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边塞诗论文,文人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为文学创作的实绩所证明了的。它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文人入边幕，因而有机会走向边地绝域，领略边地的战斗风采和奇异风光。像岑参便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对于文人入幕在盛唐的情形，学界尚未做过很细致的分析，一般人都认为盛唐时代知识分子赴边是一种普遍的时代风气，“在盛唐时代，由于国势强盛，交通便利，与边境各少数民族交往的密切，特别是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欲求仕进，每遇战事常常把投笔从戎作为‘蹑级进身’之捷径。”（肖澄宇《关于唐代边塞诗评价的几个问题》，见甘肃教育出版社《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这基本上是唐诗研究者的共识。确实，文人入幕是促进了边塞诗的长足发展的，但问题是人们所估计的知识分子赴边的规模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是否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措词上较为谨慎，但并没有作任何辩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殆缘于明代胡震亨如下一段话的影响：“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如何，然后同调萃，唱和广。《摭言》称：李固言在成都，有李圭、郭圆、袁不约、来择诸人从公，为一时莲幕之盛，惜其诗不传。惟裴度开淮西幕，有韩愈、李正封郾城联句诗；徐商帅襄阳，有周繇、段成式、韦蟾、温庭皓汉上题襟集；崔璞领吴郡，皮日休为从事，有吴士陆龟蒙、司马都、郑璧、魏朴、颜萱及陇西李縠、南阳张贲，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其人故掌签之遗秩，其诗亦应教之绪篇也与？”（《唐音癸签》卷二十七）
这是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一段话，但它却是有相当多的问题的。例如胡氏此处言“节镇幕府”，又云“崔璞领吴郡”，显与事实不符：皮日休为苏州刺史辟为军事判官，不属“节镇幕府”，只能算是支郡（州）幕僚。另外，胡氏这一段话，含混而易使人产歧义者有二：其一，“节镇幕府”下引高适、岑参、杜甫为例，言“比比而是”，意指盛唐情形。按杜甫安史乱起，流亡入蜀，为严武所辟，与高适、岑参入边幕，在时间上不能等同处理，应列入中唐。“比比而是”承高适等而下，极言其多，亦过于含混。其二，“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的概括不严密。若对盛唐作一调研，便知事实并非如此。所谓“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者，只是安史乱后中晚唐的大致情况，幕府文人之盛，也以中晚唐为最，如上列李固言、裴度、徐商等。总之，后人因胡氏的“比比而是”而得出盛唐文士入幕乃一时风会，广大知识分子均投笔从戎的结论，是值得讨论的。
根据《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七十八），盛唐几个主要边镇的设置情况大致如下：“朔方节度使，开元元年十月十六日敕：‘朔方行军大总管，宣准诸道例，改为朔方节度使，其经略、定远、丰安军，西、中受降城，单于、丰、胜、灵、夏、盐、银、匡、长、安乐等州，并受节度。’……天宝五载十二月，除张齐丘，又加管内诸军采访使。已后遂为定额。”“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以前，称天兵军节度。其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东节度，已后为定额。”“天兵军，圣历二年四月置。大足元年五月十八日废。长安元年八月，又置。景云元年，又废。开元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张嘉贞又置。十一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开元元年十二月，鄯州都督阳矩除陇右节度，自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十五年十二月，除张志亮，又兼经略、支度、营田等使，已后为定额。”“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廷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开元二年四月，除阳执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十一年四月，除张敬忠，又加经略使。十二年十月，除王君，又加长行转运使，自后遂为定额也。“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三月，杨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范阳节度使，先天二年二月，甄道一除幽州节度、经略、镇守使……天宝元年十月，除裴宽为范蒸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已后遂为定额。”“剑南节度使，开元五年二月，齐景胄除剑南节度使、支度、营田、兼姚、
等州处置兵马使，因此始有节度之号。”《唐会要》记载或有出入，但大致不误。因此，可见这几个边地重镇设立时间在开元前后，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起，前后约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文士入边究竟有多少人，是否“比比皆是”，我们当从实际出发去寻求解答。
所谓“文士”，有人称“知识分子”，其界限较难确定。可有几个参照系：一是登科进士，唐代科举取士，诸科中尤重进士，试以诗赋。一般说，进士及第者当为“文士”。二是有作品（诗、赋、杂文）留存者，偶尔为之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比照这两点，大致确定文士的范围，庶几得之。据《登科记考》，先天二年（开元元年）进士71人；开元二年17人；开元三年，21人；开元四年，16人；开元五年，25人；开元六年，32人；开元七年，25人；开元八年，57人；开元九年，38人；开元十年，33人；开元十一年，31人；开元十二年，21人；开元十三年阙（未停考）；开元十四年，31人；开元十五年，19人；开元十六年，20人；开元十七年，26人；开元十八年，26人；开元十九年，23人；开元二十年，24人；开元二十一年，25人；开元二十二年，29人；开元二十三年，27人；开元二十四年，20人；开元二十五年，27人；开元二十六年，23人；开元二十七年，24人；开元二十八年，15人；开元二十九年，13人；天宝元年，23人；天宝二年，26人；天宝三载，29人；天宝四载，25人；天宝五载，21人；天宝六载，23人；天宝七载，24人；天宝八载，20人；天宝九载，21人；天宝十载，20人；天宝十一载，26人；天宝十二载，56人；天宝十三载，35人；天宝十四载，24人。前后计约一千一百多人。如果加上诸科有文辞者就不计其数，高适即为有道科中第。结合《全唐诗》、《全唐文》的作者，这一阶段文士亦相当可观。《旧唐书·高适传》云：“天宝中海内事干进者，注意文词。”文士进身也非入边幕不可。如此庞大的文士阶茬，入边地幕府者是屈指可数的，下面我们作具体的分析（主要依据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亦如《登科记考》一样，我们考证盛唐文士入幕者也不能非常全面，但可考出者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抽样检查的依据。
朔方：郭虚已，《新唐书》卷一○一《萧嵩传》：“（开元）十四年，以兵部尚书领朔方节度使……嵩表裴宽、郭虚已、牛仙客置幕府。”《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二收郭虚已诗一首，《千唐志斋藏志》存其撰《墓志》一篇。牛仙客，《全唐文》卷三○○收文六篇，《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三收其诗一首。郭、牛二人皆武夫，诗文恐为他人代作。萧直，据《全唐文》卷三九二独孤及《萧直墓志铭》：“十岁能属文工书……十七举明经上第，名冠太学，二十余以书记参朔方军事。”杜鸿渐，《新唐书》卷一二六《杜鸿渐传》：“鸿渐第进士，解褐延王府参军，安思顺表为朔方判官。”
陇右：哥舒翰，《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忠嗣使翰击吐蕃，有同列为之副，倨慢不为用，翰挝杀之，军中股慄，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全唐文》收其文一篇，《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三收诗一首又二句。哥舒翰明为一介武夫。严武，《旧唐书》卷一一七《严武传》：“严武，中书侍郎挺之子也。神气隽爽，敏于见闻，幼有成人之风，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弱冠以门荫策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迁侍御史。”武能诗，多散佚，《全唐诗》卷二六一仅录存其诗六首，《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三补诗一首，《唐文拾遗》卷二二录文二篇。
河西：薛仅，开元十六年，才高未达，沈迹下僚科登第，《全唐文》卷三六二徐季鴒《屯留令薛仅善政碑》：“羽林大将军杨敬述持节河西，以才略奏请充管记，秧满，授江阳丞。”牛仙客，《旧唐书》卷一○三《牛仙客传》：“开元初，王君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委信之。”郭虚已，《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乃以嵩为兵部尚书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嵩仍请以裴宽、郭虚已、牛仙客在其幕下。”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一四《凉州赛神》，原注：“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王维开元二十五年秋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参《唐才子传校笺》）。许远，《旧唐书》卷一八七《许远传》：“远清干，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全唐文》卷三四五收文二篇，《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三收诗一首。高适，《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主翰掌书记。”吕諲，《旧唐书·良吏传》：“吕諲，蒲州河东人……天宝初，进士及第。”《新唐书》卷一四○《吕諲传》：“哥舒翰节度河西，表支度判官。”萧昕，《唐诗纪事》卷二七：“昕，字中明。再中博学宏词科。初为哥舒翰掌书记。”《全唐诗》卷一五八存诗二首，《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八补诗一首，《全唐文》卷三五五存文十篇。严武，《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諲为支度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李华，《全唐文》卷三二一李华《祭刘左丞文》：“维年月日，左补阙赵郡李华谨奉清酌微奠祭于故国子祭酒刘十兄之灵……哥舒表华掌记辕门。”李华有后人辑佚之《李遐叔文集》四卷，《全唐诗》卷一五三存诗一卷，《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五补一首又二句。杨炎，《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全唐诗》卷一二一存诗二首，《全唐文》卷四二一、四二二存文二卷。
安西：岑参，参《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岑参《优钵罗花歌并序》：“天宝景申岁，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李栖筠，天宝七载进士第，参《登科记考》，《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府判官。”《全唐诗》卷二一五存诗二首，《全唐文》卷三七○存文二篇。萧沼，《唐诗纪事》卷二三岑参《天山雪送萧沼归京》，《全唐诗补编·续拾》录萧沼诗一首。张谓，参《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全唐诗》卷一九七存诗一卷，《全唐文》卷三七五存文二篇。
河东：王翰，《新唐书》卷二○二《王翰传》：“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全唐文》卷七○八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典兹羽檄，代有英髦。间者吴少微、富嘉谟、王翰、孙逖咸有制作，存于是邦。”疑王翰曾为河东幕僚，《全唐诗》卷一五六存诗一卷，《全唐文》卷三五五存文一篇。孙逖，《旧唐书》卷一九○《孙逖传》：“黄门侍郎李暠出镇太原，辟为从事。暠在镇，与蒲州刺史李尚隐游于伯乐川，逖为之记，文士盛赞之。”《全唐文》卷三○八至三一三存文六卷，《全唐诗》卷一一八录诗一卷。
幽州：樊衡，《全唐文》卷三五二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疑为幽州薛楚玉幕僚，开元十五年武足安边科登第。徐浩，《旧唐书》卷一三七《徐浩传》：“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少举明经，工草隶，以文学为张说所器任……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奏在幕府，改监察御史。”《全唐诗》卷二一五存诗二首，《全唐文》卷四四○、《拾遗》卷二七存文六篇。
剑南：杨仲昌，《全唐文》卷二三五席豫《唐故朝请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国高都公杨府君（仲昌）碑铭并序》：“剑南节度使益府长史韦抗奏公为管记，飞书之急，倚马立成。”蔡希周，历任西川张守浩、张敬忠、裴观幕职，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蔡希周墓志》。《全唐诗》卷一一四存诗一首。许远，《旧唐书》卷一八七《许远传》：“章仇兼琼镇剑南，又辟为从事，慕其门，欲以子妻之，远辞。”
以上的统计，有两个误差，一是现存材料的限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二是文士标准参照进士及第和作品留存尚有其局限。如哥舒翰、牛仙客、郭虚已等显为武夫，又如许远，《全唐文》存文二篇，《全唐诗补编·续拾》存诗一首，却不以文名。唐代前期边幕多武人，或虽为文士，亦能知兵，如高适、杜鸿渐等后都为方面大员，统一方军事。尽管如此，我们既确定了这两个参照系，就以此为标准，文献记载其为掌书记，但无作品留存，亦无进士及第之记载者仅两三人，也没有统计入内。就是这样，我们的统计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上，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约四十年间，七个边地重镇，其入幕文士仅二十余人，这和其间千余文士相比，可谓小矣。
盛唐文士有游边者，此与文人入幕不能同一对待，入幕相对稳定，时间较长。游边只是出于某一心态，观赏和了解边地风光和边地战况，而且游边者一般不会深入，只是在幽蓟、河东一带，也许如今日之旅游，其亦不限于边地。当时京都长安，地处西北，文人游边却反而多为东北，看来其主要还不是向往边地、求名立功的需要，舍近而求远，大有文章。此可再深入探讨，其要一是受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风习影响，以壮其气；二是幽燕比较安全，既可以满足文士的某种需求，也可以少付代价。有游边经历的重要作家如崔颢、李白、王昌龄，《河岳英灵集》云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人们都认为崔颢约有从军边塞的经历，似可讨论。所谓“一窥塞垣”并非即从军，若从用字上考虑，《河岳英灵集》作“一窥”极准确，只是指曾到过边地，崔颢《结定襄狱效陶体》：“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顾问边塞人，劳情曷云已。”既是从军河东边幕，他又为何将自己和“边塞人”分开，至于崔颢以何种身份巡察结狱尚不能定。李白曾游燕蓟，王昌龄或言有可能去过西北边防，有亲历行伍的体验，但也只是游边。
文士入幕毕竟还是少数，与其个性也很有关系。严武，《旧唐书》本传称：“神气隽爽，敏于见闻，幼有成人之风，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王翰，《新唐书》本传称：“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高适，《河岳英灵集》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旧唐书》本传云：“少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岑参，其个性文献语焉不详，杜甫称“岑参兄弟皆好奇”，这种“好奇”的禀性，是其能深入“绝域”的内在驱动力。“好奇”用之于文学，可以“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岑嘉州诗集序》）但以之入仕恐有不当，故《为补遗荐岑参状》（《钱注杜诗》卷二○）只赞许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而不提其“好奇”。同样好奇，何以岑参、李白有别，除各人的际遇外，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在艰苦面前的承受能力不同。岑参“早岁孤贫，能自砥砺”，李白属才子型，大多言过其实，耐不得辛苦。另外，盛唐大诗人还有杜埔、王维，杜甫沉稳忠厚，不会走边幕，他宁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王维二十一岁就及进士第，仕途较顺利，如不是奉使也不至于赴边幕。
我们认为，胡震亨言盛唐文人入节镇幕府“比比皆是”以及后人由此引发的盛唐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入边幕蔚为风气的说法大有偏颇之处，其误在于以偏概全。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真正是边地幕府中的士人屈指可数。那种说他们“因缘幕府、蹑级进身”的看法同样与当时情形不尽吻合，盛唐不能与中晚唐相比，高适由河西返长安，如不是安禄山反于范阳，连从八品上的监察御史也未必能得到。岑参两次出塞，抛去青春年华，到了凤翔，因人推荐，才做了右补阙，仅从七品上。不错，盛唐诗人中并非只有高、岑说过“功名只向马上取”的豪言壮语，但大多数士人仅仅停留在愿望上，没有付诸行动。李白游燕蓟，未能深入西北边陲，他“方陈五饵策，一使胡尘清”，气势恢宏，但那“五饵策”极可能是些虚泛不实的内容。杜埔比较现实，十年困守长安而未走边幕。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高适、岑参，特别是岑参能走向“绝域海西头”，从个人性格、品格及创作上都会给以更高的评价。设想没有高、岑的入边，唐代诗坛也许就会没有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那只有唐人用自己达到的诗歌创作水平在传统题材的因袭中加入现代生活内容的一般作品。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高适、岑参，特别是岑参能走向“绝域海西头”，应从个人性格、品格上寻找原因。或者说，高、岑的入边以及唐代诗坛上产生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乃取决于作者的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的现象。总之，盛唐有无“边塞诗派”的讨论，应是有比较明确的答案的，即没有这一诗派。
二
盛唐边镇有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后皆为幽州）、陇右、剑南及岭南王府经略使，相比较而言，安西、北庭、河西而外，都与内地相接，但大多文士（特别是著名诗人）却舍近求远，高适入河西幕，岑参入安西北庭，偶然现象中当有一定的规律可探求，其中蕴含着入边土人的价值取向。为了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当时边镇的情况进行简要的分析。
据《旧唐书·地理志一》，“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管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北庭节度使治所在北庭都护府。“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府治在凉州。“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范阳节度使理幽州。“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武、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治在鄯州。“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剑南节度使治在成都府。另外，“岭南王府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五府经略使治在广州。详列如上，则可以了解各边镇的设防和任务。接着，进一步分析边地形势和安危，以阐明开元后期至安史乱前入边文士的选择。
盛唐的边患主要是吐蕃，保卫大西北，捍卫河湟、陇右是边塞的任务，战争不可避免。这里将边镇的一些重要战事列举如下，材料据《资治通鉴》。安西，开元二十三年冬十月，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拔换城。二十四年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御。天宝九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天宝十载，石国与诸胡、大食与唐战，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天宝十二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至菩萨劳城……遂大破之，受降而还。河西，开元二十五年二月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开元二十六年三月，吐蕃又寇河西，崔希逸击破之。天宝元年十二月节度使王偅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幽州，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十二月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开元二十七年幽州将赵堪、白真拖罗击奚，败，守珪隐其败状，以克获闻。二十八年秋八月，幽州奏破奚、契丹。天宝四载，安禄山讨破奚、契丹，九载，安禄山屡诱奚、契丹。陇右，开元二十六年三月，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二十六年七月，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吐蕃发兵三万逆战。希望众少不敌，将卒皆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帅所部先犯其阵，所向辟易，杀数百人，虏陈乱，希望纵兵乘之，虏遂大败，置镇西军于盐泉。天宝元年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天宝二年三月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击吐蕃，行千余里，攻洪济城，破之。天宝四载九月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副将褚誗战死。天宝七载，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是时中国盛强……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剑南，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吐蕃大发兵救安戎城，王昱众大败，死者数千人。二十八年三月章仇兼琼杀安戎城中吐蕃将卒。六月吐蕃围安戎城，十月发关中彍骑救之，吐蕃引去。天宝十载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朔方河东，天宝三载二月以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节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质，及镇方面，专以持重安边为务，常曰：“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既兼两道节制，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边人以为自张仁之后，将帅皆不及。
应该看到，玄宗开、天年间国力强盛，战事不多，与吐蕃的交战集中在西部（西南、西北）战场。剑南西抗吐蕃、南抚蛮獠，主要即是抚安南诏，剑南节度使治所成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有“天府之国”的称誉，开元后期、天宝年间唐军与吐蕃在此摩擦较少，开元二十七年，张宥为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云：“剑南节度使张宥，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章仇兼琼。”以文吏为方面大帅，在安史乱前是很少有的，这绝非偶然。剑南半边半内，南诏方面战事，集中在天宝十载、十二载，鲜于仲通、李宓惨败于南诏。剑南文士相对较少，河东、朔方亦复如此，这说明赴边文士不完全追求在相当舒适的环境中猎取功名的自我满足。另外，东北幽州（范阳、平卢）天宝年间多在安禄山手中，或有战事，多为安禄山诱杀契丹所致，安禄山以武雄边，权倾朝野，幕吏迁转不常，其幕中文士亦少，说明安禄山并不特别倚重文士，也与安禄山“外示忠而内谋逆”有关，清醒的文士不愿也不敢轻易入其幕。河西常为文士入幕之所，主要指天宝后期，这和哥舒翰的武功和对文士倚重相联系。《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云：“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册府元龟》卷七二八记载高适入幕，针对哥舒翰特别指出：“时边将用事，务收俊乂。”这也正适应了一般文士弃笔从戎的心理承受能力，河西陇右虽远，但较之安西、北庭还是地近京师的，文士对理想的过高追求和不能实现、对困难的理念超越和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克服困难所应具有的坚韧毅力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这在高适、岑参那里也得到表现。
文士入边，都自诩有安边之策，这也是投笔从戎的资本。高适《赠别壬十七管记》：“转战轻壮心，立谈有边策。”事实上，边塞之苦人所共知，此为文人入幕的第一重障碍，豪气只是未履边关之前表现得极为充分。高适尽管羡慕别人“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但自己尚非常犹豫：“直道常兼济，微才独弃捐，曳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宋中遇刘书记有别》云：“男儿争富贵，劝尔莫迟回。”凄然、迟回，正是文人入幕前的心理态势，这恰恰为我们所忽视，前程艰苦是无法超越的现实存在，随着远行的足迹，那孤独之情、故乡之恋会日益明豁而萦系于心头。高适入塞途中，写下《登垅》诗，记录了这位“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任使书生的心灵律动，诗云：“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不难体会诗中士为知己者用的豪侠之气，同时，书生那种踏上遥远征程承受自然和心理的压力所产生的迟疑、彷徨也昭然显示。高适天宝八载，年已四六，应试中第，作封丘尉，他对此官甚为不满，天宝十一载，弃官西至长安，其后参河西幕，《旧唐书·高适传》：“客游河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册府元龟》卷七二八：“高适好学，以诗知名，为汴州封丘尉。时边将用事，务收俊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适为左骁卫兵曹，充掌书记。”这里所指俊乂在盛唐边镇多指有经济之才，而非指以诗知名者，此可从当时边镇所辟之人得知。高适天宝八载中第，并未实现其理想，《旧唐书》本传云：“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新唐书》本传遂云：“以功名自许，而言浮其术，不为缙绅所推。”由此可见，高适追求功名，已过常人。他在长安无路可走，逢哥舒翰征辟，自然情绪一振，视哥舒翰为知己。高适年近半百，尚需赴边谋求功名，此中情怀，有诗为证。其《金城北楼》云：“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登百丈峰二首》：“惟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哀怨的羌笛、归去的鸿雁，无一不触动着作者深处的隐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啊。还是去年同登慈恩寺塔的诗友杜甫最是知音，杜甫《寄高三十五书记》云：“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笑中不免带有几多苦涩、辛酸。当然，河西陇右比较安定，哥舒翰其时战绩辉煌，这对那些想以安边策建功业的文人有相当大的诱惑力。高适很快就投入到边地火热的生活，初次见到战斗的实况，欢欣鼓舞，《目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云：“顾见征战归，始知士马豪，戈鋋耀崖谷，声气如风涛。”“一朝感推荐，万里从英髦。”以后高适诗中多为对战事的描写和雄心壮志的抒发，很少艰苦环境的描写。另一方面，置身边地的悲凉并非荡然无存，《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并序》云：“白简在边，清秋多兴。况水具舟楫，山兼亭台，始临泛而写烦，俄登陟以寄傲，丝桐徐奏，林木更爽，觞蒲萄以递欢，指兰芷而可掇。”灵云南亭，为边地一景点，诗序中描写，多主观情绪的渲染，最后还是写出了诗人内心掩饰不住的惆怅：“胡天一望，云物苍然，雨萧萧而牧马声断，风嫋嫋而边歌几处，又足悲矣。”和高适相比，岑参第一次入幕显然一直没有能摆脱思家恋亲的情绪，“也知塞垣苦”只是入边前的抽象认识。但可贵的是岑参在充分领略边地苦塞和远离家园的孤寂后毅然第二次投身边幕，而且远在安西北庭，这正表明了岑参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文士创作边塞诗，其入幕与不入幕者有较大差异，余恕诚先生在《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一文中作了详细分析，富有启发意义。他们在创作上反映出一个“距离感”。在审美过程中或创作酝酿中，“距离”远近会直接制约着审美和创作。就边塞诗而言，并不单单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入幕者与府主有宾主关系，情感上需要颂扬府主，乃至讨好献媚。除此而外，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离战场的远近，其判断和感受会不相同。经验也说明，世界上历来战争（包括当代战争），卷入其中或有体验者，与旁观侧察者不会保持共识，唐代边塞诗创作正说明了这一点，入幕文士更多从具体战争胜负与双方力量转移着眼，而旁观者则多从人道主义立场来考察。另外，未入边幕的诗人作品多受传统征戎诗的影响，大致描写边地寒苦，戍卒辛劳。陆机《从军行》起以“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结以“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颜延之《从军行》起以“苦哉远征人，毕力干时艰”，结以“逖矣远征人，惜哉私自怜”。沈约《从军行》“惜哉征夫子，忧恨良独多”，结以“苦哉远征人，悲矣将如何”。以常见的《从军行》为例，在情绪上和表现手法上，晋、宋、梁一脉相承。像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描写战争残酷、闺怨妇愁，我们并不否认其伦理价值、现实的内涵，但传统的因袭太重了，如果只有这样的边塞诗，盛唐边塞诗恐怕就会让人感觉到总在重复叙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何创意。
三
论唐代边塞诗必称高、岑。高岑并称始于杜甫，但那不是指边塞诗的创作。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茫然。”（据《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诸家评论》引，下同）高适安史乱后官职频迁，故《旧唐书》本传云：“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这种地位和因之产生的影响是岑参不能比的。如果仅从边塞诗考察高岑在唐代文人眼中的位置，情形又该如何呢？《河岳英灵集》评高适云：“评事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最深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这里特别提到《燕歌行》，涉及边塞作品的有《营州歌》、《塞上闻笛》以及与之有联系的《邯郸少年行》。其评岑参云：“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河岳英灵集》选录作品大致时限是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之间，此时岑参天宝八载——十载入安西已创作不少边塞诗，《河岳英灵集》录岑参诗7首，无一首边塞诗。同卷中录崔颢诗11首，有涉及边塞的诗6首，《赠王威古》、《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送单于裴都护》、《定襄阳郡狱》、《辽西》、《雁门胡人歌》。尽管岑参第一次入边幕创作不丰，然亦不乏优秀边塞诗作，这在《河岳英灵集》中却未见一首。作为进士的殷璠，他的选诗标准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和普遍共识，至少可以反映一方面的审美意识，显然，岑参的边塞诗并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岑参天宝三载进士高第，据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早岁孤贫，能自砥砺，遍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亦可谓精当矣。”序中提到人人传写的诗篇指哪些，和吴均、何逊风格近似者，当指《河岳英灵集》所录的一些篇目。既然人人传写，收录天宝三载前作品的《国秀集》则未收岑诗一篇，此又今人深思。其实，《河岳英灵集》选录的一些诗篇有的就是天宝三载前的创作，因此可以说岑参诗名天宝初未彰，岑参一生并未以边塞诗显。其后的一些唐诗选本也大致如此，韦庄《又玄集》选录唐142家诗297首，有高适一首《燕歌行》，岑参是《终南山》诗，对岑参诗的选评标准仍然是杜确序所云之吴均、向逊一路。终唐之世，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并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才调集》卷七录岑诗4首，皆为七绝，“芦蓿峰寄家人》、《玉关寄长安主簿》、《逢入京使》、《春梦》。卷三录高适《燕歌行》，卷八录其《封丘作》、《九月九日酬颜少府》。《才调集》为韦縠选编，自云“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此是有唐涵盖面极广的唐诗选本。高适、岑参诗被人选极有限，且边塞诗作品仅《燕歌行》而已。分析盛唐以后高适、岑参诗的际遇，原因是多样复杂的，这和时代文学风气、后昆审美趣味有很大关系。如果单从文人入幕来看，他们的诗不为后人所推崇，可以与边地丧失有关。安史乱后，吐蕃乘机占有河湟陇右，鄯、秦、成、洮以及甘、凉、肃、瓜、沙等州相继陷落，安西北庭亦为吐蕃所占。岑参笔下描绘的奇伟峻丽的大西北风情、景象，走马川平沙莽莽黄入天，一川碎石大如斗（《走马川行》）、“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热海行》）、“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歌》），这一切于中晚唐人是不能目睹的，不免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有几回闻”之叹，隔膜感是自然的。诚然，中晚唐文人入幕极盛，那非盛唐可比的，而且幕府中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皆为文士，乃至副使、行军司马亦为文士充任，中晚唐边塞诗从数量上看远远超出了盛唐，何以他们不去找他们的祖师，恐怕在中晚唐边塞诗人心中根本就忘了他们的先行者。正因为中晚唐文人入幕多为内地，云集江浙、剑南、荆南、宣歙等处，他们对高岑赴边的艰苦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是没有体验的，也感受不到大漠翰海的奇伟。他们的边塞诗创作比重最大的是乐府诗，这又回到盛唐那些不入边地而创作边塞诗的路子上去了，边塞诗差不多成了他们聊发一下少年狂的艺术表演，在那豪言壮语之中我们听到了什么，难道不有点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的意味吗？另外，从形式上看，高、岑，特别是岑参的边塞七言歌行体，尽管阅读之下，为其瑰奇的风格所吸引，但不必回避的问题是，其艺术上力求摆脱声律的束缚，兴之所至，言亦随之，章法上亦如表现的对象一样，求新求奇，这和中晚唐诗歌趋向细腻、讲求韵律、追求纤秾的美学意趣是大相径庭的，翻开中晚唐诗歌，边塞题材中用七言歌行体的能有几篇，那卢纶的《腊月观咸宁王部曲娑勒擒豹歌》算是弥足珍爱的作品了。高适《燕歌行》为人所注意，其原因之一大概与此歌行中用律句很多有关。后人誉为“骈语之中，独能顿宕，启后人无限法门，当为七言不祧之祖。”（《三唐诗品》附带说一下，此诗是首和诗，作者尚未入边幕作幕僚，内容多传统因袭，意象并不很具体。这首诗人们都认作是高适边塞诗作的代表作品，如果是这样，读岑参诗更觉鲜明、形象，譬诸画家，高适此诗虽有借鉴，乃闭门作画，而岑参实写生。高意在先而以意遣词，岑摹范自然，寓意于自然之中。从形式上看，岑参之诗虽间有对偶，但平仄不协调，又如《走马川行》句句用韵，三句一转。
以高岑并举论诗者当始于宋严羽，其《沧浪诗话·诗体》云：“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引自《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诸家评论》，下同）其后诗评家将其并称或别其异同、或轩轾高下。陈绎曾云：“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卷五引）高棅云：“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唐诗品汇·总序》）王世贞云：“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为正宗，五言近体，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浓厚。”（《艺苑邑言》卷四）胡应麟云：“高气骨不如嘉州。”又云：“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诗薮》）胡震亨云：“岑之败句，犹不失盛唐，高之合调，时隐逗中唐。”（《唐音癸签》卷十）王士稹云：“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师友师传续录》）宋以后人们对唐代诗人的评论已不是唐人“只缘身在此山中”了，而是在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学遗产的反思，在一个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过去的文学现象，尽管少不了宗派、门户之见，其结论大致是接近历史的那个真实的存在，在刮垢磨光中认识高岑的诗家地位。在宋明及清人的评述中，高岑并举，似乎并不完全着眼于边塞诗，而是综合诸体而言的，高岑并称的原初意思在文学研究史中不断给以新的阐释，如我们今天提及高岑即边塞诗人的代表作家恐不是一致的。
总之，自唐以后，历代评述，虽以高岑并举，但并不完全着眼于边塞诗，而是综合诸体而言的。这说明，高岑并称的原初意思在文学研究史中不断得到了新的阐释。我们今天把高岑当作边塞诗人的代表作家，这和古人的认识是有差异的。不过，通过过去的诸家论述，我们对高岑边塞诗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据此重新评价文人入幕对盛唐边塞诗的影响，对夸大这种影响的看法作一个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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