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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泰国发生金融动荡，然后波及马来西亚、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特区。临近岁末，日本和韩国也爆发了金融动荡。为了使分析更集中，我们不妨从高楼现象开始探讨东亚发生金融动荡的原因。
1929年由美国纽约股市暴跌引发了西方国家一场金融危机。此前，这些国家出现了一股兴建摩天大楼的热潮。以美国为例，高楼现象的出现，首推1890年建造的世界大厦。此后竞相建造摩天大厦，从而出现了高楼现象。有学者认为，建造摩天大厦本是经济起飞的象征〔1〕。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是与第二次产业革命连在一起的。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两次产业革命使世界处于工业经济时代。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蒸汽动力被应用于制造业生产，开辟了人类发掘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新途径。19世纪末，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电力带来了光明，也带来更廉价而又方便的动力。人类生产力发展进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新的动力产生了新的交通工具，汽车便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产物。以它为代表，工业生产进入了规模经济时代，最能体现规模经济的摩天大厦应运而生。可以认为，高楼现象是工业经济进入以规模为动力的高级时代的表现，而不是经济起飞的象征。规模经济固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也容易引起生产过剩。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衰退终于爆发了。
一、从金本位到黄金价格大跌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高楼现象与货币体制的金本位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顾名思义，金本位意味着黄金是最可靠的保值物，然而随着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金本位一去不复返。1972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黄金告别国际货币体制，失去等价物的地位。 1 997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抛售黄金储备，黄金的身价一跌再跌，突破了每盎司300美元的心理防线，一度跌至每盎司290美元以下。
与黄金价格大跌的同时出现了一个现象：“知识经济”一词被人们炒得越来越热，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关于“知识经济”的含义有多种解释。最简单的解释是，在经济活动中知识作为一种生产投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重要性体现在知识投入可以代替物质投入，从而达到节约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工业经济高度消耗物质资源，是物质经济发展的顶峰。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物质经济的没落。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长而言，物质资源消耗不断减少。以石油为例，80年代初期，石油消耗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为7.0%，而目前仅为1.5%。同样，黄金作为一种物质资源的作用也被削弱，金价下跌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
与此同时，世界金融市场发生巨变。自由化也好，全球化也罢，最重要的变化则是资金流动性加强。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平均交易量从1986年的不到200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5,000亿美元，占全球非黄金外汇储备的比重从37%增至84%。在金本位时代，本国货币不足，就通过出售黄金来弥补。现在，则可以用货币换货币，黄金的货币储备功能越来越弱。当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美国财政部长布雷迪提出以发行债券来缓和危机，即通过发行债券获得资金来偿还债务。这意味着，可以用远期货币解决当前货币不足的问题。黄金同高楼一样，失去了应有的角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金融动荡与生产过剩
东亚在90年代极为集中地出现了高楼现象，各国竞相建造高楼，争创世界纪录。当年美国高楼现象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东亚也没能逃脱厄运，经济增长速度随之下降，并引起连锁反应，全球股市剧烈波动。
针对这个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是世界经济紧缩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导致金融资产价格波动。1929年的股市大暴跌就是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造成的，1997年的形势也是如此。〔2〕另一派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并没有紧缩， 生产能力也没有过剩。〔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表明，自1995年以来， 发达国家的实际国内需求增长率与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基本持平，存货基本没有增加。由于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产值的绝大部分，全球性生产过剩没有发生。
但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先是需求增长过快，自1996年以来则出现了需求不足，实际需求增长率低于实际总产值增长率〔4〕。投资增长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个情况。 1990年以来，世界固定资本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的水平上，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30%增至36%，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从30%增至32%〔5〕。 投资过热导致生产过剩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特有的情况。除了房地产过剩之外，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成品生产过剩恰恰与美国《商业周刊》文章所说的汽车、钢铁、化工产品和电子产品全球性过剩的情况相一致。由于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变化，即服务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制造业仅占20%，制成品生产过剩没有带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因此，不能简单地与工业经济为主导的1929年的情况作类比。
三、东亚金融动荡的结构和体制因素
对东亚金融动荡原因的看法不一。有人指责国际投机者是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元凶；有人认为宏观经济不稳定是造成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但从高楼现象看，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缺陷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世界经济的奇迹，但从高楼现象的再现可以看出，它们盲目模仿发达国家已抛弃的做法，经济发展存在落后的一面。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技术创新、节奏加快的时代。新技术迅速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经济变化之快，更让人应接不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不但要适应这个时代特征，而且更应努力走在时代前列。令人遗憾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经济还处于落后状态，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制成品生产过剩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
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也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近年来，世界出现了许多高新技术，如克隆技术、航天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等，但却不见日本有什么新技术。80年代，日本人一门心思搞高清晰度电视，而数字化电视的出现，使高清晰度电视黯然失色，日本家用电器工业的竞争力大受其害。至于电脑产业、微处理器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日本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只能追随他人。
一个缺乏技术引导的产业结构向何处去？落后首先体现在产业结构上。早在7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就开始持续下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制造业就业比重从1970年的28%左右降至1994年的18%左右。其中，美国从1965年的28%降至1994年的16%，欧盟从1970年的30%降至1994年的20%。今后10年，它们的这一比重可能降至14%。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已达73%。相比之下，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仅从1973年的27%降至1994年的23%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只达到60 %左右〔6〕。可见，它还没有彻底摆脱工业经济时代。
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正处于工业现代化阶段。发达国家在发展知识经济之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既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机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它们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部门过分集中，如加工业和房地产。经济开放程度高和高速增长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同时发展这些部门，加剧了产业结构趋同化，导致生产过剩。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外资投向房地产，激化了高楼现象。例如，泰国私人部门的700 亿美元外债的大部分和外国直接投资的1／3用于房地产。而且，加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主要靠低廉的价格。当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时，出口价格也随之波动，削弱了国际竞争力，减少了外汇收入。据计算，1990— 1 996年，由于美元汇率变动，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收入下降的幅度最高达20%。
政府引导企业的方式加剧了东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投资增长过快与产业结构偏差相结合，是政府错误引导与市场扭曲相结合的产物。汽车是最明显的例证。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展民族汽车工业，政府把它作为经济发达的象征，列入产业政策鼓励的重点部门。同时，在市场上，汽车价格偏高，企业有利可得。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激励”的确刺激了汽车生产，但也造成了生产过剩。韩国起亚公司的破产和1997年末汉拿公司的破产，都说明韩国政府引导大企业发展的方向值得反思。
日本政府对大企业，包括证券公司保护过度，但对其法律监管不严。山一证券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帐外债务高达21亿美元。所谓账外债务是指公司在任何财务报表中都没有记载的债务。在一个法制社会，如此大的证券公司公然犯下如此错误，连日本大藏省都“震惊得无言以对”。可见，日本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特殊体制是到非改革不行的时候了。
企业经营方式也很落后。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日本企业固守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经营方式。它们不肯裁员，也不愿砍掉多余的管理机构，一心等待经济增长的恢复。需求不如人愿，企业经营困难，亏损在所难免。这时，日本企业独有的融资体制起了不良作用。企业股份大多掌握在所谓机构发行人手中，对企业经营监督不力。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挽救企业继续向它们贷款，加之房地产过热，银行坏账增加，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证券公司面临困境。如此恶性循环，发生金融体制性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亚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资金流动性差。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本来不缺资金，只是因为资金难以流动到需要的地方，造成银行坏账，企业负债而倒闭。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很高，但资金的流动性更差。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不发达。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只是金融动荡的表面原因，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造成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是深层次原因：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债券筹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贷款，资金流动性差，不适合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1／4是消费性贷款，1／4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债券市场不发达，外资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汇率贬值。
东亚经济是在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是，赶超不能等同于模仿，赶超更不是一切从头做起，经济增长方式和市场体制都是如此。高楼现象就是一种简单地从头做起，过度发展汽车更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如何结合，仍值得认真研究和实践。高楼现象说明，经济发展仍须政府发挥有益的作用。市场力量不可抗拒，但政府行为更不可忽视。知识经济固然刺激了市场竞争，但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互联网络发源于美国国防部的信息网络是一个例证。资金流动加强对经济发展有益，但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东南亚金融动荡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全球股市暴跌是对政府监管金融市场能力的一次检验。1997年，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世界银行以此为主题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政府为市场发育提供机构的基础，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提高自己的能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年会上强调，建立高效而又廉洁的政府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对发挥市场功能有积极作用。东亚金融动荡的缓和需要国际援助。亚太经合组织把培育安全高效的资本市场作为成员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内容。东亚金融动荡的教训表明，政府改革是必要的。根据一些国家的改革经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相对容易，见效也较快，涉及法律、金融体制及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的体制改革则是相当困难的。从东南亚的教训看，加强中央政府制定具有战略性政策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使这类政策更具透明度和竞争性，是提高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关键。
四、1929年的世界性恐慌会不会再现
从高楼现象、金融动荡、金价暴跌和重新重视政府作用来看，1997年与1929年有许多相似之处。东亚发生金融动荡之后，不少人担心全球经济衰退即将到来。担心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30年代的大衰退就发生在产业革命的转折时期。但是，知识经济不但改变了经济结构，也起到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上世纪之交的产业革命，是以能源和原材料的大规模供给为基础的，物质资源供给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举足轻重。这一次产业革命以信息化为动力，以节约能源和原材料为基础，物质资源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减弱。经济信息化起了价格稳定器作用，使价格波动程度减弱。上一世纪之交，即1890年之后的40年间，电力价格下降了65%；而1995年的电脑价格仅是20年前的万分之一。〔7〕7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经济领域， 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因而，电脑价格下降有助于制成品价格的稳定。
经济全球化起了供给与需求稳定器作用。随着国际贸易增长率持续超过世界产出增长率，它占产出的比重上升，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世界范围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国际贸易的稳定作用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进口增长率持续超过世界进口贸易增长率，占世界进口贸易的比重增加。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使经济更加稳定。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使商品、服务、资金、技术和信息等交易更为直接，减少了中间环节，从而减少了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价格信息在互联网的传播更为直接和迅速，更容易平衡供给和需求。它如同大的批发交易市场一样，更容易使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从而稳定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12月的预测表明，199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达到3.5%。尽管这比原来的预测要低，但仍高于1970—1997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看来，全球经济衰退不会轻易到来。
但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金融动荡及信息革命的影响不可忽视。经济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对投资者的影响表现为投资的聚集效应，即机构投资者同时采取同样的投资行为〔8〕， 也表现为同步效应。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因此大进大出，股票价格大幅度波动也在情理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受外来投资过热的一个原因。有人预言，东亚将成为世界工业中心，但防止工业生产过剩的任务相当艰巨。
正当人们轻松地谈论知识经济时代之际，全球金融市场发生剧烈动荡。看来，人类步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也并不轻松。近年来，金融资产价格大涨，其中最典型的是股票价格大幅度上涨。在知识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技股首当其冲，其价格涨幅遥遥领先。1997 年1月2日至10月29日，美国高科技股涨幅达1／3。与此相应， 纽约道—琼斯股票平均数也一度超过了8000点的历史最高纪录。过去三年，由科技股带动，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数涨了三倍，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不到50%。科技过热，总要纠正，总要调整，全球股市暴跌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调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大调整的时代，东亚经济更需要大的调整。
注释：
〔1〕 《经济日报》1997年12月6日。
〔2〕 [美]《商业周刊》1997年11月10日。
〔3〕 [英]《经济学家》1997年11月15日。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10月。
〔5〕 [英]《经济学家》1997年11月15日。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
〔7〕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1996年，第17 页。
〔8〕 世界银行《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