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的误区及科学性判断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中国论文,误区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中国管理研究选题误区 中国管理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管理学者管理研究选题的差异。 郭重庆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历史性突破和面临的挑战出发，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责任，即“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由此，中国管理研究必须是“顶天立地”的。李平则认为，中国管理研究应该专注于发展“中国的管理理论”，而非“中国管理的理论”，进而争取世界管理研究的“话语权”。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中国管理研究的选题大多与对学者考核的政策相关，因此，中国管理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徐淑英将中国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点：①开发性研究多于探索性研究；②欠缺研究的情境化；③理论发展没有实质性进展；④独特的中国管理实践尚不明晰；⑤使用西方管理理论去解释或假设中国管理现象的研究过多；⑥对中国企业组织和管理有创造性研究的理论发展滞后；⑦过度跟进和关注西方研究热点；⑧过于重视发表论文而非追求管理真理；⑨过于关注论文数量而非质量。诚然，上述问题的产生与考核政策导向和学术行政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也是净化学术环境的制度性障碍和难点所在。 毫无疑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衡量研究人员和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区别他们与其他群体的明显标志，但在如今学术行政化的背景之下，真正有水平的学者和论文却未必一定会受到重视和欣赏，原因如下：①有很多学术机构或大学的领导并非高水平的学者，但却手握学者晋升、工作调动和任用的大权，有时候并不是根据学术标准而是其他的指标，甚至个人的好恶来做出有关决定，从客观上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面而不是努力提高学术水平；②由于上级部门或机构对学术机构或大学领导的考核往往也是类似于单纯追逐GDP指标一样的考核方式(如部门或单位中有多少教授或院士，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等)，因此，驱使大家更多地追逐数量而不能潜心研究自己感兴趣和有深度的研究主题，使很多有才华的学者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流于平庸；③在市场化的压力下，有些期刊收取不合理费用，甚至成为“拉关系”和“走后门”的交易场所，这样一来，使论文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位学者的实际学术水平。总而言之，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对国内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很大破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甚至需要经历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这有赖于学术机构和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管理体制的变革。 如何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和开展管理体制的变革并非本研究的主题。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论文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平衡中，放弃质量而仅追求数量必将使一个学者距离国际学术前沿与社会使命越来越远，纵然暂时获得了某种短期利益和回报，也必定会有损自身的长期利益，而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笔者认为，尽管学术行政化难免对学者们会有一定的误导，但真正做出选择的还是学者自身。换言之，无论学术生态究竟怎样，真正的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情操和道德坚守，这也许就是人们讴歌“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的缘由。 对管理学真理和论文质量的追求，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的选题。基于前述问题和分析，笔者进一步专注于管理研究选题，总结出以下5种选题的常见误区：①发现西方研究热点，迅速大量跟进。如果毫无辨识地跟进西方研究热点，而脱离本土现实，虽然可能会在顶级的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却使中国的学术研究沦为西方的OEM工厂，生产大量对国内无用的学术文章。②中国情境验证西方成熟理论。有部分学者热衷于运用或组合西方期刊论文中的量表，通过中国情境的数据验证西方的成熟理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提升学者的实证研究技巧和逻辑性，但毕竟只是在“做练习”。此外，就中国某些问题所提假设的显著性也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管理研究的贡献也是显著的，练手尚可，但一旦成为主流，中国管理研究就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③阅读大量文献，仅关注理论，增加一些并不十分必要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使其更为“系统深入”地对无关痛痒的理论细枝末节进行所谓的“完善”。这部分选题的结果是，已有模型变量越来越多，变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使原本可能一目了然的关系被掩盖在纷杂的箭头中。④关注管理实践，从现象到现象浅入浅出地论述问题，缺乏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分析。⑤热衷于对研究悖论进行更多解释。例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已有大量研究在具体情境中进行了验证，但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其实，两者关系具有高情境化的特点，不同的情境下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只是毫无建树地进行重复检验，这样的结果无非是支持其中一边，在海量文献中再加入微不足道的一篇，研究的价值值得商榷。 归根结底，这些选题方式导致当下中国管理研究中存在“假大空”与“无病呻吟”的误区。 2 管理研究的“假大空”与“无病呻吟” 2.1 “假大空”与“无病呻吟”的概念 我国的管理研究已走过30多年，各种理论分支也越来越多，企业管理实践面对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受西方影响，管理研究的规范性逐渐增强，实证研究俨然成为中国管理学界的主流，进而使得研究选题呈现出越来越细致的趋势；与此同时，对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对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关注，涌现出一系列探索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两端(精细化-宽泛化)，在特定条件下是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但一旦失去这些条件，走向极端，便会出现管理研究的“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问题。 为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笔者首先对两者进行简要界定：①“假大空”式管理研究，指对于一个宽泛的研究题目进行浅入浅出的分析，表现为由现象到现象，或由理论到理论，缺少透彻分析和科学论证。该类研究所选题目可能来源于“长官意志”、学者对问题的不当把握等。②“无病呻吟”式管理研究，指对管理理论和现象的某一细小分支或者方面，甚至是共识和常识的问题进行没必要的、过于细化的研究。该类研究的选题大多是钻牛角尖式的、没有主干的细枝末节，如花费大量笔墨对理论或实践中的共识或常识问题进行过于详尽的解剖。 2.2 “假大空”与“无病呻吟”的现实案例 现有中国管理研究不乏“假大空”式和“无病呻吟”式研究的产物，即便是研究成果发表在公认的管理学顶级期刊上，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一问题。尤树洋等对中国管理与组织研究近30年的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研究选题存在两方面的明显变化：①关注企业体制改革的论文比重降低；②关系/社会网络、制度环境特征、企业集群等主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现今如果再泛泛讨论企业体制改革，那么便很容易落入“假大空”的陷阱。需要说明的是，宽泛的研究选题并不一定都是“假大空”式的。从东方管理的研究来看，苏勇等对1994-2008年中国核心期刊发表的104篇关于东方管理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1994-2003年10年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样本的47%，而2004-2008年这5年间发表的论文则占到了53%，可见学术界对东方管理的重视逐渐增加。在上述论文中，量化实证类的只占6.7%，大部分属于规范研究或者理论探讨。东方管理的研究或中国管理的研究属于开创性研究，虽然研究主题比较宽泛，但却绝不是“假大空”式的。此外，脱离了管理实践的所谓理论研究同样会被贴上“假大空”的标志。席酉民等提出，管理理论的“丛林乱象”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领导理论丛林更是异常“茂盛”。他们以领导理论为例，就针对中国管理研究对西方理论修正产生所谓新理论的现象表达了担忧，认为若全盘接受西方几十种不同的“管理理论”和几百种“领导定义”，进一步地，在中国情境下，在西方研究变量框架中通过加入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的方式，从而创造出大量的“新奇理论”，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将会导致“学术主张漫天飞”和领导理论“碎片化”繁荣的乱象。 “无病呻吟”式中国管理研究的产生与国内过于重定量研究而轻定性研究有关。贾旭东等认为，具有理工科院校及经济学背景的管理学者们受其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定量研究有着“天然”的偏好，将数学模型或严密的数学推理和演绎同研究的科学性画等号。这种方法论偏好下的中国管理研究对管理中的情境因素和人的要素的关注越来越缺少，有沦为一种“数学游戏的危险”，会导致“吃糖模式”管理研究的大大增加，即运用高深优美的数学模型证明了“糖是甜的”这种生活常识。这些研究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模型，研究论证了一种管理常识，其研究结论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无丝毫贡献，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方式却成了中国管理研究的通病。 中国学者对当前国内管理学研究的实证倾向颇有体会。例如，谭劲松曾在2005年举办的一次由20余家中国顶尖经济管理学术期刊编辑参与的恳谈会上，被有些编辑提出的“学术期刊只应发表实证研究”的倡议所震惊。韩巍等对此也深有感触：“在中国最好的那些管理科学杂志上还能看到几篇‘非实证’研究的文章，在中国最好的那些管理学院能有几个博士敢尝试‘非实证’研究的论文，又有几个‘非实证’研究得到了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每个问题都振聋发聩，引人深省。 综上所述，中国管理研究选题同时存在着“假大空”和“无病呻吟”的误区。难怪郭重庆发出中国管理学研究“自娱自乐”、“吃别人嚼过的馍”、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两张皮”、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等感慨。中国管理研究已然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中国管理研究如何选题便成为重中之重，那么为避免“学术灌水”，应该如何判断研究选题的科学性呢？换言之，中国管理研究选题是否落入“假大空”或者“无病呻吟”的陷阱，应如何判断？这是值得学者们深思的问题。 3 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科学性的判断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曾于2006年对该刊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讨论，在所有83位董事会成员中，持“接受更具创新性的研究”的占17%，排在第一位。同样，对于中国管理研究而言，其创新性更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的首要判断标准是创新性。中国管理研究吸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面对的是中国管理实践的土壤，但却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大树下成长，因此，关于理论和实践、东方和西方的争论在中国管理研究中也一直延绵不休。对于理论和实践，《美国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于2011年刊发了一篇评价有贡献的理论文章，其评价标准分为新颖和实用两个维度，其中实用性包括在科研用途或在实践用途方面的实用性。对于东方和西方，近年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呼声越来越高。2011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持召开的“双清论坛”上，以文献为基础，徐淑英指出，发表于国际一级期刊的以中国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即便在西方，中国管理研究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鉴于此，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选题科学性的评价，需要首要考虑创新性，即探索(explore)和开发(exploit)维度；同时，引入研究中国管理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东方和西方(高情境化和低情境化)两个维度。由此，笔者将以理论和实践、东方和西方构建两个象限图，其一用来评价我国现有管理研究的分布，其二旨在为管理研究的科学选题避免“假大空”式或“无病呻吟”式的研究提供借鉴。 3.1 理论和实践 现阶段，我国的管理期刊和学者似乎出现了明显分化，姑且分别称之为学术型和实践型。举例而言，《清华管理评论》、《北大商业评论》和《南开管理评论》出现明显分化：前两者以实践为导向，以规范研究为主，主张立足企业实践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后者则演变为完全学术导向的期刊，发表的论文具有明显的理论导向。学者也因此分化为两类：一类以学术研究为主；另一类则以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表现为企业咨询、培训等，并且两类间存在着相互看不起等不和谐现象。企业同样也对学者产生误解，研究管理却不懂如何经营企业是最为常见的抱怨。期刊和学者的分化导致了管理理论和实践“两张皮”、“上不顶天，下不立地”的现状，而两者相结合的则较少。鉴于此，不禁使人发问，是否存在“顶天立地”的管理研究？ 其实管理理论和实践并不能被割裂。在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论坛上，席酉民曾探讨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认为好理论应当是有实践的理论，好实践应当是有理论的实践，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但这并不能要求管理理论直接给管理实践提供答案，管理理论的重点在于给实践以思想启示、过程参考和促进管理水平提高。由此，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就像从一座山的两边分别攀爬，过程虽然存在明显分离，但登上山顶后会相遇，所以目标是一致的。陈春花等指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应具有问题导向，即“问题优先于方法”，因此，管理研究评价指标应该包括实践维度。顾基发也认为，没有好的理论做指导，管理实践就会在低水平中重复，而磨刀不误砍柴工，因此，需要率先把实践经验提升成理论，再进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TSUI则强调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需要帮助企业改进绩效。 由此可以看出，管理理论需要指导管理实践在中国管理学界达成一定共识。西方经验也表明，诸如Z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和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理论等大都来自企业实践，以解决企业管理实践问题为出发点，研究结论也在当时获得了广泛关注和实际应用。由此，管理研究应该兼顾管理理论和实践，既不单独服务于实践，也不单独为理论贡献而存在，那么，怎样在确保实践导向的同时使研究具有理论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呢？理论的“解释性框架”与实践所要求的“操作性规则”如何才能有机统一？怎样才能使管理研究的读者同时包括学者和管理者？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求中国管理研究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倡导问题导向，并使用规范的方法来展开研究。 若能达成这一共识，便可以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管理研究进行评价。由图1可知，探索性和理论性的管理研究大多具有较为宽泛的研究范围，与之相对应，开发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研究则具有精细化的特点。由此，随着管理研究由理论性向实践性或者由探索性向开发性转变时，代表选题范围的“圆”有逐渐变小的趋势。我国目前的管理研究以开发性为主，即大多数处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表现为用已有理论解释实践现象或问题，或者对已有理论进行所谓的完善和改进，而缺乏原创性的成果。这样的结果导致管理和实践的严重分离，使大量的管理研究陷入要么“假大空”或要么“无病呻吟”的误区，而探索性的解决新的实践问题或者构建新的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