代化、多样化的需求。对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中东国家来说，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个无法绕过的话题。而中东民族主义作为适应本地区特点的政治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种根植于传统之上，同时为求发展又吸取了异质文化某些先进内容的民族主义，则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新认同，从而成为中东国家推动现代化的现实支点。
另一方面，由于中东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和功能的复合体，加之中东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许多变量，因而使中东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中东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的现代化。从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与之相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比较薄弱。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指向上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支持，而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小又往往决定着民族主义“说话”的分量。中东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东民族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内在冲动的产物，因而它缺乏类似西方现代化那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内在推动。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反抗西方殖民压迫和谋求民族解放的目标与行动，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气质型”的民族主义，政治功能是其基本功能。由于这种民族主义没有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所以反过来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一般而言，推动经济现代化更多地是为了巩固政权，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中东国家独立后，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也谋求经济独立，它们较多地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发展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学派和“激进派”的影响。这些学派一般认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贫穷和不发达的根源，主张新独立国家应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与国际市场“脱钩”，通过发展国内工业实现经济独立和经济增长。这种理论符合深受殖民经济体系之苦的新独立国家的感受，也符合其通过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强烈愿望。因此，许多中东国家制定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另外，这种战略易于造成国内垄断和国家权力的滥用，容易“把极权主义国家的作用扩大到最大限度”。因此，有学者用“进口替代症”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产生的弊端。（注：参见李棕：《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从自身来看，中东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内敛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它的政治制度的矛头是内指性的。所以，尽管中东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性的。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包括中东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奉行民族主义的领袖存在着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倾向。正是由于中东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使得政治目标和方法被当作经济目标和方法使用，由此导致了一种“政治性”的经济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指向的影响。中东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性考虑（因此也是不稳定的），决定了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而民族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一旦将发展目标外转，走上民族扩张的道路（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会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挫折。中东问题专家贝萨姆·梯毕就曾指出：“民族动员对前殖民地来说，不是总能产生一种现代化的效果，却往往由于引导民族力量反对某个国外敌人，而使人们看不到现代化的需要。”（注：〔德〕贝萨姆·梯毕著，林小华、关键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形成和民族主义的科学解释》，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6期。）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还面临着政治自强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中东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之处在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它同时承担着对内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对外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从理论上说，二者最终是一致的。因为惟有通过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也惟有国家安全不受威胁，拥有和平的外部环境，才可能全身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但从短时期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矛盾的。在资源给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增加军事开支，必然相应减少用于经济发展的投入。反之亦然。因此，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已成为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就这一地区的现实看，由于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激烈争夺，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并未因国家独立而完全解决政治独立的问题。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尊严，始终是中东民族主义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确立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因而，在中东民族主义者的战略棋局中，抗击以色列扩张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相比较而言，现代化建设毕竟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它太复杂、太漫长，也太艰难，不符合久受欺辱、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证明自己的中东民族主义者及广大民众的迫切心理。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它随时准备把群众的注意力从政府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失败以及无所作为方面转移到别处去”。（注：〔德〕贝萨姆·梯毕著，林小华、关键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形成和民族主义的科学解释》，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6期。）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刚刚从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感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地位提高，远比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更重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是救亡压倒启蒙，经济现代化从属于反对外部挑战的大战略，致使把发展经济视为备战的手段，由此导致了现代化目标的模糊和偏离。
五、中东民族主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定的热点地区之一。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中东国家内部存在的部族和宗教冲突外，绝大部分涉及到中东民族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东民族主义的认识，洞悉纷繁复杂的中东政治表象背后的本质性内容。就现实来看，中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对外关系，主要包括中东国家间关系和中东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两个部分。
1.中东国家间关系：一个渐趋理性化的过程。当代的中东民族主义就源头而言，应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算起。当时，由于欧洲殖民列强的鲸吞蚕食，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日渐分崩离析。为救亡图存，土耳其青年党人开始倡导民族主义思想，采取了“土耳其化”的内外政策。这对从普适性宗教出发把奥斯曼苏丹视为效忠对象的阿拉伯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的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也改弦易辙，强调民族与国家边界同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阿拉伯地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被西方殖民列强以委任统治的形式进行了瓜分。其中，法国控制了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英国占据了伊拉克、巴勒斯坦、约旦、埃及，意大利控制了利比亚。此后，中东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基本上都是沿着殖民主义时代划定的政治疆域展开的。这样，以实现阿拉伯统一为政治理想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所面对的是小国林立的现实政治。因此，在中东国家间关系问题上，究竟是应该改变现实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实现民族统一，还是应该承认现实强调以现行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国家民族主义，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重要问题。
没有明确的理论就没有明确的实践。从中东政治实践来看，长期以来，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一直在国家民族主义与跨国民族主义之间徘徊，并由此导致了中东国际关系的极度混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中东盛极一时。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次次旨在实现整个阿拉伯统一的合并浪潮，如1958年2月1日，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2月约旦和伊拉克宣布组成“阿拉伯联邦”；1963年4月，伊拉克、利比亚和埃及宣布分阶段建立“阿拉伯邦联”等。虽然这些合并因种种缘故未能成功，但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统一的余响至今犹在。然而，这种跨国民族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对外关系准则，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现实尤其与现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直接相悖的。这种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基本准则问题上出现的混乱，使得当代中东国家间的关系极不稳定，从而给某些阿拉伯强国谋求地区霸权提供了可乘之机。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指出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服务于两个国家的地区性霸权的要求。（注：参见〔德〕哈拉尔德·米勒著，郦红、那滨译：《文明的共存》，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这其中，尤以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最为典型。从国际关系准则的角度看，伊拉克的行为明显属于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然而，萨达姆在海湾危机前后的外交宣传中所强调的种种理由，如抨击阿拉伯世界贫富悬殊、唤起宗教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解决阿以冲突、强调阿拉伯事务应由阿拉伯内部自己解决等等，居然赢得了相当大一部分阿拉伯人的认可。（注：参见李绍先等：《一脉相承阿拉伯人》，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124-126页。）这充分表明了中东跨国民族主义在该地区国家现实生活和民众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从国际关系体系整体演变的角度看，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政治单位，乃是因为它体现了对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扬弃，能够成为一种有效而合理的政治单位。（注：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78页。）而那些与国家利益无涉，仅仅依靠政治热情推动的事业，不管其性质多么神圣，意义多么重大，最终都难以持久下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此，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未尝不是如此。埃及出兵也门、叙利亚出兵黎巴嫩以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现实表明，所谓的阿拉伯统一只不过是各国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口号。事实上，只有当各国的政治追求与国家利益指向一致时，才会产生持久的政治效果。就中东国家来说，把这种民族国家形态的民族主义作为中东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进而把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处理中东国家间关系的共同标准，无疑是推动中东国家关系理性化的希望所在。
2.中东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一个有待调整的整体性问题。对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来说，它们如何处理同西方世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世界如何对待中东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事实来看，自近代以来，中东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平衡状态。一方面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不断侵犯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权益；另一方面是中东各国积弱积贫，处于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即使在中东国家独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控制，依然是新生政权的基本任务。对西方世界来说，新生的民族国家政权伸张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既得战略利益遭受威胁的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对新兴的奉行民族主义的政权采取了疏离和敌视的政策。如埃及纳赛尔政权领导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导致了英、法联合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伊朗摩萨台政权因推行石油国有化运动而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瓦解。就中东民族主义方面来看，民族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东政治的主流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它是反帝、反殖的产物。这一背景决定了新兴民族国家的基本政策走向必然是反西方的。直至现代乃至当代，这一反西方立场又因西方世界对中东民族国家的围堵和敌视政策而进一步强化。特别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军事支持，更是令众多中东国家义愤填膺。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以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指伊斯兰国家——笔者）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注：〔美〕G·H·詹森著、高晓译：《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4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西方势力在中东的存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凡此种种，进一步强化了中东广大民众对西方国家的仇视。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在做这些事时，西方是受教会的指使。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注：〔美〕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8-89页。）
从政治现实看，在冷战期间，中东国家在对西方关系问题上明显分化为两大阵营：作为中东政治进步力量象征的埃及、叙利亚等世俗体制国家，表现出明显的亲苏联倾向；而与西方国家交好的反倒是类似沙特阿拉伯、伊朗这样的传统君主制国家。当然，中东各国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因时局的不断变化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如埃及在纳赛尔时期采取了坚定的反以、反西方的政策，而萨达特上台后，埃及对外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亲苏转向亲美，由反以转向与以色列实现地区和解。反过来，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之一，而霍梅尼掌权后，伊朗顿时成为妨碍美国在中东战略利益实现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总的来讲，中东奉行民族主义的国家与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是十分紧张的。在当今世界上，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的敌对国家一共有7个，其中有5个是深受伊斯兰文化熏陶的中东国家，即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利比亚。在这些中东国家看来，美国乃至西方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集中体现，这是导致中东地区贫困、动荡的总根源。而美国也不遗余力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这些国家的内外形象进行妖魔化宣传，同时动用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双重手段来压制这些国家的发展。这种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和敌对行为，使得双方间业已存在的政治－文化矛盾愈加尖锐。这一充满了化约论色彩的对外政策观念，严重妨碍了双方间关系的改善，并成为导致世界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就中东国家而言，与美国采取直接对抗的政策严重妨碍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由于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遭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制裁，结果是伊拉克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沦落为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而美国对中东部分国家一再采取打压政策，激化了中东部分民众的反美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正是部分中东穆斯林对美国极度怨愤情绪的极端化体现。这种长期敌对给双方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深，给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社会生存带来的威胁不可谓不大。因此，对双方来说，它们的对外政策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反思。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