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引领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2005年世界环境日_可持续发展论文

循环经济引领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2005年世界环境日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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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又一个世界环境日到来前,数百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知名企业人士聚首中华环保联合会举行的首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就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各抒己见。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会者认为,从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应该不成问题,但如果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

据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介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我国生态状况调查表明,西部九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青海两个省的当年GDP之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20年集中出现了,呈现结构性、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

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重上升,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增加,环境突发事故增多,环境的隐患增加,生态系统功能不足,环境问题已经制约了我国经济,威胁了群众的身体健康,有的引发了社会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造成上述严重环境问题的原因除人口多、生态条件先天脆弱等客观因素外,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是主要的原因。解振华局长演讲时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德国的1/6,能源利用率仅为33%,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0%,比美国高10%。

据预测到2032年,我国的人口将达到14.5亿,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现在的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工业化的过程中,造纸、酿造、电力、化工等行业将继续发展。

增长的极限:循环经济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到1/5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从1930年到1960年末,世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大污染事件,其中多数发生在1950-1960年。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当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人们才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于是,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保护公共资源等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安定祥和的社会。这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短缺资源的使用而产生的利益摩擦。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共有性质的短缺要素,利用它所创造的利益必须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必须保证它的可持续利用。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这是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理极限所决定的。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循环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循环经济:新型工业化的高级形式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党的十六大指出的方向。国家环保总局权威人士诠释,循环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

循环经济的特征之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污染排放减量化的前提。特征之二是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特征之三是对生产和生活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初次资源的开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污染的废弃物的排放。特征之四是对生产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扩大环保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的规模,扩大就业。

上述四大特征要求大力发展废旧物资的回收与处理适用技术;要求大力发展高附加价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高新技术向污染处理和资源再生产业扩散。它的最终要求是使利用废旧资源的经济效益高于利用有限的初次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极大需求,必将改变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带来新的技术革命。

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要求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按照传统的“单程式”的技术范式,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全面提高资源的技术利用效率,也都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涵,但却不是新型工业化的全部。循环经济要求在这一切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进行技术革命,是新型工业化的高级形式。

多赢循环:“基塘模式”芜湖移山、绿色GDP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姜悦楷称循环经济是有利于整合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多赢”经济。

循环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早已开始。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泠一教授所接触到的循环经济的最早事例是珠江三角洲农民们的发明。珠江三角洲盛产食用糖的原材料甘蔗,加上热带的地理条件,珠三角地区的水稻长势又十分良好。但是在计划体制时代,珠三角和全国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必须完成上级交办的谷物生产量。然而大米价格总不及甘蔗加工成糖的销售收入,为了不至于让自己太吃亏,世世代代居住在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发明了这样一种农产品种植和经营模式,即在水稻田的四周做宽田埂并种植甘蔗,水稻田里放养浅水鱼和鸭子。鸭子吃稻田和甘蔗丛中的微生物为生。待水稻熟了收割之后,鱼被捕捞出售,鸭子也能生蛋补贴家用。稻秸可作燃料,田中肥淤则取出覆盖在甘蔗根基以增肥力,数周之后,丰收的甘蔗亦成为糖厂的主要收购目标。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经济模式,只是当时被称之为“基塘模式”,这就是中国珠三角农民30多年前的发明,现在仍有很现实的应用价值。

芜湖实施循环经济搬掉了三座“山”。粉煤灰山、工业废渣山和生活垃圾山令许多城市头疼。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今天,芜湖市重新审视这三座大山,发现它们原来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于是出现了“芜湖移山”的循环经济模式。

粉煤灰山是以煤为燃料的生产企业的伴生物。芜湖发电厂曾有两个粉煤灰场,一个500亩、一个800亩,历史沉积量达150万吨。试验表明,粉煤灰是绝佳的建筑原料。用粉煤灰制作的空心砌块等新型墙体材料会成为建筑市场的“宠儿”。目前,芜湖的水泥厂、空心砌块厂正纷纷争抢粉煤灰,不到3年,芜湖发电厂那座占地500亩的粉煤灰山就将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

工业废渣山是由冶金等企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料”堆积而成。该市经过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使这些“废料”变成了原料,成了循环经济链的上游。桥北工业区某有限公司熔炼车间,每月产生100吨左右含铜炉渣,这些炉渣按目前市场价5000元/吨出售,可收益50万元。

生活垃圾山吞噬着人们的生存空间。然而,这座山在芜湖如今可是宝贝。作为江苏省目前唯一的垃圾发电厂——芜湖绿洲环保能源公司垃圾焚烧热电厂,今年已“吃”掉6万多吨生活垃圾;由于“饭量”太大,本市的垃圾还不够“吃”。在电力紧张的形势下,这个公司今年已发电5400多万度。

改革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另一重要实践:2月底,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广东、辽宁、浙江、安徽、四川、海南10个省市启动了绿色GDP试点工作。在2004年各省市GDP排名中,被列为试点的10家中有5家在前10名,试点10家GDP之和为54513亿元,在全国GDP中占39.93%。

试点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地区环境核算框架;二是开展污染损失调查,建立地区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模型和估算方式,确定估算技术参数;三是在污染损失调查、污染实物量核算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环境核算。这三方面内容都很专业,简而言之是要通过试点将任何经济活动都脱离不了的自然环境的支付,一是要当作生产要素,二是要量化计入成本。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把生产活动中产生污染而加给大自然的危害进行量化,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将危害计入生产成本,使自然环境得到补偿,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破解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谈到循环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齐建国认为,目前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诸多限制因素。首先是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安排中有许多地方制约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这种税收制度对企业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起到的是抑制作用。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原材料成本较低,其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更高比例的税。再如,我国的资源税普遍较低,造成资源价格偏低,不利于激励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其次,我国尚没有形成适合区域性循环经济网络发展需要的经济机制和政策体系。第三,我国的企业规模普遍小型化,分散化,缺乏规模效益和区域集聚效益,难以形成循环利用资源的网络。第四,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颁布比较详细的促进循环经济的政策清单,对于发展循环经济还没有明确的优先领域和产品目录。第五,在循环经济管理方面,中国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物质流量表,对于企业和地区进行循环经济管理缺乏基本的数据信息。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从企业开始,建立基本物质流量表,在此基础上建立地区和国家物质流量表,这是对循环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全社会的物质流动网络需要政府建立一套科学的方法体系,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调控政策。

如何破解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齐建国研究员说,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短缺的两大压力非常重要的出路。由于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地理特征等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首先,中国不能继续走发达国家从末端治理角度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我们必须从源头做起,在重视废弃物管理和再利用的同时,从资源的开采就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产业布局和优化产业组织,促进产业链和循环经济网络的形成。

其次,通过规模经济和企业集聚发展循环经济。我们必须发挥后发优势,以规模经济的形式进行产业组织构造,不能任由企业自己走原始积累再发展规模经济的道路。这里的规模经济指单个企业应达到经济规模和小企业在区域内的集聚分工与网络化。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难度大,也与产业分布过于分散化、小型化,不利于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处理有重要关系。

第三,必须走政府、企业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资源节约政策仍然是当前中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尽管很多学者都指出,循环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才具有生命力,但是,由于循环经济发展首先以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为目标,即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公益效益为目标,因此,没有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强力干预,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制度的创新比技术更重要。

第四,走循环经济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道路。循环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但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短缺与环境压力的全部问题。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同等重视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和材料,对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进行替代,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这里我们不能把循环经济与高新技术对立起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也应该用循环经济的模式来发展,因为高新技术也有环境污染问题,也要消耗短缺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工业化的普遍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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